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户数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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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户数问题是解开宋代人口数量之谜的关键环节。关于宋代户数，传世有大量的统计数据，我们所要考证研究的是，这些数据是否客观或比较客观地反映着真实情况？哪些数据是不全面、不可靠的？澄清这一问题的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对此，已有一些学者做了有价值的研究，并取得了新成果，以葛剑雄教授宋代人口新证（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及何忠礼教授宋代户部人口统计考察（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为代表。本文再做探讨，以为新证，并有重要问题揭示。
一、户数在宋代社会中的作用
一个政府存在的基础和规模，决定于人口，人口生存和组织的基本形式，是家庭。作为社会细胞，家庭数量还直接关系到政府的母奶－－－赋役的征调，因为赋役主要是以户为单位征调的。宋朝各级政府对户数的掌握十分重视，对地方政府、地方官员而言，户数的多少更与切身利益密切关联。
1.定诸县等级。
自唐代以来，为便于管理，将各州县制定了等级。县一级大体为7等，依次为：赤、畿、望、紧、上、中、下。其中赤、畿两等，通常是京师、大都会及附近的县，属特殊的政治地位，其余5等，均按户数确定。宋太祖刚登基的建隆元年冬，为适应新形势和户口变化，即诏天下除赤、畿外，重新制定诸县等级：4000户以上为望县，3000户以上为紧县，2000户以上为上县，1000户以上为中县，1000户以下为中下县。并自此每3年升降一次。[1]（卷1建隆元年十月壬申）；[2]（职官11之58）以此可知县的大小及地位，不在于疆域，而在于户数。林駉指出：“建隆之元年也，版籍来上，严定升降；至明年也，户口增耗，申严殿最。夫开基立极，岂无急政？一则曰定版籍之升降，二则曰严户口之殿最者，深知本固邦宁之意欤！”[3]（卷10户口）由此急迫性可知各县户数多少及变化，对于稳定局势、加强统治的重要性。
2.定州县官编制。
地方官员的编制，各地并不统一，而是根据户数确定的。如州一级的通判，只设于万户以上的州郡。宋真宗景德三年“复置解州通判一员。旧制：州不及万户者省其通判，此时(解)州户盈万数”[1]（卷64景德三年十月庚寅）。解州原来曾有通判，由于户数减少丧失了资格，至此又按制度重设。可见这一制度是切实执行的。400户以下的小县则不设县令，由主簿兼知县事。宋神宗时，令20000户以上的县增设县丞一员，宋徽宗崇宁时各县均设，但至大观三年，除万户以上县或虽不足万户但有山泽、坑冶之利的县之外，其余皆罢去。主簿之设遵循同样原则，开宝三年规定千户以下、400户以上县不设主簿。[4]（卷167）当然，地方官品位的高低，也与所出任的地方户数相适应。如宋真宗天禧元年规定，江南诸县5000户以上者，派京朝官担任长官。[1]（卷90天禧元年十一月乙未）
3.定州县官俸禄。
宋代州县官的俸禄，主要由朝廷格式司“用十道图较郡县上下紧望，以定俸给”[1]（卷81大中祥符六年十月丁亥）。例如：50000户以上的州录事参军20千(即贯)，30000户以上的州录事18千，10000户以上的州录事15千，5000户以上的州录事12千，不满5000户的州录事10千。又如：10000户以上的县令20千，主簿、县尉12千；7000户以上的县令18千，主簿、县尉10千；5000户以上的县令15千，主簿、县尉8千；3000户以上的县令12千，主簿、县尉7千；不满3000户的县令10千，主簿、县尉6千。[4]（卷171）俸钱之外的职田也是如此。如县令职田：10000户以上者6顷，5000户以上者5顷，不满5000户者4顷。主簿、县尉的职田是：10000户以上者3顷，5000户以上者2.5顷，不满5000户者2顷。[4]（卷172）户数的多少，与地方官的收入多少直接挂钩。
4.定州县赋役。
赋役来自人户，主要是按户等高下为标准征调的，其前提当然是官府对户数的掌握，勿需多言。在此主要介绍州县的差役数量。直接为地方官府服务的州县吏人、弓手等，朝廷并不允许地方随意抽调、招募，而是有定额限制，定额的标准仍是户数。如州郡吏人，开宝六年确定为30000户以上州80人；散从官，咸平年间确定为30000户以上州100人。诸县吏人数额规定的更详细。如诸县曹司吏人，20000户以上县30人，10000户以上县25人，7000户以上县20人，5000户以上县17人，3000户以上县15人，1000户以上县12人，不满1000户县10人。[5]（卷12）建隆年间用法令形式规定的还有弓手数额：10000户以上县50人，7000户以上县40人，5000户以上县30人，3000户以上县25人，2000户以上县20人，1000户以上县15人，不满1000户县10人。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又依次递增20至10人。[6]（卷13州县役人）显然，户数决定着统治的力度和工作量。
此外，地方常平、广惠等仓的设置规模，也因户数多少而不同。如宋仁宗嘉右二年在全国设广惠仓，规定10000户以下州留田租1000石，10000户以上州2000石，20000户以上州3000石，30000户以上州4000石，40000户以上州5000石，50000户以上州6000石，70000户以上州8000石。100000户以上州10000石。[4]（卷176）
5.考核地方官。
宋政府把户数的增减列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主要指标。地方官在任期内若户数增加，会受到提前升迁、加俸等奖励，反之则会受到延缓升迁等责罚。宋代初年“初著令：州县户口准见户十分增一，刺史、县令进考；若耗一分，降一等。”建隆三年又规定：“凡千户以下(县)能增百户，(主要官员)减一选。减及三选以上，令赐章服，主簿升秩进阶。”[4]（卷160）宋仁宗皇祐元年，三司制定了考课转运使、副的5项指标，第l项即“户口之登耗”规定考核等级为6等，考入上上第1等者“与转官升陟差遣”考入下下最低等者“与展磨勘及降差遣”[1]（卷166皇祐元年二月戊辰）。在整个两宋时代，屡屡有专以户数或户口增减为唯一考核指标的规定，灾荒及战乱年代尤为重视。
