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靠意志逃跑与靠技术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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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劳改营里发生的逃跑事件，假如逃跑者不是逃往什么维也纳或越过白令海峡的话，古拉格群岛的主宰者以及关于古拉格的各项法令倒也还能够心平气和地对待。他们把这种逃跑看作自然现象，看成一份非常庞大的产业中不可避免会发生的个别经营管理不善的现象，就像大畜群里丢掉一头牲口，伐木场被水冲走一根原木，砖瓦厂摔碎几块砖瓦一样。
但是，对待特种劳改营的逃跑事件就不同了。为了贯彻执行各族人民的慈父的特殊意志，他们把特种劳改营的警戒加强了许多倍，配备上装备精良的现代化摩托部队（即在普遍裁军中不应裁掉的那些部队）。关押在特种劳改营的没有社会亲近分子（社会亲近分子逃跑倒不会造成多大损失）。这里也不能再借口冲锋枪手不够或装备不良了。因此，刚建立特种劳改营时就在有关指令中规定：从这些劳改营里应该完全不可能逃跑。从这里逃跑任何一个囚犯，就等于一个大间谍偷越国境，这将是整个劳改营当局的耻辱，是警戒部队指挥机关的政治污点。
但是，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根据第五十八条判刑的囚犯的刑期已经不再是十年，而是刑法典的判刑极限——四分之一世纪了。其实，这种毫无意义的一律残酷对待的作法也有其弱点：就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束缚杀人犯不再杀人一样。（因为再杀一个也不过是十年刑期从头算起而已。）现在刑法典再也起不了约束政治犯逃跑的作用了。
况且，被赶到这些劳改营来的人，他们并不按照那种为劳改营当局胡作非为进行辩护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思考问题，他们曾在整个战争中奋战疆场，至今那握过手榴弹的手指还没有完全伸直，他们是坚强的健康人。格奥尔吉-腾诺、伊万-沃罗比约夫、瓦西里-布留欣以及他们的同志们和其他劳改营里许多类似的人，即使没有武器也能顶得上正规军队摩托化步兵的新警卫队。
特种劳改营里的逃跑尽管数量上比普通劳改营少（特种劳改营建立的时间也较短），但是这些逃跑更加强劲有力，更加坚忍卓绝，更加不可逆转和绝望，因而也更加光荣。
谈一谈这些逃跑事件，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这些年来我国人民到底是不是那么忍气吞声，那么俯首贴耳的。
请看下面几个例子。
在腾诺逃跑的一年前发生过一次逃跑事件，它成了腾诺的借鉴。一九四九年九月，斯捷普特种营（矿山，杰兹卡兹甘）第一分部跑了两个政治苦役犯——格里戈里-库德拉和伊万-杜舍奇金。库德拉是乌克兰人，身体壮实，老成持重，头脑清醒，但是一旦发起火来就像查波洛什的哥萨克一样，连刑事犯都怕他。杜舍奇金是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安详的白俄罗斯人。他们两人在矿山劳动工地上发现了一个度探井。探井上口用铁篦子盖着。他们利用上夜班的时间偷偷把铁蓖子一点一点地摇晃松了。与此同时，他们把面包干。刀子和从卫生所偷来的热水袋悄悄带进探井，藏起来。逃跑那天晚上，他们下井劳动时分别向班长请假，说身体很不舒服，不能劳动，想在下面躺一下。原来夜里井下没有看守人员，班长拥有全权，不过晚上干活时班长也不敢逼得太紧，因为有时候会发现班长的脑袋被敲碎，扔在井下。两个逃跑者把热水袋装满水，带着自己的储备品钻进探井，然后爬到顶上，拆掉铁篦子爬出去了。这个出口离岗楼虽不远，但已经在隔离区之外了。他们悄悄地跑掉了，没有被发现。
他们从杰兹卡兹甘通过草原朝西北方向走。白天躺在地上，夜间赶路。哪里也没有找到水。一个星期之后杜舍奇金躺在地上不想再起来了。库德拉用希望鼓舞他，告诉他前面有几个小山丘，那里可能有水。他们总算挣扎到那里了，可是山丘上的坑里只有稀泥，没有水。这时，杜舍奇金对库德拉说：“我反正不能走了。你把我扎死，喝我的血吧！”
道德家们！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决定才是正确的呢？库德拉自己也是两眼直冒金星。杜舍奇金反正活不成了。那为什么让库德拉也渴死呢？可是，假如他很快就能找到水的话，他今后的一生中想到杜舍奇金时将会怎样呢？库德拉对杜舍奇金说出了自己的决定：我一个人再往前走走看，假如天亮之前找不到水，再回来使你摆脱这痛苦，总比两个人都死好。库德拉又朝前面的小岗爬去。他看到一道小沟，在这里，就像一些十分不可信的小说里所讲的那样，他发现了水！库德拉滚下去，趴在水边喝呀，喝呀！（只是天亮后他才看见那水里有许多蝌蚪和水草。）他用热水袋装了满满一袋水，又爬回杜舍奇金躺的地方：“我给你拿水来了！水！”杜舍奇金不相信。他喝着水，但不相信（因为许多小时以来他一直梦见自己在喝水）。然后，俩人又一起爬到小沟边，又在那里喝了许久。
喝水之后，感到肚子饿了。但是第二天夜里他们爬过一个山岗，前面就是天国般的山谷地带：有河流，有青草、树丛、马群，生气盎然。天黑之后，库德拉悄悄走近马群，刺死一匹马。两人从马的伤口处直接吸吮马血。（保卫和平的卫士们！你们那一年正在维也纳或斯德哥尔摩召开喧嚣的保卫和平大会，正用麦秆吸着鸡尾酒！你们中间有善于作诗的吉洪诺夫，还有擅长新闻特写的爱伦堡，可是，你们当时可曾想到，吉洪诺夫和爱伦堡的祖国同胞正在吸吮死马的尸体？他们是否曾向你们解释：按照苏维埃的方式，和平是应该这样来理解的吗？）
库德拉和杜舍奇金点起火来烧马肉吃。这样，走了很久。步行绕过了图尔盖台地的阿曼戈尔德山；但走上大路后，遇到了卡车，上面的哈萨克人曾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并威胁说要把他们送交警察局。
再往前走，他们时常遇到小河和小湖。这时库德拉又抓到一只羊，宰吃了。他们逃出来已经一个月了！十月即将过去，天气渐渐冷起来。他们经过第一片大树林时看到一间没人住的土坯屋，就在这里住下了：他们不想再离开这个富足的地方。因为家乡并不吸引他们，并没有给予他们安静生活的希望，所以他们的逃跑没有最终目的地。这种情况下的逃跑是注定要失败的。
晚上，他们常常摸到附近村庄里，有时偷一口锅，有时撬开人家仓库的锁拿走一些面粉和盐，偷走一把斧头和几个盘碗之类（逃跑者就像游击队员，在一般和平生活中必然很快地成为窃贼）。有一次他们从村里偷走一条牛，拉到树林里宰了。可是，这时下了一场雪，他们本应躲在屋里不出来，以免被人发现脚印。但是库德拉想出去弄点干柴。他刚出屋就被护林员发现了，立即开枪打他。“是你们呀，小偷？是你们偷走了牛？”在土屋旁边发现了血迹。他们被带到村子里，锁在屋里。人们叫喊着：马上打死他们！留他们干什么？！但是区里来的检察官带来了全国通缉犯的照片，对村里人宣布说：“你们是好样儿的！你们抓住的不是小偷，是两个大政治土匪！”
于是，情景骤然改观了：周围的人谁也不再喊叫。牛的失主是个车臣人，是由高加索迁移来的。他反而给被抓住的人送来了面包、羊肉，甚至还有车臣人大家凑的钱。他说：
“唉，真是的！你要是早到我这儿来，告诉我你是什么人，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这一点是不必怀疑的，车臣人就是这样。）库德拉被感动得哭起来。经过这许多年残酷无情的生活之后，心灵已经受不住这种同情了。
两个人被押到库斯塔奈镇，在这里，在铁路局的临时羁押室里，士兵们不仅把车臣人送给犯人的东西全部拿走（留下来自己用！），而且没有给他们吃饭。（考涅楚克大概也没有在世界和平大会上谈这些事吧？）在上火车之前，把库德拉和杜舍奇金的手反铐在背后，让他们跪在库斯塔奈火车站的月台上，供旅客观看。
如果这发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任何一个别的令人满意的城市车站的月台上，旅客们也许会匆匆走过去，谁也不会注意这个像从列宾的画里走出来的、被捆绑着跪在那里的白发老汉。不管是文学书刊出版社的编辑们、进步电影的导演们，还是人道主义的宣讲士们和军队的军官们，都一样，更不必说那些工会工作人员和党务工作人员了——大家都会头也不转地走过去。至于那些普通人，那些丝毫不突出而又不担任什么负责职务的老百姓，也会尽量装作没看见的样子走过去：他们担心警卫人员会盘问，会把他们的姓名记下来。（他们的户口在莫斯科，莫斯科的商店齐全，供应多好啊！可不能拿这个冒险）（要说在一九四九年，这种现象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难道到了一九六五年不也是这样吗？难道我们今天的青年人和文明的人们会停下脚步在警卫人员面前维护这个戴着手铐跪在地上的白发老人吗？）
但是，这不是莫斯科。库斯塔奈镇的人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他们都是受到憎恨的人，或者是被流放到这里来的。他们朝这两个被捕的人围拢上来，把马合烟、香烟、面包扔给跪着的人。库德拉的两手被铐在背后，只好弯下腰用嘴去啃面包。但是，警卫人员却一脚把面包从他嘴上踢掉了。库德拉倒下去，又跪趴着向前.想去咬那块面包，卫兵又把它踢得更远！（喂，你们那些进步的电影导演们，是不是能记住这个老人的镜头呀？）这时，周围的老百姓不答应了，他们开始喧闹：“放开他们！给他们松开！”开来了一队警察。这一队人当然比群众厉害。群众被驱散了。
火车开来了。两个逃跑者被押回肯吉尔劳改营监狱。
哈卢克斯坦一带发生的逃跑事件，像这里的草原一样千篇一律。但是，或许就在这千篇一律之中更容易理解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吧？
一九五一年。又是在杰兹卡兹甘，又是从矿山，有三个人在夜间通过一条废探井爬出来了。他们跑了三个夜晚。渴得受不住。不远处看到几个哈萨克人的蒙古包。两人建议去哈萨克人那里要点水喝，第三个人，斯捷潘，决定不去，他留在土岗子上观察动静。他看到他的两个同志刚进去不久，就被哈萨克人追出来，当场就被抓住。个子不高、身体瘦小的斯捷潘独自顺着小山沟继续逃跑，除了一把刀子之外什么也没有。他企图往西北方向走。为了躲避人，常常不得不偏离方向。躲避人比躲避野兽还要紧。他用刀削了一根棍子，用它来打黄鼠和跳鼠吃：他先从远处扔石头打它们，等它们跑回洞口抬起前腿叫的时候，就可以用棍子打死它了。他尽量把血都吸出来，然后用干锦鸡儿草点火把肉烤熟吃。
正是这烤肉的火堆把他出卖了。有一次，斯捷潘看见一个戴着哈萨克大皮帽子的人骑马朝他这边跑来，他急忙踩灭篝火，用干草把他的“烤肉串”盖住：不能让哈萨克人看见他吃什么。哈，萨克人来到近前问道：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斯捷潘告诉他：原在杰兹达的锰矿上做工（那里确实有自由工人），现在是去找在国营农场工作的妻子，离这里大约有一百五十公里。哈萨克人问国营农场的名称。斯捷潘说出了一个可能性最大的名称：斯大林国营农场。
草原的儿子啊！你骑马走你自己的路多好呢！？这个穷小子什么地方妨碍了你？但哈萨克骑手却严厉地用蹩脚的俄语对他说：“你撒谎！你是坐监牢的！跟我走！”斯捷潘骂了一声，不再理他，起身走自己的路。可是哈萨克人骑着马同他并排走，重复着刚才的命令——跟我走！然后，他骑马跑到旁边去，想看看有没有自己人。但是草原上一个人也没有。草原的儿子啊！你就放了他吧，你不是看见他只拿着一根木棍想在草原上走几百里路吗？他没有吃的，反正是会死于饥渴的。也许你是需要那一公斤菜叶的奖赏吗？
这一个星期以来斯捷潘在草原上和野兽们过着同样的生活，他已经习惯于倾听草原上微小的沙沙声和呼啸声了，忽然，他感到空中有一种新的呼啸声、他不是根据判断，而是本能地感到某种危险的来临，不由得猛地往旁边一跳。这一跳把他救了！原来是哈萨克骑手扔过一条套马索来，想套住他。斯捷潘及时地跳出了圈套。
狩猎两条腿的动物！要人还是要一公斤菜！？哈萨克人骂了一句，拉回套索。斯捷潘继续往前走，边走边盘算，尽量盯住哈萨克人。那人又催马到近前来了，又准备好了套马索，又掷了出来。就在这一刹那，斯捷潘突然朝他冲去，一棍子把他打下马来。（斯捷潘本来是没有什么力气的，可这是生死关头！）“叫你领赏去，败类！”——斯捷潘的棍子带着无穷的仇恨狠狠地继续打向哈萨克人，就像一只野兽在用牙齿撕裂另一只野兽。直到流出血来，他这才住手。斯捷潘拿了哈萨克人的套马索、鞭子，骑着马走了。马鞍上还挂着一个背包，里面装着食物。
