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惊变_分卷阅读_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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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章纶和钟同被锦衣卫逮捕，被关入著名的诏狱。明景帝朱祁钰指名其心腹锦衣卫指挥卢忠监审，卢忠亦摩拳擦掌，一定要追究出幕后主使。章纶、钟同备受酷刑，都只说意由己出，并非人授。
主审的刑部官员已得到司礼监大太监兴安授意，一定要追究出章、钟二人与南内太上皇朱祁镇有勾结，因此用尽了酷刑和荼毒手段，“榜掠残酷，血肉狼藉”，非逼迫章纶、钟同招供出与太上皇是如何联系的。章纶和钟同这两人也是铁骨铮铮的硬汉子，“濒死，无一语”。
刚好这时候大风扬沙，天地晦暗，伸手不见五指。刑部审讯官和监审卢忠也有些害怕，怕遭到报应，这才停止用刑，将章纶、钟同关回狱中。
新科进士杨集非常佩服章纶和钟同的气节，也痛惜二人的遭遇。愤怒之下，连夜写了一封信，投递给了当朝重臣于谦。
杨集在信中说得非常不客气，大意是：“奸人黄献议易储，不过是为了逃死，诸公竟然仓促之间促成其事。别的人也罢了，你于公是国家柱石，难道不该想想如何善后吗？今章纶和钟同又下狱了，如果他们死在杖下，诸公就可以安坐高堂，享受俸禄，无奈清议不会宽容。”
于谦读过信后，心中很有感触。但他亦有太多无奈——
瓦剌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他敢于挺身而出，高呼“社稷为重，君为轻”，只因国难当头时，君依赖于臣，军国大事无不言听计从，因而他有力挽狂澜的力量。然局势一旦平静下来，君主便又是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大臣只是皇权的卑微附庸。
于氏过世的多智的妻子董氏曾将大臣与皇帝的关系比作侍妾与丈夫，丈夫可以任意买卖侍妾，甚至随意主宰其生死。明朝皇帝亦如此对待大臣，升降一凭己意，不高兴了，还可以用廷杖之刑在午门打大臣屁股。
于谦倒不是畏死，也不是没有钟同和章纶的勇气，他只是知道自己冲不出体制的桎梏。皇帝不中意听的进言，即便他是兵部尚书，一样是人微言轻。
内心深处极度迷惘，一腔焦灼愤懑，实无可宣泄，于谦便将杨集的信笺拿给了新近入阁的大学士王文。
王文初名强，字千之。束鹿人，与靖远伯王骥同乡。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授监察御史，持廉奉法。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迁陕西按察使。正统三年（1438年）正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后召为大理寺卿。又迁右都御史，巡视延绥、宁夏边务等。进左都御史，为政整肃。明景帝朱祁钰即位后，召掌事。为人深刻有城府，面目严冷，中实柔媚。景泰三年（1452年）加太子太保，后改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直入文渊阁，由此开二品大臣入阁的先例。不久前再进谨身殿大学士，兼东阁。
王文看了信，只笑道：“书生不知忌讳，不过这杨集还挺有胆量，可以给他个官当当。”于是授杨集六安州[2]知州，命其立即出京上任，不得延误。
杨集与于谦义子于康及女婿朱骥相熟，其写信本意并非要责骂于谦，而是想激励于谦出力营救章纶和钟同二人。而于谦之所以拿给内阁学士王文看，也是想商议一个办法，但王文轻描淡写，有意忽略了于谦的用意。
但无论如何，于谦身为朝廷重臣，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作为，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京师保卫战中精明果断的他，而今却表现得如此犹豫不决，这只能说明他已经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在残酷的皇室内部权力之争中，没有公平正义可言，完全是皇帝个人私利的算计。于谦的疏离与冷漠，间接表明他对朝廷政治失去了热情和兴趣。而被士民寄予太多希望的他，在日后反而将成为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刚好此时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到北京办事，亦愤而上书，虽没有公然替钟同、章纶求情，却提及明景帝朱祁钰还是郕王的时候，英宗皇帝对待兄弟如手足，尽心尽意，如今景帝也应该朝谒太上皇，优待太上皇诸子。
朱祁钰看了很是生气，将奏疏扔在了一边[3]。宦官舒良趁机道：“这都是钟同惹出的祸。”
一句话，立即勾起了皇帝的新仇旧恨。朱祁钰立即封旨到锦衣卫，命人用最大最重的板子杖打诏狱中的章纶和钟同。钟同当场死于杖下，死时年仅三十二岁。章纶身子强健，勉强活了下来，但也是奄奄一息。
钟同终与他所敬佩的大臣刘球一样，因直谏而遭杀身之祸。他死后次日，其马悲鸣嘶叫而死，传为京师一大奇事[4]。
刑科给事中徐正为人好谄媚，见章纶和钟同因建议复英宗子朱见深储位而遭遇大祸，认定明景帝朱祁钰视侄子朱见深为眼中钉，为了迎合上意，上奏道：“沂王不宜居住京师，应迁置所封之地，以绝人望。”意思是将故太子朱见深徙封到外地，不要让他再在中枢紫禁城中居住。
徐正本意是要讨好明景帝，没想到朱祁钰正在愤怒的时候，一听见朱见深的名字就恼火，不但没有听从徐正的建议，反而将其谪戍穷边。自此，满朝文武大臣再没有人敢提复立太子一事。
