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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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惨的结局（摘自阿尔明。冯。任的军事领袖希特勒）
片刻的欢乐四月十二日，罗斯福的死讯传来，我正在视察柏林防务，那主要是去替斯佩尔调查破坏计划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刚一回到地堡，我就听到欢呼声响彻长长的楼梯。我走进去，正碰到那儿在开庆祝会：香槟、蛋糕、跳舞、音乐、兴高采烈的祝酒，应有尽有。在一片欢腾和迭次祝酒中，希特勒坐在那儿，乐陶陶地笑着向大伙看，右手紧握着左手，以免它不停地哆嗦。戈培尔不惜降贵纤尊，走过来迎接我，一面蹒跚地走着，一面挥着一份报纸。“今儿晚上，瞧这儿人人喜气洋洋，我的好将军！局势终于发生了大转变。那条疯狗死啦。”
就是为了这件事举行宴会。现在德国期待的转变到了“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正在重演，俄国女皇的暴死解救了菲特烈大帝的危难，这一切又重见于一九四五年。星象学家的话可真应验了。他们早就在预言，四月中旬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三不用说，俄国军队正在朱可夫的指挥下沿奥得河集结，有一个地方离开那地堡只三十五英里；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向易北河挺进；南方英美联军正突破我们意大利的防线；另一支由科涅夫统帅的俄国大军在巴尔干岛苦战，企图比朱可夫和美国的军队更快抵达柏林；而炸弹则日夜不停地从整个柏林上空象雨点般落下来。我国的军工生产实际上已经停顿。我们各地军队的汽油和弹药即将用完。从东西方逃来的千百万难民堵塞了各条公路，以致武装部队都无法调动了。党卫军经常命令这里或那里的火车调轨，这就阻碍了铁路运输。然而，在总理府底下水泥地洞里那种环境中，以上这一切又算得什么呢？那儿已经变成了梦乡与幻境。任何可以寻找来宽慰自己的借口，都被吹嘘成为一个“大转变”虽然它们都不能象罗斯福的死讯那样带来片刻的欢乐。
第二天，红军占领了维也纳，这件事多少使大家泄了气。然而，就在那一天，我和斯佩尔正坐在那里谈破坏柏林这一严重问题的时候，纳粹劳工阵线首领莱伊到了，他兴冲冲地宣布，说一个什么德国不知名的天才刚发明了“死光”！制造这种死光，跟制造机枪一样既简单又便宜。莱伊已经亲自看过了计划，几位著名的科学家已经为他检验了这种武器。只要斯佩尔立即将这种武器大规模投入生产，就会给战局带来一个大转变。斯佩尔装出一本正经的神气，当场委任莱伊为“死光制造局局长”赋有全权去征用所有的德国工业，以斯佩尔的名义去制造这种神奇武器。莱伊高兴得一路胡言乱语，走了出去，于是我们又重新去讨论那个伤脑筋的问题。
这些彻头彻尾是鬼话的“神奇武器”和“秘密武器”一直使斯佩尔感到难堪，自从我当上了他与最高统帅部之间的联络官后，也使我感到难堪。一些将军、厂长、政界中头面人物以及普通老百姓，都会走过来，用臂肘碰碰我，向我眨眨眼睛。“现在该是元首使用秘密武器的时候了吧？什么时候才使用它？”我的妻子，这位将门之女和地道的军人之妻，也忧心忡忡地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戈培尔一直借“官方透露”和小道传播的方法来宣传这种恶毒的幻想，那只是为了要使人们继续流血，让纳粹的癌症继续扩散。
党独揽一切到了一九四五年，即癌症已经扩散到了祖国各地。党内象莱伊之流的混蛋和流氓把持了所有的政府与军事机构。武装党卫军已经变成一支对立的军队，它把最好的新兵和装备一起吸收了去。一月里，希特勒竟然派海因里希。希姆莱去指挥维斯杜拉河方面集团军，迎敌红军突破北方阵线后发动的正面攻势。结果当然是遭到一场惨败。希姆莱指挥作战的办法是枪决那些无法遵照他的命令在绝望的情况下守住阵地的将领。后来，他更发出恫吓，要连那些将领的家属也一起枪决。在他管辖的地区，桥上和村里到处都吊着德国军人的尸体，上面还标着“懦夫”或“逃兵”字样。
不用说，所有这些国社党的“妙计”只能进一步削弱我军日益衰竭的战斗力。俄国人很快就突破了希姆莱的防线，直抵波罗的海，截断了东普鲁士和拉脱维亚的大部分德国军队。多亏邓尼茨那一次巧妙的海上撤退，那一次比敦刻尔克更为艰巨但被人遗忘了的救援行动，才保全了那些军队和许多平民。后来人家发觉，原来希姆莱那时候正在秘密通过瑞典单独进行和平试探，同时还异想天开地在安排一次谈判，准备释放那些劫后余生的犹太人，以此换取巨额赎金。