他又继续逃了很久，走了两个星期。但他给自己定下一条严格的规定：到处都要坚决地避开主要的敌人——人，他的同胞们。他已经把马放弃了，渡过了一条河（他不会游泳！他是乘着自己用芦苇做的小筏子渡过的。当然，他原先也不会做筏子）。他猎获野物吃。有一次夜晚遇到一只类似熊的大兽，好容易才躲开。有一次他腹饥口渴，疲劳不堪，实在想吃点热东西。他看到一个孤零零的蒙古包，决定进去讨点东西吃。蒙古包前有个土坯墙围起的小院。院外门前拴着两匹备好鞍的马。当他看到一个穿军装、马裤、胸戴勋章的年轻哈萨克人正从门里迎面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躲开了。太晚了。那人已走近围墙。斯捷潘心想：完啦！哈萨克人是出来解手的，他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一看到斯捷潘，他很高兴，好像根本没注意斯捷潘身上破烂不堪的衣服。“快请进去吧！进去吧！你就来作客人吧！”蒙古包中间坐着一位老父亲，还有另一个戴勋章的年轻哈萨克人。这是两兄弟，上过前线，现在在阿拉木图也算得上两个人物了；这次是来看望父亲的（向农庄要了两匹马，骑马来到这蒙古包）。他俩都经历过战争，因此还是人。而且今天喝得大醉。酒醉后的宽厚心情完全占有了他们（伟大的斯大林一直努力铲除的就是这种宽厚态度，但他终究未能完全根除掉）。使他们高兴的是，酒宴上又多了一位客人，尽管是矿山上的普通工人。这个工人说是往奥尔斯克去的，他妻子在那里很快就要临产了。他们并没有要求客人出示证件，而是给他喝酒、吃菜，让他躺下休息。看，竟有这样的事（对人来说，酗酒什么时候都是件坏事吗？当酗酒能把人身上的某种优秀品质揭示出来的时候，它也不好吗？）
斯捷潘比主人们醒得早；他总担心这里有陷阱。醒后他悄悄溜出来。不，没有陷阱：两匹马仍旧好好地挂在大门口。其实，他满可以骑上其中的一匹逃走，但他也不愿意做这种对不起两个好人的事，还是步行离去了。
他又走了好几天，路上有时可以看到汽车。每当汽车过来的时候，他总是及时地躲到一旁去。他走近铁路线，顺着铁路线走，晚上来到奥尔斯克车站。那就坐火车吧！他胜利了！他创造了奇迹：只带着一把自制小刀和一根木棍就独自一人穿过了辽阔的草原地带，前面就是目的地！
但是，在车站的灯光下他看到荷枪的士兵在铁路沿线守卫。于是他又沿铁路旁的小道走。第二天早晨他便不再躲躲藏藏了：他已经到了俄罗斯共和国，到了故乡啊！一辆汽车扬着尘土驶来，斯捷潘第一次不再躲避汽车了。从这第一辆没有躲避的故乡的汽车里跳下来一位故乡的民警：“你是干什么的？拿出证件来看看！”斯捷潘解释说他是个拖拉机手，正在找工作。正好这时走过来一位农庄主席，对民警说：“你别找他的麻烦！我们农庄正缺拖拉机手呢！在乡下谁会带什么证件！”
斯捷潘同农庄主席坐车走了一天，谈妥了工作条件，一起喝酒、吃菜。但是到了傍晚斯捷潘忍不住了，又想跑到二百米以外的树林里去。但是，民警是很利落的：一枪！两枪！只好停下来。他被绑住了。
看来，像是找不到他的踪迹了，人们认为他已经死在草原上。这里的士兵们守候的是另一个人，不是他。民警最初看见他时觉得不像，才同意放他跟农庄主席走的。抓住他之后，把他送到内务部区分局羁押室，起初对他十分客气；给他茶水和夹火腿的面包吃，给他好烟，由分局长亲自审讯而且用“您”称呼他（天知道，这些大间谍明天要被带到莫斯科去，说不定他会告状的）。“您的发报机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小队把您送到这儿来的？”
“小队把我送来？”斯捷潘摸不着头脑“我没有在地质勘察队干过活。我大部分是在矿山上干活的。”
但是，斯捷潘逃跑的结果并不是吃什么夹肉面包，它甚至比吸尸体的血还要糟糕：他被押回劳改营后，遭到长期的残酷殴打，后来，这个受尽折磨和损害的斯捷潘竟然堕落了，从他原来的状态一落千丈；他向肯吉尔营的行动人员别利亚耶夫签名保证帮助当局发现企图逃跑的人。他成了一只“诱猎鸟”他常常把这次逃跑的全部过程详细地讲给同牢房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听，观察并等待着对方的反映。如果有反映，表现了逃跑的念头，斯捷潘就去向监狱的行动人员汇报。
从特种劳改营的逃跑是惨绝人寰的。这个特点在每一次艰难的逃跑中都有所表现。但它突出而集中地表现在一九五一年夏天发生的一次没有理智的、血淋淋的逃跑事件上。此事也是发生在杰兹卡兹甘。
六名逃跑者从矿井里开始逃跑的时候，首先把另一个他们认为是眼线的囚犯杀死了。然后六个人从一口废井里爬出去，进入草原。这是六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囚犯。因此，刚逃出来就不想一起跑了。当然，如果他们有一个聪明的计划，分散逃跑也未必不正确。
但是，他们没有计划。其中一人立即跑到离劳改营不远的自由工人村里去找他的女相好。他叫开门，但并不是想在她家里暂时躲一躲，藏在地板下面或天花板上面呆些时候避避风（如果这样，那倒是很聪明的），而是想同她作短暂的欢聚（这就使我们一下子看清了他这个刑事犯的面孔）。他在她家鬼混了一夜和一整天。第二天晚上他竟然穿起她从前的丈夫的衣服，同她一起到俱乐部看电影去了！劳改营看守有的也来看电影，认出了他，当场就把他绑走了。
另外两个格鲁吉亚人轻率而自信地向火车站走去，想乘火车去卡拉干达。但是，从杰兹卡兹甘通往外界的路，除了牧人和逃犯走的小径之外，只有一条去卡拉干达的铁路，铁路沿线有许多劳改营，每个车站上都有行动人员哨所。因此，他们还没到卡拉干达就被抓住了。
其余三人朝西南方向逃走，选了一条最艰苦的路。这里没有人，但也没有水。其中一个上了年纪的乌克兰人，上过前线的普罗科片科，有一张地图，他劝另外二人选择这条路，并且说他能领他们找到水。两个同伴一个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江湖骗子，另一个原先是小偷，瘦小干瘪。三个人走了四天四夜，没吃没喝。实在忍受不住了。于是勒勒人和小偷对普罗科片科说：“我们得和你告别啦！”“怎么啦，哥儿们？你们想分开走？”普罗科片科没有立即听懂他们的话。
“不，我们想把你结果掉！反正咱们不能都逃出去。”
普罗科片科苦苦哀求他们，他把帽子撒开，从布夹层里取出他妻子和孩子们的一张照片给他们看，想以此感动他们：“哥儿们，哥儿们！咱们可是一起逃出来寻求自由的呀！我一定能把你们领出去。前面不远就应该有一口井！一定会有水！再忍耐一下吧！饶了我吧！可怜可怜我吧！”
但是两个人还是把他桶死了，指望着能喝他的血。他们割断了他的血管，但是血不往外流，立即就凝固了！
这又是可以拍进纪念影片的一个镜头：两个人在草原上杀死另一个人，血不往外流
两人彼此像狼一样互相注视着，因为下一回该是他们两人之中的一个要遭殃了。他们互相警惕着向前走去，朝着刚才普罗科片科老头指的方向走去竟在两个小时之后看到了一口井！
但是，第二天，搜索队从飞机上发现了他们，抓回去了。
审讯中他们把认出这件事。后来此事在劳改营里传开了，人们决定捅死他们替普罗科片科报仇。但是，劳改营当局把他们关在单独的牢房里。后来又转押到别处去审判。
只好相信命运了。相信你逃跑的成败取决于跑出来时冲了吉星还是凶星。不管你有多么周密而长远的计划，但在关键时刻营区的电灯突然全灭了，因而你就没有弄到汽车以至全部计划落空。而另外的一次逃跑却完全是由于一时冲动开始的，可是偏偏各种情况都像早已有了巧安排似的。
一九四八年夏天，也是在杰兹卡兹甘的第一分部（当时这里还没有建立特种劳改营），有一天早晨派出一辆自卸卡车到很远的采沙场去拉沙子，把沙子运到灰浆搅拌场去。采沙场不是固定工地，也就是说那里没有专门的警卫人员。只好让三个装车的囚犯也坐车去，随车回来。这三人都是判了长期刑的，有的十年，有的二十五年。押车的三名士兵中有一名上等兵。司机是个解除看管留营劳动的刑事犯。机会！但是，对于机会必须像它突然到来那样迅速而及时地抓住它。他们要下定决心，要互相商量，而且这一切都不得不在押车士兵的眼前和耳边进行。往车上装沙子的时候士兵们就持枪站在旁边。三个囚犯的经历相同，和当时千百万人的经历一样：先是上前线，然后是德国俘虏营，从德国俘虏营里逃跑，又被敌人抓回去，关进惩戒集中营，战争结束了，他们被从集中营里放出来，接着，为了对这一切表示感谢，苏联当局把他们关进了“自己人的”监狱！既然当年在德国都敢逃跑，为什么今天在自己国家里不敢逃跑呢？一车沙子装好了。上等兵坐到驾驶室的司机旁边的坐位上。两名冲锋枪手坐在车箱前部，背靠驾驶室，面向车后，持枪对准坐在车箱后部沙子上的囚犯。汽车刚开离采沙场，三名囚犯一个暗号同时向两名押解兵的眼里扔沙子，随即扑倒在他们身上，夺下冲锋枪，从驾驶室的后窗口用枪托一下子就把上等兵打昏了。汽车停住了。司机吓得要死。囚犯们对司机说：“别怕！我们不会动你！你不是他们的狗腿子吧！？快卸车！”马达开动了，转眼间一车沙子，比黄金还宝贵的、给三个人带来自由的沙子，卸在地上。
就在这个时候，也像几乎所有逃跑中的情况一样（让历史永远记住这一点吧！），奴隶们表现得远比押解人员宽宏大量：他们没有枪毙三个士兵，没有殴打他们，只命令他们把衣服和靴子脱下来，就放他们光着脚、穿着内衣走掉了。“你呢，司机？你跟谁走？”“当然跟你们走，那还用说！”司机也立即下了决心。
为了迷惑三个光脚押解兵，囚犯们（他们将为这宽宏大量付出代价！）先把车往西开（平坦的草原，随便往哪里开都行！）。路上，一个人穿上等兵的制服，另两人换上普通士兵制服，然后驱车向北方驶去。三人都有武器，司机有驾驶证，有什么可怀疑的！尽管如此，路过电话线的时候还是要把电话线弄断，以便切断他们的联系（把车开到近前，用绳子挂一块小石头扔过去，搭在电线上，拉绳子，把钩子带上去，拉断电线）。这当然要花费时间，但是值得。汽车全速开了一整天，直到跑完三百公里，汽油耗尽才停下来。于是他们注意从对面来的车。一辆“胜利牌”小卧车开过来了。他们把车叫住。“对不起，同志，职务在身嘛，我们得检查一下您的证件。”原来是两位要人！区党委的领导！去农庄检查工作或是去给农庄鼓舞士气的，也许只是想去好好吃上一顿。“喂，出来吧！把衣服脱了！”要人们苦苦哀求，生怕打死他们。把这两个只穿内依的人带进了草原，绑起来，拿了他们的证件、钱和衣服，乘上“胜利牌”轿车，开走了。（上午被扒掉制服的士兵一直到傍晚才走到就近的矿场。矿场的岗楼上对他们喊：“不许靠近！”“我们是自己人！”“只穿一件内衣，什么自己人！”）
“胜利牌”汽车的油箱不满，连备用油罐也用上总共走了二百公里就完了。天已经黑下来。他们看到放牧的马群，虽然没有笼头，却也成功地抓住几匹，抓住马鬃，骑上去，继续逃跑。但是，司机却从马背上掉下来摔伤了腿。三人建议他坐到后面，两人骑一匹马，带他走。但是，他拒绝了。他说：“朋友们，你们不必怕。我绝不会去报告！”他们给了他一些钱和“胜利牌”汽车的驾驶证，骑马走了。这位司机就是看到这几个逃犯的最后一个人，从那以后谁也再没有见过他仰而且一直也没有被送回劳改营。他们几个人就这样把自己的“二十五元券”和“十元券”统统留在特别处的保险柜里，没有找零钱，就头也不回地跑掉了。乳臭未干的检察官们向来就喜欢勇敢的人！
那个司机确实没有去报告。他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附近的农庄里找到了工作，安静地度过了四年。但是。艺术爱好把他毁了。他会拉俄式手风琴，拉得很好，常在自己农庄的俱乐部里演出。后来他参加了全区文娱会演，后来又去参加全州会演。他自己也几乎忘掉过去的生活了。但是，观众里有一个杰兹卡兹甘的看守，认出了他，当场在后台就把他抓走了。按第五十八条又判了他二十五年，把他押回了杰兹卡兹甘。
也还有另外一类逃跑者。这类人不是凭一时冲动和绝望的拚死心情而逃，而是凭技术，凭一双灵巧的手逃跑。
肯吉尔营发生过一次有名的利用火车车辆的逃跑。有一个工地上经常开来运水泥和石棉矿石的货车。把货物卸在隔离区，开走空车。于是，有五个囚犯便开始准备一次靠技术的逃跑。他们要在普尔门式货车车辆的车帮里面再装上一层木板车帮，人可以藏在中间。这层车帮要用合叶作成折叠式的，像屏风一样，把它拿上火车时看去像是一块为了卸车用的搭板。一切都计划得十分周密：卸货的时候，担任卸货劳动的囚犯就是车辆的主人了，那时可以把准备好的东西拿进车箱，把它拉开，用卡子固定在硬车帮上，五个人背靠车帮站好，用绳子把假车帮拉起来，固定住。车箱里满是石棉粉，假车帮上也是石棉粉。至于这节普尔门车辆在纵深上会稍微短一点，这从远处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在时间计算上比较复杂：车辆必须在火车开走之前卸空，这时候囚犯们要仍旧留在工地上，不能提前上车，等到确信马上要开车时才能上去。他们就在这最后一刻拿着刀子和食物跑过去了，可是，这时其中一个人的脚给铁路道岔卡住骨折了。这耽误了大家的时间，他们未能在押解人员集合点名之前把假车帮安装好。他们被发现了。后来对这一逃跑事件进行了公审。
