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嫂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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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记得2005年元月31日我从学校回到了家，可是我忘了这是回到家后的第几天。
早晨起的很早，这是我最近养成的一个习惯。6：50，我已经把一家人早餐吃的稀饭给煮好了，看看没人起床，便保温在电饭煲里。然后，像往常一样，一路小跑到二三里外的广场去观看老人们打太极拳。广场很大，也很漂亮，有假山，有喷泉，青青的草坪上恰当的栽上了一些鲜花，看上去越发的舒服。绕着广场，边跑边呼吸着这个小城清晨里的清新气息，是每个假期里十分惬意的事。每一个假期，这里是我感觉最清爽乃至可以忘我的地方。
同样是习惯性的11点钟左右回到家里，这一次，母亲却有些不高兴了。
“玩到这么晚才回来，家里就没有一点事啊！”
听见我跑着上楼的脚步声，母亲在5楼便喊了起来。5楼是厨房，发觉母亲有些生气，我便直接跑上了5楼。
“中民和菊芝来了！你去市场上买些菜回来中午吃。等你回来等了这么久！买一块钱鲜豆腐，一条半斤来重的鲫鱼、半斤青豆”
“中民、菊芝是谁呀？”我打断了母亲的话。
“你大伯的儿子儿媳，你不记得了，就是闹过离婚的那个！”
母亲的提醒让我回想起一位忠实憨厚的年轻农民来，有些耳背，妻子很小巧，但能干，里里外外的家务杂活几乎无所不能无所不做。但是两人常吵架，有时候还大打出手。
当然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离开老家已经10个年头，10年的时间足够改变太多太多的东西。
“他们在阳台上，你还是先去买菜吧，都中午了！”母亲催促道。
二
一双大大的眼睛一个劲地往外面凸，就像一个球漂浮在深坑的水面，让人不禁怀疑起这是不是肉体相连的器官。一头半长的头发干枯的向上蓬了起来，我很容易地想到了“毛不附体”这个词。消瘦的脸苍白的可怕，竟一下子使我想起了十五年前父亲临故时的那种神色。
“这是菊芝！”母亲说。
“噢，嫂子，你好！”
这就是那个曾经十分干练的女人吗？！我不敢往下想什么了，上前很不自然的打了声招呼。
菊芝整个人靠在藤椅上，向前挪了挪身子，想站起来，却没力气，于是欠了欠身说：“恩，好！你是剑吧！”说话的时候，干枯的双手在椅子边上不停的摸索着，因毫无目的而局促不安。嘴唇继续翕动了几下，发出喃喃的声音，却分辨不清，隐隐约约听明白其中的一句——“哎，都长这么大了！”
我没有敢再看下去，转身和站在一边的表哥中民聊了几句，然后赶紧回到厨房去。母亲正在炒菜。
“妈，菊芝她病得很重啊？”
“是啊，昨天晚上在家疼痛的厉害，今儿早上到了镇上的医院，那儿不接收，说这病比较麻烦，什么针也没有打、药也没有开，就让送到这里的县医院来了。”
“那到医院检查了？”
“还没去呢！中民说你哥在医院里有认识的熟人，他想让你哥带他们去，刚才又一直没能联系上。对了，你现在再联系一下看看，看能打通你哥的电话不。不行的话，吃了中饭后就先去医院！”
“哎，你也看见了，病成了这个样子才来检查，前几年回老家，听她说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就跟她讲，有病一定要抓紧点看医生，就是不听人讲”母亲边炒菜边絮絮叨叨道。
拨了好几次哥哥的电话，总是一位小姐用永恒不变的语调在说：“您拨打的用户联系不上或不在服务区，请稍后再拨！”
无奈，给哥哥发了一条短信息，把事情告诉了他，让他收到后回话。
“那就吃了饭后，我们先到医院去吧！”母亲和中民说“要是昨天晚上先打个电话下来就好了！”
中民一脸的木讷：“恩！恩！没想到今天要来县医院！”
我看母亲已经把饭菜都做好了，便招呼中民和菊芝吃饭。母亲担心菊芝吃不下饭，特意给她做了一碗肉饼汤，菊芝吃了一小半便没有再吃，怕浪费，比划着要倒给中民，被我制止了。
“放在这里吧，没事的，我和中民先喝点酒。”
一个病人吃剩下的东西就这么随便的给别人吃，10年了，老家人的卫生意识依旧这样的差！单就这一点，我不再那么奇怪他们为什么等病得这么严重了才想到了医院，我也不再那么奇怪他们眼中对于生命的理解，可能就是归结于“生存”这两字而已。
“药酒对身体有好处，就喝点药酒吧！”母亲建议道。
我拿出两个酒杯来，给中民倒了一满杯，他没有推辞。然后给自己倒了半杯。我记得中民酒量很好，记忆中他好象能喝上个八两一斤的。
“你怎么喝怎么多呀！”菊芝抬起憔悴的右手指了指中民面前的酒杯，有气无力地吐出一句话来。完了还盯着他看。
“没什么，多是说不上多的，以前年轻的时候这点酒哪放在眼里！”中民瞥了一眼菊芝，然后探下头去汲了一口“吱！哎呀，这酒好！”
酒是倒的太多了，我想。