朱骥苏醒过来时，正听到杨埙与于康在窗下低声议论钟同、章纶之事。他因身中奇毒而昏迷几日，不知短短几日内朝堂上已发生了诸多大事。忽听到钟同已惨死在锦衣卫大狱，竟一时难以相信。明明昨日还在金桂楼与他把酒言欢，何以一晚过去，竟是天人永隔？
只听到于康道：“昨晚于冕去过钟府，竟被钟氏家人赶了出来。钟母还指着院中的马尸道：‘所谓国家栋梁，庙堂重臣，忠义不如一匹马。’这显然是指责我义父没有出面营救钟同。于冕不敢告诉义父，只说钟母伤心过度，泣不成声，未能交谈。”又怅然问道：“而今天下人都认为钟同、章纶之死是我义父之错吗？”
杨埙摇头道：“于少保曾力抗强敌，保全江山社稷，功不可没。正因为他功勋太大，所以成了众望所归的英雄。人们对他期望太高，盼望他能出面解决世间一切不公不平之事，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于少保最重要的身份，是皇帝的大臣，就算他站了出来，也改变不了局面。”又道：“更何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于少保也是人，凭什么要让他出面，为什么你自己不能挺身而出，只在一旁说三道四？于少保吃的是朝廷俸禄，这是不假，可他只是兵部尚书，他在他的位子上，已经是废寝忘食，竭尽所能，开创了兵家新局面。而今国泰民安，边境晏然，不正是于少保的功劳吗？还要期待他多做什么？”
瓦剌虽然送明英宗朱祁镇归国，并主动与大明修好，但于谦作为兵部尚书，并未掉以轻心，认为只有加强巩固国防，才能长久地制止瓦剌侵略，为此特意上疏提醒明景帝道：“上皇虽还，国耻未雪。”
随后，于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边防建设：一方面，加强宣府、大同、辽东及北京附近的防务，增加军马，修缮城堡关隘，收复独石八城；另一方面，整肃军纪，严惩犯法的郭亨、杨俊等军官，就连保护京师立下首功的武清侯石亨也不例外。
同时，于谦还仔细阅读了《军资总会》，参照书籍，对与军事有关的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等方方面面进行彻底改革，以新式火器大量配备军中。
更重要的是，于谦着手改革京营军制，创立了团营。原先明廷京卫军队分别隶属于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五军营是洪武时编定的军制，有步队、马队，专教阵法。三千营是永乐时编定，都是骑兵，专管扈从皇帝出入。神机营是永乐时对交阯作战时所建，使用火器，主要是步兵，更附添马队在内。三大营各有总兵官，不相统一，同归五军都督府调动。平时掌府官只管军政文书，不管操练，战时分别调遣，号令不能配合一致，将领和军士彼此也不熟习。英宗正统年间时，京营军士虽然有五十万之多，但由于营政废弛，作战能力很低。而在土木堡之变中，京军伤亡极多，营制更加紊乱。
景泰二年（1451年），于谦从京营中选出十万精锐，编成十营操练，称作团营，分十营操练。次年，团营增加到十五万人。未选入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作“老家”。团营十营中，每营一万五千人，置都督一人，统率本营，叫作“坐营都督”。坐营都督下，有都指挥三人、把总十五人、指挥三十人、领队官一百五十人、管队三百人。十团营设一名总兵官，由武清侯石亨充任，总领团营，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明景帝又派太监曹吉祥、刘永诚为监军。
自从建立团营后，于谦规定，自他本人以下大小将官，都要亲自在安定门外校场操练武器，演习阵法。把总、指挥领队等主要军官必须熟习每个士兵及卫所番号。遇有战事，京军出征，各级将领随队而行，不再另派将领。
经此整顿，京军改变了兵将不相习、互不统属的旧弊，“管军者知军士之强弱，为兵者知将帅之号令”，明军战斗力大大提高，也节省出大量军饷。史称“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京军之制一变”。至此，明京营军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数年的整顿，明朝国防力量大大加强，多次击退瓦剌的侵扰，边境上较前大大安定。
这几日，于康没少听到士民因钟同之死而指议义父于谦之语，就连好友杨集也是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京师，不免心中难过。忽听到杨埙一番论述，这才感到如释重负。然依旧不能忘记义父在家中仰天长叹的神情，有愧疚，也有恐惧，心道：“改天我要将杨埙这番话转告义父，他老人家听了之后，一定会就此释怀。”
正待再议妻子蒯玉珠一事，忽听到背后有人问道：“可有找到玉珠？”却是朱骥醒了。
于康赶到床边，扶妹夫坐起来，又见他眼角尚有泪痕，问道：“你听到我和杨匠官对话了？”
朱骥点了点头，却不再提钟同之事，只问道：“玉珠呢？”
杨埙道：“暂时还没有玉珠消息。”又解释道：“歹人一直没有再露面，信使也没有再来过。于康兄已经知道了真相，我二人商议过，应该是钟同、章纶上书之事引起了轩然大波。歹人既意在太上皇，也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轻举妄动。”
朱骥左右打量一番，又问道：“我人是不是还在蒯府？我不是中毒了吗？你该不会是设法取了郑和宝图，这才换回了解药吧？”
杨埙道：“你人在蒯府，确实中毒了，而且已经昏迷了五天。至于解药一事，则说来话长。”又叹道：“其实我也才刚刚清醒，就比朱兄早一个时辰，刚才一直在说钟同、章纶上书一事，还未来得及讲述我这几日的经历。既然朱兄醒了，我便原原本本地从头叙说一遍，就从你中毒晕厥开始说起。”
那日礼部尚书胡濙赶来蒯府，于康带他到蒯祥房中，大致看过后，便引他到厢房，请他出手救治朱骥。当时网状黑纹已由手臂弥漫到朱骥躯干，状况极为诡异。
