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男女搭配 干活也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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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8日，星期六天气晴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了，又是星期六。也是更换黑板报的日子。按照国家规定，女同志应该是休息一天。但是，在我们这里似乎就例外了。一年到头，除了元旦或春节，其他时间没有特殊情况，就是劳动的日子，就是学大寨的日子。男同志就更应该多多地干活，多做贡献。今天晚上还是要加班，队部的黑板要更换了。没有特殊情况，我们决定每到周六和周日两天就更换黑板报一次。这虽然是义务性的工作，但几个月来似乎已经形成了习惯。是正式工作的一部分了。
和我原先想象的差距太大。我好像有些要失望，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这个大晏并不是那么好了解的人，更不是那么轻易地将心扉向别人敞开的人。按照苟指导的意见，写黑板报以我为主，大宴只是帮忙而已。什么叫帮忙呢，我的理解就是打打下手。擦擦黑板呀，递递文具呀，画些图案呀等等辅助性工作。这是其一，另外呢，既然是帮忙，就是说可以来，也可以不来。可以按时来，也可以晚来。我无权用行政的手段约束她，更无权来指挥她。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就是这样做的。毕竟是义务劳动，毕竟是业余时间，我有什么资格让她及时来？我又不是她的领导！一旦被她撅了，岂不是自找无趣吗！
上个星期日换黑板报，大宴干脆就不来了。而且是一声不响的就“罢工”了。究竟是有事，还是有病，还是回家休息了。还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啦。这些，我都一无所知。即使改换一种思维方式，人家也可能来不及请假，或者是不方便让别的通知告诉我一声，这也可能。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大宴在上下班或打饭的路上，也曾遇到过我一两次，她只是不经意地看我一眼，或者是随便地点一下头就过去了。只字不提为什么缺席换黑板报的事。也可能是我太自作多情了，我以为换板报是多么重大的事，而人家还有可能，认为这是副业中的副业，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一段呢！
今晚又到了换黑板报的时间。大宴这次来了。她来得不算早，也不算太晚。等我把所有的六个题目都策划好，写到了黑板上的时候，大宴这才姗姗来迟。如果按照正常的关系，她应该说说上个星期换黑板报的事情吧。本来应该是我们俩的事情，为什么突然就缺席了。哪管有不是理由的理由，也算是对我的尊重或礼貌。但是，大宴并没这样做。她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她站在那里看了一下我写的题目，登上板凳就写起了内容。若是在之前，她还问问我，这个题目从哪个角度去写，或许听一听我的思路意见。而今天，她什么也没有问，什么也没说，就自作主张地写开了。这也不太正常。我的心里就不舒服。我真有心问问她为啥没来，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我想，不要自找无趣，自己写不也写了吗，还是赶紧把黑板写好是大事。就这样，我们俩谁也不愿说话，一声不响地把黑板写完，各奔东西。
开始，大宴对写板报的积极性还是蛮高的。不但晚上来的及时，而且对写作的内容，板面的编排，粉笔颜色的使用等等，都和我探讨一下。也能提出些建设性的意见来。大多情况下，都是由我写，她帮我擦擦黑板，画画格子，递递粉笔什么的，而有稿子的文章，她也亲自上马，帮我在适当的版面上写出来。配合的好算可以，还算团结的和谐的，最近一段，也不知道咋地了，问题出在哪呢？
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感觉到大宴这人的城府很深。她除了换板报的工作之外，其余的话几乎半句都没有。比如拉拉家常啊，扯扯闲篇啊，通报一些小道消息呀，生活中的奇闻趣事呀，这些都没有只言片语。至于她内心深处的世界都有啥，就更是守口如瓶，不可捉摸了。每次把黑板报写完，她收拾一下地下的东西，拍拍身上的粉笔末，转身就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大宴是怎样的感觉我不得而知，反正我觉得，这样形同陌路一丝不苟的关系，真的有些很压抑。很郁闷！
