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四十六章 樊子盖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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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六,清晨,东都留守樊子盖、观国公杨恭仁和越王府长史崔赜联袂赶至澧au）河入洛处的蒯乡小城,亲临前线指挥伊阙一战。
上午,武贲郎将周仲陈重兵于柏亭,一改之前的消极防御,积极做出渡河强攻之态势,有效牵制住了甘洛城一线的叛军。
右骁卫将军李浑在黑夜的掩护下,把帐下全部军队集结于显仁宫东南方向,于天亮之后开始倾尽全力向伊阙口方向攻击前进。
与此同时,打着武贲郎将费曜旗号的河南令达奚善意,也率军于天亮后出现在伊水河畔,兵锋直指鹿蹄山,而打着河南令达奚善意旗号的费曜部,则于天亮后沿着洛水一线迅速向甘洛城推进。
李风云迅速做出反应,急告各军统帅,官军意图很明确,试图切断甘洛城和伊阙口之间的联系,然后再以重兵包围甘洛城,一旦甘洛城失守,甘洛城一线的联盟军队全军覆没,伊阙口也就无力坚守了。李风云命令,马上放弃甘洛城,乘着官军还没有合围之前,火速撤回伊水,于鹿蹄山和伊阙口一线设阵阻击,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伊阙。
联盟军队全线后撤,战局立即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显然不利于冲在最前面的李浑。其他友军都还没有进入战场,都还没有与对手接触,李浑如果继续冲下去,必然与对手展开激战,甚至有被对手包围的危险,而他被包围之后,友军是坐山观虎斗还是积极支援？显然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李浑命令停止攻击,立即拉开与叛军的距离,确保自身之安全,同时急报位于蒯乡的前线指挥部,建议他们敦促其他各部加快推进速度,现在各军不是齐头并进,而是他一个人孤军深入了。
蒯乡接到李浑的报讯后,才知道战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叛军全线后撤了,分割围歼之策尚未实施就失败了,这足以说明一件事,机密泄露了,否则叛军不可能在李浑刚刚展开反击,在周仲陈兵柏亭刚刚摆出渡河之势,在裴弘策、费曜和达奚善意尚未进入伊阙战场之际就“逃之夭夭”,不过现在不是追究机密泄露的时候,而是要针对战局的变化马上拿出新对策。
杨恭仁很郁闷,站在地图前叹了口气,“叛军正在退守伊阙口,几万叛贼一旦据险而守,短期内我们很难夺回伊阙口。”
“现在时间对我们来说太宝贵了。”崔赜看了一眼神情沉重的樊子盖,低声说道,“若黎阳兵变,反贼直杀东都,而西京那边又虎视眈眈,再加上伊阙口的贼帅韩相国,我们就不是腹背受敌,而是三面受困了。”
樊子盖面无表情,心里充满了无奈、无力和无助的颓丧情绪。
一直以来他都以为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源自政见不同,虽然争的都是权力和财富,但不会去动摇根本,去损害中土、王国和统一大业的根本利益,毕竟只有把“蛋糕”做大了,大家才能获得更多,然而这一次他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想法错了,或许是改革已经触及到了大多数贵族的切身利益,他们从“蛋糕”中获得的份额越来越少,或许是连续发动的对外战争极大地损耗了国力,“蛋糕”日渐缩小,已经严重危及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于是他们“穷凶极恶”了,毫不犹豫地突破“底线”,用尽一切手段去攫取私利,为此不惜摧毁统一大业,不惜颠覆国祚。