爱酒的人见到了酒，就像猫闻到了鱼腥味，容易兴奋。小时侯在老家的时候，那时，村里男人嗜酒的就特别的多，都是端起酒杯来就能喊“干！”的那种，而且从来不压抑喝酒的念头，往往喝到最后都大醉，每每如此，每每误事。女人们则不干了“你们男人倒好，喝醉了可以不去干活，让我们做女人的累死累活！”“***，老子喝点酒就不行了？！你管个屁！”男人仗着酒兴胆子就特别大，即便是那些“妻管严”们也似乎无所顾忌了。夫妻间吵架打架的事情也就司空见惯。
中民依然嗜酒。只几口下去，一杯近75克的白酒便喝了个精光。再给他倒的时候，不小心漏了一些在桌面上，他赶紧趴上去用嘴给汲了，一个劲的说：“不能浪费了！不能浪费了！”
母亲示意我少倒点给他。
“中民，就再喝这半杯吧，今天有事，我们就少喝点，下次有机会再补上。”算来我该叫他表哥的，感觉有些别扭，便一直直呼其名了。
中民点头：“恩！恩！”
哥哥的电话依旧不通。
母亲决定让我留在家里洗碗、搞卫生，由她陪同中民和菊芝去县医院。
母亲说：“县医院我去过几次，比较熟悉，你什么都不懂，就呆在家里吧！如果下午我回来的晚了，你就先把饭放在电饭煲里蒸好，菜就等我回来再炒。”
每次出门，母亲总要好好交代一翻，我习以为常。
三
下午四点多的时候，母亲回到了家里。回来她就发感叹。
“哎！都这么大的人了，也还是什么都不懂，不懂又不知道去问。”
我以为母亲在责备我，一时间又想不起来是哪里做的不对，便小心翼翼的问：“怎么了？”
“就说中民吧，一个大男人挂个号都不知道怎么挂。整个下午就我带着他们从这里到那里地转来转去，我自己身体又不好！”不知道是生气还是走路走累的，母亲说话的时候有些气喘喘的。
“那检查的怎么样呢？”我问母亲。
“我也不懂，医生说是什么甲状腺病，又什么心脏病什么的！”
“住院了？”
“医生是说要马上住院，一天就好几百块钱哪，中民哪住的起啊，他们自己说不住院，要回去，说都大过年了，住了院过年都没钱了，医生给开了点药，回去了。”母亲感慨道“农村人的病都是拖出来的啊，都是自己给害了的啊，要是一开始就听我说的早去看医生，至于到这个地步吗！”
“不住院行吗？”想起菊芝的病态的样子，我不免担心。
“医生说了，让他们回去后要好好注意，要是再有什么变化就马上来。”
我一怔，马上意识到病情的危险性。母亲似乎还更多的责怪菊芝不该这么严重了才来看病，一个人又唠叨不已。
我想，当一个医生对自己下的药都不再自信时，无非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医术不行，一是病人病情太重。县医院作为全县最大的一家医院，不大可能出现第一种情况，那么只有后者。
一阵寒风打后间穿堂而来，不觉打了个冷战。
“今天风怎么这么大！”母亲起身走进后间关窗户去。
“可能要下雪了吧！”我自言自语道。
四
这天，哥哥回来的早了许多。
我看了一下时间，17：05。母亲在厨房里洗菜，准备做晚饭。
“菊芝怎么样了？去检查了没有？”刚上楼，哥哥便问母亲。
“哎！都是自己给害的”母亲有个习惯，讲述一个人、一件事情，再小也得从头说起，有关无关的细节统统不漏过，这一点很像我小时侯外公给我讲故事的样子。“哎！都是自己给害的”说了这句开场白之后，母亲便一五一十地讲述起来，边说边叹息。
哥哥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临床医学，只是大学毕业之后从了政。懂不少医学知识的他，很快就从母亲的话中了解到了菊芝病情的轻重性。随后又给谁打了一通电话。
“没用了，治不了了！”顿了顿，哥哥又说“死定了！”
“当！”母亲手里的菜盆掉在了地上“什么？你是说没救了？怎么回事？”母亲的手在打抖，捡起来拿在手中的盆子晃了又晃。我记得母亲这样紧张的情景，曾经在父亲病重的时候有过。心中一阵揪动，虽然我预感到菊芝病情的危险，预想到悲伤必定来临，可是心里不免难过。菊芝是大伯的儿媳，我的表嫂，是我的众多亲人中的一个，我眼看着她即将从这个世界消逝，这对于任何一个善良的人来说都是十分不忍的事。可是，我无能为力，学过医学的哥哥无能为力，甚至医院里的大夫们也无能为力，我们都无能为力！人心的善良有时是如此苍白无力！
五
晚餐后，母亲没有像往常一样沏杯淡茶和我们一起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发觉母亲的异样，于是端了杯茶到母亲的卧室里和她聊天。
“哎！都是自己给害的”一开口，母亲又是这句话。
“记得我们在老家的那个时候，她不是挺能干的吗？”我说。我的话一下子打开了母亲有关菊芝的记忆的闸门。
“菊芝和中民结婚的时候你还小，才几岁呀？我也不记得了。别看她人个子小，可是做事很强，家里家外做的事不少，做饭、洗衣服、喂猪、养鸡呀鸭呀鹅呀什么的都是她弄。田地上的事，像割稻子、挖地、种菜什么的，哪样没有做过！哪样比男人弱！有一年收割早稻的时候，200多斤重一担稻子，从田里挑回家，硬是一路上就没有歇一下，一口气挑着走了6里路。
