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古佬的第一次给了邓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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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许许多多重要的珍贵的第一次令人难以忘怀，船古佬的这个第一次虽说是令船古佬刻骨铭心，也会令文明社会的人颤栗惊悸，但却是一点也不珍贵，船古佬将这个压在心底多年的故事讲了出来给大家听，就是希望人们的生活中不再发生这个第一次。
八十年代初，深圳已成为特区，而船古佬所在之地还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状态，内地很多人都很会到深圳看看，船古佬也是其中之一。船古佬在深圳玩了两天，离开前买了一部随身听（袖珍录放机）和十多盒邓丽君的歌带。
船古佬在回家的途中先到邻省的一个小城市办一些公事（业务），到了这个城市找了一家旅馆住下，那时的旅馆饭店都是国营的，因为当时内地也说改革，但只是口头上的事，那些大型一点的商业是不会放给老百姓做的。
船古佬有必要给80后90后的青年描述一下那时的旅馆内的环境景观，不然的话，你们听船古佬的这个故事会觉得不可思议，入了旅馆大堂迎面入眼的就是一幅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画像下面一排血红的大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其时毛泽东早已作古，一百岁都没活过，怎可能到一万岁？人死了，自然不能再当主席，虽说他死不瞑目还想当下去，但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绝非强权暴力可以改变的，只是这幅画还如此醒目，就有点儿调侃。大堂两面的墙上也印有两排血红的大字是，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如果是80后90后看了定会吓一跳，以为自己误入了军事禁区，这两排字时大时小，从楼梯到过道到走廊到房门到每个床位到厕所的蹲坑前，凡是能写字的地方都有这两排字在盯视着你，盯视得船古佬毛骨悚然，老在心里颤颤地问自己这话是不是冲我说的，我是不是阶级敌人？
那时的旅馆宾馆的每个房间门上除了有上面所说的两排大字外，还有一个五寸大小的四方孔，有的会在这孔上装上透明玻璃有的就没装，像船古佬投宿的这一家旅馆就没装，这个孔是方便旅馆工作人员和管片的公安人员查看旅客中有没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的。这个孔对监管是很有帮助的，据说有一次有一个男人不知是没有内裤穿（那时的人穷得没内裤是平常事）还是喜欢裸睡，总之是光着身子睡了，睡到半夜那被子滑落到了地上，恰好旅馆的年轻女工作人员前来巡视，当这个女工作人员拉亮房间里的电灯，从方孔往里探看时，她看到了那个裸睡的男人下体上那片黑乎乎的乱草和草中蛇状的物体，她惊恐得花容失色，情不自禁地失声尖叫起来：“抓流氓啊！抓流氓啊！”顿时，整个旅馆轰动，人们纷纷挤上前来看西洋景，当然边看边骂臭流氓，不一会儿，公安人员赶到将那流氓带走了，所以，要是没有这方孔怎会如此快速抓到大流氓？船古佬听说这个故事之后，宁愿少吃几顿都要买条内裤穿的，后来读金庸的时评文章宁要裤子不要原子便有了更深的体会。
还是回到船古佬的第一次的故事上来吧，船古佬是上午入住旅馆的，恰好这天是星期天，船古佬要去办事的单位放假，船古佬只好等明天去办，船古佬就呆在旅馆房间里仔细欣赏那十多盒邓丽君的歌带，从上午到夜晚，船古佬除了吃饭如厕外，其余时间都是呆在房里听邓丽君的歌，到了深夜转钟两点多钟，船古佬依然是将耳机戴在头上边睡边听，这时一个旅馆工作人员和一个公安人员走入船古佬的房间走到船古佬的床铺前，喝令船古佬起来。
