第16章 向外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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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丽首都汉城的高丽铁道与电报公司总部，一众高丽开化党人正在学习四五计划的文件。金玉均读完了《物种保存纲要》之后，忍不住叹道：“圣上宅心仁厚，高瞻远瞩，实在是令人敬仰！”
在座的一众高丽开化党成员也纷纷表示了赞同。有光复党金玉在前，组党在高丽和日本已经是非常时髦的事情。作为政党就得有理论和政见，且不说那些纯粹图新鲜的玩票团伙，高丽和日本两国中比较像样的政党现阶段都在仔细研究学习中国光复党的各种文件。
高丽开化党“中央委员”金允植、鱼允中、金弘集、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人是同学，他们在南京铁道学院毕业之后回到到高丽铁道与电报公司任职。高丽铁道与电报公司是中国出资，所有权归中国，却又是一家炙手可热的高丽国有企业。
这里面的人员三成是中国指派，其他七成由高丽提供，中国审核，高丽政府负责所有人员的工资。高丽铁路与电报公司的总经理在高丽朝廷里面相当于尚书的位置。完全执掌铁路与电报公司，对高丽国政也有一点的发言权。
金玉均等人在高丽铁道与电报公司处于中层干部处于中层干部，在使用高丽当地员工的时候能起到比较大的作用。经过几年的营运与磨合，铁路公司的事情也没有最初时候那么忙。当然，在这个中国三会结束后的冬天，任何事情都可以先放到一边去。
中国与高丽共同的皇帝韦泽陛下在《物种保存纲要》的确写出了真知灼见。道理，特别是科学道理很容易就被理解，这篇《物种保存纲要》是中国在四五计划里面提出的“环境保护”中的一部分。韦泽很讨厌“绿色恐怖主义”份子，不过这并不等于韦泽就会反对“环境保护”与“物种保存”。建立自然保护区，让生态体系能够正常维持，保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韦泽提出这些理论的时候，还举了些例子。这些例子包括人参种植。
韦泽的理论在21世纪属于再普通不过的内容。为了适应自然环境，人参也有各种不同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不同药性适应了人类的不同需要，发展人参种植就是选择了人类所需要的那些类型的人参。但是发展人参种植却不能去毁灭山区的人参产地，更不能毁灭人参种类的多样性。人参并不是为了人类而进化出它们现在的特性，人类选择对自己有用的种类来种植，同时保持野生人参继续按照它们自己的模式生存发展，这才是一个相对比较和谐的“物种保存”理念。
物种保存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任何政治理念背后都有政治目的与政治经济利益。韦泽这么堂而皇之的做出的宣传，确立的理念，背后的政治目的是想尽可能把山区人民从山区给弄到平原上，至少是给弄到适于居住种植的地方。原本的山区就可以作为自然保护区，搞搞林木、果园、茶园。这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这本质上还有把所有中国人民都给带入到工业社会里面的社会问题。
在高丽开化党眼中，韦泽的提议又呈现出另外的观感。称赞完韦泽，金玉均情绪饱满的说道：“陛下说过，为了能够良好的发展产业，就需要去除‘笼罩在这些产业上的迷信色彩’，就如人参，若是宣传的包治百病，甚至能起死回生，对于人参产业本身只是有害无利。把人参定位成大家日常食用的保健品，才是对人参产业的最好定位。”
很多年前，高丽已经逐渐从采集山参变成了种植人参。因为满清的缘故，中国关内一直远离人参出产地，所以人参才逐渐被民间给神话起来。随着中国城市快速兴起，种植出来的高丽参开始大量输入中国。饭店柜台后面的架子上放个浸泡了硕大人参的玻璃酒坛，饭店也显得上了点档次。