你就说砍柴吧，大热天的时候刚吃了中饭便一个人跑到林场的后山去，不一会儿便背回来一大捆柴禾。那么炎热的天，人家连出门都不想出呢，她！哎，只知道傻干。和你伯母她们的关系又处的不好，直来直去的。自己累死累活，到头来没有人说她好，没有人说感激，都说应该她做的。你大伯一家六个兄弟姐妹，有哪个有她肯做事！兄弟中的老大中勇只好一口酒，老幺中茂在运输公司做了个临时工便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姐妹一个比一个滑头
她这人也难怪别人说她，和别人处的不好吧，这个可以理解，可是和自己丈夫也是这样，三天两头的打骂吵架。邻里亲戚相劝的多次了也便懒的去理会。何必呢！夫妻搞成这个样子，不是招人笑话吗！结果怎样？三个孩子读书都交不起学费，还得借，年年粮食不够吃，也还得借，一年下来就是几千块钱的债。后来几年，中民出来打工了，可是挣的一点钱又被她拿去给了娘家人，给弟弟取媳妇，给弟弟做新房子，自己的生活都不顾。她娘家又不是那么穷的人家。结果呢，自己越搞越穷。
中民也是，一个聋子，也只知道死做事，只知道喝酒，喝多了就吵架，不敢和别人吵，只跟自己妻子吵。当初我们在老家的时候，我会说中民，会说菊芝，他们也会听我几句，这些年我们不在老家了，你大伯去世了，你伯母去世了，哪还会有谁去说他们呢！我都不敢想象这些年他们是怎样过来的哎，都是自己给害的呀！”
母亲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像是在发泄着心中的无比气愤。抿了一口茶，然后斜靠在床沿，怔怔发呆。
“那他们当初怎么就结婚了呢？”
母亲摇了摇头：“都是父母给包办的，你大伯那时候是市运输公司的总经理，那个时候能攀上当官人家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只是你大伯太古板，几个孩子的工作，没有一个能解决好，别说中民有些耳背，就连最聪明的中茂，也只给弄了个临时工做，其他的几个，现在还不是个个都在家种田务农，哎！人哪！”
六
我清楚的记得这一天是大年三十，也就是2005年的2月8日，所以我肯定前面说到的中民和菊芝来我家的时候，那是2005年的2月7日。
8日的早上，我仍然像往常一样早起，一样做好一家人的早餐，然后跑到广场去玩，玩一会后就到“芝麻开门”那个书店去看书，那里环境好，有音乐听。
10点回到家的时候，母亲正在和中民在说话。
“中民不是昨天就回去了吗？”我疑惑“难道菊芝的病情有变化？”忽然感觉到有点不祥。
中民看我回来，没有吱声，继续和母亲说话。母亲看了看我，一脸疑重：“菊芝的病恶化了，今天来住院。”
“婶婶你说怎么办？医生说已经是晚期了，没治了。婶婶你说我该怎么办？！”中民站在那里，用一种恳求的眼神看着母亲，像是在祈求解救的灵丹妙药，更像是深受打击之后神经质的喃喃自语“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还有三个孩子要读书，还有几万块钱的债要还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说着说着，就抽泣起来，继而号啕大哭：“都怪我，我不该老和她吵架，不该打她，她的病肯定是我打出来的。都怪我！都是我给害的！我该死！我怎么就这么命苦啊！”
腿一弯，就倚在墙上继续哭。
母亲最是多愁善感的了，也在一边不停地抹着眼睛。
哥哥正准备出去办事，见次情景好生安慰了中民几句：“这个病的确是治不好了，我问过一些同学。昨天我就和我妈讲过，怕你一下子接受不了，就没告诉你。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好好准备一下后事，呆会儿我会到医院去下。”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几张一百块钱的人民币来塞给中民，中民推辞了几下，收下了。
“那你现在就去医院吧！”母亲对中民说。
中民停住抽泣，强抑制住自己没有再哭：“恩！我现在就去！”转身往楼下走去。
我默默的在一旁站着。
第一次这么仔细地看清楚了中民的相貌，一顶泛白的雷锋帽一股脑儿套在头上，似乎还无法抵御住这个季节逼人的寒气，说话的时候还不时用手把两边的帽沿往下扯了又扯。古铜色的脸颊尚透着健壮的气息，终究无法遮掩住内心的忧伤，至而显得憔悴和消瘦。这样冷雨飘洒的冬天里，一套单薄的中山装里面只穿着一件旧毛衣，光着脚穿了双旧军用解放鞋，站在那里直哆嗦。
我呆在一边，默默地看着他一步一步往楼下走去，看着他扶着扶手一步一步往楼下走去，我忽然发觉，他微弓着的背影多么像一个苍老的老人。
“中民，你等一下！”母亲忽然记起什么来，跑到工具间里翻出一套棉衣、一件厚厚的毛衣、一条毛裤“你把这些穿上，这么冷的天。”
“不冷不冷！”中民动了动嘴唇，轻轻的说。
“怎么不冷！穿上！”母亲很严厉。
我把中民领进我的卧室，他把母亲给的衣服一件一件慢慢的穿好，我把刚从超市买回的一双袜子也给了他穿上。