船古佬有些莫名其妙，便取下耳机问：“干部，什么事呀？”（那时叫公安人员都叫干部）。
“有革命群众揭发你在给国外发报！”干部厉声说道。
“发报？”船古佬不解地问道。
“这不是发报机吗？”旅馆工作人员指指船古佬的随身听。
船古佬恍然大悟，的确，这随身听与我们的革命电影里的特务分子使用的发报机有几分相似，船古佬便笑着用有些嘲讽的语调说道：“这是日本新出的随身听，也叫袖珍录放机，干部，你是专业人士，没理由看不出这不是发报机吧？”
公安人员接受的信息可能比革命群众要多一些，虽说没看见过随身听但也知道随身听是怎么一回事，便问：“你听的什么歌曲？”
“全都是邓丽君的歌，”船古佬将十多盒歌带拿了出来给干部看。
“你躲在这里听黄色歌曲！快将你的证件拿出来！”干部命令道。
船古佬懵了，自以为邓丽君的歌是爱情歌曲，没想到会是黄色歌曲，便将工作证和单位介绍信递给干部（那时出差探亲必须得有工作证单位证明和介绍信，一样都没有，会被收容起来）。
干部认真地看了看船古佬的工作证，骂道：“娘卖麻皮的，你是干部，还听黄色歌曲？”
船古佬其实是业务员，是发证的领导说在职务栏上填写个行管人员，在外面好办事一点。
船古佬见干部口出脏话，心中就来气了，又不能回骂他，便也大声据理而争，说邓丽君的歌现在大街小巷都能听得到，而且有歌手在中央电视台唱过邓丽君的歌。
干部说：“我说是黄歌就是黄歌，这些带子全部没收！”
船古佬也很倔，说道：“你不让我看见文件，就别想拿走我的东西！”
“走！跟我到派出所去看！”干部边喝令边收起那些歌带。
船古佬跟着干部到了派出所，干部进入里间跟当值的副所长汇报了一下情况，过了一会，副所长来跟船古佬谈话。
“邓丽君的有些歌在国内可以放了，但有些歌还是禁歌，是禁止放禁止听的，所以，你的这些歌带中有五盒要没收，至于你听禁歌的行为也是违法行为，但念你是初次，你又是干部，这次就不处理你了，”副所长的文化水平要高一些，也觉得说邓丽君的歌是黄歌有点牵强。
“你给我看看上面的文件，如果真是禁歌，你全部没收我都认了，”船古佬说道。
“国家机密文件，你想看就可以看？就是这样处理了，你还要闹，连你的录放机一起没收了，”副所长说完将七盒歌带和随身听放到船古佬面前的桌子上后，就进里屋去了。
船古佬回到旅馆已是凌晨五点钟了，虽说是一夜未睡，却是一丝睡意都没有，心中那个气不打一处来，没偷没抢，听一下歌还要被人骂还要半夜三更被带到派出所，还要被没收东西，越想越愤怒，提笔写了一首泄愤的诗，诗中先骂服务员，再骂警察，最后写下地址留下单位和名字，写完，还不解气，用小剪刀将被单剪烂，然后退房，收拾东西走人，回了湖北。
在家呆了两天，案发地的警察千里追凶追到湖北，将船古佬逮捕归案，以刑事毁坏罪和谩骂警察罪对船古佬处以行政拘留十五天，这就是船古佬因听邓丽群的歌曲第一次进牢房的故事，后来，有朋友调侃船古佬，说船古佬的第一次给了邓丽君。
船古佬刑满回到湖北后，被家乡的一个老公安人员叫了去作了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船古佬呀，船古佬，亏你还是跑业务的人，怎么社会知识这样欠缺，你说我是个坑人损人的人吗？”
船古佬跟这个老公安很熟，了解他的为人，答道：“你是个大好人。”
“我们去查宾馆旅馆的房时，遇上有的旅客的介绍信和证明不是用钢笔书写的，我们都要将这个旅客带回派出所先关起来，等我们向他的单位调查清楚了证明他不是坏人，才会放他出来，你能说我是跟这个旅客存心过不去吗？这是上面的要求，对我们来说就是工作职责，不这样做不行的，你还很年轻，还会经常到外面去跑，再遇上这样的事，警察叫你怎样你就怎样，千万不要做这些傻事了，你这次写的骂人的诗要是再偏一点，就够得上定反革命罪了，就不是拘留十五天这么简单了，”老公安语重心长地说道。