以上事实表明，户数对于各级政府、各地方官是极为重要的。口数固然也至关紧要，但口一般不是赋役征收单位，而且“口尤难计”[7]（卷上户口），所以相比而言，宋代的户数统计更规范认真。宋太宗至道元年重造版籍时颁于天下的格式，主要即“凡一县管几户夏秋二税”[1]（卷38至道元年六月己卯），而不计口数。宋孝宗时衢州司户赵希言曾“合郡民以计，表其里，标其户数，为图以献于守，守才之”[4]（卷247赵希言传）。所计也是户数。因此我们认为，研究宋代的人口数量，最宜于从户数而不是从口数统计资料入手
二、宋代户数统计评估
众所周知，宋代户数统计也存在许多问题。以下几个方面，就是其突出的表现。
其一，官方问题。一些地方官吏不能按时清查统计，或统计时敷衍塞责，还有的地方官吏为升迁加俸，虚报户数，导致户数不准确和不能反映增减变化。再者即多系统户口统计，目的不一，导致同一地方、同一时期的户数差异较大。一些数据不做考证辩别难以适从。
其二，诡名户问题。形势户尤其是官户，为逃避赋役，用种种手段弄虚作假，使宋代出现严重的诡名户现象。影响户数的主要是诡名子户，即一户分作数户、十余户乃至数十户，以分散财产、降低户等，达到减免赋役的目的。这一现象导致户数虚假增多。
其三，脱漏户问题。所谓脱漏户，即不在官方户籍的人家。这一现象同样严重，情况也更复杂。其中有的是自有田产本应在主户籍内而隐瞒不报，仍为客户，所影响的是户口类别比例而不是户数，暂且不论。另一种确属“黑户”即谎称逃亡、绝户而隐瞒起来的“逃绝户”宋神宗元丰三年，三司户部判官李琮受命专门调查清理江东、两浙二路的逃绝户，结果骇人听闻：仅清查出的逃绝户就多达401332户；同年改任淮南路转运副使的李琮又在当地清查“凡得逃绝、诡名挟田(佃)、簿籍不载并阙丁”475965户、丁，[1]（卷300元丰二年九月癸酉注文）其中脱漏的户数当是个不小的数字。这一现象导致户数虚假偏低。
统计不实，户数虚假地偏高或偏低，在当时就是一大无法解决的难题，更使现在的研究陷入困境。如何走出困境呢？对于官方统计公布的户数，我们应有三点基本认识：一是必须利用已有的户数资料为研究的出发点，否则宋代人口数量之谜根本无法破解。二是具体的数字肯定不精确，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三是传世的宋代百余个总户数，由于种种原因不可全信，其中有的不是总户数，有的明显错误，但经过鉴别的大部分数字，宏观上基本可靠。
具体再谈户数虚假的偏高偏低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宋代户数偏高，多以诡名子户为证据。但如果同时充分认识到还有大量的脱漏户数，那么偏多的估计就难以成立。二者相较，当然难说互相抵消，但由于无法量化，不能确证，所以应另辟蹊径，转换视角来认识这一问题。例如，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考察，将宋代户数与唐代、元代户数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宋代户数的发展是正常的、合乎规律的。
唐玄宗开宝十三载(754年)，户数峰值为9069154户。[8]（卷217）；[9]（卷84）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总户数为9055729户。宋朝版图不及盛唐，但所辖地区全是人口稠密之地，所缺边远地区人口稀少，不影响大局。这时的户数之所以历经260年尚未达到盛唐峰值，主要是唐中后期及五代多年战乱，人口损失惨重，宋初几十年尚处于恢复时期。此后经过80多年的自然增长，至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宋代户数达到20882258户。如果从唐玄宗末年算起，成倍增加的户数其实是300多年以来的结果，或者说是弥补了宋以前200多年战乱所造成的损失，不足为奇。
再与后世的元代相比较。元史地理志序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南北之户总书于册者”为13196206户。但这一数字并不能与宋代比较。一是其数根本不是“总书于册者”10行省中，缺云南、岭北二行省的户数，其余8行省仅河南、江浙、江西、湖广4行省数字相对完整，另外4行省户数多有残缺遗漏。而就相对完整的河南而言，也缺汝宁府、归德府、襄阳路、高邮府的户数。二是当时刚经过大战乱，户口损失严重，户籍制尚未完善，地广人稀现象普遍存在。如汴梁路领38县，仅有20018户，每县平均不足790户；南阳府路领13县，仅有692户，每县平均53户。由此一斑，可窥至元二十七年的户数既不是当时的总户数，更不能代表元代户数峰值，也就不能与北宋末年总户数相比。实际上，据估计元代中后期全国约有27650000户，[10]（p141、150）与宋代相对应的领土上户数峰值相比，应无多大差距。
举两个具体地区户数变化的例子，均按与宋代相应地区对比。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宋代两浙的户数高于唐代，低于元代，河北的户数也低于其后的金代。均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相适应。
看一下北宋及其他朝代户数的年递增率，更证明这一点。
从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的4279634户，到东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的9348227户，[11]（郡国志五，应邵注）中经90年，年递增率为8.7。
