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8章 唐人笔下的杨李（求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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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写好《从〔长生殿〕和〔桃花扇〕看清初戏曲发展变化的特点》这篇论文，顾秋风专门往图书馆跑了一趟，借来了四本书籍：赵景深、张增元《方志着录元明清曲家传略》、章培恒《洪昇年谱》、张庚、郭汉诚《大夏戏曲通史》、《大夏大百科全书》。
《长生殿》剧本，取材于唐人白居易诗《长恨歌》以及陈鸿传奇小说《长恨歌传》，并参以元代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及有关传说，“经十余年，三易其稿而成”，初稿名为《沉香亭》，二稿更名为《舞霓裳》，三稿才定名为《长生殿》。
《长生殿》是洪昇的代表作，演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历史故事，习称天宝遗事。
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离合生死之情是与安史之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其深邃的历史内涵，自发生之时便有诗人咏叹。
唐代杜甫的《哀江头》已开其端，诗中抚今追昔，意多哀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往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花江草岂终极！”感叹之情冲淡了诗人在安史之乱之前《丽人行》诸诗中表现的讽刺之意。
到了中唐时期，更多的文人进行了历史的反思，出现了许多咏叹诗和多种追忆天宝遗事的稗史小说。
唐宪宗元和元年，时任盩庢县尉的白居易，与友人陈鸿、王质夫言及唐玄宗与杨贵妃事，遂作了那首大名鼎鼎的《长恨歌》，陈鸿为之作《长恨歌传》。
白居易以诗人的才情，避开杂书、史书中所记唐明皇、杨贵妃的不论因乱之事，采用了民间传说，先写唐玄宗专宠杨贵妃，而安禄山的叛乱打破了二人的生活；次写杨贵妃之死和唐玄宗对她的思念；末写方士传递消息，重申了二人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
总的说来，白居易肯定了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突出唐明皇在马嵬坡之变后对杨贵妃深挚的思念，情词悱恻，哀感动人。但他在诗中也用了“汉皇重铯思倾国”，“姊妹弟兄皆列土”，“不重生男重生女”，“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等婉而有讽的诗句。“但教心似金钿坚，天尚人间会相见”，“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以及末尾的那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无限的感慨中无疑蕴含着对唐王朝盛世消失的惋惜、慨叹和讽喻之意。同样也对杨李二人的悲剧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长恨歌》一诗，叙事与抒情紧密结合，形象鲜明生动，感情铲眠悱恻，描写细腻传神，因而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唐以后，写李杨二人的诗极多，唯此诗被反复敷演为小说、戏剧。
也因此，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广为流传。
明代翟佑《归田诗话》评此诗：乐天《长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四句，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
清人沈德潜《唐诗别裁》卷八：诗本陈鸿《长恨传》而作，悠扬旖旎，情至文生，本王杨卢骆而加变化者矣。
清人赵翼《瓯北诗话》卷四：香山诗名最着，及身已风行海内，李谪仙一人而已……盖其得名在《长恨歌》一篇，其事本易传，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有声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子女亦喜闻而乐诵之，是以不胫而走，传遍天下。
关于《长恨歌》所受影响、创作动因，近年一些学者提出不少新说。
其中较有说服力、较有影响的有以下两点：
一、认为《长恨歌》中的大部分情节都是在摹袭和附会《欢喜国王缘》变文这一蓝本的基础上形成的。
二、白居易早年曾与少女湘灵相恋，后虽忍痛分手，但在元和初创作《长恨歌》时对湘灵仍未忘怀，曾写下《寄湘灵》、《寒闺夜》、《生离别》、《潜别离》、《感情》等诗作，其《冬至夜怀湘灵》所谓“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正可视作《长恨歌》的先声，而《长恨歌》中对专一爱情的歌颂，实是白居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
在创作《长恨歌》一诗时，白居易打破了他写讽喻诗时坚持的“其事核而实”、“不为文而作”的规则，在叙事过程中一再使用想象和虚构手法，浓烈的抒情贯穿于叙事的全过程，这也就造成了，《长恨歌》一诗的主题不明朗，后人众说纷纭：
一、爱情主题。
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五：“《长恨歌》不过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宫词》有监戒规讽之意。”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或问《长恨歌》与《连昌宫词》孰胜，余曰：元之词微着其荒纵之迹，而卒章乃不忘箴讽。若白作止叙情语颠末，诵之虽柔情，欲，断，何益劝戒乎？”
二、讽喻主题。
明代唐汝询《唐诗解》卷二八：“《长恨歌》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
清代贺贻孙《诗筏》卷下：“《长恨歌》诸作，讽刺深隐，意在言外。”
三、双重主题。
今人王运熙《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认为，“一方面对李、杨二人的生活荒因、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了很大的同情。”
孟繁树《〔长恨歌〕的主题及其形成》等也持此说。
四、“隐事”说。
今人俞平伯《〔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认为：《长恨歌》隐藏了一件皇家逸闻：马嵬坡之变中杨贵妃未死，易服潜桃，流落民间，大约当了女道士。玄宗晚年思念杨贵妃，不是死别之苦，而是生离之恨。