我对搞宣传这工作，说实话还不算陌生。因为在学校的三年间，不仅负责班里的宣传，学校出版的校报我也是主要的编辑之一。怎么组织稿件，如何编排版面，还是有些经验。这里领导安排我负责这两块板报，也是对我的信任。我必须把它办好，办出特色，办出成绩来。我这样想，也要这样做。每每到了更换内容的时间，首先要把腹稿打好。内容呢，来自三个渠道，第一，是靠各个班组的提供；第二，是参加连队的有关会议，获得有价值的信息；第三，就是自己在平时的生活与工作中，发现的典型问题或好人好事之类。只要有了腹稿，不仅写起来会轻松自如，还可以节省出很多宝贵时间。一个小时上下，一块黑板的内容就可以搞定了。不但要做到内容丰富，版面的安排还要新颖别致，这样，就可以吸引路人的眼球。所以，每次把黑板报更换一次新的内容，上下班的职工路过这里事，都会三三两两的驻足尤其是有些批评性的稿子，反响还很大呢！
大晏比我年长一岁。似乎比我成熟许多。没用的废话几乎没有，开玩笑的事就更少了。不知是因为她晚上太忙，还是对这工作没啥兴趣，还是因为我招她讨厌。最近换板报时，迟到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有的时侯我都快写完了，她才姗姗来迟，她走路的步子很轻，几乎发不出丝毫声响。为啥来晚了，她不说，我也不问。但是，我的心里不痛快。我想，这起码是不尊重人的问题，或者对这个事业不尊重，或者是对我的劳动不尊重。来得晚不要紧，即便不来帮忙也不要紧，提前说一声，或事后解释一下总可以吧，这有什么大不了啊！我想，她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久而久之我会更累，就有可能会成为我的累赘了，大宴在我这里，就是可有可无的多余人了。因为，没有她的帮忙我也能自己完成，没有她助写，我自己写也费不了多长时间。她迟到了，有我给她说明或解释稿子的时间，自己早就写完了。
我想，她这样的态度或情绪，是不是对我这人有成见，是不是因为我的性格不讨人喜欢呢？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偶尔，大宴的话里话外，也透露出一丝对我的看法，她似乎认为我的个性太强，太清高自傲。不会搞人际关系。这点我有自知之明，我自己也承认，但性格就是难以改变。正因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相反，大晏这人似乎比较精于世道。对人善于察言观色，顺风使舵，而且还比较善于活动。有消息灵通人士说：她跟马列学院下放劳动的张大姐走的就很近，闲散时间经常坐在一起聊天，那个热乎劲不亚于母女关系；她与老同学苟指导走得也较近，有些队部的会议记录，或者是社会调查的保密文件，她都可以探听得到。确切地说，是苟指导主动透露给她的。至于为什么，那只有她们两人知道了。这些，属于组织秘密，当然是违反组织原则或保密纪律的，难道苟指导不明白；她与我们的牛书记的家属也走得较近，而且也是来往密切，据说，大宴还为牛大嫂织了一件过冬的毛衣呢。我就想不明白，她唯独对我为啥就这样不冷不热，似乎一本正经，始终保持着远远的距离呢。很多时候，一块黑板写下来，只交流短短的三两句话，有的时候甚至一句话都没有，就匆匆地离开了。看来，我们俩不是一条船上的人。
这样的工作累不累。这样的配合累不累，这样的关系累不累。她为啥把内心世界的之门，把守的如此严密，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呢？如此的“男女搭配”，是不是也很累呢！
我想，这样的谜底不容易被解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开。
我也想过，该不该把这些情况向苟指导说说，听听领导的意见，我也想过，要不要通过苟指导问问大宴，对我如此的态度究竟是为什么？但转而一想，不行！肯定不行！那样的话，岂不是在向领导打小汇报吗，那样的话，苟指导这个耳朵听了，那个嘴巴就会马上向大宴透露过去，我们的关系会更僵，更难堪啊！
这些“内部情报”，我无法向任何人透露。无法向领导说，更无法向工友们说，跟他们说了又有何益？又能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自己的“心病”还是自己治吧。自我疗伤是唯一的最好的办法。
1969年3月8日，星期六天气晴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了，又是星期六。也是更换黑板报的日子。按照国家规定，女同志应该是休息一天。但是，在我们这里似乎就例外了。一年到头，除了元旦或春节，其他时间没有特殊情况，就是劳动的日子，就是学大寨的日子。男同志就更应该多多地干活，多做贡献。今天晚上还是要加班，队部的黑板要更换了。没有特殊情况，我们决定每到周六和周日两天就更换黑板报一次。这虽然是义务性的工作，但几个月来似乎已经形成了习惯。是正式工作的一部分了。
和我原先想象的差距太大。我好像有些要失望，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这个大晏并不是那么好了解的人，更不是那么轻易地将心扉向别人敞开的人。按照苟指导的意见，写黑板报以我为主，大宴只是帮忙而已。什么叫帮忙呢，我的理解就是打打下手。擦擦黑板呀，递递文具呀，画些图案呀等等辅助性工作。这是其一，另外呢，既然是帮忙，就是说可以来，也可以不来。可以按时来，也可以晚来。我无权用行政的手段约束她，更无权来指挥她。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就是这样做的。毕竟是义务劳动，毕竟是业余时间，我有什么资格让她及时来？我又不是她的领导！一旦被她撅了，岂不是自找无趣吗！
