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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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南西部为丘陵地带,多馒头似的山,其中一座名曰“大磨山”不高,土层也不厚,不长高高的树木,荆棘灌木倒是不少。此山并无什么仙气,因特产石磨石碾子而得名,只方圆数里知道。我的村子就在它的脚下,和它连为一体。站在山上望下去,便是或灰或白的各家的屋顶,不时还有带着浓浓的当地口音的小孩子的读书声传过来,循声望去,那就是我们的小学校。
一九七六年的时候,我国的教育体制还没有实施改革,学年还是按自然年度来排的。刚过新年不久,父亲说你八岁了,该去上学了。挎上母亲给我用碎布头拼凑而成的五颜六色的小书包,到村里的学校报了个名,于是,我便是一名学生了。
和很多村子一样,我们的小学校都是用庙舍改成的,位于村子的中央。学校共有三座房子。西屋的一间面积很小,是原来的庙堂,已经破旧,屋顶铺着的青瓦的缝隙里长出了小草,居然还有一棵小椿树。现在,这里成了老师们的办公室。北屋和东屋是石砌的平顶房,面积稍大,便作了教室。北屋那间,课桌是砖头石块砌成的,桌面是已经磨得光光的石板,有暗红色的也有灰白色的。那间东屋,用的则是不知使了多少年、大小高低样式各不相同、已经看不出油漆颜色的木制课桌,桌子腿有的已经断裂,便用铁丝拧上,趴在上面写字“吱吱扭扭”地作响。课桌都是按房屋的走向靠着墙壁通长排成两行,每行为一个年级。东屋的为一三年级,北屋的为二四年级。那时候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复式班”就是指的两个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因为规模小,五年级则要到稍大的邻村去上。上课的时候,老师先给这个年级布置作业,然后给另一个年级讲课。第二节课,则变换一下,给另一个年级留作业,给这个年级讲课。
小学校的房屋很低,窗子很小,里面光线不是很好,尤其是阴天的时候,便黑洞洞的,看不清书本上的字。这个时候,老师就把学生领到院子里读书,也无座位,或蹲或站,但都颇认真的样子。学校院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树龄很老了的杨槐树,树冠很大,几乎遮住了整个院落;另一棵,则是种了不多久的梧桐。梧桐树上有一种我们当地称作为“杖牛虫”(音)的害虫,有成年人大拇指般粗细长短,通体呈绿色,身体臃肿,行动缓慢。上课的时候,听到窗外“啪”的一声响,便知道,那是树叶禁不住它的重压,连同虫子一同掉到地上。一下课,一群男孩子便冲出教室,蜂拥而上把它包围起来。胆子大一些的,便拿尖尖的葛针刺进它的身体,看着那虫子痛苦地扭动。等大家都玩得有点不耐烦了,又加上听到了老师敲打上课的钟声,便一阵碎石瓦块的砸了过去,将它彻底消灭。
课本也颇具时代特色,不像现在小孩子的课本设计印刷的花花绿绿、热热闹闹的好看。领到的第一册语文教材,至今依然记忆犹新。翻开封面和目录,便是第一课,映入眼帘的是页面正中的一句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面的课文,依然都是类似的语录和口号,没有最基本的拼音,所以,直到现在,自己的拼音也一直不是很好。数学课本也是如此。开始的简单的算术还算罢了,到后来开始有了应用题,前面依然是一句很大的口号或者是革命的题材,比如说,先是一行醒目的黑体字“要高筑墙,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然后进入正题“某粮仓能盛多少斤粮食,现在已经装了多少斤,问还差多少斤可以装满”;再比如“在万恶的旧社会,贫农王大爷种了几亩地,收获粮食多少斤,被地主剥削去了多少斤,还剩下多少斤”;还有,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要计算生产了多少机器零件之类的。呵呵,相信很多的同龄人都有印象。那种强大的思想攻势,现在已经不多见了。
当蝉儿也许是因为热得难耐,在枝头不停地鸣叫的时候,城里的孩子已经在休署假了。而在乡村,假期和城市不同步,放的是麦收假和秋收假。天气最炎热的暑期,则依然在上课。那个时候也没有、也根本没见过什么电风扇空调器等等诸如此类的防暑降温设备。尤其是到了下午,教室里更是异常闷热。老师看到学生们一个一个耷拉着小脑袋没有一点精神,便把我们带到学校旁边的那个河沟里的背阴处。大家便像出笼的小鸟般飞跑过去,各自找一块干净的石头坐下,有时候读课文,有时候讲故事,把寂静的河床搅得热闹起来。小河在身边静静地流过,沿着河床吹来的风凉爽宜人,茂密的水草散发着沁人的气息。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小河床就是我们的教室。