胡濙看过后连连惊叹，道：“我生平阅历无数，自认为还算见多识广，竟从未见过这种毒药。”凝思过后，先开了一张方子，意图先压住毒性，阻止毒药继续扩散，再慢慢设法医治。
药熬好喂下去后，倒也见效，网状黑纹果然被压制在朱骥右半边身子，不再弥散。胡濙又连夜赶回麻绳胡同，遍查家中所藏医书医方，苦思解毒之法。
凌晨时，胡濙不顾年高体衰，再次乘车赶来蒯府，告道：“我医术有限，实在没有法子解这种毒。不过我翻了旧日笔记，内中有一则记录，记载了当年我在福建遇到的一起真假勘合争贡事件。”
勘合是明廷颁发的朝贡贸易凭证，始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因明廷对邻国实行羁縻政策，只要按时朝贡，便能获得大批赏赐。贡使进京，沿途往返的车、船、食宿，亦均由官府供给。周边邻国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均乐于派遣使者入明朝贡，甚至发生了多起假冒邻国使者骗取财物的事件。明太祖朱元璋为杜绝这种事再发生，命礼部颁发勘合文册，赐给诸国，规定凡至中国使者，必验勘合相同，否则以假冒逮之。当时获得勘合凭证的有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剌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柯支、勃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腊、古麻剌共十五国。其他国家倒还好，唯有日本最令明廷头疼。
洪武末年，因胡惟庸案及倭寇侵扰中国沿海等问题，明太祖朱元璋与日本断绝了往来。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又主动与日本修好，并派大臣赵居任出使日本，赏赐了一批勘合。
这批勘合称为“勘合百道”，系由日字号勘合一百道和本字号勘合一百道，以及日字号勘合底簿二册和本字号勘合底簿二册组成。日字号勘合一百道、日字号与本字号勘合底簿各一册存于明朝礼部，本字号底簿一册置于福建布政司。而本字号勘合一百道、日字号勘合底簿一册则送至日本。日本入明朝贡的船只，每船需带勘合一道，与福建布政司存放的底簿核对无误后，始护送至京，再与置于礼部的底簿核对。由明朝派往日本的船只，亦需带礼部的日字号勘合，与日本的日字号底簿核对无误后，才准予入口贸易。每逢朝廷改元时，即将新勘合和底簿送到日本，把未用完的旧勘合和底簿收回[5]。
明廷朝贡贸易只是一种政治手段，但对于日本等国家而言，则是巨大的营利之机，甚至能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6]。尤其郑和下西洋后，东南亚与中国海陆来往频繁，亦带来了渐盛的倭寇侵扰。明成祖朱棣遂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即官方贸易，勘合因而变得十分抢手。
胡濙那年漫游到浙江宁波，正好赶上日本不同武士家族各派使者来华，因欲争相入港，便互相指责对方勘合为假。宁波市舶太监明基厌恶双方横暴，下令关闭港口，将两派人马均拒之门外。
然不几日，明基便中毒而死。其全身布满网状黑纹，甚是奇诡。时人纷传是日本人下毒，官府却苦无证据，福建布政司为求息事宁人，最终还是放日本船只入港，也不辨勘合真伪，视两方均为正牌使者[7]。
胡濙告知经过后，道：“我在福建听说这件事后，便将明基中毒异状记在了笔记中，但因未亲眼得见，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适才翻阅旧日笔记，才记了起来。”
于康忙问道：“杨匠官，你曾去过日本，可有听说过这种奇毒？”
杨埙摇头道：“我在日本只是学习漆艺，没有听过毒药之事。不过胡尚书提及的这件事倒是提醒我想起一桩旧事来。”又问道：“胡尚书，你可知道郑和下西洋宝图收藏在哪里？”
胡濙虽知朱骥身中奇毒，却不知缘由，也没有多问，忽听杨埙问及宝图之事，很是诧异，道：“当然是收藏在兵部。杨匠官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言外之意，分明是郑和宝图不算什么至关重要之物，且多年尘封在角落，早已被人遗忘。盖因华夏地大物博，又自以为是世界中心，号称“中国”，历代王朝多好闭关自守，轻视对外贸易，并不以郑和开拓西洋路线为珍贵。
于康倒是愕然，问道：“宝图怎么会收藏在兵部？”
胡濙道：“宝图一直就收在兵部车驾司，没有为什么。不过目下也许收在内府中。据我所知，太上皇当年当政时，曾想重开西洋，私下派人将宝图从兵部取走，不久后即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再未有人提过宝图，它应该还在宫中。”
杨埙一拍脑门儿，道：“我就知道是这样。哎呀，我早该猜到的。胡尚书，多亏你及时告知，不然我迄今还想不到下毒暗害朱骥的人是谁，就是几年前闯入兵部衙门盗窃机密文书的男女贼人。”
当年男女贼人化装成军士，借送米之机混入兵部官署，盗走机密文书《军资总会》。官府大索全城，未有所获。而那对贼人竟甘冒奇险，跟踪到蒋骨扇铺，意图杀死目击证人杨埙灭口，已是奇事一件。
杨埙最想不通的是，那《军资总会》既然十分重要，贼人好不容易才偷盗取得，又如何会轻易携在身上，还将其遗落在了蒋骨扇铺后院中？而今他既猜及男女贼人真正想要的郑和宝图，之前疑问便迎刃而解——
男女贼人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想要盗取郑和宝图。他们大概已经从某种渠道打听到宝图藏在兵部官署，为此没少下功夫。先是意图绑架兵部长官于谦爱女于璚英，后来又趁孙太后寿诞百官放假之机混入兵部车驾司。但彼时明英宗朱祁镇已派人将宝图取走，贼人未能寻到，意外见到《军资总会》一书，感觉日后也许会有用处，于是顺手取走。