周煦良《〔长恨歌〕的痕在哪里？》同意俞平伯的见解。
除了上述四种说法外，还有“长恨说”等其他看法，学术界赞同双重主题说者较多。
为了写好《从〔长生殿〕和〔桃花扇〕看清初戏曲发展变化的特点》这篇论文，顾秋风专门往图书馆跑了一趟，借来了四本书籍：赵景深、张增元《方志着录元明清曲家传略》、章培恒《洪昇年谱》、张庚、郭汉诚《大夏戏曲通史》、《大夏大百科全书》。
《长生殿》剧本，取材于唐人白居易诗《长恨歌》以及陈鸿传奇小说《长恨歌传》，并参以元代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及有关传说，“经十余年，三易其稿而成”，初稿名为《沉香亭》，二稿更名为《舞霓裳》，三稿才定名为《长生殿》。
《长生殿》是洪昇的代表作，演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历史故事，习称天宝遗事。
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离合生死之情是与安史之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其深邃的历史内涵，自发生之时便有诗人咏叹。
唐代杜甫的《哀江头》已开其端，诗中抚今追昔，意多哀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往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花江草岂终极！”感叹之情冲淡了诗人在安史之乱之前《丽人行》诸诗中表现的讽刺之意。
到了中唐时期，更多的文人进行了历史的反思，出现了许多咏叹诗和多种追忆天宝遗事的稗史小说。
唐宪宗元和元年，时任盩庢县尉的白居易，与友人陈鸿、王质夫言及唐玄宗与杨贵妃事，遂作了那首大名鼎鼎的《长恨歌》，陈鸿为之作《长恨歌传》。
白居易以诗人的才情，避开杂书、史书中所记唐明皇、杨贵妃的不论因乱之事，采用了民间传说，先写唐玄宗专宠杨贵妃，而安禄山的叛乱打破了二人的生活；次写杨贵妃之死和唐玄宗对她的思念；末写方士传递消息，重申了二人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
总的说来，白居易肯定了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突出唐明皇在马嵬坡之变后对杨贵妃深挚的思念，情词悱恻，哀感动人。但他在诗中也用了“汉皇重铯思倾国”，“姊妹弟兄皆列土”，“不重生男重生女”，“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等婉而有讽的诗句。“但教心似金钿坚，天尚人间会相见”，“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以及末尾的那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无限的感慨中无疑蕴含着对唐王朝盛世消失的惋惜、慨叹和讽喻之意。同样也对杨李二人的悲剧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长恨歌》一诗，叙事与抒情紧密结合，形象鲜明生动，感情铲眠悱恻，描写细腻传神，因而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唐以后，写李杨二人的诗极多，唯此诗被反复敷演为小说、戏剧。
也因此，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广为流传。
明代翟佑《归田诗话》评此诗：乐天《长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四句，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
清人沈德潜《唐诗别裁》卷八：诗本陈鸿《长恨传》而作，悠扬旖旎，情至文生，本王杨卢骆而加变化者矣。
清人赵翼《瓯北诗话》卷四：香山诗名最着，及身已风行海内，李谪仙一人而已……盖其得名在《长恨歌》一篇，其事本易传，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有声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子女亦喜闻而乐诵之，是以不胫而走，传遍天下。
关于《长恨歌》所受影响、创作动因，近年一些学者提出不少新说。
其中较有说服力、较有影响的有以下两点：
一、认为《长恨歌》中的大部分情节都是在摹袭和附会《欢喜国王缘》变文这一蓝本的基础上形成的。
二、白居易早年曾与少女湘灵相恋，后虽忍痛分手，但在元和初创作《长恨歌》时对湘灵仍未忘怀，曾写下《寄湘灵》、《寒闺夜》、《生离别》、《潜别离》、《感情》等诗作，其《冬至夜怀湘灵》所谓“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正可视作《长恨歌》的先声，而《长恨歌》中对专一爱情的歌颂，实是白居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
在创作《长恨歌》一诗时，白居易打破了他写讽喻诗时坚持的“其事核而实”、“不为文而作”的规则，在叙事过程中一再使用想象和虚构手法，浓烈的抒情贯穿于叙事的全过程，这也就造成了，《长恨歌》一诗的主题不明朗，后人众说纷纭：
一、爱情主题。
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五：“《长恨歌》不过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宫词》有监戒规讽之意。”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或问《长恨歌》与《连昌宫词》孰胜，余曰：元之词微着其荒纵之迹，而卒章乃不忘箴讽。若白作止叙情语颠末，诵之虽柔情，欲，断，何益劝戒乎？”
二、讽喻主题。
明代唐汝询《唐诗解》卷二八：“《长恨歌》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
清代贺贻孙《诗筏》卷下：“《长恨歌》诸作，讽刺深隐，意在言外。”
三、双重主题。
今人王运熙《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认为，“一方面对李、杨二人的生活荒因、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了很大的同情。”
孟繁树《〔长恨歌〕的主题及其形成》等也持此说。
四、“隐事”说。
今人俞平伯《〔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认为：《长恨歌》隐藏了一件皇家逸闻：马嵬坡之变中杨贵妃未死，易服潜桃，流落民间，大约当了女道士。玄宗晚年思念杨贵妃，不是死别之苦，而是生离之恨。
周煦良《〔长恨歌〕的痕在哪里？》同意俞平伯的见解。
除了上述四种说法外，还有“长恨说”等其他看法，学术界赞同双重主题说者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