那个时候的家境都不是很好,学习用具也是因陋就简。现成的本子虽然只卖几分钱,但依然感觉很贵,便经常买了大张的白纸,回来后自己切割装订成本。记得曾有一年,不知什么缘故,有半年的时间供销社里竟没有白纸卖了,本子也涨价了不少。不得以,便购买那些黄褐色的包装纸用。到后来,本村和邻村的这些包装纸也断了货,只好利用周日不上课的时间,翻山越岭到一个大煤矿的商店里去买,一次都要买上几十张,回来后可以用上好一阵子。那些售货员都是矿工的家属,多是一些中年妇女。看这我们买这么多包装纸,脸上便露出惊异的神情。
不久以后,村子南边开始建设一个大型的煤矿。很多的矿工便在村子里租房住,也是为了让孩子有学上。我们的小学校里一下子多了几个讲普通话的陌生面孔。但山里的孩子是朴实的,短暂的生怯之后,便融为一体了。他们给我们讲一些外面的世界,听得一个个羡慕不已。我那个时候在班里学习一直是最好的,过不多久,他们便围着我转,让我帮助他们学习。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来自上海的小女孩,梳着两根俏皮的小辫子,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一笑脸上有两只小酒窝,长的不是很白,但很可爱。如此不到一年的时光,那座煤矿有了自己的子弟学校,这几个已经变得熟悉了的陌生面孔便消失了,再也没有看到过。
也没有家长的辅导,自己感觉也不是很刻苦用功的,但学习却很好,每次考试是铁定的第一名,家里的墙上贴满了学校发的奖状。记得最深的一次,是参加公社举办的学习竞赛,带着干粮和咸菜去考试。后来公布成绩,得了第二名,发了奖状,也第一次领到了奖品。奖品也不是什么值钱的物件,是一个小小的圆珠笔,黑色塑料的笔杆,笔帽是一个粉红色的小熊猫的造型,让同学们都羡慕不已。
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多。恰好大队部盖了新房搬走了,我们学校就搬入了原来的大队的院落。房屋比原来多了,但依然不能满足每个班级都有独立的教室,低年级的依然是复式班,高年级的独立上课。
这个时候,公社派来一位新老师,也是第一位国办老师,上过师范,会英语,村里人都感觉人家学问大得了不得。好在那个老师不是很严厉,我们这些学生便缠着他给我们讲英语。“钢笔是pen,铅笔是pencil”听着这些怪模怪样的发音,一个个张着小嘴傻傻地笑。
到了该上五年级的时候,因为很多同学辍学或者留级,没有几个人了,无法开展正常的教学。而此时,也正是学习的关键时期。我的学习很好,父亲不愿让我半途而废,很着急。恰好一个亲戚在邻村的学校教书,父亲便与他说了,把我转到那里去上学。自此,我永远离开了我受过启蒙教育的乡村小学校。
冀南西部为丘陵地带,多馒头似的山,其中一座名曰“大磨山”不高,土层也不厚,不长高高的树木,荆棘灌木倒是不少。此山并无什么仙气,因特产石磨石碾子而得名,只方圆数里知道。我的村子就在它的脚下,和它连为一体。站在山上望下去,便是或灰或白的各家的屋顶,不时还有带着浓浓的当地口音的小孩子的读书声传过来,循声望去,那就是我们的小学校。
一九七六年的时候,我国的教育体制还没有实施改革,学年还是按自然年度来排的。刚过新年不久,父亲说你八岁了,该去上学了。挎上母亲给我用碎布头拼凑而成的五颜六色的小书包,到村里的学校报了个名,于是,我便是一名学生了。
和很多村子一样,我们的小学校都是用庙舍改成的,位于村子的中央。学校共有三座房子。西屋的一间面积很小,是原来的庙堂,已经破旧,屋顶铺着的青瓦的缝隙里长出了小草,居然还有一棵小椿树。现在,这里成了老师们的办公室。北屋和东屋是石砌的平顶房,面积稍大,便作了教室。北屋那间,课桌是砖头石块砌成的,桌面是已经磨得光光的石板,有暗红色的也有灰白色的。那间东屋,用的则是不知使了多少年、大小高低样式各不相同、已经看不出油漆颜色的木制课桌,桌子腿有的已经断裂,便用铁丝拧上,趴在上面写字“吱吱扭扭”地作响。课桌都是按房屋的走向靠着墙壁通长排成两行,每行为一个年级。东屋的为一三年级,北屋的为二四年级。那时候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复式班”就是指的两个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因为规模小,五年级则要到稍大的邻村去上。上课的时候,老师先给这个年级布置作业,然后给另一个年级讲课。第二节课,则变换一下,给另一个年级留作业,给这个年级讲课。
小学校的房屋很低,窗子很小,里面光线不是很好,尤其是阴天的时候,便黑洞洞的,看不清书本上的字。这个时候,老师就把学生领到院子里读书,也无座位,或蹲或站,但都颇认真的样子。学校院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树龄很老了的杨槐树,树冠很大,几乎遮住了整个院落;另一棵,则是种了不多久的梧桐。梧桐树上有一种我们当地称作为“杖牛虫”(音)的害虫,有成年人大拇指般粗细长短,通体呈绿色,身体臃肿,行动缓慢。上课的时候,听到窗外“啪”的一声响,便知道,那是树叶禁不住它的重压,连同虫子一同掉到地上。一下课,一群男孩子便冲出教室,蜂拥而上把它包围起来。胆子大一些的,便拿尖尖的葛针刺进它的身体,看着那虫子痛苦地扭动。等大家都玩得有点不耐烦了,又加上听到了老师敲打上课的钟声,便一阵碎石瓦块的砸了过去,将它彻底消灭。