“若是能在高丽开辟耕地，种植更多人参。仅此一项就足以让高丽百姓衣食无忧。”谈起这些，金玉均语气已经愈发激动，恨不得他所期待的一切转瞬就能实现。
金允植、鱼允中、金弘集年纪较长，素来是亲华派兼“事大”派（侍奉中国这个宗主大国），他们并不相信仅仅靠着向中国卖人参就能解决整个高丽的财政问题，他们也没有去反驳金玉均的观点，能为高丽多增加些收入绝非坏事。金允植问金玉均，“你可否要去见王上？”
金玉均笑道：“还得请先生多给谋划一下。此事甚大，须得有仔细的条陈才可。若是贸然去见王上，被人驳回的话，只会耽误太多事情。”
开化党中最能交际的莫过于金玉均，有他自告奋勇，其他开化党成员也没有去争这个的打算。鱼允中说道：“此事最好双管齐下，见王上固然重要，咱们本国的参农也须得有人联络才行。”
金允植很赞成鱼允中的观点，他点头答道：“此事须得有人去北边的时候联络一下当地种人参的人。”
朴泳孝立刻自告奋勇的说道：“过几日我就要去北边检查，此事让我去吧。”
见开化党的众人都很主动，金玉均叹道：“我以前在中国上学的时候只是听说这铁路没有休息的概念，亲自干了之后才知道过年也没有歇息，反倒是越过年越忙。这的确是不易啊。”
金允植对此也深有所感，此时即将过年，人人忙碌一年之后都要置办年货，回家过年。只有铁路上增加人手，应付过年前的运输高峰。开化党的人物若是在朝中当官，此时定然已经门庭若市，迎来送往的尽是前来拜见送礼的其他官员。此时他们整日里忙忙碌碌，却是为别家的行程辛劳。虽然过年有奖金、津贴，收入上也有些回馈，可这种感觉的确比较怪异。金允植叹道：“国家想开化岂是容易事。这等辛苦还只是小事，国家旧制若是不改，那是万万不行的。”
个人说好了自己要做的事情之后，会议就暂且散了。高丽铁路与电报总公司管理者都是来自中国的铁道部人员，铁道部里面各种规章甚多，若是有人违背规章耽误了工作，轻则罚款，重则开除，可是一点情面都不讲的。一起进来的几十人中，已经有七八个倒霉鬼被开除。大家知道惹不起中国官员，不关心里面是不是高兴，该干的事情也不敢耽误。
学习中国文件不仅是高丽人，在日本东京，明治政府里头的高官们也在组织着各自的学习。西南战争在1882年终于结束，持续了数年之久的战争让原本就很是糟糕的日本情况更糟。政府军最初几年在九州的陆战一败涂地，萨摩藩的士族军队战意强盛，西乡隆盛有着巨大号召力，随着战争的推演，四国不本州岛上的士族们也开始逐渐响应起西乡隆盛的号召。
大久保利通对四国与本州造反的士族采取了极为强硬的手段，抓一批、关一批、杀一批。采用如此高压的手段，连伊藤博文都对此有些看不下去。1879年11月，大久保利通被士族刺杀。结果大久保利通权柄的伊藤博文并没有向士族妥协，他和山县有朋等长州派们继续对九州采取手段。
强攻不成，明治政府就先假意允许九州自治。在1881年底利用西乡隆盛为了自保而在九州提高税收，弄得九州地方豪族相当不满的机会，收买当地豪族刺杀了西乡隆盛。政府军随即对群龙无首的九州在发动进攻。经过半年多的血战，终于彻底镇压了九州地方士族。再次统一日本。
对于日本来说，接下来怎么办，最好的模式就是学习中国。中国的五年计划是世界各个工业国政府最在意的事情。欧美各国都是采用市场的模式，一个行业兴起之时，大家在金融市场上大肆借款开办企业，把行业泡沫炒大超热。等到行业盈利不足，从抛售该行业的股票开始，先是股票崩盘，接着是股市崩溃，连带着大批的金融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国家进入经济危机。经过几年的恢复，新的的炒作题材出现，于是经济开始恢复，新一轮景气复苏。
在中国，这种非理性投资被五年计划替代。国家投资大型行业，所有投资有计划有步骤。没人能对这些行业进行金融炒作，也没人在这些行业的涨跌中受损。因为社会的稳定，中国得以在教育、工业、农业、科技，军事上从容布局。这个过程看着平静，实际上极为迅猛。如果真的敢相信中国公布的那些能够吓死人的经济数据，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强国。
中国的三会一结束，日本明治政府就想法设法的搜集所有能弄到的中国文件，通过仔细研读来从中寻找中国崛起的秘密，以及找到适合日本借用的方法。
