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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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子是法国剧作家尤内斯库写的一部荒诞话剧。一对年约九旬的夫妇，认为自己活的这么大年纪了，自己的人生应该是圆满的，便邀请达官贵人来家中做客，其中邀请了一位演说家，等大家到齐的时候发表重要演说。
门铃一响，两老急忙去搬椅子，怕慢待了客人，招呼客人坐下。而事实上，没有一个客人进来，全部是两位老人的想象。宴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演说家来了，却是个哑巴，咿咿呀呀不会说话。两位老人终于悟出，两人的一生其实连话都没说好；发现真相，终于绝望，最终投水身亡。
人的一生，好坏全有，在老年时期能够整合自己的经验，要找到一个支点，一个架构或者价值观，提炼出自己生活的意义，感觉自己的一生没有缺憾，这无疑对自己是一种极大的安慰。那对老夫就是没有找到自己的生活的价值，于绝望中自杀。这对老夫妇是西方人。
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因贫困自杀的人不多，法制频道播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一对夫妇将自己患了梅毒的双胞胎女儿放在医院治病，医院治好后却不见夫妇来领，电话催几次，开始还得应过几天来领，最后连电话都打不通。医院的医生护士一个个气愤无比，最后不得不报警。警察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孩子的父亲，所了解情况令人同情。他的妻子是个精神病人，时间不长才打死了他的母亲。妻子被强制进入精神病院进行精神治疗。他连去医院的路费都没有，不要说交医药费了。这个一贫如洗的男人还得照顾自己的一个智商只有八九岁的哥哥。他想，自己没有钱，医院肯定不会给自己孩子的。这个男人是有绝对理由自杀的。但他没有，在他的脸上我没有看到绝望，是一脸的茫然、一种无助、无奈，一种已被痛苦压得近似于麻木的男人。但他没有想到自杀，中国民族性的东西在他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中国是一个遭受过列强欺凌的民族，所以这个民族是一个能够承载巨大痛苦的民族。而那对有足够生活经历的夫妇却自杀了。
两个故事的对比令我们深思。我们到底为什么活着，或者说或者的意义又是什么？
卢素兰六十一岁，前半辈是个家庭主妇，十六岁在照相馆打工，开过美发店、卖过农产品，五十四岁带孙子。儿子为了让妈妈打法时间，把自己的照相机给了她。学摄影四年，六十五岁时，成了摄影家。
林精武八十一岁，二零零六年五月在杭州举办的第三届世界华人篮球赛，他拿到七十岁组金牌。应邀与南京女子队和上海师范大学篮球队比赛，八天打了七场球。一个地地道道的老顽童。就是这位老人，十一年前因肿瘤切掉三分之二的肝。
七十岁“少年郎”何吉雄，退休后三四年体重飙升到八十五公斤，后参加自行车运动，现在八天能完成1240公里的环岛之旅。
以上的几个事例，是这些老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生活的支点。这三位老人都是台湾人。
我想，人的一生，无论年轻或者老年必须有一个生活的坐标，使得心理平衡，才能活的不至于绝望。
真正的乞丐是几乎没有自杀的，它没有具体的设想，没有宏大的愿望，没有理想，就是能够糊口。他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过多的奢望。所以某种程度上乞丐是快乐的。
在生活中，大多数自杀的人恰恰不是那类衣不果腹的人，他们都具有一定的思想，甚至有的是思想、个人品位极高的人；说好听一点他们又一定的追求，如果这种追求过于急躁，目标过于宏伟，会走向贪欲，贪欲之心会导致毁灭。
理想和野心，追求和企羡，需求和贪欲，痛苦和绝望；每一组词都有相同或相近的意义，能够把握好度，人便是幸福的，如果超越界线，有可能变成绝望。
当然，还有一类人，那就是积极否定自己生命的人，比较著名的有：前苏联的玛雅科夫斯基、法捷伊夫，美国的海明威、杰克伦敦，日本的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中国的三毛。这些人中间，有的是认为自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活着已经没有了意义。有的是对生活的这个世界深恶痛绝；还有的是对于世界要求过于完美。
