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致死

作者:赤裸裸的真理返回目录加入书签投票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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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初以降,学者名流的自杀事件一度成为舆论界热门话题。无论是王国维、老舍、顾城、海子等学者,阮玲玉、翁美玲等艺人,还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艺人张国荣和最近的诗人余地、博导余虹,他们的极端弃世方式,都曾在我们叹惜和怀念之余,作过深深思考:是什么令到这些有卓越贡献的名流走上了不归路?

    农民工为了讨薪,想到了自杀;少男少女情场失意,想到了自杀;那些满腹经纶、饱读诗书的博士、博士后、博士生导师又有什么样转不过的弯,竟也想到走向自杀的绝境?这些自杀事件,有些是作秀,有些是血的事实。农民工自杀,只是一种曲线表达话语的方式,很多让人劝回了,因为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但那些知识分子呢?没有抗争也没有谈判,生命刹那间就如风消逝了。也许他们内心也曾经做过了很长时间的挣扎,但我们不曾看到。

    有人盛赞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勇气,我不以为然。一个脑子里面充满着假想敌的人,不是最可悲的吗?我们连敌人在哪里都不知道,却整天想着要战斗,在虚空的环境里自我消耗着精力。自杀者往往陷入这种困境,他要为证明自己的决心,以生命告慰自己的学术和灵魂。一如古人铸剑,往往最后纵身跳入练剑炉中,借血与火之力增加作品的纯度。

    自杀是个体对待生命最极端的方式。就个体的语境说,生与死是一切物种最重要的两件事。前者宣布物种的存在,带动了其他非生物性的出现;后者则让存在统统归零。在这个哲学范畴,对生与死展开的发问是唯一的真命题,其他关于尊严、爱情、道德、自由一类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都是伪命题。离开存在物而论存在的意义,不是很虚幻的吗?所以,一切以那些名义采取的自杀行为,都是廉价的、毫无意义的。生命无法承受如此的轻率。

    我们对社会精英的自杀行为感到极大程度的震惊。作为社会财富的一部分,他们的陨落、凋谢,对全人类无疑都是无法估量的损失。他们对待生命的粗暴方式,除了给后人一片唏嘘、遗憾、惋惜之外,似乎没有更大的触动,自杀的人还是前赴后继。这些人都处于上流社会,拥有财富和名誉,并具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可以说,他们的活着,比一般的人都更有意义和更有质量。但生命的质量却与对待生命的态度毫不相关,让观者感到彷徨。

    古代学者皆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追求信条,以“立德、立功、立言”为自身价值取向,那些越过某些环节而直达末端的步伐跨越式前进,或者前路崎岖,命途多舛,会不会就是许多悲剧的因缘?对那些曾经给过我们信仰光辉的学者,当他们信仰开始衰竭,生命价值陷入真空时,是不是就是生与死开始迷离的状态?当精神之火熄灭,我们不禁惊呼,还有什么信仰可以永恒?

    也许学术没有那么丰富,研究没有那么深入,或者人就不会那么固执。学者用尽毕生精力追求生命中的理想,却往往在事业巅峰时陷入歧途:灵魂找不到出路,思想找不到出路,信仰找不到出路。那不是愧对了自身所掌握的知识吗?在丰富涵养的学术领地成长起来的学者,又在同一块地方枯萎、倒下。诗人自杀,也许死于思维混乱;学者自杀,引以为傲的学术恰恰就是致命的原因。

    那些缺乏对生命的终极关注、而使人沉迷对死的向往、渴望的学术,莫非真的是人类优秀的文化宝藏?我不敢苟同。中华文明蔓延了上下五千年,得以流传至今的文化,都是极之富有人文关怀的。无论是经史子集,还是唐诗宋词元曲,拨开文字表面的光鲜,背后都隐藏着作者一颗颗鲜活的心。他们以睿智及敦厚的胸怀,鼓励着我们以昂扬的生命激情向未知世界叩问、探索。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切遵循自然才是正道。自杀恰恰是反自然而行。儒、释、道三教都无一例外是叫人遵从天道、热爱生命的。其中释(佛)教作为哲学的一大门类,存在久远。佛门的经、律、论,积淀下来无数指导人生的丰富素材。正是这些饱含着教人向善、善待生命理念的经书,使芸芸众生在彷徨时找到了出路和突破口。故此,被世人尊为经典。特别是那些徘徊于生与死的边缘人群,在佛法强大魅力的感召下,往往都会浪子回头生心不息,放下轻生念头。许多佛门高僧都是哲学大师,他们往往懂得遵循天道,不但普救世人,最重要是自身敬畏生命,敬畏自然。因而大多长寿,死后火化能产出神奇的舍利子。那些一味钻向偏执边缘的学者,在内心冲突时是否试图寻找过这样的精神皈依呢?很值得怀疑。

    西方文化认为,人生而有罪,生存就是赎罪。这些罪感文化本来是劝人超脱痛苦而好好生存,不要让浮生欢娱所累、人生苦短所惧。偏偏如此健全的理论没有教化最普通的民众,却令学者们从此沉迷,沉迷于天国的幻想,最终走向自我毁灭。让学术致死的学者是可怜的,因为在这条锦绣之路上,他已然缺乏最起码的思辨,而一步步陷入了自我的泥潭。学者无罪,学术本应也无罪。但学术在学者身上得到了异化,究竟谁之错?谁来为学者之死负罪领刑呢?

    那么多学富五车的人,始终想不通生死的问题。有人说他们因为在精神上找不到出路,才会绝望地以死相抗衡。也有人评价学者之死,称他们为“向死而生”一死,真的有出路吗?学者已不能回答,天国也发不回答案。我们知道哲学是研究生与死等存在问题的,但哲学家尼采却迈不过生死这个坎,最终亲自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哲学的庆幸还是悲哀?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人生间的东西都没了解透参悟透,却向死问究竟,这到底扼杀了文化还是彰显了文化?有死的勇敢却没有生的勇气,这是什么样的精神?或许,从文化层面找不到的答案,只有从病理上去解释。

    香港城市大学心理学博士岳晓东研究人的自杀行为,提出了“压弹人格”一词来评价人的心理。“压弹人格”较弱的人群,一旦遇到外界(如舆论、就业、情感等)压力或自身机体的病变(如抑郁症等病),在缺乏有效的辅导和治疗情况下,很容易会走上自杀之道。

    哀莫大于心死,一个人如果有生的寄寓,就不会轻言死。司马迁纵然受到“宫刑”的悲惨遭遇,还是咬咬牙挺住活了下来,为的就是完成巨著史记。而后世学者却为了所谓的尊严、自由、清白等虚幻名词自了生命,不是很可悲可叹吗?连最原始最本质的的模范:善待生命都做不好,如何让他们的学问金针度人?他们的执着又如何能起到正面意义,为世所倡导呢?

    2007-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