最后，可惜为时过晚，希特勒才派海团里希将军去替换这个庸懦无能的坏蛋。可是，这时候希特勒自己也暴露了他那地道的纳粹本色。美国人在一次神出鬼没的突击中占据了雷马根桥，希特勒就大发雷霆，命令枪毙四个优秀的军官，怪他们没能够及时炸毁那座桥。这些人当中凑巧有一个就是我的妹夫，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信守效忠的誓言是困难的。
斯佩尔与希特勒自从当上了斯佩尔的联络官，我就发现自己在效忠方面受到了最大的考验，因为我执行破坏任务时，恰巧处于斯佩尔与希特勒二者的矛盾之间。元首在敌军东西夹攻的情况下，正颁布一项“焦土计划”要用我们自己的炸药去把柏林主要的公共设施全部炸毁。所有各地武装部队撤退时，都应炸坏桥梁、铁道、航道、公路，只留下一片“舟车绝迹的沙漠”；我们要放水淹没鲁尔区的煤矿，爆炸钢铁厂、发电厂、煤气厂、水坝，实际上是要德国成为一个百年内无法居住的地区。斯佩尔试图谏阻，希特勒索性破口大骂，说反正德国人已经证明自己不配继续生存，或者说一些这类强词夺理、毫无心肝的胡话。
斯佩尔和所有的纳粹一样忠心耿耿。他对希特勒那样象狗似的阿谀奉承永远使我感到恶心；然而，同时他又是一位现代工艺专家，对国家的军工生产克尽职责，这就必然会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知道那场战争已经输定，于是几个月来就一直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打消希特勒的破坏命令。有时候，他靠连哄带骗，终于撤销了这些命令，他坚持的理由是：我们不久就需要所有那些桥梁以及其他设施，来帮助实现元首的神机妙算，进行反攻，恢复失地。也有时候，他篡改了希特勒的命令，只吩咐炸毁一两座桥，而保全了一个地区的其他部分。
倒霉的是，他这种两面三刀的做法使我的处境为难了，因为我必须去应付那些接受了希特勒命令的将军。我必须劝诱他们延缓执行这些命令。自从处决了那四名雷马根的军官，再要说服这些将军就更加困难了。于是，在军事会议上，我只好夸大那些已经执行的破坏工作，避而不谈其余的事。正象斯佩尔一样，我是在玩命。幸而这时候元首已经深深坠入梦境，所以你可以凭自己的运气每次在会上随便回答一两个问题，就那样混过去。
再说，这时候哄骗他的人也不止我一个。四月里召开的这些会议已经成为纸上谈兵，根本不去接触到地堡以外可怕的现实。希特勒总是全神贯注地看那些地图，调度一些影子师团，指挥大规模的反攻，争论一些撤退的细节，表面上一切都象他从前那样，但实际上这些事连一件也没发生。我们都心照不宣，约齐了用一些安慰的空话去哄他。然而他本人仍旧保持着我们对他矢守的忠诚。约德尔和凯特尔发出了一系列井井有条、切合实际的命令，要挽救当时正在崩溃的局势，以免我们随着德国的光荣一起毁灭。当然，这情形是无法持续下去的。现实肯定就要来冲破这个梦境了。
一次爆发四月二十日，在少数几个人为希特勒举行的那一次凄凉的祝寿宴会上，约德尔通知我，叫我立即离开那里，去协同邓尼茨的参谋人员组织一个北方最高统帅部。美军和俄军在易北河上的会师就要把我们的陆上交通全部切断了。因此我们作战的方向将有一次九十度的转变；我们今后不是在东西两线迎敌，而是要开辟南北两个“战场”！当时也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这一切悲伤与恐怖。所以，我没看到在二十二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爆发”经过了这一件事，希特勒就决意死在柏林；不再飞往上萨尔斯堡，去南方据点继续指挥作战了。
在一篇分析柏林之战的文章中，我很详尽地描写了二十二日由于影子攻势“斯坦因纳攻势”引起的一些事。这一次，希特勒再也不能被几句安慰人的谎话哄了过去，因为俄国人的炮弹不断地落在总理府内，震撼着地堡。他曾经命令党卫军将军斯坦因纳从南面郊区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攻。参谋人员仍旧那样花言巧语地安慰他，说攻势正在进行中。那么，他就追问，斯坦因纳哪儿去了？为什么俄国人还没被打退？
希特勒最后面对真实情况，知道并没什么斯坦因纳的进攻，他就忿怒发狂，那情景非常可怕；当时在场的人后来谁都没法把那情形原原本本地写下或说出来。那好象是一座垂熄的火山最后一次爆发；经过了这一次惊心动魄的爆炸，他只留下了我后来亲眼看到的那个烧剩下的僵死的躯壳；连续三个小时，他一直狂喊乱叫，骂他周围那些人阴谋背叛，庸懦无能，害得他无法发挥他的天才，终于打输了这场战争，毁灭了德国。他当场作出了自杀的决定。此后什么也不能改变他的主张了。结果是，第二天就有大批人离开地堡。约德尔和凯特尔到西北去会见邓尼茨，多数的纳粹党人都星离雨散，向西逃到了这个或那个洞里各自逃命了！