从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的3041871户，到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的9069154户，[12]（地理志）；[9]（卷84）中经115年，年递增率为9.5。
从宋太宗时的太平寰宇记(成书年代约为980－－989年，暂取其中间年代984年)所载的6499145户，到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的2088225户，[2]（食货69之71）中经约125年，年递增率约为9.3。
综上所述，宋代的总户数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基本可信。
三、北宋历年户数表分析
北宋一朝，全国总户数传世有50多个年代的具体数据，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但其中有虚有实，有对有错，不能随便引用。因此，有必要将其排列为表，以便比较鉴别(附后)。[1]
1.同一年代不同户数分析。
我们在表中首先发现的问题是，同一年代的户数并不相同，共有20处，有的差距相当大。主要有3个原因造成这种现象。
其一，传抄刊刻之误。古籍文字在千百年的传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讹误衍漏，其中数字笔划少又枯燥，更是如此，而且不易理校。典型如宋会要食货一一和六九两部分有内容基本重复的户口，二者个别地方互有详略，更有不一致的数字。如天圣七年、嘉祐八年、治平三年、大观三年的数字即各不相同。不同书籍中同一年代的户数不同，也有同样的原因。建隆元年4个数字，开宝九年2个数字“太祖朝”3个数字，至道二年3个数字，景德三年3个数字“真宗朝”4个数字，天圣七年2个数字，宝元元年4个数字，嘉祐八年3个数字，治平三年2个数字，熙宁八年2个数字，元丰元年前2个数字，元祐三年3个数字，元符二年2个数字，大观三年2个数字，均属此类错误。类似不同，大多差异在千位数左右，其中嘉祐八年的3个数字仅是个位之别，影响不大，可存而不论。极个别差异在百万位左右者，经前后年代的数字参照比较，则可以检验出讹误者。共2例：1.宋会要食货一一之二八所载元符二年数17915555户，与前一年的19435570户和后一年的19960812户参照，显系错误，是第2位和第3位数字颠倒造成的，应以长编等书所载的19715555户为准。2.宋会要食货六九之七九所载大观初数为29010000户，前后年代数字比较，也是同样错误，应以通考所载的20910000户为准。
其二，同一书中单列的总户数与各地或分类具体数字之和不同。共3例：1.建隆元年。长编卷l载：朝廷根据各地提供的户数升降天下县望“凡望县五十，户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七十；紧县六十七，户二十二万八千六百九十三；上县八十九，户二十一万八千二百八十；中县一百一十五，户一十七万九千三十；中下县一百一十，户五万九千七百七十。总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户。注：按总数不符，应作九十六万七千四百四十三户。”分类数之和多出90户。玉海所载分类数与长编同，但总数作967553户，反而少110户。另有宋会要食货六九之七七所载总数与长编同，但其分类数中紧县户数作271693户，差别更大。唯有宋会要方域七之二五所载两类一致，都是967353户，与长编、玉海的分类数对照，可知这两书的望县户数应为“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七”中县户数应为“一十七万九千三”原末尾均衍出“十”字。此数应以宋会要方域所载为准。2.元丰二年。文献通考所引毕仲衍的经进中书备对内，全国总户数为14852684，但下载各路户数之和却为14543264，相差309420户。主要原因之一，是各路户数不完整，缺开封府、梓州路、夔州路3地的客户数。而元丰九域志所载这3地的客户总数为480427户，若借此补加，则为15023691户，又比总数多出171007户，仍不一致。故而此数存疑。是年应以元丰九域志户数为准。3。崇宁元年。宋史地理志序载崇宁元年总数为20264307户，但下载各州户数之和则为17301008户，相差2963299户。主要原因是，宋史地理志中，广东、广西、夔州路的户数并非崇宁元年的户数，而是元丰年间的户数；福建的福州、泉州、南剑州、漳州、汀州、邵武军6地，虽标明为崇宁数，实际上也是完全抄自元丰九域志，[13]以上各地22年户数变化情况没有得到如实反映；更应指出的是，另有28州军(不含南宋所置者)根本没有户数记载。因此崇宁元年总户数应以宋史地理志序所载的为准。
其三，不同书籍的差异。同一年代的户数在不同书籍中不同，是一个最为复杂而且难以判别的问题。除了上述传抄刊刻之误等原因外，另一主要原因就是户数统计来源不同，因而差异较大。天圣七年2个数字相差40万，前后相比，应以通考等书所载为准。庆历二年前2个数字相差12余万，因为差异小，前后数比较难以判断孰是孰非，暂可存疑。庆历八年2个数字相差24万余，经前后年代户数参照，应以长编等书所载为准。元丰元年后2个数字相差164万余，当以宋会要所载为准。元丰三年后3个数字相差265万余，应以元丰九域志所载为准。崇宁元年前2个数字相差24万余，经与前后年代户数年递增率测算比较，宋史地理志序等书所载数较为适宜，应以为准。
2.宋初两朝户数揭秘。
表中显示的宋初两朝户数，呈现出一大特点，即起伏很大。以太平寰宇记所载户数为高峰，前后都很低。此前户数低，原因之一是因为宋太祖朝还有3个割据政权没有收复，但建隆元年的总户数过低，则是令人生疑的。此后户数又大幅度下降，宋太宗至道年间突然减少230余万，更是不合常理，需要认真研究。
宋太祖朝户数的剧增，主要是统一战争胜利的结果。乾德元年(963年)平荆南，得142300户；平湖南，得97388户。乾德三年(965年)平后蜀，得534029户。开宝四年(971年)平南汉，得170263户。开宝八年(975年)平南唐，得655065户。所收复的5国，共得1599045户。马端临将此数与宋初户数相加，为2566398户，指出这是引自长编但与引自宋会要的开宝九年总户数3090504不合，以为“当考”[14]（卷11户口二）其实这并非二书数据来源不同的误差，户数不能如此机械相加。开宝九年多出的524106户，当是宋政府原有户数及较早收复的诸国户数自然增长的结果。表中所列“太祖朝”的2508965户，则可能是建隆元年户数与收复的诸国户数相加所得，由于上述5国户数在许多书中不相同，故有数万差别，也在情理之中。
