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羊入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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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日军投降之前，县城各据点，还都四处张贴着伪县政府用五千元大洋悬赏虞新河兄弟人头的布告。
日军投降后，虞新河、虞新民两兄弟，驾着马车，腰插双枪，带着佘氏姐妹俩，风风光光地回到故乡虞家村。此时，家中已经片瓦不存，一贫如洗，但村民们还是共同推举虞新河担任了族长。
虞新河、虞新民在虞氏宗祠和虞家老宅的废墟之上，兴建了两座大草屋。并从枯井里挖出当年佘先生藏匿的书籍、器物和少量金银，决心从零开始，重振虞氏家业。
抗战胜利那年春节，兄弟俩分别与佘氏姐妹大婚。姐姐佘文芳嫁给虞新河，而妹妹佘文秀，则嫁给了虞新民。据说，成婚大典是当年虞家村、乃至全县的一大盛事，四周乡绅都来庆贺。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破裂之前，gcd的县长和国民党的县长，都亲来贺喜。
国共内战开始前，省主席韩德勤手下爱将，国民党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徐志泰少将，曾对只有2o岁的虞新河许以税警团团长的高官厚禄，但虞新河兄弟俩不想参加内战，国仇家恨已报，他们甘愿隐身民间，当回农民。
让成年后的虞松远始终不解的是，爱憎分明的父亲和小爷，为什么没有加入gcd呢，这成了虞松远后来的一块心病，一直想搞个明白。
父亲和小爷，母亲和小婶，对他们那几年的行踪，从来缄口不言，秘而不宣。但虞松远还是从村子里老人们的口中得知，或许是姨爹的死，让他们选择自愿为民。
姨爹虽然屡次抗击日寇，有功于国家民族，但他是一个旧军人、小地主，性格又过于耿直刚烈。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中，他因闹情绪和消极抵制，而受到残酷斗争，最终郁闷而亡。姨奶也被作为地主婆，游街批斗，后因不甘受辱，在姨爹死后第三天，也投河自尽。
虞松远自己也认为，姨爹虽然是个地主，但他所在的地方，当年都是茫茫苇荡和荒野草滩，他所有的土地并不是抢夺、霸占别人来的，而是他自己带领子侄开荒所得，也难怪他想不通要闹情绪。想到这点，虞松远开始有点理解大和小爷了。
那时候，姨爹的儿子和侄儿们都已经逃到了外地亲戚家。姨爹和姨奶的后事，都是父亲虞新河和小爷虞新民兄弟出面承办的。他们兄弟俩威名远扬，又无可以批斗他们的理由，地方干部们并没有为难他们。
姨爹的死是不是父亲虞新河兄弟俩甘愿埋名乡里的唯一原因，虞松远不得而知。但他能肯定，威名赫赫、英雄无敌、曾令日寇闻风丧胆的父亲和小爷，姨爹姨奶的惨死，肯定对他们的人生选择，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到1949年苏北全境解放时，虞新河早已家道破落，仅剩下几间四面漏风的破茅屋，已成了地地道道的赤贫农户。土地改革时，被评了个下中农的成份。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是从老宅地下枯井里悄悄起出的几件古物，包括几本线装古书、一些字画、瓷器，以及一块明代御赐烫金牌匾。
“社教”运动时，村里和全国各地一样，都流行破“四旧”。虞新河的父亲曾是著名乡绅，虽然此时他们家已经是地地道道的贫困农民，但村里的破“四旧”，还是得从他们家开始。
虞新河的三女儿虞琴，主动带着运动积极分子们，来抄自己的家，让虞新河兄弟痛心疾。精心珍藏多年的这些带有祖先印迹的、起着文化传承功能的古物，瞬间被无情的火焰化为灰烬。
在抄家的人到来前，虞新河兄弟俩匆匆将部分线装古书卷起，藏匿进一口腌咸菜用的大瓮内，埋入茅厕旁边的地下。这十几本书，也才得以幸免于难，成为后来虞家唯一值得珍藏的传家之物。
虞新河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却能武亦能文。他与兄弟虞新民两人，从小练得一身好武艺。但虞新河骨子里，还是一个正直、地道的旧式文化人，一手正宗的苏体大气磅礴、气贯长虹。
由于家学渊源，他们兄弟二人并没有到进步学堂上过学，更没有接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小时候，家有私塾，他俩与佘氏姐妹，是被封闭在家塾中，读过四书五经，习过诸子百家，历代典藏也多有博览，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