1884年初，日本政府看重的就是“股份制公司”。
( )在高丽首都汉城的高丽铁道与电报公司总部，一众高丽开化党人正在学习四五计划的文件。金玉均读完了《物种保存纲要》之后，忍不住叹道：“圣上宅心仁厚，高瞻远瞩，实在是令人敬仰！”
在座的一众高丽开化党成员也纷纷表示了赞同。有光复党金玉在前，组党在高丽和日本已经是非常时髦的事情。作为政党就得有理论和政见，且不说那些纯粹图新鲜的玩票团伙，高丽和日本两国中比较像样的政党现阶段都在仔细研究学习中国光复党的各种文件。
高丽开化党“中央委员”金允植、鱼允中、金弘集、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人是同学，他们在南京铁道学院毕业之后回到到高丽铁道与电报公司任职。高丽铁道与电报公司是中国出资，所有权归中国，却又是一家炙手可热的高丽国有企业。
这里面的人员三成是中国指派，其他七成由高丽提供，中国审核，高丽政府负责所有人员的工资。高丽铁路与电报公司的总经理在高丽朝廷里面相当于尚书的位置。完全执掌铁路与电报公司，对高丽国政也有一点的发言权。
金玉均等人在高丽铁道与电报公司处于中层干部处于中层干部，在使用高丽当地员工的时候能起到比较大的作用。经过几年的营运与磨合，铁路公司的事情也没有最初时候那么忙。当然，在这个中国三会结束后的冬天，任何事情都可以先放到一边去。
中国与高丽共同的皇帝韦泽陛下在《物种保存纲要》的确写出了真知灼见。道理，特别是科学道理很容易就被理解，这篇《物种保存纲要》是中国在四五计划里面提出的“环境保护”中的一部分。韦泽很讨厌“绿色恐怖主义”份子，不过这并不等于韦泽就会反对“环境保护”与“物种保存”。建立自然保护区，让生态体系能够正常维持，保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韦泽提出这些理论的时候，还举了些例子。这些例子包括人参种植。
韦泽的理论在21世纪属于再普通不过的内容。为了适应自然环境，人参也有各种不同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不同药性适应了人类的不同需要，发展人参种植就是选择了人类所需要的那些类型的人参。但是发展人参种植却不能去毁灭山区的人参产地，更不能毁灭人参种类的多样性。人参并不是为了人类而进化出它们现在的特性，人类选择对自己有用的种类来种植，同时保持野生人参继续按照它们自己的模式生存发展，这才是一个相对比较和谐的“物种保存”理念。
物种保存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任何政治理念背后都有政治目的与政治经济利益。韦泽这么堂而皇之的做出的宣传，确立的理念，背后的政治目的是想尽可能把山区人民从山区给弄到平原上，至少是给弄到适于居住种植的地方。原本的山区就可以作为自然保护区，搞搞林木、果园、茶园。这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这本质上还有把所有中国人民都给带入到工业社会里面的社会问题。
在高丽开化党眼中，韦泽的提议又呈现出另外的观感。称赞完韦泽，金玉均情绪饱满的说道：“陛下说过，为了能够良好的发展产业，就需要去除‘笼罩在这些产业上的迷信色彩’，就如人参，若是宣传的包治百病，甚至能起死回生，对于人参产业本身只是有害无利。把人参定位成大家日常食用的保健品，才是对人参产业的最好定位。”
很多年前，高丽已经逐渐从采集山参变成了种植人参。因为满清的缘故，中国关内一直远离人参出产地，所以人参才逐渐被民间给神话起来。随着中国城市快速兴起，种植出来的高丽参开始大量输入中国。饭店柜台后面的架子上放个浸泡了硕大人参的玻璃酒坛，饭店也显得上了点档次。
“若是能在高丽开辟耕地，种植更多人参。仅此一项就足以让高丽百姓衣食无忧。”谈起这些，金玉均语气已经愈发激动，恨不得他所期待的一切转瞬就能实现。