曾在空军学院学习过的巴塔诺夫也试验过类似的方法，不过他是一个人单独子的。埃克巴斯图兹的木材加工厂制作房门，这些预制的房门从工厂用卡车运到工地去安装。木材加工厂的工作是昼夜不停的，因此，岗楼上始终有警卫。但是工地上只是白天有警卫，晚上就撤掉。巴塔诺夫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被装在一捆门框里，两面用门板钉起来，装上汽车，卸在工地上。在木材加工厂里，趁着交接班时的混乱混过了查点人数这一关。所以当天晚上没有发现有人逃跑。在工地上，他夜间从门框里爬出来，逃跑了。但他在去巴夫洛达的路上又被捉回来。（这次逃跑是在他上次逃跑一年之后，他上次坐汽车逃跑时轮胎被打穿了。）
逃跑而被捉回的人和逃跑前被察觉的人；参与过那些使整个劳改营的土地燃烧起来的事件的人；由于行动人员的深思熟虑而受到特别监视的人；拒绝服从命令的人；还有其他各种不驯服的人——所有这些人使得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里的加强管制棚不断地扩大、再扩大。新建的两厢砖房已经容纳不下了，惩戒室（距营部不远的第二号工棚）也容纳不下了。又新开辟了一个惩戒空（第八号工棚），它是特别为“班杰拉分子”建立的。
每发生一次逃跑，每发生一次骚乱事件，三个惩戒棚的制度都要变得更加严厉一些。（为了忠实地反映刑事惯犯们的历史，这里应该指出：埃克巴斯图兹加强管制棚里的“每狗”们对此是十分不满的，他们经常嘀咕：“坏蛋们！别再逃跑吧！因为你们逃跑，我们都快要被这严厉的制度给卡死啦！在一般劳改营里，这种事只打几个嘴巴就了事了。”这些话也正是监狱当局希望他们说的。）
一九五一年夏天，整个第八号工棚惩戒室在计划集体逃跑。这个工棚距营区障碍地带只有三十米远，所以他们决定挖地道。但是，他们干得太明显，几个小伙子在自己人中间公开议论、商量。他们以为，既然大家都是“班杰拉分子”就不会有眼线。实际上却早已有人当了眼线。他们那不像样子的地道刚挖了几米，就被出卖了。
第二号工棚惩戒室的领袖人物对于八号工棚的吵吵嚷嚷的逃跑计划十分不满。倒不是怕暴露之后加强管制，而是因为自己也离障碍地带三十米，也正在挖一个高质量的地道，而且在八号工棚开挖前就开始了。他们担心：既然两个惩戒室都想到了挖地道，那么猎犬们也会想到这一点并且会开始检查。但埃克巴斯图兹营的主人们最怕的还是抢汽车逃跑，所以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这方面的防范上，决心把所有的工地和生活区全用一米深的地沟围起来，使任何汽车都通不过，就像中世纪嫌城墙不够，还要挖护城河一样。这些日子囚犯们已经在工地和隔离区周围挖出了一条条整齐的地沟。
第二号惩戒工棚是在整个埃克巴斯图兹隔离区内部又用铁丝网圈起来的一个小区。铁丝网围墙上的小门经常锁着。除了在石灰场劳动的时间之外，这里的囚犯每天只有二十分钟可以在小区内活动，其余时间全被关在工棚里，只有去上工和回来时才通过大营区；他们不能到大食堂去吃饭，饭由炊事员用木桶给他们送来。
惩戒室的囚犯把去石灰场只看作晒太阳和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谁也不去用力铲那有害健康的石灰。一九五一年八月底发生过一起打死人的事件。（刑事惯犯阿斯帕诺合用铁棒打死了阿尼金。阿尼金曾经在暴风雪中利用大风旋起的大雪堆爬过铁丝网逃跑过，但一昼夜后又被捉回来，关进了惩戒室。关于他的事已见第三部第十四章。）从那以后，这里的囚犯更是拒绝当这种“工人”了，因此，整个九月间惩戒室没有人去劳动，实际上等于蹲在监狱里。
这些人中间有不少“坚定不移的逃跑者”从夏天开始，他们逐渐集结到一起，终于组成了一个“十二人逃跑小组”（哈吉耶夫-穆罕默德，他是埃克巴斯图兹地区伊斯兰教徒的领袖；瓦西里-库斯塔尔尼科夫；瓦西里-布留欣；瓦连京-雷日科夫；穆吉亚诺夫；一个喜欢挖地道的波兰军官及其他几个人）。大家都是平等的，但其中库班的哥萨克人斯捷潘-科带瓦洛夫还是居于主要地位。他们订了盟约：谁要是泄露哪怕一个字，谁就别想活，或者自己自杀，或者别人把他捅死。
这时候，整个埃克巴斯图兹营区已经被四米高的围墙围得严严实实。顺着围墙还有一条四米宽的耕翻过的前沿地带，墙外还有一条十五米宽的隔离禁区，最后是一条一米深的沟。逃跑者们决定使地道通过这整个障碍地带，而且要把地道挖得十分可靠，让谁也不能提前发现它。
初步调查表明：房子的基础较低，整个工棚的地板下面的空间很小，挖出的上没有地方放。看来，这个困难很难克服。那么，就不逃跑？于是有人提议：天花板上面有很大的空间，把土弄到天花板上去！通过无法隐蔽的、经常受到检查的工棚的居住空间偷偷把几十立方米的土运到天花板上的顶楼去？每日每时都要这样往上运，还不能掉下来一点点，不能留下痕迹？这似乎不可想象！
但是，一旦想出了解决办法，人们欢呼起来了。只有这时才算把逃跑计划最后确定下来。解决办法是在分小组选择住房的同时找到的。这座按芬兰式建筑的工棚原本是为自由工人们建造的宿舍，把它合并到劳改营营区内是个错误，整个营区再没有第二栋这样房子了：工棚里分成一个个小房间，而这种房间又不像其他房间那样可以塞进七个“小车厢”而只能接三个，也就是说只能住十二个人。十二名逃跑者中有几个人是住在同一房间里的，于是逃跑者也就选中这一间作为基地。他们通过各种手段——通过自愿换床位或者用玩笑或嘲笑来排挤那些碍事的人（“你睡觉打鼾太厉害了”“你’”理由多得很呢！），慢慢地把“小组”外的人统统挤到别的房间去了，十二个“‘自己人”终于集中到这间屋里。
惩戒室与一般营区隔绝得越是严格，惩戒室里的人受到的惩罚和压迫越是厉害、这些人在整个营区中的精神作用力也就越大。对全营的囚犯来说，惩戒室的人要求定制一件什么东西，那就像是传下一道圣旨。现在，凡是技术上需要的东西都可以订货，这些东西会在某个工地上制作出来，会冒险通过营门口的搜查带进隔离区，然后再留着第二次危险（放在烂菜汤里，面包里，或者放在药品箱里）带进惩戒室里。
他们首先定制和得到的是刀子和磨刀石。然后又要来了钉子、小螺丝、油石灰、水泥、白粉子、电线、小滑轮。他们用小刀整齐地锯断了三块地板木条上的阳榫，取下了一块压住这几条地板的护墙板，拔掉这几条木板两端（靠墙的一端和搭在房间中部地板横梁上的一端）的钉子，就把这三块板掀了起来。然后，在它们朝下的一面用小木条把三块板拼起来钉成一个整块托板。在其靠墙的一端，钉小木条的钉子中有一颗大钉子是从l向下钉的，但没有把它钉到底，稍稍留一点钉子帽，把这个钉子帽用地板颜色的灰腻子填腻上，再弄上一点尘土。把这整块托板放回原处，它就仍然非常严密地和整个地板合在一起，没有一点缝和损伤，也没有可以把它拿起来的地方，因为从来没有在板缝处使用过刀斧之类。然后再把护墙板放回原处，压住这块板。取下这块托板的方法是：先把那块活动的护墙板拿掉，用一个铁丝圈套住大钉子帽，把托板拉起来。这就是地道入口。进入地下挖土的人每次换班都要把护墙板取下来再装回去。他们每天要“擦地板”（为的是使地板保持湿润膨胀，不出现干裂缝）。这个进入地下的任务是主要任务之一。总的说来，他们这个房间一直收拾得非常干净整齐，从来没有人穿着鞋躺在床上，也没有人吸烟，个人的东西从不乱放。床头小柜里也没有碎屑残渣之类。因此，每次来检查内务的看守都是在这个房间停留的时间最短。“搞得好，有文化！”看守们一边这样说着，就去检查下一间了。
第二个任务是土的提升工作：要把挖出的土提到天花板上面去。这个房间里，也和其他房间一样，有一个砖砌的俄式大火炉，它和墙之间有一条空隙，可以挤进一个人去。想出的办法是：把这个空间封死，把它从居住空间变为坑道的一部分。他们在一间空房里干净彻底地拆卸了一个“小车厢”床，用拆下的木板把这个空间的开口封死，立即钉上灰板条，抹上灰泥，刷成和炉子一样的白色。看守们难道会记住工棚里二十个小房间中哪一间的炉子和墙连在一起，哪一间的炉子稍微离开墙一点吗？空房里的“小车厢”少了一张也没有被发现，因为人们拆得干净利落，毫不露马脚。只是在头一两天中，看守有可能发现墙上的灰泥是湿的。但是，要发现这一点，他就得绕过炉子弯腰到床后去看。这间屋子是清洁整齐的模范呀，何必呢！即使被他看出来，这还不等于全部坑道计划的暴露，可以推说：这是为了使房间整洁美观，那个没有用的空隙经常落灰，又很不好看！
灰泥都干了之后，这才用刀子把已经封死的这个空间的地板和天花板剜掉。在这里，又用拆床的木料装了一个梯子。这样，狭小的地板下面的空间就同天花板上宽敞的空间连在一起了，像是一口看守们看不到的竖井。它也是多年来第一口能够使那些刚强的男子汉们心甘情愿地在里面拚命劳动的竖井！
劳改营中也会有同梦想结合在一起的工作吗？会有把你的整个身心都吸引住的、使你废寝忘食地去干的工作吗？有。这样的工作只有一件，那就是为了逃跑而进行的准备工作！
下一个任务就是挖土。用刀子挖，磨刀子，这是勿须多说的。但还有不少别的问题。这里还需要进行矿山测量学的计算（这由工程师穆吉亚诺夫担任），既要到达安全深度，但又不要超过需要的深度；要使坑道的走向符合最短距离；要确定坑道的最合理的截面；要随时知道自己处在什么地方；要正确地规划好坑道出口。还有换班的组织工作：每天挖土的时间越多越好，又不能换班太勤；还要毫无破绽地全员按时接受早晚两次点名。这里还有个劳动服装问题，洗手洗脸问题。（总不能带着一身泥土到上面来接受点名吧！）也有照明问题：一条六十米长的坑道怎么能在完全黑暗中挖成呢？他们把电线拉入地下坑道。（还得在不被发觉的情况下接通才行！）也还需要安装信号装置：如果有人突然向工棚这边走来的话，怎样才能及时地从长长的、不透气的坑道里把挖土的人叫上来呢？或者，坑道里的人怎样才能安全而及时地通知上面他们必须立即上来呢？
惩戒室的制度很严格，但严格也有它的弱点：看守们不可能悄悄地突然进入工棚，他们必须通过铁丝网之间的唯一道路走近工棚外的栅栏门，打开门上的锁，然后走到工棚的门，再打开锁。拉开门上的铁栓时也要有响声。这一切都可以从小窗户里观察到，不过不是从自己屋里的窗户，而是从门口附近的一间空“单间”的小窗里可以看到；在那里设一个“观察哨”就行了。坑道里使用灯光信号：闪两下——注意，准备退出坑道；连续闪光——紧急警报！火速出来！
进入坑道时把衣服全脱光，脱下的衣服放到枕头和床垫下面。进入地板下的地道口之后，要通过一条狭窄的裂缝似的小道，谁也不会想到前面就有一间宽敞的“小屋”这里的灯经常亮着，备有工作服和裤子。另外四个光着身子沾满泥土的人（换班下来的）爬上来，仔细地在这里洗掉身上的泥土（泥土在汗毛上结成小泥球，需要把它泡软，或者就连汗毛一起扯下来）。
第八号惩戒棚挖地道的事被发觉时，第二号惩戒棚的上述工作已经进行一些时候了。所以，不难理解这些创造家们当时多么担心自己的心血付诸东流。那可太遗憾了，甚至是屈辱。幸而一切都平安地过去了。
九月初，腾诺和日丹诺克在监狱里蹲了将近一年之后又被送到（实际上是回到）这二号惩戒室来。在这里刚刚喘了一口气，腾诺就又开始不安分了；他需要准备新的逃跑！他指责人们说，目前这个最好的逃跑时期很快就会过去，不能总是无所作为地呆着！但是，那些坚定不移、不顾一切的逃跑者们对于他的话却毫无反映（挖地道的人正好十二个，分成三班，不需要第十三个人）。这时腾诺便直接向他们提出了挖地道的建议！但是，人们回答说：考虑过了，但基础太低。（盯着这个久经考验的逃跑者的探索的眼睛硬是摇头说“不”这自然是冷酷的。简直就像不允许一只受过训练的伶俐的猎犬去搜索猎物一样。）但是，腾诺太了解这些人了，他不能相信他们这种普遍的冷漠态度，他认为这些人不可能全都一样地堕落了！
于是腾诺和日丹诺克便开始对他们进行热心而内行的观察，这种内行的观察是看守们办不到的。腾诺发现：他们几个人经常到门口的同一间小屋里去吸烟，而且总是一个出来，另一个再进去，从没有结伴去过；白天他们的房门总是从里面插上的，别人叫门时从不立即开门；屋里总有几个人在熟睡，好像夜晚还睡不够似的；有一次，他看见瓦西里-布留欣从放马桶的地方转出来，全身是湿的。“你怎么啦？”“噢，我刚才洗了洗身子。”
他们是在挖掘，很明显，一定在挖掘！但是，在哪儿？为什么不说？腾诺找这个人谈，找那个人谈，试探他们：“你们太不谨慎啦，朋友们！你们这个招法可不够谨慎！还好，是我看出来了，要是叫眼线发现了呢？！”