课本也颇具时代特色,不像现在小孩子的课本设计印刷的花花绿绿、热热闹闹的好看。领到的第一册语文教材,至今依然记忆犹新。翻开封面和目录,便是第一课,映入眼帘的是页面正中的一句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面的课文,依然都是类似的语录和口号,没有最基本的拼音,所以,直到现在,自己的拼音也一直不是很好。数学课本也是如此。开始的简单的算术还算罢了,到后来开始有了应用题,前面依然是一句很大的口号或者是革命的题材,比如说,先是一行醒目的黑体字“要高筑墙,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然后进入正题“某粮仓能盛多少斤粮食,现在已经装了多少斤,问还差多少斤可以装满”;再比如“在万恶的旧社会,贫农王大爷种了几亩地,收获粮食多少斤,被地主剥削去了多少斤,还剩下多少斤”;还有,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要计算生产了多少机器零件之类的。呵呵,相信很多的同龄人都有印象。那种强大的思想攻势,现在已经不多见了。
当蝉儿也许是因为热得难耐,在枝头不停地鸣叫的时候,城里的孩子已经在休署假了。而在乡村,假期和城市不同步,放的是麦收假和秋收假。天气最炎热的暑期,则依然在上课。那个时候也没有、也根本没见过什么电风扇空调器等等诸如此类的防暑降温设备。尤其是到了下午,教室里更是异常闷热。老师看到学生们一个一个耷拉着小脑袋没有一点精神,便把我们带到学校旁边的那个河沟里的背阴处。大家便像出笼的小鸟般飞跑过去,各自找一块干净的石头坐下,有时候读课文,有时候讲故事,把寂静的河床搅得热闹起来。小河在身边静静地流过,沿着河床吹来的风凉爽宜人,茂密的水草散发着沁人的气息。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小河床就是我们的教室。
那个时候的家境都不是很好,学习用具也是因陋就简。现成的本子虽然只卖几分钱,但依然感觉很贵,便经常买了大张的白纸,回来后自己切割装订成本。记得曾有一年,不知什么缘故,有半年的时间供销社里竟没有白纸卖了,本子也涨价了不少。不得以,便购买那些黄褐色的包装纸用。到后来,本村和邻村的这些包装纸也断了货,只好利用周日不上课的时间,翻山越岭到一个大煤矿的商店里去买,一次都要买上几十张,回来后可以用上好一阵子。那些售货员都是矿工的家属,多是一些中年妇女。看这我们买这么多包装纸,脸上便露出惊异的神情。
不久以后,村子南边开始建设一个大型的煤矿。很多的矿工便在村子里租房住,也是为了让孩子有学上。我们的小学校里一下子多了几个讲普通话的陌生面孔。但山里的孩子是朴实的,短暂的生怯之后,便融为一体了。他们给我们讲一些外面的世界,听得一个个羡慕不已。我那个时候在班里学习一直是最好的,过不多久,他们便围着我转,让我帮助他们学习。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来自上海的小女孩,梳着两根俏皮的小辫子,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一笑脸上有两只小酒窝,长的不是很白,但很可爱。如此不到一年的时光,那座煤矿有了自己的子弟学校,这几个已经变得熟悉了的陌生面孔便消失了,再也没有看到过。
也没有家长的辅导,自己感觉也不是很刻苦用功的,但学习却很好,每次考试是铁定的第一名,家里的墙上贴满了学校发的奖状。记得最深的一次,是参加公社举办的学习竞赛,带着干粮和咸菜去考试。后来公布成绩,得了第二名,发了奖状,也第一次领到了奖品。奖品也不是什么值钱的物件,是一个小小的圆珠笔,黑色塑料的笔杆,笔帽是一个粉红色的小熊猫的造型,让同学们都羡慕不已。
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多。恰好大队部盖了新房搬走了,我们学校就搬入了原来的大队的院落。房屋比原来多了,但依然不能满足每个班级都有独立的教室,低年级的依然是复式班,高年级的独立上课。
这个时候,公社派来一位新老师,也是第一位国办老师,上过师范,会英语,村里人都感觉人家学问大得了不得。好在那个老师不是很严厉,我们这些学生便缠着他给我们讲英语。“钢笔是pen,铅笔是pencil”听着这些怪模怪样的发音,一个个张着小嘴傻傻地笑。
到了该上五年级的时候,因为很多同学辍学或者留级,没有几个人了,无法开展正常的教学。而此时,也正是学习的关键时期。我的学习很好,父亲不愿让我半途而废,很着急。恰好一个亲戚在邻村的学校教书,父亲便与他说了,把我转到那里去上学。自此,我永远离开了我受过启蒙教育的乡村小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