和希特勒的最后一次谈话二十四日，我又会见了希特勒一次。在这段时间里，情况正变得十分混乱。人事秘书鲍曼这个跟希特勒形影不离的最讨厌的家伙，拍给我一份紧急电传打字电报，命令我去总理府报到。当时俄军已经将那座城市包围，天空中密密麻麻都是他们的战斗机，他们的大炮闪出了一圈圈灿亮的火光，但是你仍旧可以凭运气趁黑夜飞越他们的前线，在点有红灯的东西轴心大街离总理府不远的地方着陆。当时我也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就去找了一个年轻的德国空军飞行员，那飞行员“竟把这种事看作是闹着玩儿的赌博。他弄到了一架小型侦察机，把我送到了那里，然后又把我带了出来。我永远不会忘记怎样在俄国人照明弹的绿光中从勃兰登堡门上空飞了进去。这里我顺便提一句，那个飞行员现在已经成了慕尼黑一位颇有声望的报刊发行人。
希特勒在他的私室内接见我。他仔细间我邓尼茨在普洛恩的司令部的情况、他的参谋人员的工作效率、那地方和南方的通讯联络以及邓尼茨的精神状态，等等。大概他正在过选继承人的问题上作出决定。那时候夜里一点钟已过，我困倦得要死，可是他却精神抖擞，滔滔不绝地一直谈下去。他眼睛变得呆滞了，脸上颜色惨白，映出了青紫色的条斑。他坐在一张扶手椅里，怄偻着身体，左手里转动着一支粗短的铅笔。
他那双眼睛在眉毛底下向我恶狠狠地瞪着，他说就在那一天，斯佩尔已经向他承认，说过去几个月里都在故意违反他的命令，不去进行破坏工作。“这件事你也有份，你要受到应有的惩罚，”他说这话时口气凶狠粗暴，又象从前那样咄咄逼人。在那令人难受的片刻，我猜想到这次是被召唤来枪决，因为我看见许多战友都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当时我怀疑斯佩尔是否还活着。接着，希特勒又说下去：“但是，我赦免了斯佩尔，因为他对德国有过一些功劳。我赦免了你，因为虽然你秉赋了那该死的坏种的劣性，虽然我一再看到你犯错误，但是总的说来，你还是一个忠诚的将领。”
这些话一扯开了头，希特勒就慷慨激昂地重复那些陈词滥调，责怪德国参谋人员打输了这场战争。他这人根本不会跟人交谈。他只会说一些独白，每逢人家提了他一句，他就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演下去，象是一）个话匣子打开了，又象是一个演员在表演一整套节目。因此，尽管他具有机灵的头脑，会说粗俗的笑话，然而正象一些回忆录中所描写的，你和他在一起时总会感到十分沉闷无聊。
他开头时着重指出，自从一九三九年起，我们就开始出卖他，欺骗他，拆他的台；此后他继续自言自语，十分详细地叙述了这场战争的整个过程，重复了他最喜欢对将领们发的那些牢骚：从勃劳希契和哈尔德谈到曼斯坦因和古德里安，所有这些倒霉的家伙都要为他所犯的错误承担罪责。要不是因为我们参谋人员工作无能，存心背叛，他那伟大的战略，象他所形容的那样，就不可能失败。凡是曾经在意见上发生分歧的问题，到后来证明他的见解都是正确的，将领们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入侵波兰，进攻法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命令在俄国境内死守，凭他那非凡的记忆力列举的所有次要的战术上的争论，以及随后遭到的挫折，直到这一次斯坦因纳的反攻。
那是我对“军事领袖希特勒”的最后印象——一个狂想症患者，坐在俄国人的炮弹震撼着的柏林地下避弹室里，唠唠叨叨，第一千次解释：我们国家遭到这样的灾难只怪所有的人不好，单是他自己没错；他这位自始至终运筹帷幄的独裁者从来就没犯过一次错误。
在战后发现的那一份文件里，也就是在他最后立下的那一份遗嘱里，他责备犹太人不好。他忿慨地指责我们参谋人员。但是，直到最后一息，有一件事是完全明确的：他阿道夫。希特勒从来没犯过一次错误。
积年累月的撰述，现在终于告一段落。我相信，通过军事分析，我对这个奇怪的历史人物的二些特点作出了应有的评价。一般追叙希特勒事迹的著作到后来都会出现自相矛盾的论点，这是因为描写“希特勒”的作者都把他当作同一个人。然而，实际上希特勒并不是同一个人。
