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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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我与中国大地上的许多人一样,在那“史无前列”的岁月里,下放到一个偏僻的山村度过了十载。虽然那时的我年龄还不大,但从习惯了的城市生活中,陡然走到一个陌生、贫穷、封闭、落后的乡村去生活,你可以想像该有多难。这十年,是我生理年龄中的黄金岁月,可是我却并未享受到黄金岁月的喜悦,几乎每天都是脸朝黄泥背朝天,一锄一犁地修理着地球。这十年,在我人生的年轮中,刻下了太深的印痕,使我永远无法忘怀。虽说那是一个并不值得怀念的岁月,但那十年的农民生活,却使我对农民有了更真切的认识和很深的感情,尤其是那一个个纯朴实在、个性鲜明地的农民,尽管许多人已经作古,但他们仍鲜活地活在我的脑海中。虽然我还不能准确地描述他们,但我仍希望用我笨拙的笔,让大家认识认识他们。

    笔者

    这还是“四人帮”横行的年代。

    白杨二队的芦队长,抱定他那个老主意:管它是“平水壶(浒)”还是“尖水壶(浒)”反正全生产队百多口子人,吃饭要得紧。不种庄稼,大伙儿就得喝西北风。

    这雨都下了好几天了还没住点,黑云还在头顶上直打滚,可是苕院子里的秧子快牵藤藤了,有的地方挤得太密都烧黄了。天刚亮,还没等雨停下,芦队长就赶忙安排起今天的农活了。

    “喂,都听到,队上的苕秧子都已经烧厢了,盼了这么久的雨已经下透墒了,现在,大人、细娃儿、老汉、老婆子都赶快上坡了!挖不了窝子的撑秧子,爬不了坡的扯秧子,今天争取把枇杷树梁那块地栽完。”

    芦队长,别看他已年过六旬,脸上的皱纹抓下来够一大盘子的,可那声音却似洪钟,嗓门比年轻人还响亮。他站在生产队保管室--全队最集中的这条山梁上一喊,只见住在这个山沟沟里,那个山梁梁上的社员,就一路一串的往枇杷树梁赶。刚到晌午时分,就已经栽了十多亩地了,下午再加把劲,这块地就一定能栽完。

    大家吃中午饭时,一个个子矮矮的,肩膀半边高半边低,走路脚踮一踮的,似乎总想跟别人比高低的公社副主任,--去年选青时才提拔起来的姜副主任,来白杨大队检查生产来了。刚翻过山梁一看,白杨二队的红苕全都栽的是“满天星”这还了得,县委一再指示,公社反复强调,今年红苕栽培技术必须全面革新,实行“科学种田”全部实行垄栽或堆栽,彻底消灭“满天星”可白杨二队竟栽了这么多的“满天星”这不是公然对抗上级的指示吗?他看地里没有人,估计社员都回家吃饭去了,就直接到芦队长家找人。

    到芦队长家一问,芦队长那老伴就半是心疼半是埋怨地当着姜主任唠叨开了:“咳,这鬼老头子简直不要命了,昨晚上腿杆、腰杆痛得他哼咆了的,一身就像烂肉,挨都挨不得。可今儿一早,天才麻麻亮就喊人上坡了。这阵儿,人家都回家吃晌饭了,他还死到坡上不晓得回来。”芦大娘一边唠叨着,一边招呼着姜主任吃饭。姜主任这会儿正急着找人,顾不上吃饭,再说他已经吃过了。他听院子里回家吃饭的社员说芦队长在包谷制种地里,就径直到那儿去找芦队长了。

    芦队长这会儿正带着个小青年在包谷制种地里拔草间苗。看老天爷还想下雨,他想抢在下雨前间完苗,追一次拔节肥。老队长对这制种可感兴趣呢。以前种本地包谷,不管咋侍弄,亩产上到二百来斤就再也上不去了。那年,听说有个生产队搞杂交包谷,产量比本地包谷高,他硬是用五换一的比例换了几斤种子回来试种。果然,这杂交种比本地种子的产量提高了一大截。第二年,他就大面积种,可到了第三年,同样的种子产量却下来了。他跑到农技站一问,农技站的同志热情地对他讲了一大堆杂交种子的科学道理。人家讲的那些科学道理和名词、术语,他一句也没记住。可有一点他却记得扎实,那就是杂交种子至多能种两年,到了第三年就失去了杂交优势,要想继续种,就得另配种才行。老队长嫌买种子太贵,就买了公母原种,每年自己制种。现在他们的包谷亩产已达到了四百多斤了。因此,他对这制种包谷啊,就像心疼幺儿一样,总是对它们偏吃偏喝。大田才追完第一次肥,这制种包谷就准备追第二次肥了呢!今天地里潮湿得很,他急着要追肥,可又怕人多踩坏了制种地,所以他只找了一个帮手,亲自来间苗拔草。用他的话说,苗壮才能籽壮,种籽壮丰收才有保障。早一天上肥,苗苗就会早一天变样。为了适应本地气候、土壤,他们还自己培育出了一种抗干旱、抗倒伏的高产品种。这会儿,他们正在侍弄着自己培育的杂交系。这阵子,老队长一边拔草间苗,一边和身旁的小青年啦呱着:

    “咳,这包谷有了杂交种,红苕却没得杂交种,要是红苕像杂交包谷一样有杂交优势可发挥,我们的红苕产量就会大翻梢。可惜,红苕只能用堆栽、垄栽提高产量,而在我们这地方又铺不开,既费工费时,产量还提不高,总的算起来还吃亏。”小青年抹了抹汗水,接着他的话茬:

    “哎,大叔,听说今年公社下了死命令,红苕栽种要来场革命,实行科学种田,全部要搞垄栽或堆栽,可今天咋又让他们全都栽‘满天星’呢?”