走到门口的时候，中民回头望了望母亲。张了张口，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眼里像是裹着泪水。
中民走了好一会了。母亲还久久的倚靠在门框上：“那些兄弟姐妹又不是没钱，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关照下他呢？！哎！”
屋外，风越来越大，一会儿便下起了雪。
七
姐姐带着女儿子欣来到家里的时候，我和母亲正在吃中饭。
一个学期没有见，子欣又长高了不少，也越发的活泼可爱了。见了我，便一个劲的喊：“舅舅舅舅，带我去玩！”
她们还没有吃饭，母亲再炒了一盆红烧豆腐、一盆鸡蛋炒辣椒。
边吃饭的时候，母亲把菊芝的事前前后后向姐姐讲述了一遍，末了，又叹道：“都是自己给害的，哎！”
在老家的时候，姐姐和菊芝玩的挺好，对于她的病危，同样表现出善良的同情和可怜“多么老实的一个人啊！”
“这样吧，剑，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看菊芝吧！”饭后，姐姐对我说道。
“去看看也好，见个最后一面吧，怪可怜的！”母亲在一旁附和道。
“好吧！”说着，我套了件外套，下楼骑摩托车载着姐姐一起来到县人民医院。子欣闹着要跟着去，被姐姐呵斥了几声后还是乖乖的玩玩具车去了。
医院里来来往往的人特别多，这让我无法把2月8日这个日子同大年三十很好地联系在一起。
在住院部三楼走廊尽头的一间病房里，我们找到了中民他们。门口有个六十来岁的妇女在小声的抽泣，估计是菊芝的什么亲人，后来知道她是菊芝的母亲。
菊芝躺在病床上，眼睛已经浑浊无神，深深陷在眼眶里，脸色苍白，还透着一丝乌气，蓬松的头发散落在枕头上，整个人看上去，阴森可怕。
边上跪着个中年男子紧紧的抓着她的手，把耳朵贴近她的脸，在听她说话。姐姐告诉我，中年男子是菊芝的弟弟。房间里还有五个人，分别是菊芝的大儿子14岁的工涛、菊芝的父亲、中民、中民的大姐金花和大姐夫吴良。
我和姐姐走近病床。
“知道我是谁吗？”姐姐问。
菊芝的视线努力地转到姐姐的身上，望了好久，点了点头。脸上闪过一丝高兴的表情，又瞬间消失了，张了张嘴，没有听见说了什么。
金花探过身来问：“你想说什么呢？”
“我恨中”一阵咳嗽，良久吐出一个字来“民！”四个字像是用尽了一生的力气。说完后便如释重负闭上了眼睛，一会儿又喘起气来。
工涛站在床边断断续续哭着，中民半跪在床边，望着菊芝，和着脸上的肌肉嘴唇一阵一阵的抽动。金花用手擦了擦滚到嘴角上的一滴泪水，难过的眼神看了看中民，又看了看菊芝。
半响没有人说话，只隐隐约约的抽泣声。
“你怎么恨中民了呢？”等菊芝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吴良凑了上去。
“我恨中民！”这一次，菊芝的声音更轻，眼神充满哀怨。
“你怎么恨他？”吴良又问。
菊芝点头，点了又点。仿佛要使尽全身解数证明些什么，可惜已经没有更多的力气和时间了。
“其他那些亲人都没有人来吗？”姐姐问金花。
“没有。就我这个做老大姐的来了。兄弟姐妹中那几个不是说忙就是说有事！”金花摇了摇头。
“现在怎么打算呢？”我问吴良。
“车已经请好了，不能拖在这里，万一要是死在这里，是要拉去火化的，按老家的习俗，人是不能火化的。在家里死了就马上土葬，没人追究，也省不少钱。下午四点就走，能不能挺过这个年关就听天由命了！”吴良说。
姐姐的眼睛也慢慢的湿润了。我想，在这里多呆一会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只是徒增忧伤而已。于是拉了拉她的衣角，示意回去。
回到家，子欣还在客厅里玩玩具车，见姐姐眼睛红红的，忙问：“妈妈你哭了吗？”“你玩你的车！”姐姐转过身去。
八
菊芝死了。
傍晚六点多钟，我正和母亲在厨房里料理年夜饭的时候，中勇打来电话。电话是我下楼去接的，我决定暂时不告诉母亲。母亲自己原本虚弱的身体已经不允许承受更多的打击了。
“谁打来的呀？”母亲问。
“我的一个同学。”我没有看母亲。
“有事呀？”
“没，他说跟我拜个年！”
“哦！”
菊芝死了。
我想起她几次重复那句话—“我恨中民！”我疑惑，她怎么会恨起自己的丈夫来呢，特别是在这生命即将消逝的时候。她的心中只有哀怨和悔恨吗？当一个生命带着怨恨离开人间，这该是多么的可怜，又多么的让活在周围的人深思，又该给善良的人们带来多少惆怅、不安和忧伤！
中勇说，大年三十死去的人要等到正月初三才能做善后之事，为了不影响别人过年的节日气氛，噩耗还不能在村子里传开。
死了还不能入土为安，还要在人世间冬天里那冰凉的木板上孤独的躺上三天，由任灵魂游走在躯体之外那冷雨飘摇的漫漫长夜，无法找到容身之所。
生当何苦，死亦何悲！
这个冬天，一向暖冬的南方奇怪的持续着阴雨连天的日子，冷雨不断，有时还夹杂着沙沙作响的雪花击打着冰凉的玻璃窗。这年大年除夕夜，大片大片的雪花覆盖着街道上空那呛人的烟花鞭炮爆炸后的烟火味，似乎欲覆盖这个节日的喜悦。