放眼看去,眼前都是自私自利的疯狂之徒,有些甚至都已失去理智,比如黎阳的杨玄感和李子雄,他们就失去了理智,而杨恭仁、杨浩等人为了一己之私利,欺上瞒下,到如今都不愿透露他们所掌握的机密,而崔赜、元文都、郑元寿、李浑等人更是阴险狡诈,一个个都是幕后推手,东都危机正是在他们的蓄意推动下迅速扩大并失控,至于西京那边就更不要提了,蓄谋已久,不但要摧毁取代他们京师地位的东都,还要摧毁改革,甚至还要摧毁圣主和国祚,他们的想法实际上很简单,当初我帮你建国,是要建一个对我有利的国,现在这个国对我不利了,我当然要摧毁它,然后重建一个。
事态已不可控,樊子盖已十万火急奏报圣主,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圣主回来需要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樊子盖必须守住东都,必须把危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否则后果难以想像,统一大业轰然崩溃都有可能。
然而,樊子盖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周围的“敌人”远远多于“朋友”和“兄弟”,昨天才拟定的剿敌计策,一夜过后就不能用了,可见内部“敌人”之多,这仗已没办法打了,更重要的是,这样下去如何坚守东都？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伊阙这一战如果还没开始就结束,对东都权威的打击太大,对樊子盖本人来说就是公开的“打脸”了,毕竟他这个东都留守可是货真价实的东都最高军政长官,至于实际掌控的权力有多大,那只有他自己知道,而在表面上,现在就连卫府都“俯首听命”,右骁卫将军李浑、武贲郎将费曜和周仲都听他的指挥,所以这一仗如果虎头蛇尾,樊子盖必定成为东都笑柄,权威一泻千里,说话再也没人听了。
樊子盖懊悔不迭。韦云起这一招太毒了,而元文都的“顺水推舟”愈发阴狠,怪不得当时杨恭仁和崔赜都闭紧了嘴巴,始终一言不发,原来他们都知道这一招不仅会消耗东都的军队,还可以置樊子盖于死地,迫使他不得不“拱手称臣”,不得不把权力交出来,老老实实的做一个“配角”。辅臣当然要有辅臣的觉悟,怎么能主弱臣强,主臣颠倒？可惜樊子盖“觉悟”得太迟,现在进退两难了。
“观公可有对策？”樊子盖也很果断,该变通的时候要变通,宁折不弯也要看什么时候,此刻与一大帮大佬正面冲突于事无补,倒不如退一步,静观其变,伺机而动,或许便能一击得手,于是主动放低姿态,再一次向杨恭仁做出妥协之势。
这一次杨恭仁没有推诿搪塞了,手指地图说道,“有两个对策。其一,各路大军火速推进,李将军猛攻伊阙口,周郎将猛攻鹿蹄山,以牵制伊水北岸叛军之主力,而费郎将则乘机率军渡过伊水,偷袭前亭。前亭是叛军后撤豫州的唯一退路,前亭若失,叛军被困伊阙,一旦粮尽必全军覆没,所以贼帅韩相国看到前亭告急,必定弃守伊阙,全线后撤,但反过来,若贼帅韩相国以重兵驻守前亭,费郎将攻击受阻,战局就此陷入僵持,则于我不利。其二,以李将军攻伊阙口,周郎将攻鹿蹄山,把叛军压制于伊水一线,以河南令达奚善意守洛水以北,以费郎将增援偃师,以裴赞务支援洛口仓,加强京师东线防御,若黎阳叛乱消息不实,则集中兵力剿杀伊阙叛贼,反之,则可兼顾京师东、南两线防御,给东都赢得应对危机的充足时间。”
樊子盖仔细权衡利弊后,选择了兼顾东、南两线防御之策。他确信黎阳叛乱了,杨玄感正向东都杀来,所以伊阙这一战只能速战速决,若不能速战速决,东都必定陷入两线甚至是三线作战之窘境,兵力根本不够,因此选择兼顾东、南两线防御是唯一的办法,这样最起码不至于让杨玄感从京师东线长驱直入,最起码可以给东都赢得更多的加固城防的时间。另外裴弘策阳奉阴违,接到命令后不但没有南下伊阙,反而东进偃师了,摆明了要与他樊子盖对着干,为缓和矛盾,“将计就计”把他赶至洛口仓也是一件好事。
