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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与矫情的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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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东北方言,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缘故。茶余饭后、街区里巷,只要嘴皮子匍动,方言就适时适地一股脑溜达出来,如泥鳅一样滑不溜丢地。又恰似煲汤里随意加了把小虾,凭空多了那么点特殊的韵味。

    许是浑然不察,并不觉得有做作之嫌。头一次听人说东北话有趣,还是西安籍的大学同学,他喜欢东北话,总缠着我来两句,我却腹中有、口中无的,无法当即子午卯酉地信口扯淡了。想必是没有唠嗑的语言环境,方言就不能脱口而出了吧。

    我二姐从北京大学读书放假回家时,总京字京腔地,让我听着特逗。她不用东北话里的忽悠、白乎来形容人说话不靠谱,却用“矫情”代替,开始时,家人也不明就里地,姑且听之。

    87年我读大学一年级,寒假从沪去京城,小住月余,与她因家远不能返乡的同学厮混,也总爱听他们满嘴北京话,也常去皇城根下的胡同、里弄、公园,走马观花地瞎溜达,总时常听京痞子耍嘴皮特别干劲儿。每必把“矫情”两字挂在口边,说的比二姐更地道自如,尤其是说时最后拉的那长音,煞是玄妙与俏皮。

    前几天,看见网上一篇提及“文人多矫情”字眼的文章,我才煞有介事地去翻查了矫情的词条。知道了“矫情”本是北京土话,有“装假”、“装蒜”的意思。原指扭捏、害羞,多用来形容女性;用来形容人的性格,大致是做作、不讲理、无理辩三分的意思。

    古人也说矫情二字,但却表达“掩饰真情”的意味,如董仲舒士不遇赋里的“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或表示“故意违背常情以立异”的意思,如苏轼刘恺丁鸿孰贤论:“士皆反道矫情,以盗一时之名,盖其弊始于西汉之世。”

    方言与俚语家常都提及“矫情”与上述俩个意思,同出一源,却并无多大瓜葛。倘深究起来,也颇耐人寻味。

    大概是口头语言不能存档,所以那些平民百姓大可随意地矫情个天荒地老,任之口口相传、以讹传讹。说出的矫情话如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自然没有人追查,甚至无从考据破译。

    而那些识文断字的文化人,因为必须见诸笔端、白纸黑字地连篇累牍记述。再加上对自己文章注入了流芳百世的期许,就没有那么洒脱了,矫情之态频出,自不必大惊小怪了。

    是故,孔子“述而不作”对“怪力乱神”保持“子不语”的缄默,后人收集他的谈话录论语,言简意赅,并不矫情;一代文宗韩愈也只诘屈聱牙地含英咀华,仍然沿袭秦汉质朴文风,绝不矫揉造作;才高八斗、文章驰骤的纪晓岚,只乖乖地编辑四库,偶尔写点草堂笔记,聊狐戏鬼地把玩文字,并不鸿篇巨制地故弄玄虚。更有李渔、袁枚等大隐,只在一隅,或出列食单、闲话诗词以涵养性灵,或写十二楼无声戏寄语闲情,也洋洋洒洒,并不苛求“深邃博大地”的。

    倘若仔细看些自古以来汗牛充栋的文章,明眼人一窥一瞥甚至即或一闻一嗅,也可知道字字句句充斥着矫情,如樟脑球般让人不忍卒读。

    即使李白有诗仙之称,也写过献媚的诗稿给韩荆州的,也给杨贵妃写点“云想衣裳花想容”的矫情无比的媚句;苏轼也以“但愿生儿愚且鲁,平平安安到公卿”矫情自己,甚至因为潇洒矫情过度,被贬到天涯海角的儋州,几乎断送了卿卿性命。

    就拿古典四大名著来说吧。红楼梦结束句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不是个中人,怎晓其中味?”就是最大的矫情,难道从来没人读懂他文章的智者?水浒里108个绿林,与现在的黑社会以及官匪沆瀣一气,除了长袍换成西服,用的伎俩大抵没有本质区别?西游记里的妖魔鬼怪,莫不是天界伺候神仙的爪牙与宠物幻化,到凡尘捣乱放纵,没有得到主人默许首肯恐怕大大的不行,被孙悟空降服了,仍不能除恶务尽地一棒子打死了之的!三国演义的十八路诸侯,除了魏蜀吴三路彪军,是各有贵族气与底蕴的“暴发户”才能扬名立万,其他泥腿子不过匆匆过客,与可有可无摆设罢了?