二贼出来时，正好遇到杨埙，由此露了面目。杨埙只关注女贼人也就是紫苏身上的扇子来自何处，男女贼人愕然之下，不知杨氏来历，亦未当场痛下杀手。但后来二人大概暗中跟踪打听过杨埙，知道了杨氏亦算是官府中人。二贼因为郑和宝图尚未到手，须得继续留在京师，而杨埙是唯一一个看到二人真面目的证人，于是决意杀他灭口。
不想后来在蒋骨扇铺出了变故，先有藏身那里的李惜儿舍命相搏，后有锦衣卫校尉逯杲及京营将校蒋鸣军陆续赶来，贼人一时不能得手，便及时退走。
二人既彻底露了形容，料想必遭全城通缉，只能先行离开京师，或是暗中蛰伏下来，等风声过后再作打算。但兵部丢失了《军资总会》这等机密文书，必会穷追不舍，于是二人决意舍车保帅，有意将书卷投入蒋骨扇铺后院，装出无意中失落的样子。这一招，亦成功瞒天过海，骗过了所有人。兵部因追回机密文卷，不久又因边防警报连连，果然不再追查此案。
二贼之后销声匿迹，但应该并未离开北京，能在处处张贴有二人画像的京城中生存下来，也属不易。土木堡之变后，二人又不知如何跟郭信一党扯上了干系，捕捉并杀了郭信手下林海，这亦是郭信临死仍未能释怀之谜。
几年过去，二贼仍未放弃盗取郑和宝图，但只知宝图不在兵部，不知它到底收在何处。刚好最近发生了歹人绑架蒯玉珠事件，贼人不知如何知道了此案。他们大概早知蒯玉珠是兵部尚书于谦儿媳，便想到了一个点子，冒充歹人出现，要对方以宝图交换蒯玉珠。
这一计划的绝妙之处在于：二贼手中本来没有任何筹码，却以蒯玉珠为幌子，将于谦女婿朱骥一步步引入彀中，并令其在浑然不觉的情况下中了毒。就算于谦这方不肯以郑和宝图换取解药，他们也没有任何损失，官府只以为是绑架蒯玉珠的歹人所为而已。而二贼极可能由此而打探到郑和宝图的具体下落。
于康听了杨埙分析，很是不解，问道：“论起来，《军资总会》比郑和宝图要重要得多，那对贼人为何只要宝图，甚至不惜为此耗费数年光阴？”
杨埙笑道：“因为对方是东瀛日本人。于兄该知道日本是个岛国，地少人多，国力有限。自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全境后，便极度渴望对外开拓。对日本而言，郑和宝图可是无价之宝。”
于康一时不能相信竟会与日本扯上干系，道：“杨匠官这般推测，是因为朱骥所中毒药酷似当年福建布政司市舶太监明基症状吗？可胡尚书也不能肯定明基所中之毒来自日本呀。”
胡濙道：“嗯，是。如果当时有证据证明是日本人下毒害了明基的话，朝廷无论如何都不会再放日本贡船入港的。”
杨埙却认定自己的看法没有错，并坚持要独自赶去白塔寺，与那紫苏会上一面。胡濙既没有办法解毒，要想救朱骥一命，只能设法从对方手中拿到解药。
于康见杨埙甚有把握，只得勉强同意，且未将事情告知于家人，连于谦也瞒过了。于谦只以为朱骥在忙蒯玉珠的案子，又忧虑钟同上书复储一事，竟丝毫不知女婿身中奇毒，昏迷不醒。
天亮后，杨埙先骑马去了趟工部，办完事，又转而来到锦衣卫官署，寻到百户袁彬，问道：“官府可有打听到玉珠的消息？”
袁彬摇了摇头，道：“锦衣卫、都察院、兵马司均派出了大量人手，搜遍了全城，也没有蒯娘子的踪影。”顿了顿，又道：“不过我昨晚遇到杨铭，他受朱指挥之命到金桂楼打探消息，说是有了点线索。我问他具体线索是什么，他不肯说，说是等有了眉目再说。”
杨埙道：“那好，如果杨百户有什么消息，就请他直接去蒯府。”想了想，又问道：“可有什么来历不明的人私下找过袁百户？”
料想袁彬曾与太上皇患难与共，算是朱祁镇心腹，若歹人有心私入南内营救太上皇，说不定会与袁彬联系。
不想袁彬愕然半晌，又仔细回想了一遍，才道：“没有。”
杨埙道：“那么孙太后或是孙太后的兄弟最近找过袁百户吗？”
袁彬道：“没有啊。我上次入宫见孙太后，还是两个月前呢。不过我最近去过孙国丈府上，他老人家病得厉害，身子很是不好。”
袁氏四十多岁才接替父职入锦衣卫，老成纯朴，未沾染上校尉常见的恶习。他既是这么说，便是确无其事了。
杨埙心道：“或许歹人出于好意，才未主动联络孙太后一方，怕营救太上皇一事不成，反而牵累了孙家。”
袁彬又问道：“朱指挥人呢？”
杨埙道：“朱指挥生病了，让我来代他请个假。对了，朱指挥还有任务交给袁百户，他命你带上一些便衣校尉，暗中监视南城的张大夫医铺。”
袁彬道：“张大夫医铺我知道，在蒯府附近，莫非朱指挥怀疑张大夫跟蒯玉珠被绑一案有关？”
杨埙道：“朱指挥只交代了命令，没说缘由，总之你暗中监视就是了。”又笑道：“不过千万不要让人发现。袁百户昨日一路跟踪我，我可是老早就发现了的。”
袁彬不好意思地应了一声，自去办事。
出来官署时，杨埙听到有校尉在低声议论钟同上书复储一事。他对政治及权势没有任何兴趣，也未太在意。又见时候还早，便先去买了些点心，赶来国丈府探访孙忠。
到孙府大门时，正好见到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出来。金英自从上次没有立即表态支持景帝朱祁钰立自己儿子为太子后，便有些失势，始终未能当上掌印太监，反而让一直不如自己的兴安后来者居上。不过他究竟是几朝权宦，手中握有宣宗皇帝钦赐的免死诏书，又曾力扶明景帝登基，有定鼎之功，朱祁钰倒也不敢像对待林聪那样公然报复，只不过自此不再视他为心腹。
金英来国丈府，是奉孙太后之命来给孙忠送药，不知是不是在孙府碰了钉子，脸色不大好，认出杨埙，只略略点了点头，便翻身上马去了。
孙忠正坐在中院庭院中晒太阳，一见到杨埙进来，病恹恹的脸上登时有了些神采，笑骂道：“你小子还知道回来！以为你抱得美人归，从此就留在江南了呢！”
杨埙笑道：“我本来是这么打算的，可朝廷一再宣召，不得不回来。这不，我前日刚回京师，今日便来探访您老人家了。”
孙忠忙叫下人去准备午饭。杨埙忙道：“不忙，我坐一坐就走。”
孙忠却甚是固执，道：“不行，今日你得留在这里吃饭。难不成三大殿等着你去刷漆不成？”
仆人问道：“还没到午时，现下就让厨子开做吗？”
孙忠道：“现在就做！客人到了，当然要立即好酒好菜招待，管他什么午时不午时！把宴席就设在庭院里，吃得安逸些。”
又命仆人去对面衍圣公府问问源西河有没有空，有空的话，便过来一道吃午饭。
杨埙笑道：“这倒是方便。怎么我就没赶上孙老这样的邻居？”
孙忠道：“别说做邻居，你搬来我这里住都行。”