终于，经过大家讨论，决定接受腾诺带领的四人小组参加进来。首先，他们建议腾诺对房间进行检查，发现痕迹。腾诺检查了每一块地板和墙，竟什么也没有发现！大家都十分满意。于是腾诺就高高兴兴地又开始为自己劳动了。
地下的劳动是这样组织的：一个人躺着凿掉工作面上的土；另一人在他后面弯着腰把凿下的土扒进特制的帆布小口袋；第三个人把绳子套在两肩上拉着小口袋往回爬行，通过坑道和地板下面拉到“竖井”下口，在这里把小口袋一个一个地挂在从天花板上系下来的钩子上，第四个人在天花板上把空口袋放下去，把装上的口袋拉上来，轻轻地在天花板上把土撤成薄薄的一层。每次换班之前都要用炉渣把新土盖上，天花板上的顶间里有的是炉渣。每班内部的分工也变动，但不常变，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迅速而高效率地完成最累最重的挖土和运土工作。
运土时，起初是一次拉两个口袋，后来从炊事员那里“抄”来一只木托盘，把土口袋放在托盘上，这样就可以一次拉四个口袋了。绳子从颈后绕到胸前经过两腋下拉着身后的托盘。后颈的皮磨破了，两肩两膝酸痛，拉一趟就满身是汗，作完一班下来，简直累死人。
挖土时的姿势非常不方便。只有一把短柄铁锹，每天都要磨。先要用它挖出一道一尺左右深的竖沟，然后半躺半卧地背靠着挖出的土，铲下土块来扔到身后。地下有时是石头，有时是粘土。遇到非常大的石头就只好绕过去，使地道拐弯。每八至十小时换一次班，每班控不到两米，有时连一米也挖不到。
最困难的是坑道里空气不够：人们头晕、恶心，甚至失去知觉。必须解决通风问题。通风孔只能通向地面，打在障碍地带附近，也就是打在最危险的、经常处于观察下的地带。但是，没有通风孔不行，简直无法呼吸。他们定做了一块“螺旋桨”式的钢片，装上横把，做成像手摇钻似的东西，就用它从下面向上挖出了一个通到地面的垂直孔道。可以通风了，呼吸轻快多了。（地道通过障碍地带之后。他们又在外面挖了第二个通风孔。）
哪一项工作怎样作才更好？他们不断总结经验。随时计算着地道的进度。
地道，或曰隧道，穿过带状地基之后渐渐向外直伸出去。只是遇到大石头或工作面不准确时稍微出现些弯曲。地道宽半米，高九十公分，顶是拱券形的。根据计划，顶面距地面为一米三、四十公分。地道两旁用木板加固。随着工程的进展，在地道里拉的电线也越来越长，接上的新灯泡已不只一个了。
顺着地道看去，它像一条地下铁道。这是劳改营内的“地铁”！
地道已经挖成几十米了，已经挖到了障碍地带以外。头顶上有时可以清楚地听到换岗哨兵的脚步声，军犬的叫声。
可是，突然突然一天早点名之后，他们看到监狱首长、短小精悍的马切霍夫斯基中尉亲自带领一群看守朝惩戒室这边走来了。这时白班的四个人还没有进入地道，屋里倒是没有可指摘的地方。（这是逃跑者严格规定的。）逃跑者们的心一下子就凉了：被发现了吗？被谁出卖了吗？或者只是临时抽查？
一声命令；“各自带着自己的东西，全到工棚外边来！一个也不许留！”
命令执行了。所有囚犯都被赶出来，集合在放风的小院里，坐在各自的布口袋上。只听见工棚里面一片响声——看守们在扔下“小车箱”上的木板。又听见马切霍夫斯基喊道：
“拿工具来！”
看守们把铁棍、斧头等拿进去。听见用力拆卸木板的声音。
逃跑者的命运就是这样的！用了多少智慧，花了多少劳动，寄托了多少希望和经历了多少兴奋的日夜啊！——一下子，不但全成泡影，还得蹲禁闭，遭毒打、审讯，再判新刑期
但是，不！不论是马切霍夫斯基，还是看守们，谁也没有幸灾乐祸地挥着手高兴地跑出来。他们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掸落着身上的尘土，灰溜溜、气呼呼地从工棚里出来了：搜查毫无结果。“给我一个一个走过来！”——又下达了一个气急败坏的命令。开始一个人一个人地检查个人的物品了。囚犯们经过搜查后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是一场大破坏！好几个地方（凡是钉得不牢或者有个小缝的地方）的地板都被撬起来了。各个小房间里的东西扔得乱七八糟，有些床被恶狠狠地翻过来。只是逃跑者这间有文化的房间没有遭到破坏！
不了解逃跑情况的人们气愤地说：
“这些兔崽子们怎么就坐不住呢？！他们搜什么？”
逃跑者们则庆幸自己没有把挖出的土撒在地板下面该是多么正确，否则这次肯定会被发现。看守们并没有到天花板上的顶楼去搜查（只有鸟儿才能够从顶楼上飞走！），何况顶楼上的新上也全都用炉渣盖得好好的。
猎犬们没有嗅到！没有嗅到！啊，多么高兴！只要顽强地劳动，严格地谨慎小心，就不可能没有成果。这回一定可以控成功了！距离障碍地带外围的防护壕只有六米到八米了（最后这几米必须挖得十分准确，必须使洞口不高不低正对准壕沟的底部）。
然后怎么办？这个问题科诺瓦洛夫、穆吉亚诺夫、哈吉耶夫和睦诺四个人这时已经计划好了，并且已由十六人全体通过。决定晚上十点来钟，在全营晚点名结束之后逃跑。那时看守们都各自回家或回到自己的工棚里去了，岗楼上哨肖兵已经换岗，下岗的哨兵也已经离去了。
到那时全员一个一个地进入地道。最后一人要在“小窗口”对营区进行监视。然而他要同倒数第二人把抽掉的那块护墙板对好，钉在那块活动地板上，好使人们进入坑道后盖上地板时护墙板正好安在原来的地方。那个还露出一点的大钉帽要拉下来，固定住，还要在那块地板下面装一个木闩，盖上后从下面关死，好使人们不能再从上面把它拉起来。
还有：逃跑前要把走廊里的一个小窗上的铁格子取下来。这样，早上点名时发现缺少十六个人，看守们就不会立即断定是挖地道逃跑的了。必然会到隔离区的其他部分去找，也会以为是蹲惩戒室的人们去找某个眼线算帐去了。也会到特种营的其他分部去找，认为是跳墙跑到其他分部去了。干净利落！地道不会被发现，窗子下面又没有足迹，十六个人像是让天使带到天上去了！
从地道进入环营壕沟之后，要一个人一个人地沿着沟底爬到离岗楼较远的地方（地道出口离它很近），再一个一个从沟里爬出来上路。每上去四个人就停一会儿，以免引起怀疑，并且可以借这个时间观察一下。（最后一个人还要采取预防措施：他要把事先准备好的抹了泥的木盖子从外面堵在地道出口上，用身体把它靠进洞口，再从外面扔上一些土！这样，第二天早晨从壕沟里也不会发现地道出口的痕迹。）
经过村子的时候，要一组一组地走，还要大声谈笑。如果遇有阻拦，大家合力抵抗，直到动刀子。
总集合地点是铁路道口附近，那里常有许多汽车通过。铁路道口比旁边的马路高，大家趴在附近地上，不会被发现。这个道口修得不很好（逃跑者们平时上工经过这里，看见过），只是随便铺了一些厚木板，所以运煤的汽车和空火车车皮经过这里时都开得很慢。等汽车一过路口，便有两个人举起手来要求汽车停下，从两旁走过去，请求司机捎一段路。晚间汽车上大都只有一个司机。这时立即抽力抓住司机，强迫他坐到驾驶室中间去。瓦连京-雷日科夫立即掌握方向盘，其他人迅速跳进车厢，向巴夫洛达全速前进！一百三、四十公里的路程，有几个小时就可以达到。快到渡船渡口时，沿河岸往上游开，那里有灌木丛（押送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留意到了），把司机绑起来，放在灌木丛里，扔掉汽车，坐小船渡过额尔齐斯河，以后就分成小组，各奔前程了。现在正是征购粮食的季节，到处路上都有许多汽车通过。
挖掘工作计划在十月六日完成。在这之前两天，十月四日，两名参加者，腾诺和一个小偷瓦洛佳-克里沃舍因，突然被编到另一批犯人中间去，准备押到其他地方。他们原想耍个花招，想法生病，争取留下来。但是行动人员威胁说不服从就给他们戴上手铸，哪怕半死也得押走。他俩担心过分坚持可能引起怀疑，所以也就只好服从了，为了朋友们作出了牺牲。
起初，腾诺执意要加入这个挖地道小组，现在他的愿望完全落空了，他没能成为第十三个人。倒是被他拉进来的、他所庇护的、过于散漫和缺乏自制力的日丹诺克成了第十三名。当初是斯捷潘-科诺瓦洛夫和他的朋友们最后向腾诺让了步，才把秘密告诉他的。
挖掘完成了。出口恰好：穆吉亚诺夫没有计算错。这时下了一场雪。所以他们把行动时间推迟了两天：等地面干一干。
十月九日晚上，一切都按原来的设想准备妥当。第一批四个人是科诺瓦洛夫、雷日科夫、穆吉亚诺夫和他那个经常的技术助手波兰人。
接着就是倒霉的小个子科利亚-日丹诺克爬出坑道进入壕沟了。这时，当然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他听到沟上面不远处有脚步声。他本该沉住气，趴下不动，等人们走过去再往前爬。而他却过分机伶了：他探出头去想看看是什么人在走路？
俗话说得好：跑得快的虱子总是先被篦子梳掉。但他这个“跑得快的虱子”却毁掉了一组逃跑者，毁掉了一组难能可贵地配合得这么好而又计划得这么周密的逃跑者！毁掉了在这次逃跑中交织在一起的十四条漫长而复杂的生活道路！这次逃跑对其中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特殊的、使过去和将来都具有意义的重要作用，他们中间每人都有另外一些人——一妇女们，子女们以及尚未出世的孩子们——在某个地方等待着他们呢！这个“虱子”一抬头，这些人的一切就全都陷入了十八层地狱！
原来，上面走的正是警卫队副队长。他看见了这个“虱子”喊了一声，开了一枪。于是，他的那些卫兵们，那些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个逃跑计划，因而根本不配同它作斗争的卫兵们，竟然成了抓获这些逃跑者的“大英雄”而我的读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还在用平尺敲着书页傲然地、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是啊！可你们为什么不逃跑呢？你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
这时，所有逃跑者都已经钻进地道，取下了窗上的铁格子，把护墙板钉好在那块活地板上了。现在他们一个个只好向后爬去，向后！向后！
谁能真正完全理解这绝望的懊恼？理解这对于自己辛勤努力的蔑视？
他们爬回去了，熄灭了地道里的灯，又把走廊窗上的铁格子装上去。不一会儿，整个惩戒工棚里挤满了劳改营的军官，警卫营的军官，卫兵和看守们。开始按档案卡片点名了，然后把所有的囚犯全都赶进了石砌的监狱。
小屋里的坑道入口始终没被找到！（如果一切都能按原来的设想实现，看守们还不知道要寻找多久呢！）不过。他们在日丹诺克“露馅儿”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半堵塞的窟窿。但是，即使顺着地道来到工棚下面，也还弄不清人们究竟是从哪里进入地道的？把挖地道的上藏到哪里去了？
他们只是发现了那个有文化的房间里少了四个人。现在只好狠狠地殴打剩下来的八个人了——殴打便是蠢人探求真实情况的最简单的办法。
现在为什么还要隐瞒它呢？
后来，当局组织了全体警备人员和看守人员到这个地道里来参观。埃克巴斯图兹营的负责人马克西缅柯少校还曾在总局的会议上向其他劳改营的负责人夸耀说：
“是啊，我们营里有过地道。是的，那简直是一条地铁！但是，我们呢我们有高度的警惕性”
其实，只不过是由于一个“虱子”
立即响起了警报。已经逃出的四个人自然不能再逃往铁路道口。计划全打乱了！他们跳过大路对面的围墙，进入无人的工区，穿过工区，又跳墙出去，向草原跑去。他们不敢留在村庄里拦汽车，因为村庄里已经布满哨兵了。
就像一年前的腾诺一样，他们立即失去了前进的速度和逃脱的信心。
他们朝东南方向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前进。他们既没有路上吃的食物，也没有力气，因为最后几天为了早些挖通地道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一逃跑的第五天，他们进入一个蒙古包想向哈萨克人要点食物。不出所料，哈萨克人拒绝给东西吃，并且用猎枪向要饭的人开枪。（这难道是草原上放牧人民的传统吗？如果这不是他们的旧传统，那么这个传统是从哪儿来的？）
斯捷潘-科诺瓦洛夫用刀子对付了猎枪，刺伤哈萨克人，夺了猎枪和食物。他们继续前进。但是，哈萨克人骑马追寻他们，在他们快到额尔齐斯河岸的时候追上了。哈萨克人叫来了行动人员小组。
后来，逃跑者被包围起来，打得血肉模糊。再往后再往后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现在谁能对我们说，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者们的逃跑也曾遇到过这么多困难，曾是这么缺乏外部支持，曾处在这样敌意的环境中，被捉住之后曾受到过这样非人的惩罚，那么，就请他给我们举出实例来吧！