听了老公安的一番话，船古佬浑身都冒冷汗，同时也若有所悟，但是能真正悟透这个中道理却是在这几年，在这件事上船古佬的确不该骂警察也不该骂那服务员，也不再怨恨那些警察和服务员，因为这件事的起因不是船古佬与警察和服务员之间的矛盾，是人的生存权力与专制的社会制度的冲突。
船古佬讲完这个故事后必须得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船古佬被处以行政拘留十五天，是船古佬罪有所得，因为刑事毁坏罪是基立于保护公众利益之上的，这个罪名以前存在，以后永远都会存在，就像有人曾经问船古佬，企业家的原罪应不应该追究，船古佬说要看是什么罪，如果是投机倒把罪反革命罪，当然就不能追究了，如果是贪污贿赂罪是侵占他人和公众利益罪，过了一万年都是应该追究的，因为我们不能给那些损人利已的人一个先例，也就是说不管谁从事的事业是多么伟大，都不能成为伤害人权的理由。
有许多朋友抱怨现在的生活环境不公正不平等，船古佬认为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现实状态，就是因为有这些不公不平，船古佬才会写这些名利无收的文字，等到船古佬这些抱不平的文字值钱时，早就让余秋雨之类的大文人抢先写了，也就不需要也轮不到船古佬来写了，船古佬要告诉朋友们的是这些不公不平不是改革带来的，实是改革不够彻底遗留下来的。
对于不公不平我们可以抱怨，可以批评可以要求，可以自已努力来建设一个公平公正的生活环境，但千万不要放弃，不要说我要回去，这就象刚从地狱走出来的囚犯一样，突见灿烂的阳光会感觉晕眩，再遇风雨会染上伤寒，这个囚犯会因为不适应而心生弃意，船古佬要大声疾呼：“朋友！请不要回去！如果你暂时不能适应光明，可以先选择到树荫下歇息，如果你怕风怕雨可以选择多穿点衣裳撑一把雨伞，如果你返回地狱，你就没了选择，因为地狱里只有黑暗！”
船古佬将这个第一次的故事写出来，就是希望朋友们无论生活多艰难都不要放弃，都不要去想走回头路，因为再有类似船古佬这样的第一次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的mp3，mp4，我们的手机，我们的电脑，我们的互联网都会无端被人没收，而这些正是我们目前与光明对话的唯一通道。
人生有许许多多重要的珍贵的第一次令人难以忘怀，船古佬的这个第一次虽说是令船古佬刻骨铭心，也会令文明社会的人颤栗惊悸，但却是一点也不珍贵，船古佬将这个压在心底多年的故事讲了出来给大家听，就是希望人们的生活中不再发生这个第一次。
八十年代初，深圳已成为特区，而船古佬所在之地还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状态，内地很多人都很会到深圳看看，船古佬也是其中之一。船古佬在深圳玩了两天，离开前买了一部随身听（袖珍录放机）和十多盒邓丽君的歌带。
船古佬在回家的途中先到邻省的一个小城市办一些公事（业务），到了这个城市找了一家旅馆住下，那时的旅馆饭店都是国营的，因为当时内地也说改革，但只是口头上的事，那些大型一点的商业是不会放给老百姓做的。
船古佬有必要给80后90后的青年描述一下那时的旅馆内的环境景观，不然的话，你们听船古佬的这个故事会觉得不可思议，入了旅馆大堂迎面入眼的就是一幅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画像下面一排血红的大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其时毛泽东早已作古，一百岁都没活过，怎可能到一万岁？人死了，自然不能再当主席，虽说他死不瞑目还想当下去，但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绝非强权暴力可以改变的，只是这幅画还如此醒目，就有点儿调侃。大堂两面的墙上也印有两排血红的大字是，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如果是80后90后看了定会吓一跳，以为自己误入了军事禁区，这两排字时大时小，从楼梯到过道到走廊到房门到每个床位到厕所的蹲坑前，凡是能写字的地方都有这两排字在盯视着你，盯视得船古佬毛骨悚然，老在心里颤颤地问自己这话是不是冲我说的，我是不是阶级敌人？
