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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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家了，给家里打电话。
老妈接的电话，聊了一会儿，快挂电话时说：一会儿给你三堂哥打个电话，你大伯母病了，癌症晚期，住在县医院。
挂了电话，我有点懵了，一时半会反应不过来。
点了一根烟，慢慢的坐在出租房内的那张破沙发上，关于大伯母的一切回忆的按钮这才在脑海深处被再次按下激活。
第一个回忆的场景应该是在一个傍晚。
那时候还没上学，几岁而已，常年的吃住在大伯母家，晚上和她一起睡。记得那个傍晚，老妈来大伯母家找我要我回家，人刚出现在巷子口的时候，我就直接扑到在地上打滚，大哭不止，其用意就是不想回家，要和大伯母睡一起。这样的事情时常的发生，一直到我七岁那年要上学的时候，好像也是懂事了，这才回了家。
后来长大，和她一起聊天的时候，她总是开玩笑的说：你妈那时已经担心你再跟我一起生活下去，将来不认她了。
第二个回忆的场景是那瓦房下的冬天的早晨。
那时候的冬天很冷很冷，记得对间房子的椽子上挂着长而尖的冰柱。醒来总是光着屁股推开纸糊的窗户，然后喊一声：妈妈（在老家叫亲生母亲为单个字的妈，叫伯母的称呼就是读二声妈妈。）大伯母从厨房里出来就一路小跑在天井一侧的砖铺过道上，进了房间，把我的棉裤棉袄找了出来，夹在腋下，再一路小跑回了厨房。一小会儿，就听见她在喊着：振娃，来啦！来啦！喊声和小跑时的脚步声响在冬天早上被冰雪反射了无数次的白色阳光里。
进了房间，我站起在炕上，她把在厨房灶火下烤的暖暖和和的棉衣棉裤快速熟练的套在我身上，掏出炕席底下的袜子，套在我脚上，我就坐在炕沿上，她第二次拿着我的棉鞋去厨房的灶火下烘烤，完了之后，又小跑回来房间给我穿上棉鞋，我这才下了坑跟她一起走进厨房。
厨房里的早饭早已经做的差不多啦！全家老小上下有七八口人，堂哥堂姐们都是正年轻的时候，那时都在砖瓦窑干着苦力活，像大堂哥一顿饭两个多的杠子馍，外加两碗稀饭。一顿早饭下来光馍馍就要烤将近十几个，还要熬一锅稀饭，切一盆菜，保温瓶有七八个都要灌满水还不算洗脸刷牙用的开水。
那时候的大伯母身体真是好，每天早上都是五点多起床，一直忙着所有人起床，洗漱完毕，吃完饭，然后出去干活为止，中间还要照顾我起床。但是她烤的馍馍从来就没有烤焦过，咸菜从来没有切的粗细不一，像是赶时间草草了事。
厨房里总有大伯母为我早已准备好的早饭。我是小孩子，比大人们吃的好。我记的总有一小碗的洋芋淀粉，用开水冲了，放点糖，搅匀，喝起来丝丝滑滑的甜味。下来就是炒完菜时，炒锅里倒不干净的油和剩下的菜，把馍馍掰碎，再加点菜，炒成的馍花（陕西方言）。那时做一顿饭的油估计最少被我吃掉三分之一。
那样的味道成了一种回忆，无法复制再现的味道。
第三个回忆的场景是在路上。
那时小，又是整个老张家里最小的小孩子，不管红白喜事，也无论是哪家的，总要带着我去吃宴席。带我次数最多的就是大伯母。
记忆里去她娘家吃喜宴，我们娘俩都是一大清早就出发，步行前往。那是一条柏油路，记得要经过一个u字型的大破，好长好长。路两边都是深沟深壑大坎大梁。我们像是走在一条随风起伏的飘带上，上上下下，曲里拐弯的向前。