年夜饭后，我站在窗前，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望远处闪闪的烟火，一下子闪耀了夜空，顷而又一片漆黑。
一
我记得2005年元月31日我从学校回到了家，可是我忘了这是回到家后的第几天。
早晨起的很早，这是我最近养成的一个习惯。6：50，我已经把一家人早餐吃的稀饭给煮好了，看看没人起床，便保温在电饭煲里。然后，像往常一样，一路小跑到二三里外的广场去观看老人们打太极拳。广场很大，也很漂亮，有假山，有喷泉，青青的草坪上恰当的栽上了一些鲜花，看上去越发的舒服。绕着广场，边跑边呼吸着这个小城清晨里的清新气息，是每个假期里十分惬意的事。每一个假期，这里是我感觉最清爽乃至可以忘我的地方。
同样是习惯性的11点钟左右回到家里，这一次，母亲却有些不高兴了。
“玩到这么晚才回来，家里就没有一点事啊！”
听见我跑着上楼的脚步声，母亲在5楼便喊了起来。5楼是厨房，发觉母亲有些生气，我便直接跑上了5楼。
“中民和菊芝来了！你去市场上买些菜回来中午吃。等你回来等了这么久！买一块钱鲜豆腐，一条半斤来重的鲫鱼、半斤青豆”
“中民、菊芝是谁呀？”我打断了母亲的话。
“你大伯的儿子儿媳，你不记得了，就是闹过离婚的那个！”
母亲的提醒让我回想起一位忠实憨厚的年轻农民来，有些耳背，妻子很小巧，但能干，里里外外的家务杂活几乎无所不能无所不做。但是两人常吵架，有时候还大打出手。
当然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离开老家已经10个年头，10年的时间足够改变太多太多的东西。
“他们在阳台上，你还是先去买菜吧，都中午了！”母亲催促道。
二
一双大大的眼睛一个劲地往外面凸，就像一个球漂浮在深坑的水面，让人不禁怀疑起这是不是肉体相连的器官。一头半长的头发干枯的向上蓬了起来，我很容易地想到了“毛不附体”这个词。消瘦的脸苍白的可怕，竟一下子使我想起了十五年前父亲临故时的那种神色。
“这是菊芝！”母亲说。
“噢，嫂子，你好！”
这就是那个曾经十分干练的女人吗？！我不敢往下想什么了，上前很不自然的打了声招呼。
菊芝整个人靠在藤椅上，向前挪了挪身子，想站起来，却没力气，于是欠了欠身说：“恩，好！你是剑吧！”说话的时候，干枯的双手在椅子边上不停的摸索着，因毫无目的而局促不安。嘴唇继续翕动了几下，发出喃喃的声音，却分辨不清，隐隐约约听明白其中的一句——“哎，都长这么大了！”
我没有敢再看下去，转身和站在一边的表哥中民聊了几句，然后赶紧回到厨房去。母亲正在炒菜。
“妈，菊芝她病得很重啊？”
“是啊，昨天晚上在家疼痛的厉害，今儿早上到了镇上的医院，那儿不接收，说这病比较麻烦，什么针也没有打、药也没有开，就让送到这里的县医院来了。”
“那到医院检查了？”
“还没去呢！中民说你哥在医院里有认识的熟人，他想让你哥带他们去，刚才又一直没能联系上。对了，你现在再联系一下看看，看能打通你哥的电话不。不行的话，吃了中饭后就先去医院！”
“哎，你也看见了，病成了这个样子才来检查，前几年回老家，听她说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就跟她讲，有病一定要抓紧点看医生，就是不听人讲”母亲边炒菜边絮絮叨叨道。
拨了好几次哥哥的电话，总是一位小姐用永恒不变的语调在说：“您拨打的用户联系不上或不在服务区，请稍后再拨！”
无奈，给哥哥发了一条短信息，把事情告诉了他，让他收到后回话。
“那就吃了饭后，我们先到医院去吧！”母亲和中民说“要是昨天晚上先打个电话下来就好了！”
中民一脸的木讷：“恩！恩！没想到今天要来县医院！”
我看母亲已经把饭菜都做好了，便招呼中民和菊芝吃饭。母亲担心菊芝吃不下饭，特意给她做了一碗肉饼汤，菊芝吃了一小半便没有再吃，怕浪费，比划着要倒给中民，被我制止了。
“放在这里吧，没事的，我和中民先喝点酒。”
一个病人吃剩下的东西就这么随便的给别人吃，10年了，老家人的卫生意识依旧这样的差！单就这一点，我不再那么奇怪他们为什么等病得这么严重了才想到了医院，我也不再那么奇怪他们眼中对于生命的理解，可能就是归结于“生存”这两字而已。
“药酒对身体有好处，就喝点药酒吧！”母亲建议道。
我拿出两个酒杯来，给中民倒了一满杯，他没有推辞。然后给自己倒了半杯。我记得中民酒量很好，记忆中他好象能喝上个八两一斤的。
“你怎么喝怎么多呀！”菊芝抬起憔悴的右手指了指中民面前的酒杯，有气无力地吐出一句话来。完了还盯着他看。
“没什么，多是说不上多的，以前年轻的时候这点酒哪放在眼里！”中民瞥了一眼菊芝，然后探下头去汲了一口“吱！哎呀，这酒好！”
酒是倒的太多了，我想。
爱酒的人见到了酒，就像猫闻到了鱼腥味，容易兴奋。小时侯在老家的时候，那时，村里男人嗜酒的就特别的多，都是端起酒杯来就能喊“干！”的那种，而且从来不压抑喝酒的念头，往往喝到最后都大醉，每每如此，每每误事。女人们则不干了“你们男人倒好，喝醉了可以不去干活，让我们做女人的累死累活！”“***，老子喝点酒就不行了？！你管个屁！”男人仗着酒兴胆子就特别大，即便是那些“妻管严”们也似乎无所顾忌了。夫妻间吵架打架的事情也就司空见惯。