那时的旅馆宾馆的每个房间门上除了有上面所说的两排大字外，还有一个五寸大小的四方孔，有的会在这孔上装上透明玻璃有的就没装，像船古佬投宿的这一家旅馆就没装，这个孔是方便旅馆工作人员和管片的公安人员查看旅客中有没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的。这个孔对监管是很有帮助的，据说有一次有一个男人不知是没有内裤穿（那时的人穷得没内裤是平常事）还是喜欢裸睡，总之是光着身子睡了，睡到半夜那被子滑落到了地上，恰好旅馆的年轻女工作人员前来巡视，当这个女工作人员拉亮房间里的电灯，从方孔往里探看时，她看到了那个裸睡的男人下体上那片黑乎乎的乱草和草中蛇状的物体，她惊恐得花容失色，情不自禁地失声尖叫起来：“抓流氓啊！抓流氓啊！”顿时，整个旅馆轰动，人们纷纷挤上前来看西洋景，当然边看边骂臭流氓，不一会儿，公安人员赶到将那流氓带走了，所以，要是没有这方孔怎会如此快速抓到大流氓？船古佬听说这个故事之后，宁愿少吃几顿都要买条内裤穿的，后来读金庸的时评文章宁要裤子不要原子便有了更深的体会。
还是回到船古佬的第一次的故事上来吧，船古佬是上午入住旅馆的，恰好这天是星期天，船古佬要去办事的单位放假，船古佬只好等明天去办，船古佬就呆在旅馆房间里仔细欣赏那十多盒邓丽君的歌带，从上午到夜晚，船古佬除了吃饭如厕外，其余时间都是呆在房里听邓丽君的歌，到了深夜转钟两点多钟，船古佬依然是将耳机戴在头上边睡边听，这时一个旅馆工作人员和一个公安人员走入船古佬的房间走到船古佬的床铺前，喝令船古佬起来。
船古佬有些莫名其妙，便取下耳机问：“干部，什么事呀？”（那时叫公安人员都叫干部）。
“有革命群众揭发你在给国外发报！”干部厉声说道。
“发报？”船古佬不解地问道。
“这不是发报机吗？”旅馆工作人员指指船古佬的随身听。
船古佬恍然大悟，的确，这随身听与我们的革命电影里的特务分子使用的发报机有几分相似，船古佬便笑着用有些嘲讽的语调说道：“这是日本新出的随身听，也叫袖珍录放机，干部，你是专业人士，没理由看不出这不是发报机吧？”
公安人员接受的信息可能比革命群众要多一些，虽说没看见过随身听但也知道随身听是怎么一回事，便问：“你听的什么歌曲？”
“全都是邓丽君的歌，”船古佬将十多盒歌带拿了出来给干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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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古佬其实是业务员，是发证的领导说在职务栏上填写个行管人员，在外面好办事一点。
船古佬见干部口出脏话，心中就来气了，又不能回骂他，便也大声据理而争，说邓丽君的歌现在大街小巷都能听得到，而且有歌手在中央电视台唱过邓丽君的歌。
干部说：“我说是黄歌就是黄歌，这些带子全部没收！”
船古佬也很倔，说道：“你不让我看见文件，就别想拿走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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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古佬跟着干部到了派出所，干部进入里间跟当值的副所长汇报了一下情况，过了一会，副所长来跟船古佬谈话。