夏天的清晨，知了叫着，鸟儿唱着，蝴蝶舞着，微风吹着，大伯母拉着我的手边走边交代着：不能拿起筷子一个劲的夹菜，得嚼完嘴里的菜，咽下去，再拿筷子夹第二口。筷子放下的时候要轻轻的，整齐的放在碟子边上。老人没动筷子，小孩子不准动等等。然后把准备好的手帕用别针别在我胸前的衣襟上，塞进怀里。
下午回来的时候，夕阳的绯红铺着柏油大路，又是上上下下，曲里拐弯的往回走。遥远的西山顶上一轮红日慢慢坠落大山背后。一头老牛，一个农夫，一前一后，就像在演皮影戏。那人那牛，像是剪影，缓缓移动，最后消失在光影里。
小孩子脚力不行，走的累了，大伯母就背我一段。歇好了，就自己下来跑跑跳跳的继续走。吃的什么忘记了，但在路上的自由自在和无忧无虑的感觉以及所见所闻才是我最想要的。
我现在经常玩长途骑行有时徒步穿越，就是在一直追寻着那种在路上的感觉。
长大了，懂事了，要上学了，离开大伯母回到了自己的家。一个家在村最南头，一个家在村最北头，相距五百米左右的距离真的慢慢的有了隔膜。
毕业了，走上社会了，要打拼奋斗了。五百米的距离慢慢演变成了五公里，五十公里，五百，上千公里，越来越长，时间越来越少，回家的间隔用年来计算。两年回去一次，三年回去一次。回去一次十来天，跟她一起说说话的时间用可怜的钟头计算，连跟她一起生活的回忆的开头还没聊完，一个钟头就过去了，年轻人的时间有许多年轻人的事要干，就匆匆走了。
最后一个回忆的场景是在去年离开西安来厦门的时候，那天下午我去看她，她要我晚上过来和三堂哥还有她一起吃个火锅。那个晚上我在西安朋友的住处喝酒至大醉，忘了她的嘱咐，第二天就坐上火车去了厦门。路上发个短信告知堂哥，被骂，我认，心里想还有时间而且多的是。
又一个过年没回家。
今年六月份回家，假期全部在医院和家里照顾老婆和儿子用完。人到了西安火车站，想了一想，去和她聊聊，不远，六块钱的公交车钱。没去，带着行李挤公交车，怕麻烦，在车站网吧里熬了几个小时，心想，还有时间还有机会。
在我的印象里，大伯母的身体一直像我小时候看到的那样，一个人操持全家的吃穿，还有时间照顾我。像是永远可以那样下去，把日子过到尽头。
我一直在等待着自己有点成就的时候好好孝敬她，让她觉的我这个儿子出息了，老张家可以扬眉吐气了。可是走上社会的几年时间里，不断的碰壁，败北。失落和挫败感一直让我觉的没有脸或说没有拿得出的东西给她长脸。我尽量避开她，不想失落和失意的时候面对她。
我一直这样骗着自己。
再次点燃一根烟，想想大伯母这一辈子，还好。
三个堂哥的日子都过的不错，特别是三堂哥，有自己的生意，带着大伯母常住西安，只照顾两个小孩子，不再干活，晚年的生活算是儿孙绕膝，儿孝嬉贤。不像农村里其他留守的老人，无人照顾，自生自灭，有些老人是死了好几天以后才被人发现。有些老人因儿孙不孝，无人照顾，被饿死，病死，冻死的等等。
在我走上社会的七年时间里，外公，外婆以及姑姑的葬礼都没有回家吊孝奔丧。家里长者也不告知你，理由就是远路上讨生活的年轻娃娃不容易，没必要上千公里的路上来回奔波。总是人都已经没了，葬了，才会打个电话跟你三言两语的像是通知一样说完就挂电话，留下你一个人突然莫名其妙的懵了，愣了，哭了，眼泪都流不出来。跪下来，磕个头，一时半会搞不清楚老家的方向。
此时此刻的我在想，我这么活着到底为了什么？为了谁？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多少机会让你给孝字加个注释呢？人要的东西太多了，就不像人了，倒像机器了。
事后流泪不如在他们生前和他们一起畅怀开心的笑。