当然了,这实际上还是杨恭仁在郑元寿离京当天对东都防御所做调整的“改进版”,樊子盖选择了妥协接受,而杨恭仁也给了樊子盖面子,不至于让他因为伊阙一战的失利而颜面无存。
樊子盖的选择在杨恭仁和崔赜的预料当中。
这位寒门出身靠政绩一步步走到权力顶层的大佬,为官为人都很刚直,如果不是圣主的提携,他的仕途也就止步于封疆大吏了,而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性格和为政风格虽然有助于圣主以强硬手段推行激进改革政策,但在危机时刻的极其复杂的政治博弈中,不够变通的缺陷就不好了,甚至会加重危机。这一次樊子盖如果痛痛快快地以手上的权力来换取几大势力之间的合作,就不会激化与裴弘策之间的矛盾,更不会给韦云起“落井下石”的机会。从当前形势来分析,东都最终还是要固守待援,既然固守,防守兵力当然越多越好,而若想防守兵力多,实际控制军队的几大势力就必须齐心协力,不能互相拆台互相算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给予他们足够的利益,给予利益的前提是分享权力,结果樊子盖拒不妥协,于是危机必然严重。
危机严重了,樊子盖再妥协就迟了,很多事情都不可收拾了,但他不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归罪于对手,把怨恨记在别人头上。
“既然叛军已主动撤回伊阙,而我们在伊阙战场上的目标也调整为压制叛军于伊水一线,那我们是否可以把更多主力调至京师东线？”樊子盖主动提出了一个建议。
杨恭仁和崔赜四目相顾,眼里都不由自主地掠过一丝阴戾,这个人不可救药了,圣主信任他的忠诚没有错,但委以留守东都之重任实在是大错特错。
“伊阙战场由公（李浑）全权负责。”樊子盖继续说道,“河南令达奚善意增援黑石关,周郎将率军驻防柏谷坞,隔洛水与偃师费郎将互为支援,如此可确保偃师防线之坚固。”
这个建议听上去不错,本来五路大军攻打伊阙,现在把其中四路大军都调到了京师东线,东线防御确实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但南线防御呢？就靠李浑一个人？李浑帐下有上万精锐,实力的确不俗,但问题是,你把矛头对准了李浑,李浑怎么想？你这不是摆明了要把齐王杨喃和杨玄感拉到一起吗？你蓄意陷害齐王,就是陷害李浑,李浑焉能善罢甘休？退一步说,就算李浑忍气吞声,不惜代价把贼帅韩相国压制在伊阙,双方打得两败俱伤,你的如意算盘得逞了,但李浑伤痕累累了,我们拿什么坚守东都？东都方圆几十里,有南北两个外郭,有皇城和宫城,独孤盛和费曜的军队加在一起最多守住皇城和宫城,外郭怎么办？难道就靠裴弘策和达奚善意的京畿地方军？难道你不知道这些地方军都是由京畿地区的乡团宗团组成,而这些乡团宗团大部分都是弘农杨氏的附庸,一旦他们临阵倒戈,岂不把东都拱手相送？
杨恭仁闭紧了嘴巴,他已无话可说。说什么？樊子盖的目的很简单,紧紧抓住周仲不放,无论如何都要控制一支军队,有了军队他就能保住自己的话语权,名义上他妥协了,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想妥协,他一定要牢牢掌控东都。
崔赜手抚长须,欲言又止,最终还是一声低叹。
午时,周仲率部渡过洛水,急速向鹿蹄山推进,很快便与李浑部形成了齐头并进之势。
同一时间,打着河南令达奚善意旗号的费曜也调转方向,向鹿蹄山急速推进。
初六日黄昏,李浑部在距离伊阙口五里外安营扎寨。周仲部在鹿蹄山西北方向五里处扎营。费曜和达奚善意会合于伊水,在鹿蹄山东北方向扎营。
伊阙战场上,官军对叛军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
樊子盖、杨恭仁和崔赜准备离开蒯乡回城,新的命令将在子夜前下达,明天伊阙战场就只有右骁卫将军李浑一个人战斗了。