中民依然嗜酒。只几口下去，一杯近75克的白酒便喝了个精光。再给他倒的时候，不小心漏了一些在桌面上，他赶紧趴上去用嘴给汲了，一个劲的说：“不能浪费了！不能浪费了！”
母亲示意我少倒点给他。
“中民，就再喝这半杯吧，今天有事，我们就少喝点，下次有机会再补上。”算来我该叫他表哥的，感觉有些别扭，便一直直呼其名了。
中民点头：“恩！恩！”
哥哥的电话依旧不通。
母亲决定让我留在家里洗碗、搞卫生，由她陪同中民和菊芝去县医院。
母亲说：“县医院我去过几次，比较熟悉，你什么都不懂，就呆在家里吧！如果下午我回来的晚了，你就先把饭放在电饭煲里蒸好，菜就等我回来再炒。”
每次出门，母亲总要好好交代一翻，我习以为常。
三
下午四点多的时候，母亲回到了家里。回来她就发感叹。
“哎！都这么大的人了，也还是什么都不懂，不懂又不知道去问。”
我以为母亲在责备我，一时间又想不起来是哪里做的不对，便小心翼翼的问：“怎么了？”
“就说中民吧，一个大男人挂个号都不知道怎么挂。整个下午就我带着他们从这里到那里地转来转去，我自己身体又不好！”不知道是生气还是走路走累的，母亲说话的时候有些气喘喘的。
“那检查的怎么样呢？”我问母亲。
“我也不懂，医生说是什么甲状腺病，又什么心脏病什么的！”
“住院了？”
“医生是说要马上住院，一天就好几百块钱哪，中民哪住的起啊，他们自己说不住院，要回去，说都大过年了，住了院过年都没钱了，医生给开了点药，回去了。”母亲感慨道“农村人的病都是拖出来的啊，都是自己给害了的啊，要是一开始就听我说的早去看医生，至于到这个地步吗！”
“不住院行吗？”想起菊芝的病态的样子，我不免担心。
“医生说了，让他们回去后要好好注意，要是再有什么变化就马上来。”
我一怔，马上意识到病情的危险性。母亲似乎还更多的责怪菊芝不该这么严重了才来看病，一个人又唠叨不已。
我想，当一个医生对自己下的药都不再自信时，无非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医术不行，一是病人病情太重。县医院作为全县最大的一家医院，不大可能出现第一种情况，那么只有后者。
一阵寒风打后间穿堂而来，不觉打了个冷战。
“今天风怎么这么大！”母亲起身走进后间关窗户去。
“可能要下雪了吧！”我自言自语道。
四
这天，哥哥回来的早了许多。
我看了一下时间，17：05。母亲在厨房里洗菜，准备做晚饭。
“菊芝怎么样了？去检查了没有？”刚上楼，哥哥便问母亲。
“哎！都是自己给害的”母亲有个习惯，讲述一个人、一件事情，再小也得从头说起，有关无关的细节统统不漏过，这一点很像我小时侯外公给我讲故事的样子。“哎！都是自己给害的”说了这句开场白之后，母亲便一五一十地讲述起来，边说边叹息。
哥哥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临床医学，只是大学毕业之后从了政。懂不少医学知识的他，很快就从母亲的话中了解到了菊芝病情的轻重性。随后又给谁打了一通电话。
“没用了，治不了了！”顿了顿，哥哥又说“死定了！”
“当！”母亲手里的菜盆掉在了地上“什么？你是说没救了？怎么回事？”母亲的手在打抖，捡起来拿在手中的盆子晃了又晃。我记得母亲这样紧张的情景，曾经在父亲病重的时候有过。心中一阵揪动，虽然我预感到菊芝病情的危险，预想到悲伤必定来临，可是心里不免难过。菊芝是大伯的儿媳，我的表嫂，是我的众多亲人中的一个，我眼看着她即将从这个世界消逝，这对于任何一个善良的人来说都是十分不忍的事。可是，我无能为力，学过医学的哥哥无能为力，甚至医院里的大夫们也无能为力，我们都无能为力！人心的善良有时是如此苍白无力！
五
晚餐后，母亲没有像往常一样沏杯淡茶和我们一起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发觉母亲的异样，于是端了杯茶到母亲的卧室里和她聊天。
“哎！都是自己给害的”一开口，母亲又是这句话。
“记得我们在老家的那个时候，她不是挺能干的吗？”我说。我的话一下子打开了母亲有关菊芝的记忆的闸门。
“菊芝和中民结婚的时候你还小，才几岁呀？我也不记得了。别看她人个子小，可是做事很强，家里家外做的事不少，做饭、洗衣服、喂猪、养鸡呀鸭呀鹅呀什么的都是她弄。田地上的事，像割稻子、挖地、种菜什么的，哪样没有做过！哪样比男人弱！有一年收割早稻的时候，200多斤重一担稻子，从田里挑回家，硬是一路上就没有歇一下，一口气挑着走了6里路。
你就说砍柴吧，大热天的时候刚吃了中饭便一个人跑到林场的后山去，不一会儿便背回来一大捆柴禾。那么炎热的天，人家连出门都不想出呢，她！哎，只知道傻干。和你伯母她们的关系又处的不好，直来直去的。自己累死累活，到头来没有人说她好，没有人说感激，都说应该她做的。你大伯一家六个兄弟姐妹，有哪个有她肯做事！兄弟中的老大中勇只好一口酒，老幺中茂在运输公司做了个临时工便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姐妹一个比一个滑头