我有没有成就，在大伯母的眼里我永远是那个哭着闹着要和她一起生活的小孩子而不是什么其他的人。
2012/11/29
八毫克的中南海于厦门海沧
想家了，给家里打电话。
老妈接的电话，聊了一会儿，快挂电话时说：一会儿给你三堂哥打个电话，你大伯母病了，癌症晚期，住在县医院。
挂了电话，我有点懵了，一时半会反应不过来。
点了一根烟，慢慢的坐在出租房内的那张破沙发上，关于大伯母的一切回忆的按钮这才在脑海深处被再次按下激活。
第一个回忆的场景应该是在一个傍晚。
那时候还没上学，几岁而已，常年的吃住在大伯母家，晚上和她一起睡。记得那个傍晚，老妈来大伯母家找我要我回家，人刚出现在巷子口的时候，我就直接扑到在地上打滚，大哭不止，其用意就是不想回家，要和大伯母睡一起。这样的事情时常的发生，一直到我七岁那年要上学的时候，好像也是懂事了，这才回了家。
后来长大，和她一起聊天的时候，她总是开玩笑的说：你妈那时已经担心你再跟我一起生活下去，将来不认她了。
第二个回忆的场景是那瓦房下的冬天的早晨。
那时候的冬天很冷很冷，记得对间房子的椽子上挂着长而尖的冰柱。醒来总是光着屁股推开纸糊的窗户，然后喊一声：妈妈（在老家叫亲生母亲为单个字的妈，叫伯母的称呼就是读二声妈妈。）大伯母从厨房里出来就一路小跑在天井一侧的砖铺过道上，进了房间，把我的棉裤棉袄找了出来，夹在腋下，再一路小跑回了厨房。一小会儿，就听见她在喊着：振娃，来啦！来啦！喊声和小跑时的脚步声响在冬天早上被冰雪反射了无数次的白色阳光里。
进了房间，我站起在炕上，她把在厨房灶火下烤的暖暖和和的棉衣棉裤快速熟练的套在我身上，掏出炕席底下的袜子，套在我脚上，我就坐在炕沿上，她第二次拿着我的棉鞋去厨房的灶火下烘烤，完了之后，又小跑回来房间给我穿上棉鞋，我这才下了坑跟她一起走进厨房。
厨房里的早饭早已经做的差不多啦！全家老小上下有七八口人，堂哥堂姐们都是正年轻的时候，那时都在砖瓦窑干着苦力活，像大堂哥一顿饭两个多的杠子馍，外加两碗稀饭。一顿早饭下来光馍馍就要烤将近十几个，还要熬一锅稀饭，切一盆菜，保温瓶有七八个都要灌满水还不算洗脸刷牙用的开水。
那时候的大伯母身体真是好，每天早上都是五点多起床，一直忙着所有人起床，洗漱完毕，吃完饭，然后出去干活为止，中间还要照顾我起床。但是她烤的馍馍从来就没有烤焦过，咸菜从来没有切的粗细不一，像是赶时间草草了事。
厨房里总有大伯母为我早已准备好的早饭。我是小孩子，比大人们吃的好。我记的总有一小碗的洋芋淀粉，用开水冲了，放点糖，搅匀，喝起来丝丝滑滑的甜味。下来就是炒完菜时，炒锅里倒不干净的油和剩下的菜，把馍馍掰碎，再加点菜，炒成的馍花（陕西方言）。那时做一顿饭的油估计最少被我吃掉三分之一。
那样的味道成了一种回忆，无法复制再现的味道。
第三个回忆的场景是在路上。
那时小，又是整个老张家里最小的小孩子，不管红白喜事，也无论是哪家的，总要带着我去吃宴席。带我次数最多的就是大伯母。
记忆里去她娘家吃喜宴，我们娘俩都是一大清早就出发，步行前往。那是一条柏油路，记得要经过一个u字型的大破，好长好长。路两边都是深沟深壑大坎大梁。我们像是走在一条随风起伏的飘带上，上上下下，曲里拐弯的向前。
夏天的清晨，知了叫着，鸟儿唱着，蝴蝶舞着，微风吹着，大伯母拉着我的手边走边交代着：不能拿起筷子一个劲的夹菜，得嚼完嘴里的菜，咽下去，再拿筷子夹第二口。筷子放下的时候要轻轻的，整齐的放在碟子边上。老人没动筷子，小孩子不准动等等。然后把准备好的手帕用别针别在我胸前的衣襟上，塞进怀里。