宋太宗时又收复3国。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陈洪进献出漳、泉二州，得151978户。同年钱叔以吴越归宋，得550680户。次年平北汉，得35220户。共得737878户。加上宋太祖末年的户数，约为380余万户，再加上至太平兴国末年的自然增长户数，约为400万户左右。然而，太平寰宇记的统计却是6499145户，七八年间竟然猛增200多万户，增长率为62％，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定有异常。
在宋代史籍中，太平寰宇记是各种户数统计最详细的，表中所列户数，是当时宋朝版图之内州郡的户数，相当可靠。那么，这就意味着宋太祖朝的户数有问题。事实上果然有问题。
上文说到建隆元年的户数过低，并非主观臆断，而是与后周户数相比得出的疑问。赵匡胤陈桥兵变，继承的是后周的江山。后周显德五年十月“命左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下诸州检定民租。周显德六年春，诸道使臣回，总计检到户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15]（卷146食货志）则显德六年的总户数为2309812户。显德六年(959年)距建隆元年(960年)仅1年，但宋初的户数为何仅仅96万余呢？
一个重大问题就这样被揭露出来了。建隆元年公布的户数，如前文所说，目的是“有司请据诸道所具版籍之数，升降天下县望”故而先制定的是“以四千户以上为望”再公布各等县的数量和户数，最后公布的是总户数。[1]（卷1建隆元年十月壬申）问题的关键在于，县望等级的确定，依据的并不是总户数，而仅是主户。宋会要方域七之二五所载与上文内容相同，但讲的更具体明确：“今欲据诸州见管主户重升降地望”；吏部格式引建隆元年敕云：“应天下县据见管主户重升降地望”[6]（卷10户口）；宋会要食货六九之七七也载：“欲据诸州见管主户重升降，取四千户已上为望”；宋真宗景德四年又重申：“诏诸路所供升降户口，自今招到及创居户，委的开落得帐上荒税合该升降，即拨入主户供申。内分烟析生，不增税赋及新收不纳税浮居客户，并不得虚计在内，方得结罪保明，申奏升降。[2]（食货11之2、69之78）特意强调必须是纳税的主户才算数，并要地方官结罪担保，违者即受法律制裁，以示严肃性。宋神宗熙宁七年，梓夔路察访司向朝廷提交申请报告说：“遂州青石县、合州赤水县主户各及三千已上，昨并废为镇，人不以为便，乞仍旧为县。”遂获批准。[1]（卷252熙宁七年四月甲午）主户3000以上，已符合中下县的标准，因而重又恢复县制。表明以主户数量升降县等是切实长期执行的。以上情况证实，建隆元年的户数只是主户数，根本不包括广大客户，而后周显德六年的户数才是总户数，也可视为建隆元年的宋朝总户数。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建隆元年的主户也不是全部州县的户数。我们已知，宋初统计的户数是从重新升降天下县望而来的，而当时明确诏令“天下县除赤、畿、次赤畿外，重升降地望。”所升降并统计主户数的是其余5等县，凡望县50，紧县67，上县89，中县115，中下县110，共431县。但当时实有638县，[2]（方域7之25，食货69之77，职官11之75、58）；[4]（卷85地理志序）也即还有207个为赤、畿、次赤、次畿县的户数没有统计，因为不需重新升降，尤其是不必因户数而确定等级。一般而言，这些地望高的县多属大县，都是京都或大州府所在地和属县，至少可以说，还有32％的户数不在总数之内。因此宋初的户数非但不是总户数，也不是主户的总数，与应有户数存在很大差距，因而意义不大。[2]
接下来的户数比较复杂。我们发现，平定诸国的户数与太平寰宇记相应州郡的户数相比，差距很大。请看下表（收复时户数据宋史地理志序）。
表中显示两种情况。其一，太平寰宇记所载户数少于收复时的户数，荆南、南汉、漳泉、吴越4地即是。这种现象，与灭国后户口逃亡、迁移有一定关系，各国当时所报户数也可能有虚夸，或者可能有误。如据隆平集卷一二载，漳泉户数为110021，吴越户数为334932，与宋史地理志序等书所载户数差距很大，但与太平寰宇记所载户数倒是前后相适应。暂此存疑，更俟详考。其二，太平寰宇记所载户数大大高于收复时的户数，湖南、后蜀、南唐、北汉即是。其中与湖南、后蜀的户数相距20余年，与南唐的户数相距10余年，与北汉的户数相距不足10年，自然增长的户数不可能差距太大乃至成倍增加。但太平寰宇记所载的主户数，则接近而且都高于收复时的户数。也即这4国收复时的户数，极可能是主户数。
太平寰宇记中，指明是主户的有3625366户。另有主客不分户390510户，按当时主户占总户数的58％计，其中约有226495户应属主户。则当时约有主户3851861户。此数与宋太祖末年的总户数接近，也与宋太宗至道年间的400余万户较适应。下列两条史料，证实了我们的判断。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序：“天下主客户：自至道末四百一十三万二千五百七十六，天禧五年主户六百三万九千三百三十一，客户不预焉”
玉海卷二0嘉祐户口：“开宝末天下户三百九万五百四，至
道末户四百十三万二千五百七十六，天禧末户六百三万九千三百三十一，客户不预。”
史料表明，除了太平寰宇记的户数是主客各类人户的总户数外，宋初两朝的户数尽管有的标明是“主客户”但实际上都是主户或主要是主户数。这样，表中天禧五年的8677677户是总户数，除去上述主户，另有2638346户为客户。表中显示的另一个奇怪现象也得以解开：宋太宗至道三年户为4132576，至宋真宗咸平六年却为6864160，6年间猛增2731584，增长率为66％，年均增长455430户，显然是不可能的，说明后者是总户数而前者并非总户数。而从太平寰宇记的6499145户到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的6864160户，约19年间增长365015户，增长率约为5.6％，平均每年增长约19211户，便是正常态势了。