但平时，虞氏兄弟为人极其低调，绝无酸腐之气，一生以勤奋务农为本。他们勤俭持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常生活与全村农民毫无异样。平时在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需要对联时，他们张口就来，信手写出，如此而已。
教授与陈老师两家从苏南下放而来，两辆车傍晚来到村里。车辆刚刚停下，周昆就带着武装民兵端着枪，高呼着口号，将他们围在一起。围观的村民们，也都跟着呼喊着口号，手臂举成树林，现场成了一场临时批斗会。
年迈的教授和瘸腿的陈老师，低着头，听着周昆宣布对“四类分子”的各项改造政策。彷徨四顾的老弱病残，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两个娇滴滴的美貌少妇，以及少妇怀抱中被吓得哇哇啼哭的三岁**，犹如一群羊落入狼群之中。
虞新河看不下去了，他分开围观的人群，“老周，天色已晚，先让人家老老小小安顿下来！”说着，又朗声对周围的人群说，“愿意帮忙的留下，不愿帮忙的马上都散了！”
话一出口，人群逐渐开始散了。周昆正在兴头上，但看到虞新河和虞新民已经带人开始帮助卸车，只好草草收兵，带着民兵恹恹散去。
农村天黑得早。当天晚上，等教授和陈老师两家都收拾差不多的时候，已经晚上八点了。佘文芳和佘文秀已经在虞松远家做好饭，炒了菜，还开了两瓶地瓜烧，请两家过去吃饭。
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小孩子们早就在两家卸车和归置东西时，已经和虞松远、虞松权打成一片。他们早就饿了，此刻已经轰轰烈烈地吃开了。
两家的大人，在刚下车就挨了一顿批斗，现在桌上有酒有菜，顿时都热泪盈眶。教授说，“虞老大、虞老二，刚才卸车时，我就知道房子位置这么好，是你们兄弟争取的。下午幸好又是你们解围，我老太婆先敬你们兄弟一杯。”
陈老师也感慨地说，“我看出来了，大哥小哥和大嫂小嫂都是武林中人，侠肝义胆，仁义之士。我们都是戴罪之身，今后我们两家，还少不得麻烦你们。”两个少妇也一迭声，感谢不尽。
虞新河站起身，“教授，陈老师，你们两家来自我们祖先的故地，你们来了，就是缘分，我们都很高兴。今天算是给你们接风了，我们不说不高兴的事儿！”说着，和虞新民一起，带领全家，给他们敬了一杯。
……
自“洪武赶散”始，时间虽然已经过去六百余年，苏北虞氏也已经遍及华南、华东和中西部广大地区。但通过族谱传颂和祖祖辈辈口口相传，让一代又一代的虞氏后代，牢记着他们的根－苏州阊门。
其实，不仅是虞氏，在今天苏北的扬州、淮阴、盐城三市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的祖籍为苏州阊门，他们是阊门后裔。
正因为他们的祖先来自江南，他们的根在吴中，他们的祖荫之地在古苏州郡，因此，苏北虞氏族人对六七十年代从江南虞氏祖籍下放而来的人，自然而然地就自来亲。用现代普通话说，就是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虞新河身为虞氏宗族德高望重的族长，是虞家村自抗战以来，几十年内最有威望的人，也是全村村民们当然的主心骨。即使是造反派们在其它村武斗打得销烟四起、轰轰烈烈，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在虞家村内胡作非为，随意撒野。
在那段食不果腹、朝不保夕的混乱岁月里，虞新河、虞新民兄弟俩精心庇护着教授和陈老师两家。搞运动不反对，但无端**不行。为此，他们也与大队小队干部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结下了仇怨，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教授和陈老师两家，就这样战战兢兢地在虞家村落了户。顽童虞松远最高兴的是，多了两个新伙伴。只有七岁的他，就在那时，第一次受到家法的严厉教训。
教授的儿媳于月月是省城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刚下放来到虞家村不到一周，就让大队书记周建国盯上了。
那天早晨，于月月正在门前铁丝上晒被子。恰好周建国骑车路过，看到风摇杨柳一般的寡妇于月月在门前理着被子，便跳下自行车，走上前来，问寒问暖。
周建国当着教授的面，很关怀的样子，将手放在于月月肩头。于月月对书记的关怀，不敢反抗，只好技巧地躲开他的猪手，进屋里给他倒了一碗水。
周建国作威作福惯了，见于月月故意躲着他，心里的火腾地就升起了。
他没有接于月月的碗，却对教授和于月月声色俱厉地教训开了，“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不要嫌弃我们贫下中农，不要顽固地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我要好好给你们上上课，今天我全天有会，晚上……”
话没说完，那时才七岁的虞松远看到周建国在欺负女人，而且是欺负教授和婶子，他义愤填膺地拉满弹弓，精确瞄准后，小手一松，“噗”地一声，将一颗拇指大的小石子准确击中周建国的脑门正中。