早期的希特勒象我前面所描写的，无可否认，是德国的灵魂“。他充分表现了我国人民的强烈愿望：要占有更优越的地位，要保持健康的德国文化，不受任何毒素的污染，包括亚洲的共产主义、西方的唯物主义以及弗里德里希。尼采指出的犹太教一基督教道德观的虚弱与消极的方面。他的国内政策带来了繁荣与安定。他的外交政策折服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最近战胜了我们的这些国家。他率领我们投入战争时，我们参谋人员曾提出警告来反对，因为我们根本没准备就绪，但是我国却赢得了辉煌的军事胜利。我承认；他在军事战略方面既敢冒险又会掌握时机。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然而，后期的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出生了。这是另一个人，是一个疯狂的怪物。随着此后遭到的挫折，越来越可以看出他是这样一个怪物：那个早期的希特勒的光辉消失了，他自己彩绘的那些形形色色的面具一个个脱落了，他终于堕落成为我最后在地堡中看到的那个精神沮丧、言语模糊的家伙了。
对这个人物作出我个人的最后评断时，我必须屏除军事历史学家批评人物时所抱的超然态度，倾吐几句出自一个军人心底的话。
他采取那种自裁的方式，暴露了他的本性。一个将军可以在一次战争结束时伏剑捐躯，一个船长可以随同他的船只葬身海底，但是一位国家元首就不同了。在祖国遭受最大苦难的时刻，他却放弃他的职守，把他的灾难和罪责留下来让他人去消除，枪杀了他的狗，毒死了他的情妇，向枪口去寻找忘川：难道这是一位国家元首在战争时期应做的事吗？那些为他辩护的人都管这种自杀叫作“罗马式的死”其实这是一个懦夫的死。
拿破仑成败后，他表现出的那种作风不愧为一位国家元首。在过去二十年内，他也曾用鲜血染红了整个欧洲。然而，这时他面对着他的胜利d，接受了他们给他的判决，为法国洗清了他所犯的罪。他是一个军人。而希特勒就不是，尽管他喋喋不休地谈到自己在战壕中的成绩。
不分皂白的纽伦堡审讯只能证明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敌人由于未能把希特勒捉到手而积忿难消。这是一出为了复仇而忽视了公理的丑剧，它为了一个人逍遥法外而处罚了全国的人民，绞死或监禁了那些由于荣誉而必须服从他的将领。如果希特勒下野，让邓尼茨投降咱己归案，以此平息那些胜利者的忿怒，这种英勇高尚的表现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他的过失。如果他这样做了，我现在也就不会在一间牢房里写这本书；对这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作为煽动群众的能手，希特勒凭诈术掌握了全德的大权；然后，作为我们的最高统帅，他辜负了我们的信任。
盖棺定论我们的国家具有巨大的潜力，它不可能不在短期内获得恢复。无论我们遭到多么惨重的失败，日耳曼精神是会继续发扬光大的。要运用现代的战略，要拥有足够的能源，都得把希望寄托在原子分裂上，而这却是德国的一个科学发明。美国人能够独步月球，这是因为利用一个经过改进的德国v－2火箭作推进器到达了那里，是实现了一项德国人制订的计划。苏联用以控制欧洲的红军，是仿效德国制度组织的，是采取德国方法管理的。被掠夺去的德国科学工程技术充实了俄国，使它能用配备有原子弹的洲际导弹与美国抗衡。
在国际政治方面，希特勒鼓吹的民族主义，再加上社会主义，包括革命的平均主义宣传、恐怖组织以及一党专政等，就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政治潮流。它影响了俄国、中国以及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许，这是丝毫不值得夸耀的事，然而，实际情形确是如此。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思想，一经被说服他学说的德国犹太人卡尔。马克思所推广普及和加以歪曲后，现在正在变成一种新兴的伊斯兰教。
在艺术方面，西方那些将形式与美观滥加歪曲的人，只不过是在模仿三十年代魏玛共和国的先锋抽象派和腐朽的作品而已。现在他们所做的，没一件不是我国小有才能的颓废派在半个世纪前希特勒将执政的那段混乱时期里已经做过了的。
无论在我们取得的胜利方面或者在我们演出的悲剧方面，我们德国人都是二十世纪以来起带头作用的。虽然我们要建立一个世界帝国的英勇尝试遭到了失败，但是我们向大西洋、伏尔加河、高加索等地的伟大进军，将在战史中永放奇光异彩。
然而，我们永远不能忘怀一件历史事实，那就是：当我们国家的力量鼎盛的时候，我们仅仅为了一个普通的懦夫，竟拿我们的命运去进行一场狂赌，并耗尽了一切力量。拿破仑安息在荣军院内建筑宏伟的坟墓里。那儿成了全世界人参拜的圣地。希特勒最后在汽油的火焰中烧成了一团焦烂的尸体。只有莎士比亚能为他写下恰如其份的碑文：他一生的行事，没有比那样的死对他更为相宜。
英译者按：按照隆的说法，早期的希特勒这位“杰克尔博士”在进军斯大林格勒之前一直是位完人。只是到了那里，他才变成了“海德先生”我相信这就是隆的看法。斯大林格勒战役于一九四二年年底开始。然而，早在那以前，希特勒就已经率领他的人民犯下了所有那些罪行，以致纳粹德国遭到全世界人的唾骂。当时他还在打胜仗。而照隆的说法，则是直到开始打败的时候，他才变成了“一个疯狂的怪物”