就在这时,越王急令,河内、荥阳均有急奏,速回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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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六,清晨,东都留守樊子盖、观国公杨恭仁和越王府长史崔赜联袂赶至澧au）河入洛处的蒯乡小城,亲临前线指挥伊阙一战。
上午,武贲郎将周仲陈重兵于柏亭,一改之前的消极防御,积极做出渡河强攻之态势,有效牵制住了甘洛城一线的叛军。
右骁卫将军李浑在黑夜的掩护下,把帐下全部军队集结于显仁宫东南方向,于天亮之后开始倾尽全力向伊阙口方向攻击前进。
与此同时,打着武贲郎将费曜旗号的河南令达奚善意,也率军于天亮后出现在伊水河畔,兵锋直指鹿蹄山,而打着河南令达奚善意旗号的费曜部,则于天亮后沿着洛水一线迅速向甘洛城推进。
李风云迅速做出反应,急告各军统帅,官军意图很明确,试图切断甘洛城和伊阙口之间的联系,然后再以重兵包围甘洛城,一旦甘洛城失守,甘洛城一线的联盟军队全军覆没,伊阙口也就无力坚守了。李风云命令,马上放弃甘洛城,乘着官军还没有合围之前,火速撤回伊水,于鹿蹄山和伊阙口一线设阵阻击,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伊阙。
联盟军队全线后撤,战局立即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显然不利于冲在最前面的李浑。其他友军都还没有进入战场,都还没有与对手接触,李浑如果继续冲下去,必然与对手展开激战,甚至有被对手包围的危险,而他被包围之后,友军是坐山观虎斗还是积极支援？显然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李浑命令停止攻击,立即拉开与叛军的距离,确保自身之安全,同时急报位于蒯乡的前线指挥部,建议他们敦促其他各部加快推进速度,现在各军不是齐头并进,而是他一个人孤军深入了。
蒯乡接到李浑的报讯后,才知道战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叛军全线后撤了,分割围歼之策尚未实施就失败了,这足以说明一件事,机密泄露了,否则叛军不可能在李浑刚刚展开反击,在周仲陈兵柏亭刚刚摆出渡河之势,在裴弘策、费曜和达奚善意尚未进入伊阙战场之际就“逃之夭夭”,不过现在不是追究机密泄露的时候,而是要针对战局的变化马上拿出新对策。
杨恭仁很郁闷,站在地图前叹了口气,“叛军正在退守伊阙口,几万叛贼一旦据险而守,短期内我们很难夺回伊阙口。”
“现在时间对我们来说太宝贵了。”崔赜看了一眼神情沉重的樊子盖,低声说道,“若黎阳兵变,反贼直杀东都,而西京那边又虎视眈眈,再加上伊阙口的贼帅韩相国,我们就不是腹背受敌,而是三面受困了。”
樊子盖面无表情,心里充满了无奈、无力和无助的颓丧情绪。
一直以来他都以为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源自政见不同,虽然争的都是权力和财富,但不会去动摇根本,去损害中土、王国和统一大业的根本利益,毕竟只有把“蛋糕”做大了,大家才能获得更多,然而这一次他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想法错了,或许是改革已经触及到了大多数贵族的切身利益,他们从“蛋糕”中获得的份额越来越少,或许是连续发动的对外战争极大地损耗了国力,“蛋糕”日渐缩小,已经严重危及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于是他们“穷凶极恶”了,毫不犹豫地突破“底线”,用尽一切手段去攫取私利,为此不惜摧毁统一大业,不惜颠覆国祚。