她这人也难怪别人说她，和别人处的不好吧，这个可以理解，可是和自己丈夫也是这样，三天两头的打骂吵架。邻里亲戚相劝的多次了也便懒的去理会。何必呢！夫妻搞成这个样子，不是招人笑话吗！结果怎样？三个孩子读书都交不起学费，还得借，年年粮食不够吃，也还得借，一年下来就是几千块钱的债。后来几年，中民出来打工了，可是挣的一点钱又被她拿去给了娘家人，给弟弟取媳妇，给弟弟做新房子，自己的生活都不顾。她娘家又不是那么穷的人家。结果呢，自己越搞越穷。
中民也是，一个聋子，也只知道死做事，只知道喝酒，喝多了就吵架，不敢和别人吵，只跟自己妻子吵。当初我们在老家的时候，我会说中民，会说菊芝，他们也会听我几句，这些年我们不在老家了，你大伯去世了，你伯母去世了，哪还会有谁去说他们呢！我都不敢想象这些年他们是怎样过来的哎，都是自己给害的呀！”
母亲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像是在发泄着心中的无比气愤。抿了一口茶，然后斜靠在床沿，怔怔发呆。
“那他们当初怎么就结婚了呢？”
母亲摇了摇头：“都是父母给包办的，你大伯那时候是市运输公司的总经理，那个时候能攀上当官人家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只是你大伯太古板，几个孩子的工作，没有一个能解决好，别说中民有些耳背，就连最聪明的中茂，也只给弄了个临时工做，其他的几个，现在还不是个个都在家种田务农，哎！人哪！”
六
我清楚的记得这一天是大年三十，也就是2005年的2月8日，所以我肯定前面说到的中民和菊芝来我家的时候，那是2005年的2月7日。
8日的早上，我仍然像往常一样早起，一样做好一家人的早餐，然后跑到广场去玩，玩一会后就到“芝麻开门”那个书店去看书，那里环境好，有音乐听。
10点回到家的时候，母亲正在和中民在说话。
“中民不是昨天就回去了吗？”我疑惑“难道菊芝的病情有变化？”忽然感觉到有点不祥。
中民看我回来，没有吱声，继续和母亲说话。母亲看了看我，一脸疑重：“菊芝的病恶化了，今天来住院。”
“婶婶你说怎么办？医生说已经是晚期了，没治了。婶婶你说我该怎么办？！”中民站在那里，用一种恳求的眼神看着母亲，像是在祈求解救的灵丹妙药，更像是深受打击之后神经质的喃喃自语“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还有三个孩子要读书，还有几万块钱的债要还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说着说着，就抽泣起来，继而号啕大哭：“都怪我，我不该老和她吵架，不该打她，她的病肯定是我打出来的。都怪我！都是我给害的！我该死！我怎么就这么命苦啊！”
腿一弯，就倚在墙上继续哭。
母亲最是多愁善感的了，也在一边不停地抹着眼睛。
哥哥正准备出去办事，见次情景好生安慰了中民几句：“这个病的确是治不好了，我问过一些同学。昨天我就和我妈讲过，怕你一下子接受不了，就没告诉你。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好好准备一下后事，呆会儿我会到医院去下。”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几张一百块钱的人民币来塞给中民，中民推辞了几下，收下了。
“那你现在就去医院吧！”母亲对中民说。
中民停住抽泣，强抑制住自己没有再哭：“恩！我现在就去！”转身往楼下走去。
我默默的在一旁站着。
第一次这么仔细地看清楚了中民的相貌，一顶泛白的雷锋帽一股脑儿套在头上，似乎还无法抵御住这个季节逼人的寒气，说话的时候还不时用手把两边的帽沿往下扯了又扯。古铜色的脸颊尚透着健壮的气息，终究无法遮掩住内心的忧伤，至而显得憔悴和消瘦。这样冷雨飘洒的冬天里，一套单薄的中山装里面只穿着一件旧毛衣，光着脚穿了双旧军用解放鞋，站在那里直哆嗦。
我呆在一边，默默地看着他一步一步往楼下走去，看着他扶着扶手一步一步往楼下走去，我忽然发觉，他微弓着的背影多么像一个苍老的老人。
“中民，你等一下！”母亲忽然记起什么来，跑到工具间里翻出一套棉衣、一件厚厚的毛衣、一条毛裤“你把这些穿上，这么冷的天。”
“不冷不冷！”中民动了动嘴唇，轻轻的说。
“怎么不冷！穿上！”母亲很严厉。
我把中民领进我的卧室，他把母亲给的衣服一件一件慢慢的穿好，我把刚从超市买回的一双袜子也给了他穿上。
走到门口的时候，中民回头望了望母亲。张了张口，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眼里像是裹着泪水。
中民走了好一会了。母亲还久久的倚靠在门框上：“那些兄弟姐妹又不是没钱，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关照下他呢？！哎！”