悲惨的结局（摘自阿尔明。冯。任的军事领袖希特勒）
片刻的欢乐四月十二日，罗斯福的死讯传来，我正在视察柏林防务，那主要是去替斯佩尔调查破坏计划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刚一回到地堡，我就听到欢呼声响彻长长的楼梯。我走进去，正碰到那儿在开庆祝会：香槟、蛋糕、跳舞、音乐、兴高采烈的祝酒，应有尽有。在一片欢腾和迭次祝酒中，希特勒坐在那儿，乐陶陶地笑着向大伙看，右手紧握着左手，以免它不停地哆嗦。戈培尔不惜降贵纤尊，走过来迎接我，一面蹒跚地走着，一面挥着一份报纸。“今儿晚上，瞧这儿人人喜气洋洋，我的好将军！局势终于发生了大转变。那条疯狗死啦。”
就是为了这件事举行宴会。现在德国期待的转变到了“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正在重演，俄国女皇的暴死解救了菲特烈大帝的危难，这一切又重见于一九四五年。星象学家的话可真应验了。他们早就在预言，四月中旬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三不用说，俄国军队正在朱可夫的指挥下沿奥得河集结，有一个地方离开那地堡只三十五英里；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向易北河挺进；南方英美联军正突破我们意大利的防线；另一支由科涅夫统帅的俄国大军在巴尔干岛苦战，企图比朱可夫和美国的军队更快抵达柏林；而炸弹则日夜不停地从整个柏林上空象雨点般落下来。我国的军工生产实际上已经停顿。我们各地军队的汽油和弹药即将用完。从东西方逃来的千百万难民堵塞了各条公路，以致武装部队都无法调动了。党卫军经常命令这里或那里的火车调轨，这就阻碍了铁路运输。然而，在总理府底下水泥地洞里那种环境中，以上这一切又算得什么呢？那儿已经变成了梦乡与幻境。任何可以寻找来宽慰自己的借口，都被吹嘘成为一个“大转变”虽然它们都不能象罗斯福的死讯那样带来片刻的欢乐。
第二天，红军占领了维也纳，这件事多少使大家泄了气。然而，就在那一天，我和斯佩尔正坐在那里谈破坏柏林这一严重问题的时候，纳粹劳工阵线首领莱伊到了，他兴冲冲地宣布，说一个什么德国不知名的天才刚发明了“死光”！制造这种死光，跟制造机枪一样既简单又便宜。莱伊已经亲自看过了计划，几位著名的科学家已经为他检验了这种武器。只要斯佩尔立即将这种武器大规模投入生产，就会给战局带来一个大转变。斯佩尔装出一本正经的神气，当场委任莱伊为“死光制造局局长”赋有全权去征用所有的德国工业，以斯佩尔的名义去制造这种神奇武器。莱伊高兴得一路胡言乱语，走了出去，于是我们又重新去讨论那个伤脑筋的问题。
这些彻头彻尾是鬼话的“神奇武器”和“秘密武器”一直使斯佩尔感到难堪，自从我当上了他与最高统帅部之间的联络官后，也使我感到难堪。一些将军、厂长、政界中头面人物以及普通老百姓，都会走过来，用臂肘碰碰我，向我眨眨眼睛。“现在该是元首使用秘密武器的时候了吧？什么时候才使用它？”我的妻子，这位将门之女和地道的军人之妻，也忧心忡忡地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戈培尔一直借“官方透露”和小道传播的方法来宣传这种恶毒的幻想，那只是为了要使人们继续流血，让纳粹的癌症继续扩散。
党独揽一切到了一九四五年，即癌症已经扩散到了祖国各地。党内象莱伊之流的混蛋和流氓把持了所有的政府与军事机构。武装党卫军已经变成一支对立的军队，它把最好的新兵和装备一起吸收了去。一月里，希特勒竟然派海因里希。希姆莱去指挥维斯杜拉河方面集团军，迎敌红军突破北方阵线后发动的正面攻势。结果当然是遭到一场惨败。希姆莱指挥作战的办法是枪决那些无法遵照他的命令在绝望的情况下守住阵地的将领。后来，他更发出恫吓，要连那些将领的家属也一起枪决。在他管辖的地区，桥上和村里到处都吊着德国军人的尸体，上面还标着“懦夫”或“逃兵”字样。
不用说，所有这些国社党的“妙计”只能进一步削弱我军日益衰竭的战斗力。俄国人很快就突破了希姆莱的防线，直抵波罗的海，截断了东普鲁士和拉脱维亚的大部分德国军队。多亏邓尼茨那一次巧妙的海上撤退，那一次比敦刻尔克更为艰巨但被人遗忘了的救援行动，才保全了那些军队和许多平民。后来人家发觉，原来希姆莱那时候正在秘密通过瑞典单独进行和平试探，同时还异想天开地在安排一次谈判，准备释放那些劫后余生的犹太人，以此换取巨额赎金。
最后，可惜为时过晚，希特勒才派海团里希将军去替换这个庸懦无能的坏蛋。可是，这时候希特勒自己也暴露了他那地道的纳粹本色。美国人在一次神出鬼没的突击中占据了雷马根桥，希特勒就大发雷霆，命令枪毙四个优秀的军官，怪他们没能够及时炸毁那座桥。这些人当中凑巧有一个就是我的妹夫，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信守效忠的誓言是困难的。