杰克伦敦很有代表性。他是一个出身卑微的人，从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当他刻苦励志自学成才成了一个著名作家的时候，他却发现他梦寐以求的上流社会，充满了人性的虚伪、和道德的腐败，它自身的质朴和许多自身宝贵的东西也已消失殆尽。他感到自己有着无限的悲哀和空前的孤独。任何目标都有终极性，终结往往带来深深的失落。
其实，所谓的完美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在纷繁的现实生活中。完美的概念总是带有虚幻的色彩，带有理想的成分。真正的完美人和事物是不存在的。比如有相当的一部分作家，在文学作品中，人格是单一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性格是双重的，甚至是多重的；理想自我和与自我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消极、沮丧，甚至丧失自信，悲观厌世。但我赞同此类人对生命的否定。当你活者已经没有意义的时候，否定生命也是消极中的积极。假如，我到了风烛残年的时候，大脑不能思考，活着已成为单纯活着的时候，否定自己的生命，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记得在报纸还是杂志上有这样一篇文章，说巴金老先生活着的时候，曾说过，我的一生是写作的一生，当我不能在写作的时候，我活着已经没有了意思，不想让家人在为他继续治疗。
还有茨威格，这是一个具有世界主义视野的作家，他的人性至上，使他脱离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也正是他这一点使他倍感绝望，虽然他居住在风景秀美的南美巴西，过着舒适悠闲的生活，但最后还是和妻子一起自杀。所以，我们推崇珍惜生命的尊贵，但也应该尊敬死者的崇高。因为它的悲观自杀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人类，我对他的死充满了无限的敬意。
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必须活的有意义，当然仅对我自己而言。我们不能选择生，但可以选择死，但死要死的其所。无谓的死是一种逃避，勇敢的死是一种壮举。
二〇〇七年二月四日星期日
椅子是法国剧作家尤内斯库写的一部荒诞话剧。一对年约九旬的夫妇，认为自己活的这么大年纪了，自己的人生应该是圆满的，便邀请达官贵人来家中做客，其中邀请了一位演说家，等大家到齐的时候发表重要演说。
门铃一响，两老急忙去搬椅子，怕慢待了客人，招呼客人坐下。而事实上，没有一个客人进来，全部是两位老人的想象。宴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演说家来了，却是个哑巴，咿咿呀呀不会说话。两位老人终于悟出，两人的一生其实连话都没说好；发现真相，终于绝望，最终投水身亡。
人的一生，好坏全有，在老年时期能够整合自己的经验，要找到一个支点，一个架构或者价值观，提炼出自己生活的意义，感觉自己的一生没有缺憾，这无疑对自己是一种极大的安慰。那对老夫就是没有找到自己的生活的价值，于绝望中自杀。这对老夫妇是西方人。
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因贫困自杀的人不多，法制频道播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一对夫妇将自己患了梅毒的双胞胎女儿放在医院治病，医院治好后却不见夫妇来领，电话催几次，开始还得应过几天来领，最后连电话都打不通。医院的医生护士一个个气愤无比，最后不得不报警。警察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孩子的父亲，所了解情况令人同情。他的妻子是个精神病人，时间不长才打死了他的母亲。妻子被强制进入精神病院进行精神治疗。他连去医院的路费都没有，不要说交医药费了。这个一贫如洗的男人还得照顾自己的一个智商只有八九岁的哥哥。他想，自己没有钱，医院肯定不会给自己孩子的。这个男人是有绝对理由自杀的。但他没有，在他的脸上我没有看到绝望，是一脸的茫然、一种无助、无奈，一种已被痛苦压得近似于麻木的男人。但他没有想到自杀，中国民族性的东西在他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中国是一个遭受过列强欺凌的民族，所以这个民族是一个能够承载巨大痛苦的民族。而那对有足够生活经历的夫妇却自杀了。