放眼看去,眼前都是自私自利的疯狂之徒,有些甚至都已失去理智,比如黎阳的杨玄感和李子雄,他们就失去了理智,而杨恭仁、杨浩等人为了一己之私利,欺上瞒下,到如今都不愿透露他们所掌握的机密,而崔赜、元文都、郑元寿、李浑等人更是阴险狡诈,一个个都是幕后推手,东都危机正是在他们的蓄意推动下迅速扩大并失控,至于西京那边就更不要提了,蓄谋已久,不但要摧毁取代他们京师地位的东都,还要摧毁改革,甚至还要摧毁圣主和国祚,他们的想法实际上很简单,当初我帮你建国,是要建一个对我有利的国,现在这个国对我不利了,我当然要摧毁它,然后重建一个。
事态已不可控,樊子盖已十万火急奏报圣主,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圣主回来需要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樊子盖必须守住东都,必须把危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否则后果难以想像,统一大业轰然崩溃都有可能。
然而,樊子盖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周围的“敌人”远远多于“朋友”和“兄弟”,昨天才拟定的剿敌计策,一夜过后就不能用了,可见内部“敌人”之多,这仗已没办法打了,更重要的是,这样下去如何坚守东都？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伊阙这一战如果还没开始就结束,对东都权威的打击太大,对樊子盖本人来说就是公开的“打脸”了,毕竟他这个东都留守可是货真价实的东都最高军政长官,至于实际掌控的权力有多大,那只有他自己知道,而在表面上,现在就连卫府都“俯首听命”,右骁卫将军李浑、武贲郎将费曜和周仲都听他的指挥,所以这一仗如果虎头蛇尾,樊子盖必定成为东都笑柄,权威一泻千里,说话再也没人听了。
樊子盖懊悔不迭。韦云起这一招太毒了,而元文都的“顺水推舟”愈发阴狠,怪不得当时杨恭仁和崔赜都闭紧了嘴巴,始终一言不发,原来他们都知道这一招不仅会消耗东都的军队,还可以置樊子盖于死地,迫使他不得不“拱手称臣”,不得不把权力交出来,老老实实的做一个“配角”。辅臣当然要有辅臣的觉悟,怎么能主弱臣强,主臣颠倒？可惜樊子盖“觉悟”得太迟,现在进退两难了。
“观公可有对策？”樊子盖也很果断,该变通的时候要变通,宁折不弯也要看什么时候,此刻与一大帮大佬正面冲突于事无补,倒不如退一步,静观其变,伺机而动,或许便能一击得手,于是主动放低姿态,再一次向杨恭仁做出妥协之势。
这一次杨恭仁没有推诿搪塞了,手指地图说道,“有两个对策。其一,各路大军火速推进,李将军猛攻伊阙口,周郎将猛攻鹿蹄山,以牵制伊水北岸叛军之主力,而费郎将则乘机率军渡过伊水,偷袭前亭。前亭是叛军后撤豫州的唯一退路,前亭若失,叛军被困伊阙,一旦粮尽必全军覆没,所以贼帅韩相国看到前亭告急,必定弃守伊阙,全线后撤,但反过来,若贼帅韩相国以重兵驻守前亭,费郎将攻击受阻,战局就此陷入僵持,则于我不利。其二,以李将军攻伊阙口,周郎将攻鹿蹄山,把叛军压制于伊水一线,以河南令达奚善意守洛水以北,以费郎将增援偃师,以裴赞务支援洛口仓,加强京师东线防御,若黎阳叛乱消息不实,则集中兵力剿杀伊阙叛贼,反之,则可兼顾京师东、南两线防御,给东都赢得应对危机的充足时间。”
樊子盖仔细权衡利弊后,选择了兼顾东、南两线防御之策。他确信黎阳叛乱了,杨玄感正向东都杀来,所以伊阙这一战只能速战速决,若不能速战速决,东都必定陷入两线甚至是三线作战之窘境,兵力根本不够,因此选择兼顾东、南两线防御是唯一的办法,这样最起码不至于让杨玄感从京师东线长驱直入,最起码可以给东都赢得更多的加固城防的时间。另外裴弘策阳奉阴违,接到命令后不但没有南下伊阙,反而东进偃师了,摆明了要与他樊子盖对着干,为缓和矛盾,“将计就计”把他赶至洛口仓也是一件好事。
当然了,这实际上还是杨恭仁在郑元寿离京当天对东都防御所做调整的“改进版”,樊子盖选择了妥协接受,而杨恭仁也给了樊子盖面子,不至于让他因为伊阙一战的失利而颜面无存。