“邓丽君的有些歌在国内可以放了，但有些歌还是禁歌，是禁止放禁止听的，所以，你的这些歌带中有五盒要没收，至于你听禁歌的行为也是违法行为，但念你是初次，你又是干部，这次就不处理你了，”副所长的文化水平要高一些，也觉得说邓丽君的歌是黄歌有点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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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古佬回到旅馆已是凌晨五点钟了，虽说是一夜未睡，却是一丝睡意都没有，心中那个气不打一处来，没偷没抢，听一下歌还要被人骂还要半夜三更被带到派出所，还要被没收东西，越想越愤怒，提笔写了一首泄愤的诗，诗中先骂服务员，再骂警察，最后写下地址留下单位和名字，写完，还不解气，用小剪刀将被单剪烂，然后退房，收拾东西走人，回了湖北。
在家呆了两天，案发地的警察千里追凶追到湖北，将船古佬逮捕归案，以刑事毁坏罪和谩骂警察罪对船古佬处以行政拘留十五天，这就是船古佬因听邓丽群的歌曲第一次进牢房的故事，后来，有朋友调侃船古佬，说船古佬的第一次给了邓丽君。
船古佬刑满回到湖北后，被家乡的一个老公安人员叫了去作了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船古佬呀，船古佬，亏你还是跑业务的人，怎么社会知识这样欠缺，你说我是个坑人损人的人吗？”
船古佬跟这个老公安很熟，了解他的为人，答道：“你是个大好人。”
“我们去查宾馆旅馆的房时，遇上有的旅客的介绍信和证明不是用钢笔书写的，我们都要将这个旅客带回派出所先关起来，等我们向他的单位调查清楚了证明他不是坏人，才会放他出来，你能说我是跟这个旅客存心过不去吗？这是上面的要求，对我们来说就是工作职责，不这样做不行的，你还很年轻，还会经常到外面去跑，再遇上这样的事，警察叫你怎样你就怎样，千万不要做这些傻事了，你这次写的骂人的诗要是再偏一点，就够得上定反革命罪了，就不是拘留十五天这么简单了，”老公安语重心长地说道。
听了老公安的一番话，船古佬浑身都冒冷汗，同时也若有所悟，但是能真正悟透这个中道理却是在这几年，在这件事上船古佬的确不该骂警察也不该骂那服务员，也不再怨恨那些警察和服务员，因为这件事的起因不是船古佬与警察和服务员之间的矛盾，是人的生存权力与专制的社会制度的冲突。
船古佬讲完这个故事后必须得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船古佬被处以行政拘留十五天，是船古佬罪有所得，因为刑事毁坏罪是基立于保护公众利益之上的，这个罪名以前存在，以后永远都会存在，就像有人曾经问船古佬，企业家的原罪应不应该追究，船古佬说要看是什么罪，如果是投机倒把罪反革命罪，当然就不能追究了，如果是贪污贿赂罪是侵占他人和公众利益罪，过了一万年都是应该追究的，因为我们不能给那些损人利已的人一个先例，也就是说不管谁从事的事业是多么伟大，都不能成为伤害人权的理由。
有许多朋友抱怨现在的生活环境不公正不平等，船古佬认为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现实状态，就是因为有这些不公不平，船古佬才会写这些名利无收的文字，等到船古佬这些抱不平的文字值钱时，早就让余秋雨之类的大文人抢先写了，也就不需要也轮不到船古佬来写了，船古佬要告诉朋友们的是这些不公不平不是改革带来的，实是改革不够彻底遗留下来的。
对于不公不平我们可以抱怨，可以批评可以要求，可以自已努力来建设一个公平公正的生活环境，但千万不要放弃，不要说我要回去，这就象刚从地狱走出来的囚犯一样，突见灿烂的阳光会感觉晕眩，再遇风雨会染上伤寒，这个囚犯会因为不适应而心生弃意，船古佬要大声疾呼：“朋友！请不要回去！如果你暂时不能适应光明，可以先选择到树荫下歇息，如果你怕风怕雨可以选择多穿点衣裳撑一把雨伞，如果你返回地狱，你就没了选择，因为地狱里只有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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