虽然只是七岁顽童，但虞松远从小心眼多，劲头大。他根本不知道这石子的威力有多大，会产生什么危险。“扑嗵”一声，周建国应声倒地，后面的一大通大道理，自然也被生生给打了回去……
直到日军投降之前，县城各据点，还都四处张贴着伪县政府用五千元大洋悬赏虞新河兄弟人头的布告。
日军投降后，虞新河、虞新民两兄弟，驾着马车，腰插双枪，带着佘氏姐妹俩，风风光光地回到故乡虞家村。此时，家中已经片瓦不存，一贫如洗，但村民们还是共同推举虞新河担任了族长。
虞新河、虞新民在虞氏宗祠和虞家老宅的废墟之上，兴建了两座大草屋。并从枯井里挖出当年佘先生藏匿的书籍、器物和少量金银，决心从零开始，重振虞氏家业。
抗战胜利那年春节，兄弟俩分别与佘氏姐妹大婚。姐姐佘文芳嫁给虞新河，而妹妹佘文秀，则嫁给了虞新民。据说，成婚大典是当年虞家村、乃至全县的一大盛事，四周乡绅都来庆贺。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破裂之前，gcd的县长和国民党的县长，都亲来贺喜。
国共内战开始前，省主席韩德勤手下爱将，国民党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徐志泰少将，曾对只有2o岁的虞新河许以税警团团长的高官厚禄，但虞新河兄弟俩不想参加内战，国仇家恨已报，他们甘愿隐身民间，当回农民。
让成年后的虞松远始终不解的是，爱憎分明的父亲和小爷，为什么没有加入gcd呢，这成了虞松远后来的一块心病，一直想搞个明白。
父亲和小爷，母亲和小婶，对他们那几年的行踪，从来缄口不言，秘而不宣。但虞松远还是从村子里老人们的口中得知，或许是姨爹的死，让他们选择自愿为民。
姨爹虽然屡次抗击日寇，有功于国家民族，但他是一个旧军人、小地主，性格又过于耿直刚烈。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中，他因闹情绪和消极抵制，而受到残酷斗争，最终郁闷而亡。姨奶也被作为地主婆，游街批斗，后因不甘受辱，在姨爹死后第三天，也投河自尽。
虞松远自己也认为，姨爹虽然是个地主，但他所在的地方，当年都是茫茫苇荡和荒野草滩，他所有的土地并不是抢夺、霸占别人来的，而是他自己带领子侄开荒所得，也难怪他想不通要闹情绪。想到这点，虞松远开始有点理解大和小爷了。
那时候，姨爹的儿子和侄儿们都已经逃到了外地亲戚家。姨爹和姨奶的后事，都是父亲虞新河和小爷虞新民兄弟出面承办的。他们兄弟俩威名远扬，又无可以批斗他们的理由，地方干部们并没有为难他们。
姨爹的死是不是父亲虞新河兄弟俩甘愿埋名乡里的唯一原因，虞松远不得而知。但他能肯定，威名赫赫、英雄无敌、曾令日寇闻风丧胆的父亲和小爷，姨爹姨奶的惨死，肯定对他们的人生选择，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到1949年苏北全境解放时，虞新河早已家道破落，仅剩下几间四面漏风的破茅屋，已成了地地道道的赤贫农户。土地改革时，被评了个下中农的成份。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是从老宅地下枯井里悄悄起出的几件古物，包括几本线装古书、一些字画、瓷器，以及一块明代御赐烫金牌匾。
“社教”运动时，村里和全国各地一样，都流行破“四旧”。虞新河的父亲曾是著名乡绅，虽然此时他们家已经是地地道道的贫困农民，但村里的破“四旧”，还是得从他们家开始。
虞新河的三女儿虞琴，主动带着运动积极分子们，来抄自己的家，让虞新河兄弟痛心疾。精心珍藏多年的这些带有祖先印迹的、起着文化传承功能的古物，瞬间被无情的火焰化为灰烬。
在抄家的人到来前，虞新河兄弟俩匆匆将部分线装古书卷起，藏匿进一口腌咸菜用的大瓮内，埋入茅厕旁边的地下。这十几本书，也才得以幸免于难，成为后来虞家唯一值得珍藏的传家之物。
虞新河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却能武亦能文。他与兄弟虞新民两人，从小练得一身好武艺。但虞新河骨子里，还是一个正直、地道的旧式文化人，一手正宗的苏体大气磅礴、气贯长虹。
由于家学渊源，他们兄弟二人并没有到进步学堂上过学，更没有接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小时候，家有私塾，他俩与佘氏姐妹，是被封闭在家塾中，读过四书五经，习过诸子百家，历代典藏也多有博览，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
但平时，虞氏兄弟为人极其低调，绝无酸腐之气，一生以勤奋务农为本。他们勤俭持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常生活与全村农民毫无异样。平时在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需要对联时，他们张口就来，信手写出，如此而已。