给我们举出这样的实例之后，再指责我们没有进行斗争也不迟！
对于普通劳改营里发生的逃跑事件，假如逃跑者不是逃往什么维也纳或越过白令海峡的话，古拉格群岛的主宰者以及关于古拉格的各项法令倒也还能够心平气和地对待。他们把这种逃跑看作自然现象，看成一份非常庞大的产业中不可避免会发生的个别经营管理不善的现象，就像大畜群里丢掉一头牲口，伐木场被水冲走一根原木，砖瓦厂摔碎几块砖瓦一样。
但是，对待特种劳改营的逃跑事件就不同了。为了贯彻执行各族人民的慈父的特殊意志，他们把特种劳改营的警戒加强了许多倍，配备上装备精良的现代化摩托部队（即在普遍裁军中不应裁掉的那些部队）。关押在特种劳改营的没有社会亲近分子（社会亲近分子逃跑倒不会造成多大损失）。这里也不能再借口冲锋枪手不够或装备不良了。因此，刚建立特种劳改营时就在有关指令中规定：从这些劳改营里应该完全不可能逃跑。从这里逃跑任何一个囚犯，就等于一个大间谍偷越国境，这将是整个劳改营当局的耻辱，是警戒部队指挥机关的政治污点。
但是，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根据第五十八条判刑的囚犯的刑期已经不再是十年，而是刑法典的判刑极限——四分之一世纪了。其实，这种毫无意义的一律残酷对待的作法也有其弱点：就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束缚杀人犯不再杀人一样。（因为再杀一个也不过是十年刑期从头算起而已。）现在刑法典再也起不了约束政治犯逃跑的作用了。
况且，被赶到这些劳改营来的人，他们并不按照那种为劳改营当局胡作非为进行辩护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思考问题，他们曾在整个战争中奋战疆场，至今那握过手榴弹的手指还没有完全伸直，他们是坚强的健康人。格奥尔吉-腾诺、伊万-沃罗比约夫、瓦西里-布留欣以及他们的同志们和其他劳改营里许多类似的人，即使没有武器也能顶得上正规军队摩托化步兵的新警卫队。
特种劳改营里的逃跑尽管数量上比普通劳改营少（特种劳改营建立的时间也较短），但是这些逃跑更加强劲有力，更加坚忍卓绝，更加不可逆转和绝望，因而也更加光荣。
谈一谈这些逃跑事件，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这些年来我国人民到底是不是那么忍气吞声，那么俯首贴耳的。
请看下面几个例子。
在腾诺逃跑的一年前发生过一次逃跑事件，它成了腾诺的借鉴。一九四九年九月，斯捷普特种营（矿山，杰兹卡兹甘）第一分部跑了两个政治苦役犯——格里戈里-库德拉和伊万-杜舍奇金。库德拉是乌克兰人，身体壮实，老成持重，头脑清醒，但是一旦发起火来就像查波洛什的哥萨克一样，连刑事犯都怕他。杜舍奇金是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安详的白俄罗斯人。他们两人在矿山劳动工地上发现了一个度探井。探井上口用铁篦子盖着。他们利用上夜班的时间偷偷把铁蓖子一点一点地摇晃松了。与此同时，他们把面包干。刀子和从卫生所偷来的热水袋悄悄带进探井，藏起来。逃跑那天晚上，他们下井劳动时分别向班长请假，说身体很不舒服，不能劳动，想在下面躺一下。原来夜里井下没有看守人员，班长拥有全权，不过晚上干活时班长也不敢逼得太紧，因为有时候会发现班长的脑袋被敲碎，扔在井下。两个逃跑者把热水袋装满水，带着自己的储备品钻进探井，然后爬到顶上，拆掉铁篦子爬出去了。这个出口离岗楼虽不远，但已经在隔离区之外了。他们悄悄地跑掉了，没有被发现。
他们从杰兹卡兹甘通过草原朝西北方向走。白天躺在地上，夜间赶路。哪里也没有找到水。一个星期之后杜舍奇金躺在地上不想再起来了。库德拉用希望鼓舞他，告诉他前面有几个小山丘，那里可能有水。他们总算挣扎到那里了，可是山丘上的坑里只有稀泥，没有水。这时，杜舍奇金对库德拉说：“我反正不能走了。你把我扎死，喝我的血吧！”
道德家们！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决定才是正确的呢？库德拉自己也是两眼直冒金星。杜舍奇金反正活不成了。那为什么让库德拉也渴死呢？可是，假如他很快就能找到水的话，他今后的一生中想到杜舍奇金时将会怎样呢？库德拉对杜舍奇金说出了自己的决定：我一个人再往前走走看，假如天亮之前找不到水，再回来使你摆脱这痛苦，总比两个人都死好。库德拉又朝前面的小岗爬去。他看到一道小沟，在这里，就像一些十分不可信的小说里所讲的那样，他发现了水！库德拉滚下去，趴在水边喝呀，喝呀！（只是天亮后他才看见那水里有许多蝌蚪和水草。）他用热水袋装了满满一袋水，又爬回杜舍奇金躺的地方：“我给你拿水来了！水！”杜舍奇金不相信。他喝着水，但不相信（因为许多小时以来他一直梦见自己在喝水）。然后，俩人又一起爬到小沟边，又在那里喝了许久。
喝水之后，感到肚子饿了。但是第二天夜里他们爬过一个山岗，前面就是天国般的山谷地带：有河流，有青草、树丛、马群，生气盎然。天黑之后，库德拉悄悄走近马群，刺死一匹马。两人从马的伤口处直接吸吮马血。（保卫和平的卫士们！你们那一年正在维也纳或斯德哥尔摩召开喧嚣的保卫和平大会，正用麦秆吸着鸡尾酒！你们中间有善于作诗的吉洪诺夫，还有擅长新闻特写的爱伦堡，可是，你们当时可曾想到，吉洪诺夫和爱伦堡的祖国同胞正在吸吮死马的尸体？他们是否曾向你们解释：按照苏维埃的方式，和平是应该这样来理解的吗？）
库德拉和杜舍奇金点起火来烧马肉吃。这样，走了很久。步行绕过了图尔盖台地的阿曼戈尔德山；但走上大路后，遇到了卡车，上面的哈萨克人曾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并威胁说要把他们送交警察局。
再往前走，他们时常遇到小河和小湖。这时库德拉又抓到一只羊，宰吃了。他们逃出来已经一个月了！十月即将过去，天气渐渐冷起来。他们经过第一片大树林时看到一间没人住的土坯屋，就在这里住下了：他们不想再离开这个富足的地方。因为家乡并不吸引他们，并没有给予他们安静生活的希望，所以他们的逃跑没有最终目的地。这种情况下的逃跑是注定要失败的。
晚上，他们常常摸到附近村庄里，有时偷一口锅，有时撬开人家仓库的锁拿走一些面粉和盐，偷走一把斧头和几个盘碗之类（逃跑者就像游击队员，在一般和平生活中必然很快地成为窃贼）。有一次他们从村里偷走一条牛，拉到树林里宰了。可是，这时下了一场雪，他们本应躲在屋里不出来，以免被人发现脚印。但是库德拉想出去弄点干柴。他刚出屋就被护林员发现了，立即开枪打他。“是你们呀，小偷？是你们偷走了牛？”在土屋旁边发现了血迹。他们被带到村子里，锁在屋里。人们叫喊着：马上打死他们！留他们干什么？！但是区里来的检察官带来了全国通缉犯的照片，对村里人宣布说：“你们是好样儿的！你们抓住的不是小偷，是两个大政治土匪！”
于是，情景骤然改观了：周围的人谁也不再喊叫。牛的失主是个车臣人，是由高加索迁移来的。他反而给被抓住的人送来了面包、羊肉，甚至还有车臣人大家凑的钱。他说：
“唉，真是的！你要是早到我这儿来，告诉我你是什么人，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这一点是不必怀疑的，车臣人就是这样。）库德拉被感动得哭起来。经过这许多年残酷无情的生活之后，心灵已经受不住这种同情了。
两个人被押到库斯塔奈镇，在这里，在铁路局的临时羁押室里，士兵们不仅把车臣人送给犯人的东西全部拿走（留下来自己用！），而且没有给他们吃饭。（考涅楚克大概也没有在世界和平大会上谈这些事吧？）在上火车之前，把库德拉和杜舍奇金的手反铐在背后，让他们跪在库斯塔奈火车站的月台上，供旅客观看。
如果这发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任何一个别的令人满意的城市车站的月台上，旅客们也许会匆匆走过去，谁也不会注意这个像从列宾的画里走出来的、被捆绑着跪在那里的白发老汉。不管是文学书刊出版社的编辑们、进步电影的导演们，还是人道主义的宣讲士们和军队的军官们，都一样，更不必说那些工会工作人员和党务工作人员了——大家都会头也不转地走过去。至于那些普通人，那些丝毫不突出而又不担任什么负责职务的老百姓，也会尽量装作没看见的样子走过去：他们担心警卫人员会盘问，会把他们的姓名记下来。（他们的户口在莫斯科，莫斯科的商店齐全，供应多好啊！可不能拿这个冒险）（要说在一九四九年，这种现象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难道到了一九六五年不也是这样吗？难道我们今天的青年人和文明的人们会停下脚步在警卫人员面前维护这个戴着手铐跪在地上的白发老人吗？）
但是，这不是莫斯科。库斯塔奈镇的人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他们都是受到憎恨的人，或者是被流放到这里来的。他们朝这两个被捕的人围拢上来，把马合烟、香烟、面包扔给跪着的人。库德拉的两手被铐在背后，只好弯下腰用嘴去啃面包。但是，警卫人员却一脚把面包从他嘴上踢掉了。库德拉倒下去，又跪趴着向前.想去咬那块面包，卫兵又把它踢得更远！（喂，你们那些进步的电影导演们，是不是能记住这个老人的镜头呀？）这时，周围的老百姓不答应了，他们开始喧闹：“放开他们！给他们松开！”开来了一队警察。这一队人当然比群众厉害。群众被驱散了。
火车开来了。两个逃跑者被押回肯吉尔劳改营监狱。
哈卢克斯坦一带发生的逃跑事件，像这里的草原一样千篇一律。但是，或许就在这千篇一律之中更容易理解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吧？
一九五一年。又是在杰兹卡兹甘，又是从矿山，有三个人在夜间通过一条废探井爬出来了。他们跑了三个夜晚。渴得受不住。不远处看到几个哈萨克人的蒙古包。两人建议去哈萨克人那里要点水喝，第三个人，斯捷潘，决定不去，他留在土岗子上观察动静。他看到他的两个同志刚进去不久，就被哈萨克人追出来，当场就被抓住。个子不高、身体瘦小的斯捷潘独自顺着小山沟继续逃跑，除了一把刀子之外什么也没有。他企图往西北方向走。为了躲避人，常常不得不偏离方向。躲避人比躲避野兽还要紧。他用刀削了一根棍子，用它来打黄鼠和跳鼠吃：他先从远处扔石头打它们，等它们跑回洞口抬起前腿叫的时候，就可以用棍子打死它了。他尽量把血都吸出来，然后用干锦鸡儿草点火把肉烤熟吃。
正是这烤肉的火堆把他出卖了。有一次，斯捷潘看见一个戴着哈萨克大皮帽子的人骑马朝他这边跑来，他急忙踩灭篝火，用干草把他的“烤肉串”盖住：不能让哈萨克人看见他吃什么。哈，萨克人来到近前问道：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斯捷潘告诉他：原在杰兹达的锰矿上做工（那里确实有自由工人），现在是去找在国营农场工作的妻子，离这里大约有一百五十公里。哈萨克人问国营农场的名称。斯捷潘说出了一个可能性最大的名称：斯大林国营农场。
草原的儿子啊！你骑马走你自己的路多好呢！？这个穷小子什么地方妨碍了你？但哈萨克骑手却严厉地用蹩脚的俄语对他说：“你撒谎！你是坐监牢的！跟我走！”斯捷潘骂了一声，不再理他，起身走自己的路。可是哈萨克人骑着马同他并排走，重复着刚才的命令——跟我走！然后，他骑马跑到旁边去，想看看有没有自己人。但是草原上一个人也没有。草原的儿子啊！你就放了他吧，你不是看见他只拿着一根木棍想在草原上走几百里路吗？他没有吃的，反正是会死于饥渴的。也许你是需要那一公斤菜叶的奖赏吗？
这一个星期以来斯捷潘在草原上和野兽们过着同样的生活，他已经习惯于倾听草原上微小的沙沙声和呼啸声了，忽然，他感到空中有一种新的呼啸声、他不是根据判断，而是本能地感到某种危险的来临，不由得猛地往旁边一跳。这一跳把他救了！原来是哈萨克骑手扔过一条套马索来，想套住他。斯捷潘及时地跳出了圈套。
狩猎两条腿的动物！要人还是要一公斤菜！？哈萨克人骂了一句，拉回套索。斯捷潘继续往前走，边走边盘算，尽量盯住哈萨克人。那人又催马到近前来了，又准备好了套马索，又掷了出来。就在这一刹那，斯捷潘突然朝他冲去，一棍子把他打下马来。（斯捷潘本来是没有什么力气的，可这是生死关头！）“叫你领赏去，败类！”——斯捷潘的棍子带着无穷的仇恨狠狠地继续打向哈萨克人，就像一只野兽在用牙齿撕裂另一只野兽。直到流出血来，他这才住手。斯捷潘拿了哈萨克人的套马索、鞭子，骑着马走了。马鞍上还挂着一个背包，里面装着食物。