    百家讲坛上你方唱罢地说个不亦乐乎,有些针砭时弊的话,他们岂敢乱说矫情?先混个脸熟,让你掏点孔方兄买些并不“洛阳纸贵”的图书音碟,才是其最大的矫情了吧!

    矫情是舞文弄墨者永恒的主题,虽然大家都隐忍不言,只因“潜规则”如此,不能彼此坏了人家好事,才可以在道上混个吃喝。欺世盗名的道,与孔子说的“盗亦有道”的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等量齐观的。

    白居易读老子道德经后曾经写过一篇诗歌:“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窃以为:不能单纯从批评前人角度,去曲解作者,并借题发挥,言外之意不言也可自明。大抵是感慨所见矫情文章盛行于世,抒发白居易个中怀抱与机杼了吧!

    如果说往古代去追溯,因文言与白话的隔阂,只能管窥与蠡测。那么用白话文书写的文章,不矫情的大家并不多见,仅就我心仪的几位妄言之。

    因拜谒过马一浮(李叔同以他为友,丰子恺以他为师,梁漱溟称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在杭州花港观鱼的别墅,详细阅读了马老的诗歌,例如:“佛地人间有,心如万法忘。山深无客至,坐久觉花香。竹影寒相对,茶烟静不飏。楼开弹指顷,何必羡西方”字字珠玑,如方外禅师点化冥顽之人,那样醍醐灌顶般清澈。

    我特别钟情并流连于弘一法师出家的虎跑,每每在青山素水怀抱,读着他纪念馆里的字画,忘记时间流逝。除了耳目能详并传唱的送别,他的书愤诗,也纯净如天下第三泉,无一丝杂质入眼入心。“文采风流四座倾,眼中竖子遂成名。某山某水留奇迹,一草一花是爱根。休矣著书俟赤鸟,悄然挥扇避青蝇。众生何用干霄哭,隐隐趄庭有笑声。”

    最耐人寻味的,当是在学术界有“教授的教授”之称的陈寅恪。我们只需读懂他只字片语,足以烧尽自己平生所学的糟粕书了。他在五十六岁生日时写三绝之一:“鬼乡人世两伤情,万古书虫有叹声。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当是其极度孤独寂寥人生境界的写照,是对人间矫情文字的大慈大悲与彻悟了吧!

    我以为:文人相轻是最大的矫情。因为文人与俚俗之人,同样寄居人世,所谓“世故”就因在世之故!伪文人与御用文人,自古以来就每有井水处就俯仰皆是。在提笔运笔的一刹,倘若偶尔想一想,那些堪称真正文人的先贤谆谆告诫,至少不至于用矫情来蛊毒自己,更不贻害殃及读者!

    杜甫告诉我们“在山泉水清、在世泉水浊”;陶渊明隐逸于桃花源了,留下了“归去来兮”的奇文;济公尽管外表邋遢龌龊不已,腹有锦绣气自华,时时吐露出“愿把西湖做酒池,一浪过时喝一口”的豪迈!钱钟书著作学贯东西,姓钱而拒绝钱财的腐臭;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告诫我们“人生识字糊涂始”;陈寅恪也感叹“最是文人不自由”

    世界上只有名与利两条船,当我们盖棺论定的时候,能够有庄子鼓盆而歌的气度,对待自己捉刀弄笔生涯,当是最大的幸事了。

    我最喜欢的直面死亡时写下的文字,试金石般甄别着矫情与真诚的含量与配比。颜真卿的祭侄文,也是涂抹之处殊甚、败笔比比皆是,虽然被公评为王羲之兰亭序之下的第二行书,未尝不是在书法界盛名不及后者使然!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袁枚的祭妹文也同样没有一丝矫情,醇厚的感情让人读了心灵久久不能平静。

    如果只是如京痞子般,用嘴皮子上的矫情,街头里巷消磨时日也就罢了,并不留存点墨寸笔,那当是自诩为文人之辈的莫大德行了!

    不妨如我,只拉杂地写点闲话,只聊藉此生,却不营营以求那文字之外矫情的格外馈赠与厚睐,也不说其他所谓“文人多矫情”的怪话,只愿在本已是非多多的白纸黑字里,少留痴言妄语,那就算写字者的最大斯文了。

    写到这里,想起数日前自己口占的打油诗,作为本文结语。

    文人是非文人写,自古矫情此时多。

    新桃换却旧符时,风月无情雪花飘。

    2010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