斯佩尔与希特勒自从当上了斯佩尔的联络官，我就发现自己在效忠方面受到了最大的考验，因为我执行破坏任务时，恰巧处于斯佩尔与希特勒二者的矛盾之间。元首在敌军东西夹攻的情况下，正颁布一项“焦土计划”要用我们自己的炸药去把柏林主要的公共设施全部炸毁。所有各地武装部队撤退时，都应炸坏桥梁、铁道、航道、公路，只留下一片“舟车绝迹的沙漠”；我们要放水淹没鲁尔区的煤矿，爆炸钢铁厂、发电厂、煤气厂、水坝，实际上是要德国成为一个百年内无法居住的地区。斯佩尔试图谏阻，希特勒索性破口大骂，说反正德国人已经证明自己不配继续生存，或者说一些这类强词夺理、毫无心肝的胡话。
斯佩尔和所有的纳粹一样忠心耿耿。他对希特勒那样象狗似的阿谀奉承永远使我感到恶心；然而，同时他又是一位现代工艺专家，对国家的军工生产克尽职责，这就必然会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知道那场战争已经输定，于是几个月来就一直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打消希特勒的破坏命令。有时候，他靠连哄带骗，终于撤销了这些命令，他坚持的理由是：我们不久就需要所有那些桥梁以及其他设施，来帮助实现元首的神机妙算，进行反攻，恢复失地。也有时候，他篡改了希特勒的命令，只吩咐炸毁一两座桥，而保全了一个地区的其他部分。
倒霉的是，他这种两面三刀的做法使我的处境为难了，因为我必须去应付那些接受了希特勒命令的将军。我必须劝诱他们延缓执行这些命令。自从处决了那四名雷马根的军官，再要说服这些将军就更加困难了。于是，在军事会议上，我只好夸大那些已经执行的破坏工作，避而不谈其余的事。正象斯佩尔一样，我是在玩命。幸而这时候元首已经深深坠入梦境，所以你可以凭自己的运气每次在会上随便回答一两个问题，就那样混过去。
再说，这时候哄骗他的人也不止我一个。四月里召开的这些会议已经成为纸上谈兵，根本不去接触到地堡以外可怕的现实。希特勒总是全神贯注地看那些地图，调度一些影子师团，指挥大规模的反攻，争论一些撤退的细节，表面上一切都象他从前那样，但实际上这些事连一件也没发生。我们都心照不宣，约齐了用一些安慰的空话去哄他。然而他本人仍旧保持着我们对他矢守的忠诚。约德尔和凯特尔发出了一系列井井有条、切合实际的命令，要挽救当时正在崩溃的局势，以免我们随着德国的光荣一起毁灭。当然，这情形是无法持续下去的。现实肯定就要来冲破这个梦境了。
一次爆发四月二十日，在少数几个人为希特勒举行的那一次凄凉的祝寿宴会上，约德尔通知我，叫我立即离开那里，去协同邓尼茨的参谋人员组织一个北方最高统帅部。美军和俄军在易北河上的会师就要把我们的陆上交通全部切断了。因此我们作战的方向将有一次九十度的转变；我们今后不是在东西两线迎敌，而是要开辟南北两个“战场”！当时也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这一切悲伤与恐怖。所以，我没看到在二十二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爆发”经过了这一件事，希特勒就决意死在柏林；不再飞往上萨尔斯堡，去南方据点继续指挥作战了。
在一篇分析柏林之战的文章中，我很详尽地描写了二十二日由于影子攻势“斯坦因纳攻势”引起的一些事。这一次，希特勒再也不能被几句安慰人的谎话哄了过去，因为俄国人的炮弹不断地落在总理府内，震撼着地堡。他曾经命令党卫军将军斯坦因纳从南面郊区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攻。参谋人员仍旧那样花言巧语地安慰他，说攻势正在进行中。那么，他就追问，斯坦因纳哪儿去了？为什么俄国人还没被打退？
希特勒最后面对真实情况，知道并没什么斯坦因纳的进攻，他就忿怒发狂，那情景非常可怕；当时在场的人后来谁都没法把那情形原原本本地写下或说出来。那好象是一座垂熄的火山最后一次爆发；经过了这一次惊心动魄的爆炸，他只留下了我后来亲眼看到的那个烧剩下的僵死的躯壳；连续三个小时，他一直狂喊乱叫，骂他周围那些人阴谋背叛，庸懦无能，害得他无法发挥他的天才，终于打输了这场战争，毁灭了德国。他当场作出了自杀的决定。此后什么也不能改变他的主张了。结果是，第二天就有大批人离开地堡。约德尔和凯特尔到西北去会见邓尼茨，多数的纳粹党人都星离雨散，向西逃到了这个或那个洞里各自逃命了！