杨埙笑道：“不瞒孙老，我前日入城，将行囊寄在了车马行，连着在外面将就了两晚，人都还未回过自己家呢。”
孙忠道：“回去做什么，反正你现下也只是一个人，不妨搬来跟我老头子做伴。”问了车马行地址，便命仆人去搬取杨埙行李。
当晚，章纶和钟同被锦衣卫逮捕，被关入著名的诏狱。明景帝朱祁钰指名其心腹锦衣卫指挥卢忠监审，卢忠亦摩拳擦掌，一定要追究出幕后主使。章纶、钟同备受酷刑，都只说意由己出，并非人授。
主审的刑部官员已得到司礼监大太监兴安授意，一定要追究出章、钟二人与南内太上皇朱祁镇有勾结，因此用尽了酷刑和荼毒手段，“榜掠残酷，血肉狼藉”，非逼迫章纶、钟同招供出与太上皇是如何联系的。章纶和钟同这两人也是铁骨铮铮的硬汉子，“濒死，无一语”。
刚好这时候大风扬沙，天地晦暗，伸手不见五指。刑部审讯官和监审卢忠也有些害怕，怕遭到报应，这才停止用刑，将章纶、钟同关回狱中。
新科进士杨集非常佩服章纶和钟同的气节，也痛惜二人的遭遇。愤怒之下，连夜写了一封信，投递给了当朝重臣于谦。
杨集在信中说得非常不客气，大意是：“奸人黄献议易储，不过是为了逃死，诸公竟然仓促之间促成其事。别的人也罢了，你于公是国家柱石，难道不该想想如何善后吗？今章纶和钟同又下狱了，如果他们死在杖下，诸公就可以安坐高堂，享受俸禄，无奈清议不会宽容。”
于谦读过信后，心中很有感触。但他亦有太多无奈——
瓦剌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他敢于挺身而出，高呼“社稷为重，君为轻”，只因国难当头时，君依赖于臣，军国大事无不言听计从，因而他有力挽狂澜的力量。然局势一旦平静下来，君主便又是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大臣只是皇权的卑微附庸。
于氏过世的多智的妻子董氏曾将大臣与皇帝的关系比作侍妾与丈夫，丈夫可以任意买卖侍妾，甚至随意主宰其生死。明朝皇帝亦如此对待大臣，升降一凭己意，不高兴了，还可以用廷杖之刑在午门打大臣屁股。
于谦倒不是畏死，也不是没有钟同和章纶的勇气，他只是知道自己冲不出体制的桎梏。皇帝不中意听的进言，即便他是兵部尚书，一样是人微言轻。
内心深处极度迷惘，一腔焦灼愤懑，实无可宣泄，于谦便将杨集的信笺拿给了新近入阁的大学士王文。
王文初名强，字千之。束鹿人，与靖远伯王骥同乡。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授监察御史，持廉奉法。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迁陕西按察使。正统三年（1438年）正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后召为大理寺卿。又迁右都御史，巡视延绥、宁夏边务等。进左都御史，为政整肃。明景帝朱祁钰即位后，召掌事。为人深刻有城府，面目严冷，中实柔媚。景泰三年（1452年）加太子太保，后改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直入文渊阁，由此开二品大臣入阁的先例。不久前再进谨身殿大学士，兼东阁。
王文看了信，只笑道：“书生不知忌讳，不过这杨集还挺有胆量，可以给他个官当当。”于是授杨集六安州[2]知州，命其立即出京上任，不得延误。
杨集与于谦义子于康及女婿朱骥相熟，其写信本意并非要责骂于谦，而是想激励于谦出力营救章纶和钟同二人。而于谦之所以拿给内阁学士王文看，也是想商议一个办法，但王文轻描淡写，有意忽略了于谦的用意。
但无论如何，于谦身为朝廷重臣，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作为，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京师保卫战中精明果断的他，而今却表现得如此犹豫不决，这只能说明他已经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在残酷的皇室内部权力之争中，没有公平正义可言，完全是皇帝个人私利的算计。于谦的疏离与冷漠，间接表明他对朝廷政治失去了热情和兴趣。而被士民寄予太多希望的他，在日后反而将成为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刚好此时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到北京办事，亦愤而上书，虽没有公然替钟同、章纶求情，却提及明景帝朱祁钰还是郕王的时候，英宗皇帝对待兄弟如手足，尽心尽意，如今景帝也应该朝谒太上皇，优待太上皇诸子。
朱祁钰看了很是生气，将奏疏扔在了一边[3]。宦官舒良趁机道：“这都是钟同惹出的祸。”
一句话，立即勾起了皇帝的新仇旧恨。朱祁钰立即封旨到锦衣卫，命人用最大最重的板子杖打诏狱中的章纶和钟同。钟同当场死于杖下，死时年仅三十二岁。章纶身子强健，勉强活了下来，但也是奄奄一息。
钟同终与他所敬佩的大臣刘球一样，因直谏而遭杀身之祸。他死后次日，其马悲鸣嘶叫而死，传为京师一大奇事[4]。
刑科给事中徐正为人好谄媚，见章纶和钟同因建议复英宗子朱见深储位而遭遇大祸，认定明景帝朱祁钰视侄子朱见深为眼中钉，为了迎合上意，上奏道：“沂王不宜居住京师，应迁置所封之地，以绝人望。”意思是将故太子朱见深徙封到外地，不要让他再在中枢紫禁城中居住。
徐正本意是要讨好明景帝，没想到朱祁钰正在愤怒的时候，一听见朱见深的名字就恼火，不但没有听从徐正的建议，反而将其谪戍穷边。自此，满朝文武大臣再没有人敢提复立太子一事。
朱骥苏醒过来时，正听到杨埙与于康在窗下低声议论钟同、章纶之事。他因身中奇毒而昏迷几日，不知短短几日内朝堂上已发生了诸多大事。忽听到钟同已惨死在锦衣卫大狱，竟一时难以相信。明明昨日还在金桂楼与他把酒言欢，何以一晚过去，竟是天人永隔？