宋代户数问题是解开宋代人口数量之谜的关键环节。关于宋代户数，传世有大量的统计数据，我们所要考证研究的是，这些数据是否客观或比较客观地反映着真实情况？哪些数据是不全面、不可靠的？澄清这一问题的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对此，已有一些学者做了有价值的研究，并取得了新成果，以葛剑雄教授宋代人口新证（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及何忠礼教授宋代户部人口统计考察（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为代表。本文再做探讨，以为新证，并有重要问题揭示。
一、户数在宋代社会中的作用
一个政府存在的基础和规模，决定于人口，人口生存和组织的基本形式，是家庭。作为社会细胞，家庭数量还直接关系到政府的母奶－－－赋役的征调，因为赋役主要是以户为单位征调的。宋朝各级政府对户数的掌握十分重视，对地方政府、地方官员而言，户数的多少更与切身利益密切关联。
1.定诸县等级。
自唐代以来，为便于管理，将各州县制定了等级。县一级大体为7等，依次为：赤、畿、望、紧、上、中、下。其中赤、畿两等，通常是京师、大都会及附近的县，属特殊的政治地位，其余5等，均按户数确定。宋太祖刚登基的建隆元年冬，为适应新形势和户口变化，即诏天下除赤、畿外，重新制定诸县等级：4000户以上为望县，3000户以上为紧县，2000户以上为上县，1000户以上为中县，1000户以下为中下县。并自此每3年升降一次。[1]（卷1建隆元年十月壬申）；[2]（职官11之58）以此可知县的大小及地位，不在于疆域，而在于户数。林駉指出：“建隆之元年也，版籍来上，严定升降；至明年也，户口增耗，申严殿最。夫开基立极，岂无急政？一则曰定版籍之升降，二则曰严户口之殿最者，深知本固邦宁之意欤！”[3]（卷10户口）由此急迫性可知各县户数多少及变化，对于稳定局势、加强统治的重要性。
2.定州县官编制。
地方官员的编制，各地并不统一，而是根据户数确定的。如州一级的通判，只设于万户以上的州郡。宋真宗景德三年“复置解州通判一员。旧制：州不及万户者省其通判，此时(解)州户盈万数”[1]（卷64景德三年十月庚寅）。解州原来曾有通判，由于户数减少丧失了资格，至此又按制度重设。可见这一制度是切实执行的。400户以下的小县则不设县令，由主簿兼知县事。宋神宗时，令20000户以上的县增设县丞一员，宋徽宗崇宁时各县均设，但至大观三年，除万户以上县或虽不足万户但有山泽、坑冶之利的县之外，其余皆罢去。主簿之设遵循同样原则，开宝三年规定千户以下、400户以上县不设主簿。[4]（卷167）当然，地方官品位的高低，也与所出任的地方户数相适应。如宋真宗天禧元年规定，江南诸县5000户以上者，派京朝官担任长官。[1]（卷90天禧元年十一月乙未）
3.定州县官俸禄。
宋代州县官的俸禄，主要由朝廷格式司“用十道图较郡县上下紧望，以定俸给”[1]（卷81大中祥符六年十月丁亥）。例如：50000户以上的州录事参军20千(即贯)，30000户以上的州录事18千，10000户以上的州录事15千，5000户以上的州录事12千，不满5000户的州录事10千。又如：10000户以上的县令20千，主簿、县尉12千；7000户以上的县令18千，主簿、县尉10千；5000户以上的县令15千，主簿、县尉8千；3000户以上的县令12千，主簿、县尉7千；不满3000户的县令10千，主簿、县尉6千。[4]（卷171）俸钱之外的职田也是如此。如县令职田：10000户以上者6顷，5000户以上者5顷，不满5000户者4顷。主簿、县尉的职田是：10000户以上者3顷，5000户以上者2.5顷，不满5000户者2顷。[4]（卷172）户数的多少，与地方官的收入多少直接挂钩。
4.定州县赋役。
赋役来自人户，主要是按户等高下为标准征调的，其前提当然是官府对户数的掌握，勿需多言。在此主要介绍州县的差役数量。直接为地方官府服务的州县吏人、弓手等，朝廷并不允许地方随意抽调、招募，而是有定额限制，定额的标准仍是户数。如州郡吏人，开宝六年确定为30000户以上州80人；散从官，咸平年间确定为30000户以上州100人。诸县吏人数额规定的更详细。如诸县曹司吏人，20000户以上县30人，10000户以上县25人，7000户以上县20人，5000户以上县17人，3000户以上县15人，1000户以上县12人，不满1000户县10人。[5]（卷12）建隆年间用法令形式规定的还有弓手数额：10000户以上县50人，7000户以上县40人，5000户以上县30人，3000户以上县25人，2000户以上县20人，1000户以上县15人，不满1000户县10人。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又依次递增20至10人。[6]（卷13州县役人）显然，户数决定着统治的力度和工作量。
此外，地方常平、广惠等仓的设置规模，也因户数多少而不同。如宋仁宗嘉右二年在全国设广惠仓，规定10000户以下州留田租1000石，10000户以上州2000石，20000户以上州3000石，30000户以上州4000石，40000户以上州5000石，50000户以上州6000石，70000户以上州8000石。100000户以上州10000石。[4]（卷176）
5.考核地方官。
宋政府把户数的增减列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主要指标。地方官在任期内若户数增加，会受到提前升迁、加俸等奖励，反之则会受到延缓升迁等责罚。宋代初年“初著令：州县户口准见户十分增一，刺史、县令进考；若耗一分，降一等。”建隆三年又规定：“凡千户以下(县)能增百户，(主要官员)减一选。减及三选以上，令赐章服，主簿升秩进阶。”[4]（卷160）宋仁宗皇祐元年，三司制定了考课转运使、副的5项指标，第l项即“户口之登耗”规定考核等级为6等，考入上上第1等者“与转官升陟差遣”考入下下最低等者“与展磨勘及降差遣”[1]（卷166皇祐元年二月戊辰）。在整个两宋时代，屡屡有专以户数或户口增减为唯一考核指标的规定，灾荒及战乱年代尤为重视。