下午回来的时候，夕阳的绯红铺着柏油大路，又是上上下下，曲里拐弯的往回走。遥远的西山顶上一轮红日慢慢坠落大山背后。一头老牛，一个农夫，一前一后，就像在演皮影戏。那人那牛，像是剪影，缓缓移动，最后消失在光影里。
小孩子脚力不行，走的累了，大伯母就背我一段。歇好了，就自己下来跑跑跳跳的继续走。吃的什么忘记了，但在路上的自由自在和无忧无虑的感觉以及所见所闻才是我最想要的。
我现在经常玩长途骑行有时徒步穿越，就是在一直追寻着那种在路上的感觉。
长大了，懂事了，要上学了，离开大伯母回到了自己的家。一个家在村最南头，一个家在村最北头，相距五百米左右的距离真的慢慢的有了隔膜。
毕业了，走上社会了，要打拼奋斗了。五百米的距离慢慢演变成了五公里，五十公里，五百，上千公里，越来越长，时间越来越少，回家的间隔用年来计算。两年回去一次，三年回去一次。回去一次十来天，跟她一起说说话的时间用可怜的钟头计算，连跟她一起生活的回忆的开头还没聊完，一个钟头就过去了，年轻人的时间有许多年轻人的事要干，就匆匆走了。
最后一个回忆的场景是在去年离开西安来厦门的时候，那天下午我去看她，她要我晚上过来和三堂哥还有她一起吃个火锅。那个晚上我在西安朋友的住处喝酒至大醉，忘了她的嘱咐，第二天就坐上火车去了厦门。路上发个短信告知堂哥，被骂，我认，心里想还有时间而且多的是。
又一个过年没回家。
今年六月份回家，假期全部在医院和家里照顾老婆和儿子用完。人到了西安火车站，想了一想，去和她聊聊，不远，六块钱的公交车钱。没去，带着行李挤公交车，怕麻烦，在车站网吧里熬了几个小时，心想，还有时间还有机会。
在我的印象里，大伯母的身体一直像我小时候看到的那样，一个人操持全家的吃穿，还有时间照顾我。像是永远可以那样下去，把日子过到尽头。
我一直在等待着自己有点成就的时候好好孝敬她，让她觉的我这个儿子出息了，老张家可以扬眉吐气了。可是走上社会的几年时间里，不断的碰壁，败北。失落和挫败感一直让我觉的没有脸或说没有拿得出的东西给她长脸。我尽量避开她，不想失落和失意的时候面对她。
我一直这样骗着自己。
再次点燃一根烟，想想大伯母这一辈子，还好。
三个堂哥的日子都过的不错，特别是三堂哥，有自己的生意，带着大伯母常住西安，只照顾两个小孩子，不再干活，晚年的生活算是儿孙绕膝，儿孝嬉贤。不像农村里其他留守的老人，无人照顾，自生自灭，有些老人是死了好几天以后才被人发现。有些老人因儿孙不孝，无人照顾，被饿死，病死，冻死的等等。
在我走上社会的七年时间里，外公，外婆以及姑姑的葬礼都没有回家吊孝奔丧。家里长者也不告知你，理由就是远路上讨生活的年轻娃娃不容易，没必要上千公里的路上来回奔波。总是人都已经没了，葬了，才会打个电话跟你三言两语的像是通知一样说完就挂电话，留下你一个人突然莫名其妙的懵了，愣了，哭了，眼泪都流不出来。跪下来，磕个头，一时半会搞不清楚老家的方向。
此时此刻的我在想，我这么活着到底为了什么？为了谁？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多少机会让你给孝字加个注释呢？人要的东西太多了，就不像人了，倒像机器了。
事后流泪不如在他们生前和他们一起畅怀开心的笑。
我有没有成就，在大伯母的眼里我永远是那个哭着闹着要和她一起生活的小孩子而不是什么其他的人。
2012/11/29
八毫克的中南海于厦门海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