只听到于康道：“昨晚于冕去过钟府，竟被钟氏家人赶了出来。钟母还指着院中的马尸道：‘所谓国家栋梁，庙堂重臣，忠义不如一匹马。’这显然是指责我义父没有出面营救钟同。于冕不敢告诉义父，只说钟母伤心过度，泣不成声，未能交谈。”又怅然问道：“而今天下人都认为钟同、章纶之死是我义父之错吗？”
杨埙摇头道：“于少保曾力抗强敌，保全江山社稷，功不可没。正因为他功勋太大，所以成了众望所归的英雄。人们对他期望太高，盼望他能出面解决世间一切不公不平之事，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于少保最重要的身份，是皇帝的大臣，就算他站了出来，也改变不了局面。”又道：“更何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于少保也是人，凭什么要让他出面，为什么你自己不能挺身而出，只在一旁说三道四？于少保吃的是朝廷俸禄，这是不假，可他只是兵部尚书，他在他的位子上，已经是废寝忘食，竭尽所能，开创了兵家新局面。而今国泰民安，边境晏然，不正是于少保的功劳吗？还要期待他多做什么？”
瓦剌虽然送明英宗朱祁镇归国，并主动与大明修好，但于谦作为兵部尚书，并未掉以轻心，认为只有加强巩固国防，才能长久地制止瓦剌侵略，为此特意上疏提醒明景帝道：“上皇虽还，国耻未雪。”
随后，于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边防建设：一方面，加强宣府、大同、辽东及北京附近的防务，增加军马，修缮城堡关隘，收复独石八城；另一方面，整肃军纪，严惩犯法的郭亨、杨俊等军官，就连保护京师立下首功的武清侯石亨也不例外。
同时，于谦还仔细阅读了《军资总会》，参照书籍，对与军事有关的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等方方面面进行彻底改革，以新式火器大量配备军中。
更重要的是，于谦着手改革京营军制，创立了团营。原先明廷京卫军队分别隶属于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五军营是洪武时编定的军制，有步队、马队，专教阵法。三千营是永乐时编定，都是骑兵，专管扈从皇帝出入。神机营是永乐时对交阯作战时所建，使用火器，主要是步兵，更附添马队在内。三大营各有总兵官，不相统一，同归五军都督府调动。平时掌府官只管军政文书，不管操练，战时分别调遣，号令不能配合一致，将领和军士彼此也不熟习。英宗正统年间时，京营军士虽然有五十万之多，但由于营政废弛，作战能力很低。而在土木堡之变中，京军伤亡极多，营制更加紊乱。
景泰二年（1451年），于谦从京营中选出十万精锐，编成十营操练，称作团营，分十营操练。次年，团营增加到十五万人。未选入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作“老家”。团营十营中，每营一万五千人，置都督一人，统率本营，叫作“坐营都督”。坐营都督下，有都指挥三人、把总十五人、指挥三十人、领队官一百五十人、管队三百人。十团营设一名总兵官，由武清侯石亨充任，总领团营，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明景帝又派太监曹吉祥、刘永诚为监军。
自从建立团营后，于谦规定，自他本人以下大小将官，都要亲自在安定门外校场操练武器，演习阵法。把总、指挥领队等主要军官必须熟习每个士兵及卫所番号。遇有战事，京军出征，各级将领随队而行，不再另派将领。
经此整顿，京军改变了兵将不相习、互不统属的旧弊，“管军者知军士之强弱，为兵者知将帅之号令”，明军战斗力大大提高，也节省出大量军饷。史称“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京军之制一变”。至此，明京营军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数年的整顿，明朝国防力量大大加强，多次击退瓦剌的侵扰，边境上较前大大安定。
这几日，于康没少听到士民因钟同之死而指议义父于谦之语，就连好友杨集也是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京师，不免心中难过。忽听到杨埙一番论述，这才感到如释重负。然依旧不能忘记义父在家中仰天长叹的神情，有愧疚，也有恐惧，心道：“改天我要将杨埙这番话转告义父，他老人家听了之后，一定会就此释怀。”
正待再议妻子蒯玉珠一事，忽听到背后有人问道：“可有找到玉珠？”却是朱骥醒了。
于康赶到床边，扶妹夫坐起来，又见他眼角尚有泪痕，问道：“你听到我和杨匠官对话了？”
朱骥点了点头，却不再提钟同之事，只问道：“玉珠呢？”
杨埙道：“暂时还没有玉珠消息。”又解释道：“歹人一直没有再露面，信使也没有再来过。于康兄已经知道了真相，我二人商议过，应该是钟同、章纶上书之事引起了轩然大波。歹人既意在太上皇，也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轻举妄动。”
朱骥左右打量一番，又问道：“我人是不是还在蒯府？我不是中毒了吗？你该不会是设法取了郑和宝图，这才换回了解药吧？”
杨埙道：“你人在蒯府，确实中毒了，而且已经昏迷了五天。至于解药一事，则说来话长。”又叹道：“其实我也才刚刚清醒，就比朱兄早一个时辰，刚才一直在说钟同、章纶上书一事，还未来得及讲述我这几日的经历。既然朱兄醒了，我便原原本本地从头叙说一遍，就从你中毒晕厥开始说起。”
那日礼部尚书胡濙赶来蒯府，于康带他到蒯祥房中，大致看过后，便引他到厢房，请他出手救治朱骥。当时网状黑纹已由手臂弥漫到朱骥躯干，状况极为诡异。
胡濙看过后连连惊叹，道：“我生平阅历无数，自认为还算见多识广，竟从未见过这种毒药。”凝思过后，先开了一张方子，意图先压住毒性，阻止毒药继续扩散，再慢慢设法医治。
药熬好喂下去后，倒也见效，网状黑纹果然被压制在朱骥右半边身子，不再弥散。胡濙又连夜赶回麻绳胡同，遍查家中所藏医书医方，苦思解毒之法。