以上事实表明，户数对于各级政府、各地方官是极为重要的。口数固然也至关紧要，但口一般不是赋役征收单位，而且“口尤难计”[7]（卷上户口），所以相比而言，宋代的户数统计更规范认真。宋太宗至道元年重造版籍时颁于天下的格式，主要即“凡一县管几户夏秋二税”[1]（卷38至道元年六月己卯），而不计口数。宋孝宗时衢州司户赵希言曾“合郡民以计，表其里，标其户数，为图以献于守，守才之”[4]（卷247赵希言传）。所计也是户数。因此我们认为，研究宋代的人口数量，最宜于从户数而不是从口数统计资料入手
二、宋代户数统计评估
众所周知，宋代户数统计也存在许多问题。以下几个方面，就是其突出的表现。
其一，官方问题。一些地方官吏不能按时清查统计，或统计时敷衍塞责，还有的地方官吏为升迁加俸，虚报户数，导致户数不准确和不能反映增减变化。再者即多系统户口统计，目的不一，导致同一地方、同一时期的户数差异较大。一些数据不做考证辩别难以适从。
其二，诡名户问题。形势户尤其是官户，为逃避赋役，用种种手段弄虚作假，使宋代出现严重的诡名户现象。影响户数的主要是诡名子户，即一户分作数户、十余户乃至数十户，以分散财产、降低户等，达到减免赋役的目的。这一现象导致户数虚假增多。
其三，脱漏户问题。所谓脱漏户，即不在官方户籍的人家。这一现象同样严重，情况也更复杂。其中有的是自有田产本应在主户籍内而隐瞒不报，仍为客户，所影响的是户口类别比例而不是户数，暂且不论。另一种确属“黑户”即谎称逃亡、绝户而隐瞒起来的“逃绝户”宋神宗元丰三年，三司户部判官李琮受命专门调查清理江东、两浙二路的逃绝户，结果骇人听闻：仅清查出的逃绝户就多达401332户；同年改任淮南路转运副使的李琮又在当地清查“凡得逃绝、诡名挟田(佃)、簿籍不载并阙丁”475965户、丁，[1]（卷300元丰二年九月癸酉注文）其中脱漏的户数当是个不小的数字。这一现象导致户数虚假偏低。
统计不实，户数虚假地偏高或偏低，在当时就是一大无法解决的难题，更使现在的研究陷入困境。如何走出困境呢？对于官方统计公布的户数，我们应有三点基本认识：一是必须利用已有的户数资料为研究的出发点，否则宋代人口数量之谜根本无法破解。二是具体的数字肯定不精确，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三是传世的宋代百余个总户数，由于种种原因不可全信，其中有的不是总户数，有的明显错误，但经过鉴别的大部分数字，宏观上基本可靠。
具体再谈户数虚假的偏高偏低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宋代户数偏高，多以诡名子户为证据。但如果同时充分认识到还有大量的脱漏户数，那么偏多的估计就难以成立。二者相较，当然难说互相抵消，但由于无法量化，不能确证，所以应另辟蹊径，转换视角来认识这一问题。例如，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考察，将宋代户数与唐代、元代户数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宋代户数的发展是正常的、合乎规律的。
唐玄宗开宝十三载(754年)，户数峰值为9069154户。[8]（卷217）；[9]（卷84）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总户数为9055729户。宋朝版图不及盛唐，但所辖地区全是人口稠密之地，所缺边远地区人口稀少，不影响大局。这时的户数之所以历经260年尚未达到盛唐峰值，主要是唐中后期及五代多年战乱，人口损失惨重，宋初几十年尚处于恢复时期。此后经过80多年的自然增长，至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宋代户数达到20882258户。如果从唐玄宗末年算起，成倍增加的户数其实是300多年以来的结果，或者说是弥补了宋以前200多年战乱所造成的损失，不足为奇。
再与后世的元代相比较。元史地理志序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南北之户总书于册者”为13196206户。但这一数字并不能与宋代比较。一是其数根本不是“总书于册者”10行省中，缺云南、岭北二行省的户数，其余8行省仅河南、江浙、江西、湖广4行省数字相对完整，另外4行省户数多有残缺遗漏。而就相对完整的河南而言，也缺汝宁府、归德府、襄阳路、高邮府的户数。二是当时刚经过大战乱，户口损失严重，户籍制尚未完善，地广人稀现象普遍存在。如汴梁路领38县，仅有20018户，每县平均不足790户；南阳府路领13县，仅有692户，每县平均53户。由此一斑，可窥至元二十七年的户数既不是当时的总户数，更不能代表元代户数峰值，也就不能与北宋末年总户数相比。实际上，据估计元代中后期全国约有27650000户，[10]（p141、150）与宋代相对应的领土上户数峰值相比，应无多大差距。
举两个具体地区户数变化的例子，均按与宋代相应地区对比。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宋代两浙的户数高于唐代，低于元代，河北的户数也低于其后的金代。均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相适应。
看一下北宋及其他朝代户数的年递增率，更证明这一点。
从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的4279634户，到东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的9348227户，[11]（郡国志五，应邵注）中经90年，年递增率为8.7。
从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的3041871户，到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的9069154户，[12]（地理志）；[9]（卷84）中经115年，年递增率为9.5。