他又继续逃了很久，走了两个星期。但他给自己定下一条严格的规定：到处都要坚决地避开主要的敌人——人，他的同胞们。他已经把马放弃了，渡过了一条河（他不会游泳！他是乘着自己用芦苇做的小筏子渡过的。当然，他原先也不会做筏子）。他猎获野物吃。有一次夜晚遇到一只类似熊的大兽，好容易才躲开。有一次他腹饥口渴，疲劳不堪，实在想吃点热东西。他看到一个孤零零的蒙古包，决定进去讨点东西吃。蒙古包前有个土坯墙围起的小院。院外门前拴着两匹备好鞍的马。当他看到一个穿军装、马裤、胸戴勋章的年轻哈萨克人正从门里迎面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躲开了。太晚了。那人已走近围墙。斯捷潘心想：完啦！哈萨克人是出来解手的，他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一看到斯捷潘，他很高兴，好像根本没注意斯捷潘身上破烂不堪的衣服。“快请进去吧！进去吧！你就来作客人吧！”蒙古包中间坐着一位老父亲，还有另一个戴勋章的年轻哈萨克人。这是两兄弟，上过前线，现在在阿拉木图也算得上两个人物了；这次是来看望父亲的（向农庄要了两匹马，骑马来到这蒙古包）。他俩都经历过战争，因此还是人。而且今天喝得大醉。酒醉后的宽厚心情完全占有了他们（伟大的斯大林一直努力铲除的就是这种宽厚态度，但他终究未能完全根除掉）。使他们高兴的是，酒宴上又多了一位客人，尽管是矿山上的普通工人。这个工人说是往奥尔斯克去的，他妻子在那里很快就要临产了。他们并没有要求客人出示证件，而是给他喝酒、吃菜，让他躺下休息。看，竟有这样的事（对人来说，酗酒什么时候都是件坏事吗？当酗酒能把人身上的某种优秀品质揭示出来的时候，它也不好吗？）
斯捷潘比主人们醒得早；他总担心这里有陷阱。醒后他悄悄溜出来。不，没有陷阱：两匹马仍旧好好地挂在大门口。其实，他满可以骑上其中的一匹逃走，但他也不愿意做这种对不起两个好人的事，还是步行离去了。
他又走了好几天，路上有时可以看到汽车。每当汽车过来的时候，他总是及时地躲到一旁去。他走近铁路线，顺着铁路线走，晚上来到奥尔斯克车站。那就坐火车吧！他胜利了！他创造了奇迹：只带着一把自制小刀和一根木棍就独自一人穿过了辽阔的草原地带，前面就是目的地！
但是，在车站的灯光下他看到荷枪的士兵在铁路沿线守卫。于是他又沿铁路旁的小道走。第二天早晨他便不再躲躲藏藏了：他已经到了俄罗斯共和国，到了故乡啊！一辆汽车扬着尘土驶来，斯捷潘第一次不再躲避汽车了。从这第一辆没有躲避的故乡的汽车里跳下来一位故乡的民警：“你是干什么的？拿出证件来看看！”斯捷潘解释说他是个拖拉机手，正在找工作。正好这时走过来一位农庄主席，对民警说：“你别找他的麻烦！我们农庄正缺拖拉机手呢！在乡下谁会带什么证件！”
斯捷潘同农庄主席坐车走了一天，谈妥了工作条件，一起喝酒、吃菜。但是到了傍晚斯捷潘忍不住了，又想跑到二百米以外的树林里去。但是，民警是很利落的：一枪！两枪！只好停下来。他被绑住了。
看来，像是找不到他的踪迹了，人们认为他已经死在草原上。这里的士兵们守候的是另一个人，不是他。民警最初看见他时觉得不像，才同意放他跟农庄主席走的。抓住他之后，把他送到内务部区分局羁押室，起初对他十分客气；给他茶水和夹火腿的面包吃，给他好烟，由分局长亲自审讯而且用“您”称呼他（天知道，这些大间谍明天要被带到莫斯科去，说不定他会告状的）。“您的发报机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小队把您送到这儿来的？”
“小队把我送来？”斯捷潘摸不着头脑“我没有在地质勘察队干过活。我大部分是在矿山上干活的。”
但是，斯捷潘逃跑的结果并不是吃什么夹肉面包，它甚至比吸尸体的血还要糟糕：他被押回劳改营后，遭到长期的残酷殴打，后来，这个受尽折磨和损害的斯捷潘竟然堕落了，从他原来的状态一落千丈；他向肯吉尔营的行动人员别利亚耶夫签名保证帮助当局发现企图逃跑的人。他成了一只“诱猎鸟”他常常把这次逃跑的全部过程详细地讲给同牢房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听，观察并等待着对方的反映。如果有反映，表现了逃跑的念头，斯捷潘就去向监狱的行动人员汇报。
从特种劳改营的逃跑是惨绝人寰的。这个特点在每一次艰难的逃跑中都有所表现。但它突出而集中地表现在一九五一年夏天发生的一次没有理智的、血淋淋的逃跑事件上。此事也是发生在杰兹卡兹甘。
六名逃跑者从矿井里开始逃跑的时候，首先把另一个他们认为是眼线的囚犯杀死了。然后六个人从一口废井里爬出去，进入草原。这是六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囚犯。因此，刚逃出来就不想一起跑了。当然，如果他们有一个聪明的计划，分散逃跑也未必不正确。
但是，他们没有计划。其中一人立即跑到离劳改营不远的自由工人村里去找他的女相好。他叫开门，但并不是想在她家里暂时躲一躲，藏在地板下面或天花板上面呆些时候避避风（如果这样，那倒是很聪明的），而是想同她作短暂的欢聚（这就使我们一下子看清了他这个刑事犯的面孔）。他在她家鬼混了一夜和一整天。第二天晚上他竟然穿起她从前的丈夫的衣服，同她一起到俱乐部看电影去了！劳改营看守有的也来看电影，认出了他，当场就把他绑走了。
另外两个格鲁吉亚人轻率而自信地向火车站走去，想乘火车去卡拉干达。但是，从杰兹卡兹甘通往外界的路，除了牧人和逃犯走的小径之外，只有一条去卡拉干达的铁路，铁路沿线有许多劳改营，每个车站上都有行动人员哨所。因此，他们还没到卡拉干达就被抓住了。
其余三人朝西南方向逃走，选了一条最艰苦的路。这里没有人，但也没有水。其中一个上了年纪的乌克兰人，上过前线的普罗科片科，有一张地图，他劝另外二人选择这条路，并且说他能领他们找到水。两个同伴一个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江湖骗子，另一个原先是小偷，瘦小干瘪。三个人走了四天四夜，没吃没喝。实在忍受不住了。于是勒勒人和小偷对普罗科片科说：“我们得和你告别啦！”“怎么啦，哥儿们？你们想分开走？”普罗科片科没有立即听懂他们的话。
“不，我们想把你结果掉！反正咱们不能都逃出去。”
普罗科片科苦苦哀求他们，他把帽子撒开，从布夹层里取出他妻子和孩子们的一张照片给他们看，想以此感动他们：“哥儿们，哥儿们！咱们可是一起逃出来寻求自由的呀！我一定能把你们领出去。前面不远就应该有一口井！一定会有水！再忍耐一下吧！饶了我吧！可怜可怜我吧！”
但是两个人还是把他桶死了，指望着能喝他的血。他们割断了他的血管，但是血不往外流，立即就凝固了！
这又是可以拍进纪念影片的一个镜头：两个人在草原上杀死另一个人，血不往外流
两人彼此像狼一样互相注视着，因为下一回该是他们两人之中的一个要遭殃了。他们互相警惕着向前走去，朝着刚才普罗科片科老头指的方向走去竟在两个小时之后看到了一口井！
但是，第二天，搜索队从飞机上发现了他们，抓回去了。
审讯中他们把认出这件事。后来此事在劳改营里传开了，人们决定捅死他们替普罗科片科报仇。但是，劳改营当局把他们关在单独的牢房里。后来又转押到别处去审判。
只好相信命运了。相信你逃跑的成败取决于跑出来时冲了吉星还是凶星。不管你有多么周密而长远的计划，但在关键时刻营区的电灯突然全灭了，因而你就没有弄到汽车以至全部计划落空。而另外的一次逃跑却完全是由于一时冲动开始的，可是偏偏各种情况都像早已有了巧安排似的。
一九四八年夏天，也是在杰兹卡兹甘的第一分部（当时这里还没有建立特种劳改营），有一天早晨派出一辆自卸卡车到很远的采沙场去拉沙子，把沙子运到灰浆搅拌场去。采沙场不是固定工地，也就是说那里没有专门的警卫人员。只好让三个装车的囚犯也坐车去，随车回来。这三人都是判了长期刑的，有的十年，有的二十五年。押车的三名士兵中有一名上等兵。司机是个解除看管留营劳动的刑事犯。机会！但是，对于机会必须像它突然到来那样迅速而及时地抓住它。他们要下定决心，要互相商量，而且这一切都不得不在押车士兵的眼前和耳边进行。往车上装沙子的时候士兵们就持枪站在旁边。三个囚犯的经历相同，和当时千百万人的经历一样：先是上前线，然后是德国俘虏营，从德国俘虏营里逃跑，又被敌人抓回去，关进惩戒集中营，战争结束了，他们被从集中营里放出来，接着，为了对这一切表示感谢，苏联当局把他们关进了“自己人的”监狱！既然当年在德国都敢逃跑，为什么今天在自己国家里不敢逃跑呢？一车沙子装好了。上等兵坐到驾驶室的司机旁边的坐位上。两名冲锋枪手坐在车箱前部，背靠驾驶室，面向车后，持枪对准坐在车箱后部沙子上的囚犯。汽车刚开离采沙场，三名囚犯一个暗号同时向两名押解兵的眼里扔沙子，随即扑倒在他们身上，夺下冲锋枪，从驾驶室的后窗口用枪托一下子就把上等兵打昏了。汽车停住了。司机吓得要死。囚犯们对司机说：“别怕！我们不会动你！你不是他们的狗腿子吧！？快卸车！”马达开动了，转眼间一车沙子，比黄金还宝贵的、给三个人带来自由的沙子，卸在地上。
就在这个时候，也像几乎所有逃跑中的情况一样（让历史永远记住这一点吧！），奴隶们表现得远比押解人员宽宏大量：他们没有枪毙三个士兵，没有殴打他们，只命令他们把衣服和靴子脱下来，就放他们光着脚、穿着内衣走掉了。“你呢，司机？你跟谁走？”“当然跟你们走，那还用说！”司机也立即下了决心。
为了迷惑三个光脚押解兵，囚犯们（他们将为这宽宏大量付出代价！）先把车往西开（平坦的草原，随便往哪里开都行！）。路上，一个人穿上等兵的制服，另两人换上普通士兵制服，然后驱车向北方驶去。三人都有武器，司机有驾驶证，有什么可怀疑的！尽管如此，路过电话线的时候还是要把电话线弄断，以便切断他们的联系（把车开到近前，用绳子挂一块小石头扔过去，搭在电线上，拉绳子，把钩子带上去，拉断电线）。这当然要花费时间，但是值得。汽车全速开了一整天，直到跑完三百公里，汽油耗尽才停下来。于是他们注意从对面来的车。一辆“胜利牌”小卧车开过来了。他们把车叫住。“对不起，同志，职务在身嘛，我们得检查一下您的证件。”原来是两位要人！区党委的领导！去农庄检查工作或是去给农庄鼓舞士气的，也许只是想去好好吃上一顿。“喂，出来吧！把衣服脱了！”要人们苦苦哀求，生怕打死他们。把这两个只穿内依的人带进了草原，绑起来，拿了他们的证件、钱和衣服，乘上“胜利牌”轿车，开走了。（上午被扒掉制服的士兵一直到傍晚才走到就近的矿场。矿场的岗楼上对他们喊：“不许靠近！”“我们是自己人！”“只穿一件内衣，什么自己人！”）
“胜利牌”汽车的油箱不满，连备用油罐也用上总共走了二百公里就完了。天已经黑下来。他们看到放牧的马群，虽然没有笼头，却也成功地抓住几匹，抓住马鬃，骑上去，继续逃跑。但是，司机却从马背上掉下来摔伤了腿。三人建议他坐到后面，两人骑一匹马，带他走。但是，他拒绝了。他说：“朋友们，你们不必怕。我绝不会去报告！”他们给了他一些钱和“胜利牌”汽车的驾驶证，骑马走了。这位司机就是看到这几个逃犯的最后一个人，从那以后谁也再没有见过他仰而且一直也没有被送回劳改营。他们几个人就这样把自己的“二十五元券”和“十元券”统统留在特别处的保险柜里，没有找零钱，就头也不回地跑掉了。乳臭未干的检察官们向来就喜欢勇敢的人！
那个司机确实没有去报告。他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附近的农庄里找到了工作，安静地度过了四年。但是。艺术爱好把他毁了。他会拉俄式手风琴，拉得很好，常在自己农庄的俱乐部里演出。后来他参加了全区文娱会演，后来又去参加全州会演。他自己也几乎忘掉过去的生活了。但是，观众里有一个杰兹卡兹甘的看守，认出了他，当场在后台就把他抓走了。按第五十八条又判了他二十五年，把他押回了杰兹卡兹甘。
也还有另外一类逃跑者。这类人不是凭一时冲动和绝望的拚死心情而逃，而是凭技术，凭一双灵巧的手逃跑。
肯吉尔营发生过一次有名的利用火车车辆的逃跑。有一个工地上经常开来运水泥和石棉矿石的货车。把货物卸在隔离区，开走空车。于是，有五个囚犯便开始准备一次靠技术的逃跑。他们要在普尔门式货车车辆的车帮里面再装上一层木板车帮，人可以藏在中间。这层车帮要用合叶作成折叠式的，像屏风一样，把它拿上火车时看去像是一块为了卸车用的搭板。一切都计划得十分周密：卸货的时候，担任卸货劳动的囚犯就是车辆的主人了，那时可以把准备好的东西拿进车箱，把它拉开，用卡子固定在硬车帮上，五个人背靠车帮站好，用绳子把假车帮拉起来，固定住。车箱里满是石棉粉，假车帮上也是石棉粉。至于这节普尔门车辆在纵深上会稍微短一点，这从远处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在时间计算上比较复杂：车辆必须在火车开走之前卸空，这时候囚犯们要仍旧留在工地上，不能提前上车，等到确信马上要开车时才能上去。他们就在这最后一刻拿着刀子和食物跑过去了，可是，这时其中一个人的脚给铁路道岔卡住骨折了。这耽误了大家的时间，他们未能在押解人员集合点名之前把假车帮安装好。他们被发现了。后来对这一逃跑事件进行了公审。