凌晨时，胡濙不顾年高体衰，再次乘车赶来蒯府，告道：“我医术有限，实在没有法子解这种毒。不过我翻了旧日笔记，内中有一则记录，记载了当年我在福建遇到的一起真假勘合争贡事件。”
勘合是明廷颁发的朝贡贸易凭证，始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因明廷对邻国实行羁縻政策，只要按时朝贡，便能获得大批赏赐。贡使进京，沿途往返的车、船、食宿，亦均由官府供给。周边邻国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均乐于派遣使者入明朝贡，甚至发生了多起假冒邻国使者骗取财物的事件。明太祖朱元璋为杜绝这种事再发生，命礼部颁发勘合文册，赐给诸国，规定凡至中国使者，必验勘合相同，否则以假冒逮之。当时获得勘合凭证的有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剌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柯支、勃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腊、古麻剌共十五国。其他国家倒还好，唯有日本最令明廷头疼。
洪武末年，因胡惟庸案及倭寇侵扰中国沿海等问题，明太祖朱元璋与日本断绝了往来。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又主动与日本修好，并派大臣赵居任出使日本，赏赐了一批勘合。
这批勘合称为“勘合百道”，系由日字号勘合一百道和本字号勘合一百道，以及日字号勘合底簿二册和本字号勘合底簿二册组成。日字号勘合一百道、日字号与本字号勘合底簿各一册存于明朝礼部，本字号底簿一册置于福建布政司。而本字号勘合一百道、日字号勘合底簿一册则送至日本。日本入明朝贡的船只，每船需带勘合一道，与福建布政司存放的底簿核对无误后，始护送至京，再与置于礼部的底簿核对。由明朝派往日本的船只，亦需带礼部的日字号勘合，与日本的日字号底簿核对无误后，才准予入口贸易。每逢朝廷改元时，即将新勘合和底簿送到日本，把未用完的旧勘合和底簿收回[5]。
明廷朝贡贸易只是一种政治手段，但对于日本等国家而言，则是巨大的营利之机，甚至能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6]。尤其郑和下西洋后，东南亚与中国海陆来往频繁，亦带来了渐盛的倭寇侵扰。明成祖朱棣遂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即官方贸易，勘合因而变得十分抢手。
胡濙那年漫游到浙江宁波，正好赶上日本不同武士家族各派使者来华，因欲争相入港，便互相指责对方勘合为假。宁波市舶太监明基厌恶双方横暴，下令关闭港口，将两派人马均拒之门外。
然不几日，明基便中毒而死。其全身布满网状黑纹，甚是奇诡。时人纷传是日本人下毒，官府却苦无证据，福建布政司为求息事宁人，最终还是放日本船只入港，也不辨勘合真伪，视两方均为正牌使者[7]。
胡濙告知经过后，道：“我在福建听说这件事后，便将明基中毒异状记在了笔记中，但因未亲眼得见，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适才翻阅旧日笔记，才记了起来。”
于康忙问道：“杨匠官，你曾去过日本，可有听说过这种奇毒？”
杨埙摇头道：“我在日本只是学习漆艺，没有听过毒药之事。不过胡尚书提及的这件事倒是提醒我想起一桩旧事来。”又问道：“胡尚书，你可知道郑和下西洋宝图收藏在哪里？”
胡濙虽知朱骥身中奇毒，却不知缘由，也没有多问，忽听杨埙问及宝图之事，很是诧异，道：“当然是收藏在兵部。杨匠官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言外之意，分明是郑和宝图不算什么至关重要之物，且多年尘封在角落，早已被人遗忘。盖因华夏地大物博，又自以为是世界中心，号称“中国”，历代王朝多好闭关自守，轻视对外贸易，并不以郑和开拓西洋路线为珍贵。
于康倒是愕然，问道：“宝图怎么会收藏在兵部？”
胡濙道：“宝图一直就收在兵部车驾司，没有为什么。不过目下也许收在内府中。据我所知，太上皇当年当政时，曾想重开西洋，私下派人将宝图从兵部取走，不久后即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再未有人提过宝图，它应该还在宫中。”
杨埙一拍脑门儿，道：“我就知道是这样。哎呀，我早该猜到的。胡尚书，多亏你及时告知，不然我迄今还想不到下毒暗害朱骥的人是谁，就是几年前闯入兵部衙门盗窃机密文书的男女贼人。”
当年男女贼人化装成军士，借送米之机混入兵部官署，盗走机密文书《军资总会》。官府大索全城，未有所获。而那对贼人竟甘冒奇险，跟踪到蒋骨扇铺，意图杀死目击证人杨埙灭口，已是奇事一件。
杨埙最想不通的是，那《军资总会》既然十分重要，贼人好不容易才偷盗取得，又如何会轻易携在身上，还将其遗落在了蒋骨扇铺后院中？而今他既猜及男女贼人真正想要的郑和宝图，之前疑问便迎刃而解——
男女贼人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想要盗取郑和宝图。他们大概已经从某种渠道打听到宝图藏在兵部官署，为此没少下功夫。先是意图绑架兵部长官于谦爱女于璚英，后来又趁孙太后寿诞百官放假之机混入兵部车驾司。但彼时明英宗朱祁镇已派人将宝图取走，贼人未能寻到，意外见到《军资总会》一书，感觉日后也许会有用处，于是顺手取走。
二贼出来时，正好遇到杨埙，由此露了面目。杨埙只关注女贼人也就是紫苏身上的扇子来自何处，男女贼人愕然之下，不知杨氏来历，亦未当场痛下杀手。但后来二人大概暗中跟踪打听过杨埙，知道了杨氏亦算是官府中人。二贼因为郑和宝图尚未到手，须得继续留在京师，而杨埙是唯一一个看到二人真面目的证人，于是决意杀他灭口。
不想后来在蒋骨扇铺出了变故，先有藏身那里的李惜儿舍命相搏，后有锦衣卫校尉逯杲及京营将校蒋鸣军陆续赶来，贼人一时不能得手，便及时退走。