    “哼,什么死命令不死命令,种庄稼总得讲点儿实际嘛。你忘啦,咱们鸡冠石梁那块地,往年总得挖个两万多斤苕,可去年搞垄栽,只挖了一万多斤。为啥呢?咱们这坡坡地,本来土就薄,怕旱。把土一提成垄,土地面积缩了一半不说,下点儿雨,雨水都顺到沟沟里流走了,一点墒都保不住。可要是一出太阳,就把提成的垄晒个二面黄,苗苗死掉一大半,哪有不减产的?再说,咱们队是地广土薄,搞一亩垄栽的时间能栽两亩‘满天星’,亩产还比满天星低,我图那个形式做啥?堰塘坪、筲箕湾那两块泎水地,他们不让我搞垄栽、堆栽我还要搞呢。反正我就认那个死理,科学种田就是要多打粮食,不能多收粮食就是不科学!”

    “这年头,这么做,你不怕挨批斗呀?”

    “嘿,莫管他那个经。那些端铁饭碗的有收成没收成都饿不了肚子,我们可是端的泥巴碗,收不到粮食,我们吃啥?去年要不是杂交包谷多收了点儿,这两天恐怕就得捆紧裤腰带过日子了。只要大伙儿能吃饱饭,天天挨批我都干。”末了,老队长说了两句顺口溜,把小青年给逗乐了。小青年笑着说:“谁要是批斗你,社员是不会答应的。”正说着,姜主任来了。

    姜主任把芦队长叫到地头上,黑着脸说:“公社的命令你执行不执行?为啥栽那么多‘满天星’?”芦队长冷冷地答到:“因为能多收点粮食。”“粮食,粮食,你就知道多收几颗粮食,路线还要不要?不执行上级命令,就是不讲路线,这问题严重嘞。唐三娃子,通知社员吃了晌午饭到保管室开会。”那个叫唐三娃子的小青年站起来怔了一会儿,似乎才想起了什么“哟,真的,你看他们吃了晌午饭都上坡了。”唐三娃子摸了摸肚皮,这才感觉到饿了--,原来他们干迷了,忘了吃饭。

    芦队长没有回去吃饭。不一会儿,社员都来了。大家不知道这会儿开啥会,有的还在嘀咕着“这么好的墒口不抓紧栽苕,开哪门子会嘛。”姜主任看人来齐了,他就从国内外大好形势一直讲到批林批孔、评水浒,最后才讲到:“搞什么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现在有些人,热衷于搞老一套,不搞科学种田,只要粮食,不要路线,这不就是复辟倒退吗?这不就是阶级斗争的具体反映吗?你们队的芦队长就是这样一个人!”说到这里,姜主任向社员瞟了一眼,只见那些趁开会纳鞋底的妇女停下了手里的针线活;凑到一堆总喜欢挤眉弄眼、吃、吃笑个不停地姑娘们没了笑声;那些好动地小伙子突然变得十分规矩了;只有那些大爷、汉子们手里的烟管嗞啦嗞啦地响得更凶了。姜主任十分得意他的演说发生了效力。顿了顿,又讲开了:“县委一再指示,公社也多次强调,今年要彻底消灭‘满天星’,可是芦队长公开对抗上级指示,破坏科学种田。今天,我们就要用这一阶级斗争事实,开个批判会,以此推动我们的革命和生产。会后,必须将所栽的‘满天星’统统拔掉,全部搞垄栽。现在,芦队长先到前头来作自我批判,再接受大家的批判。”

    芦队长倒当真站在大家面前去了,不过他却没说啥,只把那个小烟袋锅子咂得嗞嗞直响,一阵阵青烟不停地从他那有些干瘪的嘴角里冒出来。

    一阵难耐的沉默。

    这时,姜主任转到芦队长的对面,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准备听批判发言。他看芦队长自己不说,就向后边的社员动员到:“他自己不说,大家发言。”

    又是一阵沉默。

    姜主任见还是没人说话,就又进行了一阵启发、动员。

    隔了一会儿,一个虎头虎脑地小伙子站了起来,霎时,大家的目光都移向了他。有惊讶的,有怀疑的,有愤怒的,当然,也有得意的--那就是姜主任投来的目光。忽然,一个老汉涨红着脸吼道:“二豹子,你狗日的想干啥?”老汉也许太激动了,握着烟袋锅子的手都有些发抖。这老汉是那个叫“二豹子”的小伙子的父亲,平时三棍子都砸不出个屁来的人,这会儿居然率先说话了。老汉的话刚落地,就听着一阵闷雷似的声音从大家头顶滚过:“要是种庄稼也有罪的话,我今天的窝子挖得最多,我也该受批判!”说着,就昂着头走到芦队长身边站到。社员们都向他投以欣喜、钦佩的目光。二豹子刚站稳,那个叫唐三娃子的小青年也一声不响地站在了芦队长身边。

    就这样,没有人说话,甚至连一声咳嗽都没有,社员们都不声不响地站在了芦队长周围。让个姜主任孤零零地坐在那里,怔怔地望着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