教授与陈老师两家从苏南下放而来，两辆车傍晚来到村里。车辆刚刚停下，周昆就带着武装民兵端着枪，高呼着口号，将他们围在一起。围观的村民们，也都跟着呼喊着口号，手臂举成树林，现场成了一场临时批斗会。
年迈的教授和瘸腿的陈老师，低着头，听着周昆宣布对“四类分子”的各项改造政策。彷徨四顾的老弱病残，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两个娇滴滴的美貌少妇，以及少妇怀抱中被吓得哇哇啼哭的三岁**，犹如一群羊落入狼群之中。
虞新河看不下去了，他分开围观的人群，“老周，天色已晚，先让人家老老小小安顿下来！”说着，又朗声对周围的人群说，“愿意帮忙的留下，不愿帮忙的马上都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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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小孩子们早就在两家卸车和归置东西时，已经和虞松远、虞松权打成一片。他们早就饿了，此刻已经轰轰烈烈地吃开了。
两家的大人，在刚下车就挨了一顿批斗，现在桌上有酒有菜，顿时都热泪盈眶。教授说，“虞老大、虞老二，刚才卸车时，我就知道房子位置这么好，是你们兄弟争取的。下午幸好又是你们解围，我老太婆先敬你们兄弟一杯。”
陈老师也感慨地说，“我看出来了，大哥小哥和大嫂小嫂都是武林中人，侠肝义胆，仁义之士。我们都是戴罪之身，今后我们两家，还少不得麻烦你们。”两个少妇也一迭声，感谢不尽。
虞新河站起身，“教授，陈老师，你们两家来自我们祖先的故地，你们来了，就是缘分，我们都很高兴。今天算是给你们接风了，我们不说不高兴的事儿！”说着，和虞新民一起，带领全家，给他们敬了一杯。
……
自“洪武赶散”始，时间虽然已经过去六百余年，苏北虞氏也已经遍及华南、华东和中西部广大地区。但通过族谱传颂和祖祖辈辈口口相传，让一代又一代的虞氏后代，牢记着他们的根－苏州阊门。
其实，不仅是虞氏，在今天苏北的扬州、淮阴、盐城三市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的祖籍为苏州阊门，他们是阊门后裔。
正因为他们的祖先来自江南，他们的根在吴中，他们的祖荫之地在古苏州郡，因此，苏北虞氏族人对六七十年代从江南虞氏祖籍下放而来的人，自然而然地就自来亲。用现代普通话说，就是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虞新河身为虞氏宗族德高望重的族长，是虞家村自抗战以来，几十年内最有威望的人，也是全村村民们当然的主心骨。即使是造反派们在其它村武斗打得销烟四起、轰轰烈烈，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在虞家村内胡作非为，随意撒野。
在那段食不果腹、朝不保夕的混乱岁月里，虞新河、虞新民兄弟俩精心庇护着教授和陈老师两家。搞运动不反对，但无端**不行。为此，他们也与大队小队干部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结下了仇怨，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教授和陈老师两家，就这样战战兢兢地在虞家村落了户。顽童虞松远最高兴的是，多了两个新伙伴。只有七岁的他，就在那时，第一次受到家法的严厉教训。
教授的儿媳于月月是省城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刚下放来到虞家村不到一周，就让大队书记周建国盯上了。
那天早晨，于月月正在门前铁丝上晒被子。恰好周建国骑车路过，看到风摇杨柳一般的寡妇于月月在门前理着被子，便跳下自行车，走上前来，问寒问暖。
周建国当着教授的面，很关怀的样子，将手放在于月月肩头。于月月对书记的关怀，不敢反抗，只好技巧地躲开他的猪手，进屋里给他倒了一碗水。
周建国作威作福惯了，见于月月故意躲着他，心里的火腾地就升起了。
他没有接于月月的碗，却对教授和于月月声色俱厉地教训开了，“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不要嫌弃我们贫下中农，不要顽固地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我要好好给你们上上课，今天我全天有会，晚上……”
话没说完，那时才七岁的虞松远看到周建国在欺负女人，而且是欺负教授和婶子，他义愤填膺地拉满弹弓，精确瞄准后，小手一松，“噗”地一声，将一颗拇指大的小石子准确击中周建国的脑门正中。
虽然只是七岁顽童，但虞松远从小心眼多，劲头大。他根本不知道这石子的威力有多大，会产生什么危险。“扑嗵”一声，周建国应声倒地，后面的一大通大道理，自然也被生生给打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