二人既彻底露了形容，料想必遭全城通缉，只能先行离开京师，或是暗中蛰伏下来，等风声过后再作打算。但兵部丢失了《军资总会》这等机密文书，必会穷追不舍，于是二人决意舍车保帅，有意将书卷投入蒋骨扇铺后院，装出无意中失落的样子。这一招，亦成功瞒天过海，骗过了所有人。兵部因追回机密文卷，不久又因边防警报连连，果然不再追查此案。
二贼之后销声匿迹，但应该并未离开北京，能在处处张贴有二人画像的京城中生存下来，也属不易。土木堡之变后，二人又不知如何跟郭信一党扯上了干系，捕捉并杀了郭信手下林海，这亦是郭信临死仍未能释怀之谜。
几年过去，二贼仍未放弃盗取郑和宝图，但只知宝图不在兵部，不知它到底收在何处。刚好最近发生了歹人绑架蒯玉珠事件，贼人不知如何知道了此案。他们大概早知蒯玉珠是兵部尚书于谦儿媳，便想到了一个点子，冒充歹人出现，要对方以宝图交换蒯玉珠。
这一计划的绝妙之处在于：二贼手中本来没有任何筹码，却以蒯玉珠为幌子，将于谦女婿朱骥一步步引入彀中，并令其在浑然不觉的情况下中了毒。就算于谦这方不肯以郑和宝图换取解药，他们也没有任何损失，官府只以为是绑架蒯玉珠的歹人所为而已。而二贼极可能由此而打探到郑和宝图的具体下落。
于康听了杨埙分析，很是不解，问道：“论起来，《军资总会》比郑和宝图要重要得多，那对贼人为何只要宝图，甚至不惜为此耗费数年光阴？”
杨埙笑道：“因为对方是东瀛日本人。于兄该知道日本是个岛国，地少人多，国力有限。自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全境后，便极度渴望对外开拓。对日本而言，郑和宝图可是无价之宝。”
于康一时不能相信竟会与日本扯上干系，道：“杨匠官这般推测，是因为朱骥所中毒药酷似当年福建布政司市舶太监明基症状吗？可胡尚书也不能肯定明基所中之毒来自日本呀。”
胡濙道：“嗯，是。如果当时有证据证明是日本人下毒害了明基的话，朝廷无论如何都不会再放日本贡船入港的。”
杨埙却认定自己的看法没有错，并坚持要独自赶去白塔寺，与那紫苏会上一面。胡濙既没有办法解毒，要想救朱骥一命，只能设法从对方手中拿到解药。
于康见杨埙甚有把握，只得勉强同意，且未将事情告知于家人，连于谦也瞒过了。于谦只以为朱骥在忙蒯玉珠的案子，又忧虑钟同上书复储一事，竟丝毫不知女婿身中奇毒，昏迷不醒。
天亮后，杨埙先骑马去了趟工部，办完事，又转而来到锦衣卫官署，寻到百户袁彬，问道：“官府可有打听到玉珠的消息？”
袁彬摇了摇头，道：“锦衣卫、都察院、兵马司均派出了大量人手，搜遍了全城，也没有蒯娘子的踪影。”顿了顿，又道：“不过我昨晚遇到杨铭，他受朱指挥之命到金桂楼打探消息，说是有了点线索。我问他具体线索是什么，他不肯说，说是等有了眉目再说。”
杨埙道：“那好，如果杨百户有什么消息，就请他直接去蒯府。”想了想，又问道：“可有什么来历不明的人私下找过袁百户？”
料想袁彬曾与太上皇患难与共，算是朱祁镇心腹，若歹人有心私入南内营救太上皇，说不定会与袁彬联系。
不想袁彬愕然半晌，又仔细回想了一遍，才道：“没有。”
杨埙道：“那么孙太后或是孙太后的兄弟最近找过袁百户吗？”
袁彬道：“没有啊。我上次入宫见孙太后，还是两个月前呢。不过我最近去过孙国丈府上，他老人家病得厉害，身子很是不好。”
袁氏四十多岁才接替父职入锦衣卫，老成纯朴，未沾染上校尉常见的恶习。他既是这么说，便是确无其事了。
杨埙心道：“或许歹人出于好意，才未主动联络孙太后一方，怕营救太上皇一事不成，反而牵累了孙家。”
袁彬又问道：“朱指挥人呢？”
杨埙道：“朱指挥生病了，让我来代他请个假。对了，朱指挥还有任务交给袁百户，他命你带上一些便衣校尉，暗中监视南城的张大夫医铺。”
袁彬道：“张大夫医铺我知道，在蒯府附近，莫非朱指挥怀疑张大夫跟蒯玉珠被绑一案有关？”
杨埙道：“朱指挥只交代了命令，没说缘由，总之你暗中监视就是了。”又笑道：“不过千万不要让人发现。袁百户昨日一路跟踪我，我可是老早就发现了的。”
袁彬不好意思地应了一声，自去办事。
出来官署时，杨埙听到有校尉在低声议论钟同上书复储一事。他对政治及权势没有任何兴趣，也未太在意。又见时候还早，便先去买了些点心，赶来国丈府探访孙忠。
到孙府大门时，正好见到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出来。金英自从上次没有立即表态支持景帝朱祁钰立自己儿子为太子后，便有些失势，始终未能当上掌印太监，反而让一直不如自己的兴安后来者居上。不过他究竟是几朝权宦，手中握有宣宗皇帝钦赐的免死诏书，又曾力扶明景帝登基，有定鼎之功，朱祁钰倒也不敢像对待林聪那样公然报复，只不过自此不再视他为心腹。
金英来国丈府，是奉孙太后之命来给孙忠送药，不知是不是在孙府碰了钉子，脸色不大好，认出杨埙，只略略点了点头，便翻身上马去了。
孙忠正坐在中院庭院中晒太阳，一见到杨埙进来，病恹恹的脸上登时有了些神采，笑骂道：“你小子还知道回来！以为你抱得美人归，从此就留在江南了呢！”
杨埙笑道：“我本来是这么打算的，可朝廷一再宣召，不得不回来。这不，我前日刚回京师，今日便来探访您老人家了。”
孙忠忙叫下人去准备午饭。杨埙忙道：“不忙，我坐一坐就走。”
孙忠却甚是固执，道：“不行，今日你得留在这里吃饭。难不成三大殿等着你去刷漆不成？”
仆人问道：“还没到午时，现下就让厨子开做吗？”
孙忠道：“现在就做！客人到了，当然要立即好酒好菜招待，管他什么午时不午时！把宴席就设在庭院里，吃得安逸些。”
又命仆人去对面衍圣公府问问源西河有没有空，有空的话，便过来一道吃午饭。
杨埙笑道：“这倒是方便。怎么我就没赶上孙老这样的邻居？”
孙忠道：“别说做邻居，你搬来我这里住都行。”
杨埙笑道：“不瞒孙老，我前日入城，将行囊寄在了车马行，连着在外面将就了两晚，人都还未回过自己家呢。”
孙忠道：“回去做什么，反正你现下也只是一个人，不妨搬来跟我老头子做伴。”问了车马行地址，便命仆人去搬取杨埙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