樊子盖的选择在杨恭仁和崔赜的预料当中。
这位寒门出身靠政绩一步步走到权力顶层的大佬,为官为人都很刚直,如果不是圣主的提携,他的仕途也就止步于封疆大吏了,而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性格和为政风格虽然有助于圣主以强硬手段推行激进改革政策,但在危机时刻的极其复杂的政治博弈中,不够变通的缺陷就不好了,甚至会加重危机。这一次樊子盖如果痛痛快快地以手上的权力来换取几大势力之间的合作,就不会激化与裴弘策之间的矛盾,更不会给韦云起“落井下石”的机会。从当前形势来分析,东都最终还是要固守待援,既然固守,防守兵力当然越多越好,而若想防守兵力多,实际控制军队的几大势力就必须齐心协力,不能互相拆台互相算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给予他们足够的利益,给予利益的前提是分享权力,结果樊子盖拒不妥协,于是危机必然严重。
危机严重了,樊子盖再妥协就迟了,很多事情都不可收拾了,但他不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归罪于对手,把怨恨记在别人头上。
“既然叛军已主动撤回伊阙,而我们在伊阙战场上的目标也调整为压制叛军于伊水一线,那我们是否可以把更多主力调至京师东线？”樊子盖主动提出了一个建议。
杨恭仁和崔赜四目相顾,眼里都不由自主地掠过一丝阴戾,这个人不可救药了,圣主信任他的忠诚没有错,但委以留守东都之重任实在是大错特错。
“伊阙战场由公（李浑）全权负责。”樊子盖继续说道,“河南令达奚善意增援黑石关,周郎将率军驻防柏谷坞,隔洛水与偃师费郎将互为支援,如此可确保偃师防线之坚固。”
这个建议听上去不错,本来五路大军攻打伊阙,现在把其中四路大军都调到了京师东线,东线防御确实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但南线防御呢？就靠李浑一个人？李浑帐下有上万精锐,实力的确不俗,但问题是,你把矛头对准了李浑,李浑怎么想？你这不是摆明了要把齐王杨喃和杨玄感拉到一起吗？你蓄意陷害齐王,就是陷害李浑,李浑焉能善罢甘休？退一步说,就算李浑忍气吞声,不惜代价把贼帅韩相国压制在伊阙,双方打得两败俱伤,你的如意算盘得逞了,但李浑伤痕累累了,我们拿什么坚守东都？东都方圆几十里,有南北两个外郭,有皇城和宫城,独孤盛和费曜的军队加在一起最多守住皇城和宫城,外郭怎么办？难道就靠裴弘策和达奚善意的京畿地方军？难道你不知道这些地方军都是由京畿地区的乡团宗团组成,而这些乡团宗团大部分都是弘农杨氏的附庸,一旦他们临阵倒戈,岂不把东都拱手相送？
杨恭仁闭紧了嘴巴,他已无话可说。说什么？樊子盖的目的很简单,紧紧抓住周仲不放,无论如何都要控制一支军队,有了军队他就能保住自己的话语权,名义上他妥协了,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想妥协,他一定要牢牢掌控东都。
崔赜手抚长须,欲言又止,最终还是一声低叹。
午时,周仲率部渡过洛水,急速向鹿蹄山推进,很快便与李浑部形成了齐头并进之势。
同一时间,打着河南令达奚善意旗号的费曜也调转方向,向鹿蹄山急速推进。
初六日黄昏,李浑部在距离伊阙口五里外安营扎寨。周仲部在鹿蹄山西北方向五里处扎营。费曜和达奚善意会合于伊水,在鹿蹄山东北方向扎营。
伊阙战场上,官军对叛军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
樊子盖、杨恭仁和崔赜准备离开蒯乡回城,新的命令将在子夜前下达,明天伊阙战场就只有右骁卫将军李浑一个人战斗了。
就在这时,越王急令,河内、荥阳均有急奏,速回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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