和希特勒的最后一次谈话二十四日，我又会见了希特勒一次。在这段时间里，情况正变得十分混乱。人事秘书鲍曼这个跟希特勒形影不离的最讨厌的家伙，拍给我一份紧急电传打字电报，命令我去总理府报到。当时俄军已经将那座城市包围，天空中密密麻麻都是他们的战斗机，他们的大炮闪出了一圈圈灿亮的火光，但是你仍旧可以凭运气趁黑夜飞越他们的前线，在点有红灯的东西轴心大街离总理府不远的地方着陆。当时我也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就去找了一个年轻的德国空军飞行员，那飞行员“竟把这种事看作是闹着玩儿的赌博。他弄到了一架小型侦察机，把我送到了那里，然后又把我带了出来。我永远不会忘记怎样在俄国人照明弹的绿光中从勃兰登堡门上空飞了进去。这里我顺便提一句，那个飞行员现在已经成了慕尼黑一位颇有声望的报刊发行人。
希特勒在他的私室内接见我。他仔细间我邓尼茨在普洛恩的司令部的情况、他的参谋人员的工作效率、那地方和南方的通讯联络以及邓尼茨的精神状态，等等。大概他正在过选继承人的问题上作出决定。那时候夜里一点钟已过，我困倦得要死，可是他却精神抖擞，滔滔不绝地一直谈下去。他眼睛变得呆滞了，脸上颜色惨白，映出了青紫色的条斑。他坐在一张扶手椅里，怄偻着身体，左手里转动着一支粗短的铅笔。
他那双眼睛在眉毛底下向我恶狠狠地瞪着，他说就在那一天，斯佩尔已经向他承认，说过去几个月里都在故意违反他的命令，不去进行破坏工作。“这件事你也有份，你要受到应有的惩罚，”他说这话时口气凶狠粗暴，又象从前那样咄咄逼人。在那令人难受的片刻，我猜想到这次是被召唤来枪决，因为我看见许多战友都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当时我怀疑斯佩尔是否还活着。接着，希特勒又说下去：“但是，我赦免了斯佩尔，因为他对德国有过一些功劳。我赦免了你，因为虽然你秉赋了那该死的坏种的劣性，虽然我一再看到你犯错误，但是总的说来，你还是一个忠诚的将领。”
这些话一扯开了头，希特勒就慷慨激昂地重复那些陈词滥调，责怪德国参谋人员打输了这场战争。他这人根本不会跟人交谈。他只会说一些独白，每逢人家提了他一句，他就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演下去，象是一）个话匣子打开了，又象是一个演员在表演一整套节目。因此，尽管他具有机灵的头脑，会说粗俗的笑话，然而正象一些回忆录中所描写的，你和他在一起时总会感到十分沉闷无聊。
他开头时着重指出，自从一九三九年起，我们就开始出卖他，欺骗他，拆他的台；此后他继续自言自语，十分详细地叙述了这场战争的整个过程，重复了他最喜欢对将领们发的那些牢骚：从勃劳希契和哈尔德谈到曼斯坦因和古德里安，所有这些倒霉的家伙都要为他所犯的错误承担罪责。要不是因为我们参谋人员工作无能，存心背叛，他那伟大的战略，象他所形容的那样，就不可能失败。凡是曾经在意见上发生分歧的问题，到后来证明他的见解都是正确的，将领们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入侵波兰，进攻法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命令在俄国境内死守，凭他那非凡的记忆力列举的所有次要的战术上的争论，以及随后遭到的挫折，直到这一次斯坦因纳的反攻。
那是我对“军事领袖希特勒”的最后印象——一个狂想症患者，坐在俄国人的炮弹震撼着的柏林地下避弹室里，唠唠叨叨，第一千次解释：我们国家遭到这样的灾难只怪所有的人不好，单是他自己没错；他这位自始至终运筹帷幄的独裁者从来就没犯过一次错误。
在战后发现的那一份文件里，也就是在他最后立下的那一份遗嘱里，他责备犹太人不好。他忿慨地指责我们参谋人员。但是，直到最后一息，有一件事是完全明确的：他阿道夫。希特勒从来没犯过一次错误。
积年累月的撰述，现在终于告一段落。我相信，通过军事分析，我对这个奇怪的历史人物的二些特点作出了应有的评价。一般追叙希特勒事迹的著作到后来都会出现自相矛盾的论点，这是因为描写“希特勒”的作者都把他当作同一个人。然而，实际上希特勒并不是同一个人。
早期的希特勒象我前面所描写的，无可否认，是德国的灵魂“。他充分表现了我国人民的强烈愿望：要占有更优越的地位，要保持健康的德国文化，不受任何毒素的污染，包括亚洲的共产主义、西方的唯物主义以及弗里德里希。尼采指出的犹太教一基督教道德观的虚弱与消极的方面。他的国内政策带来了繁荣与安定。他的外交政策折服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最近战胜了我们的这些国家。他率领我们投入战争时，我们参谋人员曾提出警告来反对，因为我们根本没准备就绪，但是我国却赢得了辉煌的军事胜利。我承认；他在军事战略方面既敢冒险又会掌握时机。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然而，后期的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出生了。这是另一个人，是一个疯狂的怪物。随着此后遭到的挫折，越来越可以看出他是这样一个怪物：那个早期的希特勒的光辉消失了，他自己彩绘的那些形形色色的面具一个个脱落了，他终于堕落成为我最后在地堡中看到的那个精神沮丧、言语模糊的家伙了。