曾在空军学院学习过的巴塔诺夫也试验过类似的方法，不过他是一个人单独子的。埃克巴斯图兹的木材加工厂制作房门，这些预制的房门从工厂用卡车运到工地去安装。木材加工厂的工作是昼夜不停的，因此，岗楼上始终有警卫。但是工地上只是白天有警卫，晚上就撤掉。巴塔诺夫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被装在一捆门框里，两面用门板钉起来，装上汽车，卸在工地上。在木材加工厂里，趁着交接班时的混乱混过了查点人数这一关。所以当天晚上没有发现有人逃跑。在工地上，他夜间从门框里爬出来，逃跑了。但他在去巴夫洛达的路上又被捉回来。（这次逃跑是在他上次逃跑一年之后，他上次坐汽车逃跑时轮胎被打穿了。）
逃跑而被捉回的人和逃跑前被察觉的人；参与过那些使整个劳改营的土地燃烧起来的事件的人；由于行动人员的深思熟虑而受到特别监视的人；拒绝服从命令的人；还有其他各种不驯服的人——所有这些人使得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里的加强管制棚不断地扩大、再扩大。新建的两厢砖房已经容纳不下了，惩戒室（距营部不远的第二号工棚）也容纳不下了。又新开辟了一个惩戒空（第八号工棚），它是特别为“班杰拉分子”建立的。
每发生一次逃跑，每发生一次骚乱事件，三个惩戒棚的制度都要变得更加严厉一些。（为了忠实地反映刑事惯犯们的历史，这里应该指出：埃克巴斯图兹加强管制棚里的“每狗”们对此是十分不满的，他们经常嘀咕：“坏蛋们！别再逃跑吧！因为你们逃跑，我们都快要被这严厉的制度给卡死啦！在一般劳改营里，这种事只打几个嘴巴就了事了。”这些话也正是监狱当局希望他们说的。）
一九五一年夏天，整个第八号工棚惩戒室在计划集体逃跑。这个工棚距营区障碍地带只有三十米远，所以他们决定挖地道。但是，他们干得太明显，几个小伙子在自己人中间公开议论、商量。他们以为，既然大家都是“班杰拉分子”就不会有眼线。实际上却早已有人当了眼线。他们那不像样子的地道刚挖了几米，就被出卖了。
第二号工棚惩戒室的领袖人物对于八号工棚的吵吵嚷嚷的逃跑计划十分不满。倒不是怕暴露之后加强管制，而是因为自己也离障碍地带三十米，也正在挖一个高质量的地道，而且在八号工棚开挖前就开始了。他们担心：既然两个惩戒室都想到了挖地道，那么猎犬们也会想到这一点并且会开始检查。但埃克巴斯图兹营的主人们最怕的还是抢汽车逃跑，所以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这方面的防范上，决心把所有的工地和生活区全用一米深的地沟围起来，使任何汽车都通不过，就像中世纪嫌城墙不够，还要挖护城河一样。这些日子囚犯们已经在工地和隔离区周围挖出了一条条整齐的地沟。
第二号惩戒工棚是在整个埃克巴斯图兹隔离区内部又用铁丝网圈起来的一个小区。铁丝网围墙上的小门经常锁着。除了在石灰场劳动的时间之外，这里的囚犯每天只有二十分钟可以在小区内活动，其余时间全被关在工棚里，只有去上工和回来时才通过大营区；他们不能到大食堂去吃饭，饭由炊事员用木桶给他们送来。
惩戒室的囚犯把去石灰场只看作晒太阳和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谁也不去用力铲那有害健康的石灰。一九五一年八月底发生过一起打死人的事件。（刑事惯犯阿斯帕诺合用铁棒打死了阿尼金。阿尼金曾经在暴风雪中利用大风旋起的大雪堆爬过铁丝网逃跑过，但一昼夜后又被捉回来，关进了惩戒室。关于他的事已见第三部第十四章。）从那以后，这里的囚犯更是拒绝当这种“工人”了，因此，整个九月间惩戒室没有人去劳动，实际上等于蹲在监狱里。
这些人中间有不少“坚定不移的逃跑者”从夏天开始，他们逐渐集结到一起，终于组成了一个“十二人逃跑小组”（哈吉耶夫-穆罕默德，他是埃克巴斯图兹地区伊斯兰教徒的领袖；瓦西里-库斯塔尔尼科夫；瓦西里-布留欣；瓦连京-雷日科夫；穆吉亚诺夫；一个喜欢挖地道的波兰军官及其他几个人）。大家都是平等的，但其中库班的哥萨克人斯捷潘-科带瓦洛夫还是居于主要地位。他们订了盟约：谁要是泄露哪怕一个字，谁就别想活，或者自己自杀，或者别人把他捅死。
这时候，整个埃克巴斯图兹营区已经被四米高的围墙围得严严实实。顺着围墙还有一条四米宽的耕翻过的前沿地带，墙外还有一条十五米宽的隔离禁区，最后是一条一米深的沟。逃跑者们决定使地道通过这整个障碍地带，而且要把地道挖得十分可靠，让谁也不能提前发现它。
初步调查表明：房子的基础较低，整个工棚的地板下面的空间很小，挖出的上没有地方放。看来，这个困难很难克服。那么，就不逃跑？于是有人提议：天花板上面有很大的空间，把土弄到天花板上去！通过无法隐蔽的、经常受到检查的工棚的居住空间偷偷把几十立方米的土运到天花板上的顶楼去？每日每时都要这样往上运，还不能掉下来一点点，不能留下痕迹？这似乎不可想象！
但是，一旦想出了解决办法，人们欢呼起来了。只有这时才算把逃跑计划最后确定下来。解决办法是在分小组选择住房的同时找到的。这座按芬兰式建筑的工棚原本是为自由工人们建造的宿舍，把它合并到劳改营营区内是个错误，整个营区再没有第二栋这样房子了：工棚里分成一个个小房间，而这种房间又不像其他房间那样可以塞进七个“小车厢”而只能接三个，也就是说只能住十二个人。十二名逃跑者中有几个人是住在同一房间里的，于是逃跑者也就选中这一间作为基地。他们通过各种手段——通过自愿换床位或者用玩笑或嘲笑来排挤那些碍事的人（“你睡觉打鼾太厉害了”“你’”理由多得很呢！），慢慢地把“小组”外的人统统挤到别的房间去了，十二个“‘自己人”终于集中到这间屋里。
惩戒室与一般营区隔绝得越是严格，惩戒室里的人受到的惩罚和压迫越是厉害、这些人在整个营区中的精神作用力也就越大。对全营的囚犯来说，惩戒室的人要求定制一件什么东西，那就像是传下一道圣旨。现在，凡是技术上需要的东西都可以订货，这些东西会在某个工地上制作出来，会冒险通过营门口的搜查带进隔离区，然后再留着第二次危险（放在烂菜汤里，面包里，或者放在药品箱里）带进惩戒室里。
他们首先定制和得到的是刀子和磨刀石。然后又要来了钉子、小螺丝、油石灰、水泥、白粉子、电线、小滑轮。他们用小刀整齐地锯断了三块地板木条上的阳榫，取下了一块压住这几条地板的护墙板，拔掉这几条木板两端（靠墙的一端和搭在房间中部地板横梁上的一端）的钉子，就把这三块板掀了起来。然后，在它们朝下的一面用小木条把三块板拼起来钉成一个整块托板。在其靠墙的一端，钉小木条的钉子中有一颗大钉子是从l向下钉的，但没有把它钉到底，稍稍留一点钉子帽，把这个钉子帽用地板颜色的灰腻子填腻上，再弄上一点尘土。把这整块托板放回原处，它就仍然非常严密地和整个地板合在一起，没有一点缝和损伤，也没有可以把它拿起来的地方，因为从来没有在板缝处使用过刀斧之类。然后再把护墙板放回原处，压住这块板。取下这块托板的方法是：先把那块活动的护墙板拿掉，用一个铁丝圈套住大钉子帽，把托板拉起来。这就是地道入口。进入地下挖土的人每次换班都要把护墙板取下来再装回去。他们每天要“擦地板”（为的是使地板保持湿润膨胀，不出现干裂缝）。这个进入地下的任务是主要任务之一。总的说来，他们这个房间一直收拾得非常干净整齐，从来没有人穿着鞋躺在床上，也没有人吸烟，个人的东西从不乱放。床头小柜里也没有碎屑残渣之类。因此，每次来检查内务的看守都是在这个房间停留的时间最短。“搞得好，有文化！”看守们一边这样说着，就去检查下一间了。
第二个任务是土的提升工作：要把挖出的土提到天花板上面去。这个房间里，也和其他房间一样，有一个砖砌的俄式大火炉，它和墙之间有一条空隙，可以挤进一个人去。想出的办法是：把这个空间封死，把它从居住空间变为坑道的一部分。他们在一间空房里干净彻底地拆卸了一个“小车厢”床，用拆下的木板把这个空间的开口封死，立即钉上灰板条，抹上灰泥，刷成和炉子一样的白色。看守们难道会记住工棚里二十个小房间中哪一间的炉子和墙连在一起，哪一间的炉子稍微离开墙一点吗？空房里的“小车厢”少了一张也没有被发现，因为人们拆得干净利落，毫不露马脚。只是在头一两天中，看守有可能发现墙上的灰泥是湿的。但是，要发现这一点，他就得绕过炉子弯腰到床后去看。这间屋子是清洁整齐的模范呀，何必呢！即使被他看出来，这还不等于全部坑道计划的暴露，可以推说：这是为了使房间整洁美观，那个没有用的空隙经常落灰，又很不好看！
灰泥都干了之后，这才用刀子把已经封死的这个空间的地板和天花板剜掉。在这里，又用拆床的木料装了一个梯子。这样，狭小的地板下面的空间就同天花板上宽敞的空间连在一起了，像是一口看守们看不到的竖井。它也是多年来第一口能够使那些刚强的男子汉们心甘情愿地在里面拚命劳动的竖井！
劳改营中也会有同梦想结合在一起的工作吗？会有把你的整个身心都吸引住的、使你废寝忘食地去干的工作吗？有。这样的工作只有一件，那就是为了逃跑而进行的准备工作！
下一个任务就是挖土。用刀子挖，磨刀子，这是勿须多说的。但还有不少别的问题。这里还需要进行矿山测量学的计算（这由工程师穆吉亚诺夫担任），既要到达安全深度，但又不要超过需要的深度；要使坑道的走向符合最短距离；要确定坑道的最合理的截面；要随时知道自己处在什么地方；要正确地规划好坑道出口。还有换班的组织工作：每天挖土的时间越多越好，又不能换班太勤；还要毫无破绽地全员按时接受早晚两次点名。这里还有个劳动服装问题，洗手洗脸问题。（总不能带着一身泥土到上面来接受点名吧！）也有照明问题：一条六十米长的坑道怎么能在完全黑暗中挖成呢？他们把电线拉入地下坑道。（还得在不被发觉的情况下接通才行！）也还需要安装信号装置：如果有人突然向工棚这边走来的话，怎样才能及时地从长长的、不透气的坑道里把挖土的人叫上来呢？或者，坑道里的人怎样才能安全而及时地通知上面他们必须立即上来呢？
惩戒室的制度很严格，但严格也有它的弱点：看守们不可能悄悄地突然进入工棚，他们必须通过铁丝网之间的唯一道路走近工棚外的栅栏门，打开门上的锁，然后走到工棚的门，再打开锁。拉开门上的铁栓时也要有响声。这一切都可以从小窗户里观察到，不过不是从自己屋里的窗户，而是从门口附近的一间空“单间”的小窗里可以看到；在那里设一个“观察哨”就行了。坑道里使用灯光信号：闪两下——注意，准备退出坑道；连续闪光——紧急警报！火速出来！
进入坑道时把衣服全脱光，脱下的衣服放到枕头和床垫下面。进入地板下的地道口之后，要通过一条狭窄的裂缝似的小道，谁也不会想到前面就有一间宽敞的“小屋”这里的灯经常亮着，备有工作服和裤子。另外四个光着身子沾满泥土的人（换班下来的）爬上来，仔细地在这里洗掉身上的泥土（泥土在汗毛上结成小泥球，需要把它泡软，或者就连汗毛一起扯下来）。
第八号惩戒棚挖地道的事被发觉时，第二号惩戒棚的上述工作已经进行一些时候了。所以，不难理解这些创造家们当时多么担心自己的心血付诸东流。那可太遗憾了，甚至是屈辱。幸而一切都平安地过去了。
九月初，腾诺和日丹诺克在监狱里蹲了将近一年之后又被送到（实际上是回到）这二号惩戒室来。在这里刚刚喘了一口气，腾诺就又开始不安分了；他需要准备新的逃跑！他指责人们说，目前这个最好的逃跑时期很快就会过去，不能总是无所作为地呆着！但是，那些坚定不移、不顾一切的逃跑者们对于他的话却毫无反映（挖地道的人正好十二个，分成三班，不需要第十三个人）。这时腾诺便直接向他们提出了挖地道的建议！但是，人们回答说：考虑过了，但基础太低。（盯着这个久经考验的逃跑者的探索的眼睛硬是摇头说“不”这自然是冷酷的。简直就像不允许一只受过训练的伶俐的猎犬去搜索猎物一样。）但是，腾诺太了解这些人了，他不能相信他们这种普遍的冷漠态度，他认为这些人不可能全都一样地堕落了！
于是腾诺和日丹诺克便开始对他们进行热心而内行的观察，这种内行的观察是看守们办不到的。腾诺发现：他们几个人经常到门口的同一间小屋里去吸烟，而且总是一个出来，另一个再进去，从没有结伴去过；白天他们的房门总是从里面插上的，别人叫门时从不立即开门；屋里总有几个人在熟睡，好像夜晚还睡不够似的；有一次，他看见瓦西里-布留欣从放马桶的地方转出来，全身是湿的。“你怎么啦？”“噢，我刚才洗了洗身子。”
他们是在挖掘，很明显，一定在挖掘！但是，在哪儿？为什么不说？腾诺找这个人谈，找那个人谈，试探他们：“你们太不谨慎啦，朋友们！你们这个招法可不够谨慎！还好，是我看出来了，要是叫眼线发现了呢？！”
终于，经过大家讨论，决定接受腾诺带领的四人小组参加进来。首先，他们建议腾诺对房间进行检查，发现痕迹。腾诺检查了每一块地板和墙，竟什么也没有发现！大家都十分满意。于是腾诺就高高兴兴地又开始为自己劳动了。
