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音乐之说书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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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哟哎那个河里石头滚上坡/凌冰结在开水锅/老鼀咬断猫尾巴/妈妈出嫁儿打锣哎哟打打咚咚咚”这是我儿时听到的说书人惯用的小书帽，意图是让听众在他的这几句带有幽默情趣的话语中静下来，以便他继续正题。
“说书”是北方比较常见的一种曲艺形式。清朝末年开始在东北地区流行。我之所以说它是农村音乐，是因为它又固定的旋律和节奏，并以唱和说相结合以中通俗艺术形式。民国年间形成了河洛大鼓（流传于河南）、京韵大鼓（流传于北京天津等地）西河大鼓等几个具有地域特色的流派。说书的服装、道具、伴奏都很简单。一只扁圆形的木框皮面鼓，支在几根竹棍组成的鼓架子上，演员一手击鼓、一手打简板，伴奏有一把坠胡即可。有的不用鼓，一人自拉自唱，用脚打板击节，这叫“坠子书”；有的啥弦子都不用，一个人用一面小鼓敲击着节奏，加上手板辅助，就可以开说。至于演员的服装，在城里可能和说评书、相声一样，外罩一件长衫即可；但在农村这些就免了，说书人身着随身衣服，也不用化妆，鼓板一敲就可以开唱。说书人说唱时以打简板为主，以打鼓作为说唱高潮处的警示。因为鼓声激越，声震远近，故名大鼓书。
说书是过去乡村民间对说唱艺术的俗称，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那一带颇具情趣的娱乐曲目。那时的乡村没什么娱乐方式，盼星星盼月亮月儿四十能放映一场电影就是不小的奢望。貌似下里巴人的说书人以其通俗易懂受到当时老少爷们的欢迎，想起来至今让人品味。
这种民间艺术形式由于其表演是连唱带说，很像带唱的评书，所以民间也称为“大鼓书”把听众叫做“听书的”而称大鼓演员也叫“说书先生”唱大鼓的过去也属于“江湖人”大多是穷苦人家的孩子自小拜师学艺，学徒三年或四年，再为师傅“效力”一年。其间吃穿都由师傅负责，当然登台演出的收入也都归师傅，空闲时还要帮师傅家干家务零活，熬到正式出徒后，才能自立门户演出谋生
说书大多人来自长满故事的十里八村，在青纱帐里摸打滚爬过，浑身一股子泥土味儿。他们穿着很普通，身上没有现在电视台文艺演出时演员穿的很打眼的民族演出服。演出场地要求不高，农闲时大树下和生产队的牲口屋里、场地里都是演出的场地。说书艺人演出时以唱为主，唱累了开始道白，表演起来形神兼备。那个时候判定一个艺人水平的高低和现在差不多，就是看掌声，看谁会煽情，谁演出时能尽可能地多催下听众的眼泪，谁就是名家。所以艺人们往往以听众流下眼泪的多寡品评自己演艺的高低。在那个时候说书艺人很吃香，好烟好酒待着，队干部亲自作陪，给足艺人面子。说书的时候大都在晚上，从地里出工回来端着饭碗的父老乡亲围住说书艺人沉浸在栩栩如生的故事里。那时没有现在的娱乐这么发达，农闲时节村里专门从外边请来水平高的说书艺人，吃过饭没有事，一村人围坐在一起听说书。一听就是半个月，长的时候将近一个月，如看一部电视剧一样，随着剧情的起伏人们时而笑时而哭，时而怒骂时而沉默，为闲暇的时间增添了许多乐趣。等到艺人走的时候每家都出些粮食，算是掏钱买门票了。
那时说书艺人很吃香，经常这个村没有唱完，下个村就预定好了，甚至还有争抢的现象。真是争抢也没有抢到的时候，村里便自己想办法了。算卦的瞎子刘平时爱哼上两句，人们便打他的主意，老刘直摆手，无奈架不住人们的连哄带骗，就红着脸上场了。没有鼓有人把家里的锅盖拿来，顺便还带来了敲鼓的筷子，一出自娱自乐的戏在人们的哄笑中开演了。想想够滑稽，白天算卦蒙人骗人费劲口舌，晚上说书依旧要挖空心思构思故事去说给乡亲去听，这瞎子老刘注定给说干上了。有一次说的晚了，因为大人明天要下地干活就走了，只剩下几个小孩；老刘海在津津有味地说着，忽然来了一头猪在他的鼓架子上蹭了蹭差点把家伙弄倒，老刘赶紧喊到：别挤，再挤就没有法说了；猪又尿了一泡尿，激动的老刘说，快结束了，就别再倒茶了引得小孩子们笑破肚皮在地上打滚
农村说书艺人们很平易近人，他们绝没有百家讲坛教授们的风采，他们文化不见得高，就是借助三寸不烂之舌，凭着超越常人的悟性记忆对所说的段子底本进行加工，处处以听众的需要为中心，取材充分尊重群众需要，所以那时说书带给观众的才是艺术的原生态。它最大的特点是通俗易懂，小村人围住艺人沉浸在栩栩如生的故事里，这能给劳累一天的农人带来强烈的听觉刺激，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了小村人首选的艺术。