金允植、鱼允中、金弘集年纪较长，素来是亲华派兼“事大”派（侍奉中国这个宗主大国），他们并不相信仅仅靠着向中国卖人参就能解决整个高丽的财政问题，他们也没有去反驳金玉均的观点，能为高丽多增加些收入绝非坏事。金允植问金玉均，“你可否要去见王上？”
金玉均笑道：“还得请先生多给谋划一下。此事甚大，须得有仔细的条陈才可。若是贸然去见王上，被人驳回的话，只会耽误太多事情。”
开化党中最能交际的莫过于金玉均，有他自告奋勇，其他开化党成员也没有去争这个的打算。鱼允中说道：“此事最好双管齐下，见王上固然重要，咱们本国的参农也须得有人联络才行。”
金允植很赞成鱼允中的观点，他点头答道：“此事须得有人去北边的时候联络一下当地种人参的人。”
朴泳孝立刻自告奋勇的说道：“过几日我就要去北边检查，此事让我去吧。”
见开化党的众人都很主动，金玉均叹道：“我以前在中国上学的时候只是听说这铁路没有休息的概念，亲自干了之后才知道过年也没有歇息，反倒是越过年越忙。这的确是不易啊。”
金允植对此也深有所感，此时即将过年，人人忙碌一年之后都要置办年货，回家过年。只有铁路上增加人手，应付过年前的运输高峰。开化党的人物若是在朝中当官，此时定然已经门庭若市，迎来送往的尽是前来拜见送礼的其他官员。此时他们整日里忙忙碌碌，却是为别家的行程辛劳。虽然过年有奖金、津贴，收入上也有些回馈，可这种感觉的确比较怪异。金允植叹道：“国家想开化岂是容易事。这等辛苦还只是小事，国家旧制若是不改，那是万万不行的。”
个人说好了自己要做的事情之后，会议就暂且散了。高丽铁路与电报总公司管理者都是来自中国的铁道部人员，铁道部里面各种规章甚多，若是有人违背规章耽误了工作，轻则罚款，重则开除，可是一点情面都不讲的。一起进来的几十人中，已经有七八个倒霉鬼被开除。大家知道惹不起中国官员，不关心里面是不是高兴，该干的事情也不敢耽误。
学习中国文件不仅是高丽人，在日本东京，明治政府里头的高官们也在组织着各自的学习。西南战争在1882年终于结束，持续了数年之久的战争让原本就很是糟糕的日本情况更糟。政府军最初几年在九州的陆战一败涂地，萨摩藩的士族军队战意强盛，西乡隆盛有着巨大号召力，随着战争的推演，四国不本州岛上的士族们也开始逐渐响应起西乡隆盛的号召。
大久保利通对四国与本州造反的士族采取了极为强硬的手段，抓一批、关一批、杀一批。采用如此高压的手段，连伊藤博文都对此有些看不下去。1879年11月，大久保利通被士族刺杀。结果大久保利通权柄的伊藤博文并没有向士族妥协，他和山县有朋等长州派们继续对九州采取手段。
强攻不成，明治政府就先假意允许九州自治。在1881年底利用西乡隆盛为了自保而在九州提高税收，弄得九州地方豪族相当不满的机会，收买当地豪族刺杀了西乡隆盛。政府军随即对群龙无首的九州在发动进攻。经过半年多的血战，终于彻底镇压了九州地方士族。再次统一日本。
对于日本来说，接下来怎么办，最好的模式就是学习中国。中国的五年计划是世界各个工业国政府最在意的事情。欧美各国都是采用市场的模式，一个行业兴起之时，大家在金融市场上大肆借款开办企业，把行业泡沫炒大超热。等到行业盈利不足，从抛售该行业的股票开始，先是股票崩盘，接着是股市崩溃，连带着大批的金融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国家进入经济危机。经过几年的恢复，新的的炒作题材出现，于是经济开始恢复，新一轮景气复苏。
在中国，这种非理性投资被五年计划替代。国家投资大型行业，所有投资有计划有步骤。没人能对这些行业进行金融炒作，也没人在这些行业的涨跌中受损。因为社会的稳定，中国得以在教育、工业、农业、科技，军事上从容布局。这个过程看着平静，实际上极为迅猛。如果真的敢相信中国公布的那些能够吓死人的经济数据，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强国。
中国的三会一结束，日本明治政府就想法设法的搜集所有能弄到的中国文件，通过仔细研读来从中寻找中国崛起的秘密，以及找到适合日本借用的方法。
1884年初，日本政府看重的就是“股份制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