从宋太宗时的太平寰宇记(成书年代约为980－－989年，暂取其中间年代984年)所载的6499145户，到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的2088225户，[2]（食货69之71）中经约125年，年递增率约为9.3。
综上所述，宋代的总户数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基本可信。
三、北宋历年户数表分析
北宋一朝，全国总户数传世有50多个年代的具体数据，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但其中有虚有实，有对有错，不能随便引用。因此，有必要将其排列为表，以便比较鉴别(附后)。[1]
1.同一年代不同户数分析。
我们在表中首先发现的问题是，同一年代的户数并不相同，共有20处，有的差距相当大。主要有3个原因造成这种现象。
其一，传抄刊刻之误。古籍文字在千百年的传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讹误衍漏，其中数字笔划少又枯燥，更是如此，而且不易理校。典型如宋会要食货一一和六九两部分有内容基本重复的户口，二者个别地方互有详略，更有不一致的数字。如天圣七年、嘉祐八年、治平三年、大观三年的数字即各不相同。不同书籍中同一年代的户数不同，也有同样的原因。建隆元年4个数字，开宝九年2个数字“太祖朝”3个数字，至道二年3个数字，景德三年3个数字“真宗朝”4个数字，天圣七年2个数字，宝元元年4个数字，嘉祐八年3个数字，治平三年2个数字，熙宁八年2个数字，元丰元年前2个数字，元祐三年3个数字，元符二年2个数字，大观三年2个数字，均属此类错误。类似不同，大多差异在千位数左右，其中嘉祐八年的3个数字仅是个位之别，影响不大，可存而不论。极个别差异在百万位左右者，经前后年代的数字参照比较，则可以检验出讹误者。共2例：1.宋会要食货一一之二八所载元符二年数17915555户，与前一年的19435570户和后一年的19960812户参照，显系错误，是第2位和第3位数字颠倒造成的，应以长编等书所载的19715555户为准。2.宋会要食货六九之七九所载大观初数为29010000户，前后年代数字比较，也是同样错误，应以通考所载的20910000户为准。
其二，同一书中单列的总户数与各地或分类具体数字之和不同。共3例：1.建隆元年。长编卷l载：朝廷根据各地提供的户数升降天下县望“凡望县五十，户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七十；紧县六十七，户二十二万八千六百九十三；上县八十九，户二十一万八千二百八十；中县一百一十五，户一十七万九千三十；中下县一百一十，户五万九千七百七十。总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户。注：按总数不符，应作九十六万七千四百四十三户。”分类数之和多出90户。玉海所载分类数与长编同，但总数作967553户，反而少110户。另有宋会要食货六九之七七所载总数与长编同，但其分类数中紧县户数作271693户，差别更大。唯有宋会要方域七之二五所载两类一致，都是967353户，与长编、玉海的分类数对照，可知这两书的望县户数应为“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七”中县户数应为“一十七万九千三”原末尾均衍出“十”字。此数应以宋会要方域所载为准。2.元丰二年。文献通考所引毕仲衍的经进中书备对内，全国总户数为14852684，但下载各路户数之和却为14543264，相差309420户。主要原因之一，是各路户数不完整，缺开封府、梓州路、夔州路3地的客户数。而元丰九域志所载这3地的客户总数为480427户，若借此补加，则为15023691户，又比总数多出171007户，仍不一致。故而此数存疑。是年应以元丰九域志户数为准。3。崇宁元年。宋史地理志序载崇宁元年总数为20264307户，但下载各州户数之和则为17301008户，相差2963299户。主要原因是，宋史地理志中，广东、广西、夔州路的户数并非崇宁元年的户数，而是元丰年间的户数；福建的福州、泉州、南剑州、漳州、汀州、邵武军6地，虽标明为崇宁数，实际上也是完全抄自元丰九域志，[13]以上各地22年户数变化情况没有得到如实反映；更应指出的是，另有28州军(不含南宋所置者)根本没有户数记载。因此崇宁元年总户数应以宋史地理志序所载的为准。
其三，不同书籍的差异。同一年代的户数在不同书籍中不同，是一个最为复杂而且难以判别的问题。除了上述传抄刊刻之误等原因外，另一主要原因就是户数统计来源不同，因而差异较大。天圣七年2个数字相差40万，前后相比，应以通考等书所载为准。庆历二年前2个数字相差12余万，因为差异小，前后数比较难以判断孰是孰非，暂可存疑。庆历八年2个数字相差24万余，经前后年代户数参照，应以长编等书所载为准。元丰元年后2个数字相差164万余，当以宋会要所载为准。元丰三年后3个数字相差265万余，应以元丰九域志所载为准。崇宁元年前2个数字相差24万余，经与前后年代户数年递增率测算比较，宋史地理志序等书所载数较为适宜，应以为准。
2.宋初两朝户数揭秘。
表中显示的宋初两朝户数，呈现出一大特点，即起伏很大。以太平寰宇记所载户数为高峰，前后都很低。此前户数低，原因之一是因为宋太祖朝还有3个割据政权没有收复，但建隆元年的总户数过低，则是令人生疑的。此后户数又大幅度下降，宋太宗至道年间突然减少230余万，更是不合常理，需要认真研究。
宋太祖朝户数的剧增，主要是统一战争胜利的结果。乾德元年(963年)平荆南，得142300户；平湖南，得97388户。乾德三年(965年)平后蜀，得534029户。开宝四年(971年)平南汉，得170263户。开宝八年(975年)平南唐，得655065户。所收复的5国，共得1599045户。马端临将此数与宋初户数相加，为2566398户，指出这是引自长编但与引自宋会要的开宝九年总户数3090504不合，以为“当考”[14]（卷11户口二）其实这并非二书数据来源不同的误差，户数不能如此机械相加。开宝九年多出的524106户，当是宋政府原有户数及较早收复的诸国户数自然增长的结果。表中所列“太祖朝”的2508965户，则可能是建隆元年户数与收复的诸国户数相加所得，由于上述5国户数在许多书中不相同，故有数万差别，也在情理之中。