那时说书的内容多是野史演义，什么三侠五义、七侠五义、隋唐演义，什么混龙传、东周列国传，什么姜子牙、诸葛亮都是说唱的选择。说唱时艺人很投入很夸张地倾注自己的主观情感，这叫做“个人嘴里变巧能”忽而激昂大义慷慨陈词，忽而如泣如诉泪如雨下，又忽而抑扬顿挫婉转悠长，听众们的感情随着艺人的表演起伏，一部野史演义能在他们嘴里洋洋洒洒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农村人文盲多，不懂什么四书五经，应时而生的大鼓书无形中匡正了小村人的处事理念。
后来由于“文革”的到来？红卫兵要“破四旧”大鼓书艺人的野史演义类底本名正言顺的成了“破”的对象，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不过说书这种民间艺术形式还是出奇地活了下来，内容也随着时代需要发生了变化，这也是为了响应伟大旗手的号召。红色经典的平原枪声、烈火金钢、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成了说书人的必修课。由于这些故事内容都是讲述平民英雄，骨子里有英雄主义情结的农村老百姓照样百听不厌。那时国家不可能引进好莱坞大片，更谈不上有所谓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侵入，说书成了那个饥渴年代里最抢手的精神食粮，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档次明显高于现在一些电视台的垃圾节目。在艺人一张能说会道的嘴里，李向阳、马英、史更新、老洪、杨子荣等一批英雄成了不朽的灵魂，以至于现在当时的人们还能耳熟能详其中的一些英雄。
再后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门打开了，农村改革硕果累累，农民兄弟腰包鼓起来了，紧接着电视机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到了晚上坐在被窝里看电视成了一种享受生活的模式。此时的说书人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压力，拥有的听众越来越少得可怜，尽管艺人们绞尽脑汁想保护这种民间艺术，可终究抵挡不住听众的递减，慢慢“说书”二字竟成了一个名词出现在字典里，这种艺术形式也只是偶尔在电视里露一下脸而已。
“哎哟哎那个河里石头滚上坡/凌冰结在开水锅/老鼀咬断猫尾巴/妈妈出嫁儿打锣哎哟打打咚咚咚”这是我儿时听到的说书人惯用的小书帽，意图是让听众在他的这几句带有幽默情趣的话语中静下来，以便他继续正题。
“说书”是北方比较常见的一种曲艺形式。清朝末年开始在东北地区流行。我之所以说它是农村音乐，是因为它又固定的旋律和节奏，并以唱和说相结合以中通俗艺术形式。民国年间形成了河洛大鼓（流传于河南）、京韵大鼓（流传于北京天津等地）西河大鼓等几个具有地域特色的流派。说书的服装、道具、伴奏都很简单。一只扁圆形的木框皮面鼓，支在几根竹棍组成的鼓架子上，演员一手击鼓、一手打简板，伴奏有一把坠胡即可。有的不用鼓，一人自拉自唱，用脚打板击节，这叫“坠子书”；有的啥弦子都不用，一个人用一面小鼓敲击着节奏，加上手板辅助，就可以开说。至于演员的服装，在城里可能和说评书、相声一样，外罩一件长衫即可；但在农村这些就免了，说书人身着随身衣服，也不用化妆，鼓板一敲就可以开唱。说书人说唱时以打简板为主，以打鼓作为说唱高潮处的警示。因为鼓声激越，声震远近，故名大鼓书。
说书是过去乡村民间对说唱艺术的俗称，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那一带颇具情趣的娱乐曲目。那时的乡村没什么娱乐方式，盼星星盼月亮月儿四十能放映一场电影就是不小的奢望。貌似下里巴人的说书人以其通俗易懂受到当时老少爷们的欢迎，想起来至今让人品味。
这种民间艺术形式由于其表演是连唱带说，很像带唱的评书，所以民间也称为“大鼓书”把听众叫做“听书的”而称大鼓演员也叫“说书先生”唱大鼓的过去也属于“江湖人”大多是穷苦人家的孩子自小拜师学艺，学徒三年或四年，再为师傅“效力”一年。其间吃穿都由师傅负责，当然登台演出的收入也都归师傅，空闲时还要帮师傅家干家务零活，熬到正式出徒后，才能自立门户演出谋生