两个故事的对比令我们深思。我们到底为什么活着，或者说或者的意义又是什么？
卢素兰六十一岁，前半辈是个家庭主妇，十六岁在照相馆打工，开过美发店、卖过农产品，五十四岁带孙子。儿子为了让妈妈打法时间，把自己的照相机给了她。学摄影四年，六十五岁时，成了摄影家。
林精武八十一岁，二零零六年五月在杭州举办的第三届世界华人篮球赛，他拿到七十岁组金牌。应邀与南京女子队和上海师范大学篮球队比赛，八天打了七场球。一个地地道道的老顽童。就是这位老人，十一年前因肿瘤切掉三分之二的肝。
七十岁“少年郎”何吉雄，退休后三四年体重飙升到八十五公斤，后参加自行车运动，现在八天能完成1240公里的环岛之旅。
以上的几个事例，是这些老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生活的支点。这三位老人都是台湾人。
我想，人的一生，无论年轻或者老年必须有一个生活的坐标，使得心理平衡，才能活的不至于绝望。
真正的乞丐是几乎没有自杀的，它没有具体的设想，没有宏大的愿望，没有理想，就是能够糊口。他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过多的奢望。所以某种程度上乞丐是快乐的。
在生活中，大多数自杀的人恰恰不是那类衣不果腹的人，他们都具有一定的思想，甚至有的是思想、个人品位极高的人；说好听一点他们又一定的追求，如果这种追求过于急躁，目标过于宏伟，会走向贪欲，贪欲之心会导致毁灭。
理想和野心，追求和企羡，需求和贪欲，痛苦和绝望；每一组词都有相同或相近的意义，能够把握好度，人便是幸福的，如果超越界线，有可能变成绝望。
当然，还有一类人，那就是积极否定自己生命的人，比较著名的有：前苏联的玛雅科夫斯基、法捷伊夫，美国的海明威、杰克伦敦，日本的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中国的三毛。这些人中间，有的是认为自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活着已经没有了意义。有的是对生活的这个世界深恶痛绝；还有的是对于世界要求过于完美。
杰克伦敦很有代表性。他是一个出身卑微的人，从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当他刻苦励志自学成才成了一个著名作家的时候，他却发现他梦寐以求的上流社会，充满了人性的虚伪、和道德的腐败，它自身的质朴和许多自身宝贵的东西也已消失殆尽。他感到自己有着无限的悲哀和空前的孤独。任何目标都有终极性，终结往往带来深深的失落。
其实，所谓的完美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在纷繁的现实生活中。完美的概念总是带有虚幻的色彩，带有理想的成分。真正的完美人和事物是不存在的。比如有相当的一部分作家，在文学作品中，人格是单一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性格是双重的，甚至是多重的；理想自我和与自我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消极、沮丧，甚至丧失自信，悲观厌世。但我赞同此类人对生命的否定。当你活者已经没有意义的时候，否定生命也是消极中的积极。假如，我到了风烛残年的时候，大脑不能思考，活着已成为单纯活着的时候，否定自己的生命，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记得在报纸还是杂志上有这样一篇文章，说巴金老先生活着的时候，曾说过，我的一生是写作的一生，当我不能在写作的时候，我活着已经没有了意思，不想让家人在为他继续治疗。
还有茨威格，这是一个具有世界主义视野的作家，他的人性至上，使他脱离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也正是他这一点使他倍感绝望，虽然他居住在风景秀美的南美巴西，过着舒适悠闲的生活，但最后还是和妻子一起自杀。所以，我们推崇珍惜生命的尊贵，但也应该尊敬死者的崇高。因为它的悲观自杀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人类，我对他的死充满了无限的敬意。
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必须活的有意义，当然仅对我自己而言。我们不能选择生，但可以选择死，但死要死的其所。无谓的死是一种逃避，勇敢的死是一种壮举。
二〇〇七年二月四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