宋太宗时又收复3国。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陈洪进献出漳、泉二州，得151978户。同年钱叔以吴越归宋，得550680户。次年平北汉，得35220户。共得737878户。加上宋太祖末年的户数，约为380余万户，再加上至太平兴国末年的自然增长户数，约为400万户左右。然而，太平寰宇记的统计却是6499145户，七八年间竟然猛增200多万户，增长率为62％，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定有异常。
在宋代史籍中，太平寰宇记是各种户数统计最详细的，表中所列户数，是当时宋朝版图之内州郡的户数，相当可靠。那么，这就意味着宋太祖朝的户数有问题。事实上果然有问题。
上文说到建隆元年的户数过低，并非主观臆断，而是与后周户数相比得出的疑问。赵匡胤陈桥兵变，继承的是后周的江山。后周显德五年十月“命左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下诸州检定民租。周显德六年春，诸道使臣回，总计检到户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15]（卷146食货志）则显德六年的总户数为2309812户。显德六年(959年)距建隆元年(960年)仅1年，但宋初的户数为何仅仅96万余呢？
一个重大问题就这样被揭露出来了。建隆元年公布的户数，如前文所说，目的是“有司请据诸道所具版籍之数，升降天下县望”故而先制定的是“以四千户以上为望”再公布各等县的数量和户数，最后公布的是总户数。[1]（卷1建隆元年十月壬申）问题的关键在于，县望等级的确定，依据的并不是总户数，而仅是主户。宋会要方域七之二五所载与上文内容相同，但讲的更具体明确：“今欲据诸州见管主户重升降地望”；吏部格式引建隆元年敕云：“应天下县据见管主户重升降地望”[6]（卷10户口）；宋会要食货六九之七七也载：“欲据诸州见管主户重升降，取四千户已上为望”；宋真宗景德四年又重申：“诏诸路所供升降户口，自今招到及创居户，委的开落得帐上荒税合该升降，即拨入主户供申。内分烟析生，不增税赋及新收不纳税浮居客户，并不得虚计在内，方得结罪保明，申奏升降。[2]（食货11之2、69之78）特意强调必须是纳税的主户才算数，并要地方官结罪担保，违者即受法律制裁，以示严肃性。宋神宗熙宁七年，梓夔路察访司向朝廷提交申请报告说：“遂州青石县、合州赤水县主户各及三千已上，昨并废为镇，人不以为便，乞仍旧为县。”遂获批准。[1]（卷252熙宁七年四月甲午）主户3000以上，已符合中下县的标准，因而重又恢复县制。表明以主户数量升降县等是切实长期执行的。以上情况证实，建隆元年的户数只是主户数，根本不包括广大客户，而后周显德六年的户数才是总户数，也可视为建隆元年的宋朝总户数。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建隆元年的主户也不是全部州县的户数。我们已知，宋初统计的户数是从重新升降天下县望而来的，而当时明确诏令“天下县除赤、畿、次赤畿外，重升降地望。”所升降并统计主户数的是其余5等县，凡望县50，紧县67，上县89，中县115，中下县110，共431县。但当时实有638县，[2]（方域7之25，食货69之77，职官11之75、58）；[4]（卷85地理志序）也即还有207个为赤、畿、次赤、次畿县的户数没有统计，因为不需重新升降，尤其是不必因户数而确定等级。一般而言，这些地望高的县多属大县，都是京都或大州府所在地和属县，至少可以说，还有32％的户数不在总数之内。因此宋初的户数非但不是总户数，也不是主户的总数，与应有户数存在很大差距，因而意义不大。[2]
接下来的户数比较复杂。我们发现，平定诸国的户数与太平寰宇记相应州郡的户数相比，差距很大。请看下表（收复时户数据宋史地理志序）。
表中显示两种情况。其一，太平寰宇记所载户数少于收复时的户数，荆南、南汉、漳泉、吴越4地即是。这种现象，与灭国后户口逃亡、迁移有一定关系，各国当时所报户数也可能有虚夸，或者可能有误。如据隆平集卷一二载，漳泉户数为110021，吴越户数为334932，与宋史地理志序等书所载户数差距很大，但与太平寰宇记所载户数倒是前后相适应。暂此存疑，更俟详考。其二，太平寰宇记所载户数大大高于收复时的户数，湖南、后蜀、南唐、北汉即是。其中与湖南、后蜀的户数相距20余年，与南唐的户数相距10余年，与北汉的户数相距不足10年，自然增长的户数不可能差距太大乃至成倍增加。但太平寰宇记所载的主户数，则接近而且都高于收复时的户数。也即这4国收复时的户数，极可能是主户数。
太平寰宇记中，指明是主户的有3625366户。另有主客不分户390510户，按当时主户占总户数的58％计，其中约有226495户应属主户。则当时约有主户3851861户。此数与宋太祖末年的总户数接近，也与宋太宗至道年间的400余万户较适应。下列两条史料，证实了我们的判断。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序：“天下主客户：自至道末四百一十三万二千五百七十六，天禧五年主户六百三万九千三百三十一，客户不预焉”
玉海卷二0嘉祐户口：“开宝末天下户三百九万五百四，至
道末户四百十三万二千五百七十六，天禧末户六百三万九千三百三十一，客户不预。”
史料表明，除了太平寰宇记的户数是主客各类人户的总户数外，宋初两朝的户数尽管有的标明是“主客户”但实际上都是主户或主要是主户数。这样，表中天禧五年的8677677户是总户数，除去上述主户，另有2638346户为客户。表中显示的另一个奇怪现象也得以解开：宋太宗至道三年户为4132576，至宋真宗咸平六年却为6864160，6年间猛增2731584，增长率为66％，年均增长455430户，显然是不可能的，说明后者是总户数而前者并非总户数。而从太平寰宇记的6499145户到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的6864160户，约19年间增长365015户，增长率约为5.6％，平均每年增长约19211户，便是正常态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