说书大多人来自长满故事的十里八村，在青纱帐里摸打滚爬过，浑身一股子泥土味儿。他们穿着很普通，身上没有现在电视台文艺演出时演员穿的很打眼的民族演出服。演出场地要求不高，农闲时大树下和生产队的牲口屋里、场地里都是演出的场地。说书艺人演出时以唱为主，唱累了开始道白，表演起来形神兼备。那个时候判定一个艺人水平的高低和现在差不多，就是看掌声，看谁会煽情，谁演出时能尽可能地多催下听众的眼泪，谁就是名家。所以艺人们往往以听众流下眼泪的多寡品评自己演艺的高低。在那个时候说书艺人很吃香，好烟好酒待着，队干部亲自作陪，给足艺人面子。说书的时候大都在晚上，从地里出工回来端着饭碗的父老乡亲围住说书艺人沉浸在栩栩如生的故事里。那时没有现在的娱乐这么发达，农闲时节村里专门从外边请来水平高的说书艺人，吃过饭没有事，一村人围坐在一起听说书。一听就是半个月，长的时候将近一个月，如看一部电视剧一样，随着剧情的起伏人们时而笑时而哭，时而怒骂时而沉默，为闲暇的时间增添了许多乐趣。等到艺人走的时候每家都出些粮食，算是掏钱买门票了。
那时说书艺人很吃香，经常这个村没有唱完，下个村就预定好了，甚至还有争抢的现象。真是争抢也没有抢到的时候，村里便自己想办法了。算卦的瞎子刘平时爱哼上两句，人们便打他的主意，老刘直摆手，无奈架不住人们的连哄带骗，就红着脸上场了。没有鼓有人把家里的锅盖拿来，顺便还带来了敲鼓的筷子，一出自娱自乐的戏在人们的哄笑中开演了。想想够滑稽，白天算卦蒙人骗人费劲口舌，晚上说书依旧要挖空心思构思故事去说给乡亲去听，这瞎子老刘注定给说干上了。有一次说的晚了，因为大人明天要下地干活就走了，只剩下几个小孩；老刘海在津津有味地说着，忽然来了一头猪在他的鼓架子上蹭了蹭差点把家伙弄倒，老刘赶紧喊到：别挤，再挤就没有法说了；猪又尿了一泡尿，激动的老刘说，快结束了，就别再倒茶了引得小孩子们笑破肚皮在地上打滚
农村说书艺人们很平易近人，他们绝没有百家讲坛教授们的风采，他们文化不见得高，就是借助三寸不烂之舌，凭着超越常人的悟性记忆对所说的段子底本进行加工，处处以听众的需要为中心，取材充分尊重群众需要，所以那时说书带给观众的才是艺术的原生态。它最大的特点是通俗易懂，小村人围住艺人沉浸在栩栩如生的故事里，这能给劳累一天的农人带来强烈的听觉刺激，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了小村人首选的艺术。
那时说书的内容多是野史演义，什么三侠五义、七侠五义、隋唐演义，什么混龙传、东周列国传，什么姜子牙、诸葛亮都是说唱的选择。说唱时艺人很投入很夸张地倾注自己的主观情感，这叫做“个人嘴里变巧能”忽而激昂大义慷慨陈词，忽而如泣如诉泪如雨下，又忽而抑扬顿挫婉转悠长，听众们的感情随着艺人的表演起伏，一部野史演义能在他们嘴里洋洋洒洒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农村人文盲多，不懂什么四书五经，应时而生的大鼓书无形中匡正了小村人的处事理念。
后来由于“文革”的到来？红卫兵要“破四旧”大鼓书艺人的野史演义类底本名正言顺的成了“破”的对象，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不过说书这种民间艺术形式还是出奇地活了下来，内容也随着时代需要发生了变化，这也是为了响应伟大旗手的号召。红色经典的平原枪声、烈火金钢、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成了说书人的必修课。由于这些故事内容都是讲述平民英雄，骨子里有英雄主义情结的农村老百姓照样百听不厌。那时国家不可能引进好莱坞大片，更谈不上有所谓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侵入，说书成了那个饥渴年代里最抢手的精神食粮，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档次明显高于现在一些电视台的垃圾节目。在艺人一张能说会道的嘴里，李向阳、马英、史更新、老洪、杨子荣等一批英雄成了不朽的灵魂，以至于现在当时的人们还能耳熟能详其中的一些英雄。
再后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门打开了，农村改革硕果累累，农民兄弟腰包鼓起来了，紧接着电视机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到了晚上坐在被窝里看电视成了一种享受生活的模式。此时的说书人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压力，拥有的听众越来越少得可怜，尽管艺人们绞尽脑汁想保护这种民间艺术，可终究抵挡不住听众的递减，慢慢“说书”二字竟成了一个名词出现在字典里，这种艺术形式也只是偶尔在电视里露一下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