屋外，风越来越大，一会儿便下起了雪。
七
姐姐带着女儿子欣来到家里的时候，我和母亲正在吃中饭。
一个学期没有见，子欣又长高了不少，也越发的活泼可爱了。见了我，便一个劲的喊：“舅舅舅舅，带我去玩！”
她们还没有吃饭，母亲再炒了一盆红烧豆腐、一盆鸡蛋炒辣椒。
边吃饭的时候，母亲把菊芝的事前前后后向姐姐讲述了一遍，末了，又叹道：“都是自己给害的，哎！”
在老家的时候，姐姐和菊芝玩的挺好，对于她的病危，同样表现出善良的同情和可怜“多么老实的一个人啊！”
“这样吧，剑，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看菊芝吧！”饭后，姐姐对我说道。
“去看看也好，见个最后一面吧，怪可怜的！”母亲在一旁附和道。
“好吧！”说着，我套了件外套，下楼骑摩托车载着姐姐一起来到县人民医院。子欣闹着要跟着去，被姐姐呵斥了几声后还是乖乖的玩玩具车去了。
医院里来来往往的人特别多，这让我无法把2月8日这个日子同大年三十很好地联系在一起。
在住院部三楼走廊尽头的一间病房里，我们找到了中民他们。门口有个六十来岁的妇女在小声的抽泣，估计是菊芝的什么亲人，后来知道她是菊芝的母亲。
菊芝躺在病床上，眼睛已经浑浊无神，深深陷在眼眶里，脸色苍白，还透着一丝乌气，蓬松的头发散落在枕头上，整个人看上去，阴森可怕。
边上跪着个中年男子紧紧的抓着她的手，把耳朵贴近她的脸，在听她说话。姐姐告诉我，中年男子是菊芝的弟弟。房间里还有五个人，分别是菊芝的大儿子14岁的工涛、菊芝的父亲、中民、中民的大姐金花和大姐夫吴良。
我和姐姐走近病床。
“知道我是谁吗？”姐姐问。
菊芝的视线努力地转到姐姐的身上，望了好久，点了点头。脸上闪过一丝高兴的表情，又瞬间消失了，张了张嘴，没有听见说了什么。
金花探过身来问：“你想说什么呢？”
“我恨中”一阵咳嗽，良久吐出一个字来“民！”四个字像是用尽了一生的力气。说完后便如释重负闭上了眼睛，一会儿又喘起气来。
工涛站在床边断断续续哭着，中民半跪在床边，望着菊芝，和着脸上的肌肉嘴唇一阵一阵的抽动。金花用手擦了擦滚到嘴角上的一滴泪水，难过的眼神看了看中民，又看了看菊芝。
半响没有人说话，只隐隐约约的抽泣声。
“你怎么恨中民了呢？”等菊芝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吴良凑了上去。
“我恨中民！”这一次，菊芝的声音更轻，眼神充满哀怨。
“你怎么恨他？”吴良又问。
菊芝点头，点了又点。仿佛要使尽全身解数证明些什么，可惜已经没有更多的力气和时间了。
“其他那些亲人都没有人来吗？”姐姐问金花。
“没有。就我这个做老大姐的来了。兄弟姐妹中那几个不是说忙就是说有事！”金花摇了摇头。
“现在怎么打算呢？”我问吴良。
“车已经请好了，不能拖在这里，万一要是死在这里，是要拉去火化的，按老家的习俗，人是不能火化的。在家里死了就马上土葬，没人追究，也省不少钱。下午四点就走，能不能挺过这个年关就听天由命了！”吴良说。
姐姐的眼睛也慢慢的湿润了。我想，在这里多呆一会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只是徒增忧伤而已。于是拉了拉她的衣角，示意回去。
回到家，子欣还在客厅里玩玩具车，见姐姐眼睛红红的，忙问：“妈妈你哭了吗？”“你玩你的车！”姐姐转过身去。
八
菊芝死了。
傍晚六点多钟，我正和母亲在厨房里料理年夜饭的时候，中勇打来电话。电话是我下楼去接的，我决定暂时不告诉母亲。母亲自己原本虚弱的身体已经不允许承受更多的打击了。
“谁打来的呀？”母亲问。
“我的一个同学。”我没有看母亲。
“有事呀？”
“没，他说跟我拜个年！”
“哦！”
菊芝死了。
我想起她几次重复那句话—“我恨中民！”我疑惑，她怎么会恨起自己的丈夫来呢，特别是在这生命即将消逝的时候。她的心中只有哀怨和悔恨吗？当一个生命带着怨恨离开人间，这该是多么的可怜，又多么的让活在周围的人深思，又该给善良的人们带来多少惆怅、不安和忧伤！
中勇说，大年三十死去的人要等到正月初三才能做善后之事，为了不影响别人过年的节日气氛，噩耗还不能在村子里传开。
死了还不能入土为安，还要在人世间冬天里那冰凉的木板上孤独的躺上三天，由任灵魂游走在躯体之外那冷雨飘摇的漫漫长夜，无法找到容身之所。
生当何苦，死亦何悲！
这个冬天，一向暖冬的南方奇怪的持续着阴雨连天的日子，冷雨不断，有时还夹杂着沙沙作响的雪花击打着冰凉的玻璃窗。这年大年除夕夜，大片大片的雪花覆盖着街道上空那呛人的烟花鞭炮爆炸后的烟火味，似乎欲覆盖这个节日的喜悦。
年夜饭后，我站在窗前，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望远处闪闪的烟火，一下子闪耀了夜空，顷而又一片漆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