对这个人物作出我个人的最后评断时，我必须屏除军事历史学家批评人物时所抱的超然态度，倾吐几句出自一个军人心底的话。
他采取那种自裁的方式，暴露了他的本性。一个将军可以在一次战争结束时伏剑捐躯，一个船长可以随同他的船只葬身海底，但是一位国家元首就不同了。在祖国遭受最大苦难的时刻，他却放弃他的职守，把他的灾难和罪责留下来让他人去消除，枪杀了他的狗，毒死了他的情妇，向枪口去寻找忘川：难道这是一位国家元首在战争时期应做的事吗？那些为他辩护的人都管这种自杀叫作“罗马式的死”其实这是一个懦夫的死。
拿破仑成败后，他表现出的那种作风不愧为一位国家元首。在过去二十年内，他也曾用鲜血染红了整个欧洲。然而，这时他面对着他的胜利d，接受了他们给他的判决，为法国洗清了他所犯的罪。他是一个军人。而希特勒就不是，尽管他喋喋不休地谈到自己在战壕中的成绩。
不分皂白的纽伦堡审讯只能证明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敌人由于未能把希特勒捉到手而积忿难消。这是一出为了复仇而忽视了公理的丑剧，它为了一个人逍遥法外而处罚了全国的人民，绞死或监禁了那些由于荣誉而必须服从他的将领。如果希特勒下野，让邓尼茨投降咱己归案，以此平息那些胜利者的忿怒，这种英勇高尚的表现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他的过失。如果他这样做了，我现在也就不会在一间牢房里写这本书；对这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作为煽动群众的能手，希特勒凭诈术掌握了全德的大权；然后，作为我们的最高统帅，他辜负了我们的信任。
盖棺定论我们的国家具有巨大的潜力，它不可能不在短期内获得恢复。无论我们遭到多么惨重的失败，日耳曼精神是会继续发扬光大的。要运用现代的战略，要拥有足够的能源，都得把希望寄托在原子分裂上，而这却是德国的一个科学发明。美国人能够独步月球，这是因为利用一个经过改进的德国v－2火箭作推进器到达了那里，是实现了一项德国人制订的计划。苏联用以控制欧洲的红军，是仿效德国制度组织的，是采取德国方法管理的。被掠夺去的德国科学工程技术充实了俄国，使它能用配备有原子弹的洲际导弹与美国抗衡。
在国际政治方面，希特勒鼓吹的民族主义，再加上社会主义，包括革命的平均主义宣传、恐怖组织以及一党专政等，就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政治潮流。它影响了俄国、中国以及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许，这是丝毫不值得夸耀的事，然而，实际情形确是如此。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思想，一经被说服他学说的德国犹太人卡尔。马克思所推广普及和加以歪曲后，现在正在变成一种新兴的伊斯兰教。
在艺术方面，西方那些将形式与美观滥加歪曲的人，只不过是在模仿三十年代魏玛共和国的先锋抽象派和腐朽的作品而已。现在他们所做的，没一件不是我国小有才能的颓废派在半个世纪前希特勒将执政的那段混乱时期里已经做过了的。
无论在我们取得的胜利方面或者在我们演出的悲剧方面，我们德国人都是二十世纪以来起带头作用的。虽然我们要建立一个世界帝国的英勇尝试遭到了失败，但是我们向大西洋、伏尔加河、高加索等地的伟大进军，将在战史中永放奇光异彩。
然而，我们永远不能忘怀一件历史事实，那就是：当我们国家的力量鼎盛的时候，我们仅仅为了一个普通的懦夫，竟拿我们的命运去进行一场狂赌，并耗尽了一切力量。拿破仑安息在荣军院内建筑宏伟的坟墓里。那儿成了全世界人参拜的圣地。希特勒最后在汽油的火焰中烧成了一团焦烂的尸体。只有莎士比亚能为他写下恰如其份的碑文：他一生的行事，没有比那样的死对他更为相宜。
英译者按：按照隆的说法，早期的希特勒这位“杰克尔博士”在进军斯大林格勒之前一直是位完人。只是到了那里，他才变成了“海德先生”我相信这就是隆的看法。斯大林格勒战役于一九四二年年底开始。然而，早在那以前，希特勒就已经率领他的人民犯下了所有那些罪行，以致纳粹德国遭到全世界人的唾骂。当时他还在打胜仗。而照隆的说法，则是直到开始打败的时候，他才变成了“一个疯狂的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