地下的劳动是这样组织的：一个人躺着凿掉工作面上的土；另一人在他后面弯着腰把凿下的土扒进特制的帆布小口袋；第三个人把绳子套在两肩上拉着小口袋往回爬行，通过坑道和地板下面拉到“竖井”下口，在这里把小口袋一个一个地挂在从天花板上系下来的钩子上，第四个人在天花板上把空口袋放下去，把装上的口袋拉上来，轻轻地在天花板上把土撤成薄薄的一层。每次换班之前都要用炉渣把新土盖上，天花板上的顶间里有的是炉渣。每班内部的分工也变动，但不常变，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迅速而高效率地完成最累最重的挖土和运土工作。
运土时，起初是一次拉两个口袋，后来从炊事员那里“抄”来一只木托盘，把土口袋放在托盘上，这样就可以一次拉四个口袋了。绳子从颈后绕到胸前经过两腋下拉着身后的托盘。后颈的皮磨破了，两肩两膝酸痛，拉一趟就满身是汗，作完一班下来，简直累死人。
挖土时的姿势非常不方便。只有一把短柄铁锹，每天都要磨。先要用它挖出一道一尺左右深的竖沟，然后半躺半卧地背靠着挖出的土，铲下土块来扔到身后。地下有时是石头，有时是粘土。遇到非常大的石头就只好绕过去，使地道拐弯。每八至十小时换一次班，每班控不到两米，有时连一米也挖不到。
最困难的是坑道里空气不够：人们头晕、恶心，甚至失去知觉。必须解决通风问题。通风孔只能通向地面，打在障碍地带附近，也就是打在最危险的、经常处于观察下的地带。但是，没有通风孔不行，简直无法呼吸。他们定做了一块“螺旋桨”式的钢片，装上横把，做成像手摇钻似的东西，就用它从下面向上挖出了一个通到地面的垂直孔道。可以通风了，呼吸轻快多了。（地道通过障碍地带之后。他们又在外面挖了第二个通风孔。）
哪一项工作怎样作才更好？他们不断总结经验。随时计算着地道的进度。
地道，或曰隧道，穿过带状地基之后渐渐向外直伸出去。只是遇到大石头或工作面不准确时稍微出现些弯曲。地道宽半米，高九十公分，顶是拱券形的。根据计划，顶面距地面为一米三、四十公分。地道两旁用木板加固。随着工程的进展，在地道里拉的电线也越来越长，接上的新灯泡已不只一个了。
顺着地道看去，它像一条地下铁道。这是劳改营内的“地铁”！
地道已经挖成几十米了，已经挖到了障碍地带以外。头顶上有时可以清楚地听到换岗哨兵的脚步声，军犬的叫声。
可是，突然突然一天早点名之后，他们看到监狱首长、短小精悍的马切霍夫斯基中尉亲自带领一群看守朝惩戒室这边走来了。这时白班的四个人还没有进入地道，屋里倒是没有可指摘的地方。（这是逃跑者严格规定的。）逃跑者们的心一下子就凉了：被发现了吗？被谁出卖了吗？或者只是临时抽查？
一声命令；“各自带着自己的东西，全到工棚外边来！一个也不许留！”
命令执行了。所有囚犯都被赶出来，集合在放风的小院里，坐在各自的布口袋上。只听见工棚里面一片响声——看守们在扔下“小车箱”上的木板。又听见马切霍夫斯基喊道：
“拿工具来！”
看守们把铁棍、斧头等拿进去。听见用力拆卸木板的声音。
逃跑者的命运就是这样的！用了多少智慧，花了多少劳动，寄托了多少希望和经历了多少兴奋的日夜啊！——一下子，不但全成泡影，还得蹲禁闭，遭毒打、审讯，再判新刑期
但是，不！不论是马切霍夫斯基，还是看守们，谁也没有幸灾乐祸地挥着手高兴地跑出来。他们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掸落着身上的尘土，灰溜溜、气呼呼地从工棚里出来了：搜查毫无结果。“给我一个一个走过来！”——又下达了一个气急败坏的命令。开始一个人一个人地检查个人的物品了。囚犯们经过搜查后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是一场大破坏！好几个地方（凡是钉得不牢或者有个小缝的地方）的地板都被撬起来了。各个小房间里的东西扔得乱七八糟，有些床被恶狠狠地翻过来。只是逃跑者这间有文化的房间没有遭到破坏！
不了解逃跑情况的人们气愤地说：
“这些兔崽子们怎么就坐不住呢？！他们搜什么？”
逃跑者们则庆幸自己没有把挖出的土撒在地板下面该是多么正确，否则这次肯定会被发现。看守们并没有到天花板上的顶楼去搜查（只有鸟儿才能够从顶楼上飞走！），何况顶楼上的新上也全都用炉渣盖得好好的。
猎犬们没有嗅到！没有嗅到！啊，多么高兴！只要顽强地劳动，严格地谨慎小心，就不可能没有成果。这回一定可以控成功了！距离障碍地带外围的防护壕只有六米到八米了（最后这几米必须挖得十分准确，必须使洞口不高不低正对准壕沟的底部）。
然后怎么办？这个问题科诺瓦洛夫、穆吉亚诺夫、哈吉耶夫和睦诺四个人这时已经计划好了，并且已由十六人全体通过。决定晚上十点来钟，在全营晚点名结束之后逃跑。那时看守们都各自回家或回到自己的工棚里去了，岗楼上哨肖兵已经换岗，下岗的哨兵也已经离去了。
到那时全员一个一个地进入地道。最后一人要在“小窗口”对营区进行监视。然而他要同倒数第二人把抽掉的那块护墙板对好，钉在那块活动地板上，好使人们进入坑道后盖上地板时护墙板正好安在原来的地方。那个还露出一点的大钉帽要拉下来，固定住，还要在那块地板下面装一个木闩，盖上后从下面关死，好使人们不能再从上面把它拉起来。
还有：逃跑前要把走廊里的一个小窗上的铁格子取下来。这样，早上点名时发现缺少十六个人，看守们就不会立即断定是挖地道逃跑的了。必然会到隔离区的其他部分去找，也会以为是蹲惩戒室的人们去找某个眼线算帐去了。也会到特种营的其他分部去找，认为是跳墙跑到其他分部去了。干净利落！地道不会被发现，窗子下面又没有足迹，十六个人像是让天使带到天上去了！
从地道进入环营壕沟之后，要一个人一个人地沿着沟底爬到离岗楼较远的地方（地道出口离它很近），再一个一个从沟里爬出来上路。每上去四个人就停一会儿，以免引起怀疑，并且可以借这个时间观察一下。（最后一个人还要采取预防措施：他要把事先准备好的抹了泥的木盖子从外面堵在地道出口上，用身体把它靠进洞口，再从外面扔上一些土！这样，第二天早晨从壕沟里也不会发现地道出口的痕迹。）
经过村子的时候，要一组一组地走，还要大声谈笑。如果遇有阻拦，大家合力抵抗，直到动刀子。
总集合地点是铁路道口附近，那里常有许多汽车通过。铁路道口比旁边的马路高，大家趴在附近地上，不会被发现。这个道口修得不很好（逃跑者们平时上工经过这里，看见过），只是随便铺了一些厚木板，所以运煤的汽车和空火车车皮经过这里时都开得很慢。等汽车一过路口，便有两个人举起手来要求汽车停下，从两旁走过去，请求司机捎一段路。晚间汽车上大都只有一个司机。这时立即抽力抓住司机，强迫他坐到驾驶室中间去。瓦连京-雷日科夫立即掌握方向盘，其他人迅速跳进车厢，向巴夫洛达全速前进！一百三、四十公里的路程，有几个小时就可以达到。快到渡船渡口时，沿河岸往上游开，那里有灌木丛（押送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留意到了），把司机绑起来，放在灌木丛里，扔掉汽车，坐小船渡过额尔齐斯河，以后就分成小组，各奔前程了。现在正是征购粮食的季节，到处路上都有许多汽车通过。
挖掘工作计划在十月六日完成。在这之前两天，十月四日，两名参加者，腾诺和一个小偷瓦洛佳-克里沃舍因，突然被编到另一批犯人中间去，准备押到其他地方。他们原想耍个花招，想法生病，争取留下来。但是行动人员威胁说不服从就给他们戴上手铸，哪怕半死也得押走。他俩担心过分坚持可能引起怀疑，所以也就只好服从了，为了朋友们作出了牺牲。
起初，腾诺执意要加入这个挖地道小组，现在他的愿望完全落空了，他没能成为第十三个人。倒是被他拉进来的、他所庇护的、过于散漫和缺乏自制力的日丹诺克成了第十三名。当初是斯捷潘-科诺瓦洛夫和他的朋友们最后向腾诺让了步，才把秘密告诉他的。
挖掘完成了。出口恰好：穆吉亚诺夫没有计算错。这时下了一场雪。所以他们把行动时间推迟了两天：等地面干一干。
十月九日晚上，一切都按原来的设想准备妥当。第一批四个人是科诺瓦洛夫、雷日科夫、穆吉亚诺夫和他那个经常的技术助手波兰人。
接着就是倒霉的小个子科利亚-日丹诺克爬出坑道进入壕沟了。这时，当然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他听到沟上面不远处有脚步声。他本该沉住气，趴下不动，等人们走过去再往前爬。而他却过分机伶了：他探出头去想看看是什么人在走路？
俗话说得好：跑得快的虱子总是先被篦子梳掉。但他这个“跑得快的虱子”却毁掉了一组逃跑者，毁掉了一组难能可贵地配合得这么好而又计划得这么周密的逃跑者！毁掉了在这次逃跑中交织在一起的十四条漫长而复杂的生活道路！这次逃跑对其中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特殊的、使过去和将来都具有意义的重要作用，他们中间每人都有另外一些人——一妇女们，子女们以及尚未出世的孩子们——在某个地方等待着他们呢！这个“虱子”一抬头，这些人的一切就全都陷入了十八层地狱！
原来，上面走的正是警卫队副队长。他看见了这个“虱子”喊了一声，开了一枪。于是，他的那些卫兵们，那些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个逃跑计划，因而根本不配同它作斗争的卫兵们，竟然成了抓获这些逃跑者的“大英雄”而我的读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还在用平尺敲着书页傲然地、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是啊！可你们为什么不逃跑呢？你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
这时，所有逃跑者都已经钻进地道，取下了窗上的铁格子，把护墙板钉好在那块活地板上了。现在他们一个个只好向后爬去，向后！向后！
谁能真正完全理解这绝望的懊恼？理解这对于自己辛勤努力的蔑视？
他们爬回去了，熄灭了地道里的灯，又把走廊窗上的铁格子装上去。不一会儿，整个惩戒工棚里挤满了劳改营的军官，警卫营的军官，卫兵和看守们。开始按档案卡片点名了，然后把所有的囚犯全都赶进了石砌的监狱。
小屋里的坑道入口始终没被找到！（如果一切都能按原来的设想实现，看守们还不知道要寻找多久呢！）不过。他们在日丹诺克“露馅儿”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半堵塞的窟窿。但是，即使顺着地道来到工棚下面，也还弄不清人们究竟是从哪里进入地道的？把挖地道的上藏到哪里去了？
他们只是发现了那个有文化的房间里少了四个人。现在只好狠狠地殴打剩下来的八个人了——殴打便是蠢人探求真实情况的最简单的办法。
现在为什么还要隐瞒它呢？
后来，当局组织了全体警备人员和看守人员到这个地道里来参观。埃克巴斯图兹营的负责人马克西缅柯少校还曾在总局的会议上向其他劳改营的负责人夸耀说：
“是啊，我们营里有过地道。是的，那简直是一条地铁！但是，我们呢我们有高度的警惕性”
其实，只不过是由于一个“虱子”
立即响起了警报。已经逃出的四个人自然不能再逃往铁路道口。计划全打乱了！他们跳过大路对面的围墙，进入无人的工区，穿过工区，又跳墙出去，向草原跑去。他们不敢留在村庄里拦汽车，因为村庄里已经布满哨兵了。
就像一年前的腾诺一样，他们立即失去了前进的速度和逃脱的信心。
他们朝东南方向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前进。他们既没有路上吃的食物，也没有力气，因为最后几天为了早些挖通地道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一逃跑的第五天，他们进入一个蒙古包想向哈萨克人要点食物。不出所料，哈萨克人拒绝给东西吃，并且用猎枪向要饭的人开枪。（这难道是草原上放牧人民的传统吗？如果这不是他们的旧传统，那么这个传统是从哪儿来的？）
斯捷潘-科诺瓦洛夫用刀子对付了猎枪，刺伤哈萨克人，夺了猎枪和食物。他们继续前进。但是，哈萨克人骑马追寻他们，在他们快到额尔齐斯河岸的时候追上了。哈萨克人叫来了行动人员小组。
后来，逃跑者被包围起来，打得血肉模糊。再往后再往后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现在谁能对我们说，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者们的逃跑也曾遇到过这么多困难，曾是这么缺乏外部支持，曾处在这样敌意的环境中，被捉住之后曾受到过这样非人的惩罚，那么，就请他给我们举出实例来吧！
给我们举出这样的实例之后，再指责我们没有进行斗争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