上个星期日换黑板报，大宴干脆就不来了。而且是一声不响的就“罢工”了。究竟是有事，还是有病，还是回家休息了。还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啦。这些，我都一无所知。即使改换一种思维方式，人家也可能来不及请假，或者是不方便让别的通知告诉我一声，这也可能。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大宴在上下班或打饭的路上，也曾遇到过我一两次，她只是不经意地看我一眼，或者是随便地点一下头就过去了。只字不提为什么缺席换黑板报的事。也可能是我太自作多情了，我以为换板报是多么重大的事，而人家还有可能，认为这是副业中的副业，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一段呢！
今晚又到了换黑板报的时间。大宴这次来了。她来得不算早，也不算太晚。等我把所有的六个题目都策划好，写到了黑板上的时候，大宴这才姗姗来迟。如果按照正常的关系，她应该说说上个星期换黑板报的事情吧。本来应该是我们俩的事情，为什么突然就缺席了。哪管有不是理由的理由，也算是对我的尊重或礼貌。但是，大宴并没这样做。她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她站在那里看了一下我写的题目，登上板凳就写起了内容。若是在之前，她还问问我，这个题目从哪个角度去写，或许听一听我的思路意见。而今天，她什么也没有问，什么也没说，就自作主张地写开了。这也不太正常。我的心里就不舒服。我真有心问问她为啥没来，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我想，不要自找无趣，自己写不也写了吗，还是赶紧把黑板写好是大事。就这样，我们俩谁也不愿说话，一声不响地把黑板写完，各奔东西。
开始，大宴对写板报的积极性还是蛮高的。不但晚上来的及时，而且对写作的内容，板面的编排，粉笔颜色的使用等等，都和我探讨一下。也能提出些建设性的意见来。大多情况下，都是由我写，她帮我擦擦黑板，画画格子，递递粉笔什么的，而有稿子的文章，她也亲自上马，帮我在适当的版面上写出来。配合的好算可以，还算团结的和谐的，最近一段，也不知道咋地了，问题出在哪呢？
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感觉到大宴这人的城府很深。她除了换板报的工作之外，其余的话几乎半句都没有。比如拉拉家常啊，扯扯闲篇啊，通报一些小道消息呀，生活中的奇闻趣事呀，这些都没有只言片语。至于她内心深处的世界都有啥，就更是守口如瓶，不可捉摸了。每次把黑板报写完，她收拾一下地下的东西，拍拍身上的粉笔末，转身就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大宴是怎样的感觉我不得而知，反正我觉得，这样形同陌路一丝不苟的关系，真的有些很压抑。很郁闷！
我对搞宣传这工作，说实话还不算陌生。因为在学校的三年间，不仅负责班里的宣传，学校出版的校报我也是主要的编辑之一。怎么组织稿件，如何编排版面，还是有些经验。这里领导安排我负责这两块板报，也是对我的信任。我必须把它办好，办出特色，办出成绩来。我这样想，也要这样做。每每到了更换内容的时间，首先要把腹稿打好。内容呢，来自三个渠道，第一，是靠各个班组的提供；第二，是参加连队的有关会议，获得有价值的信息；第三，就是自己在平时的生活与工作中，发现的典型问题或好人好事之类。只要有了腹稿，不仅写起来会轻松自如，还可以节省出很多宝贵时间。一个小时上下，一块黑板的内容就可以搞定了。不但要做到内容丰富，版面的安排还要新颖别致，这样，就可以吸引路人的眼球。所以，每次把黑板报更换一次新的内容，上下班的职工路过这里事，都会三三两两的驻足尤其是有些批评性的稿子，反响还很大呢！
大晏比我年长一岁。似乎比我成熟许多。没用的废话几乎没有，开玩笑的事就更少了。不知是因为她晚上太忙，还是对这工作没啥兴趣，还是因为我招她讨厌。最近换板报时，迟到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有的时侯我都快写完了，她才姗姗来迟，她走路的步子很轻，几乎发不出丝毫声响。为啥来晚了，她不说，我也不问。但是，我的心里不痛快。我想，这起码是不尊重人的问题，或者对这个事业不尊重，或者是对我的劳动不尊重。来得晚不要紧，即便不来帮忙也不要紧，提前说一声，或事后解释一下总可以吧，这有什么大不了啊！我想，她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久而久之我会更累，就有可能会成为我的累赘了，大宴在我这里，就是可有可无的多余人了。因为，没有她的帮忙我也能自己完成，没有她助写，我自己写也费不了多长时间。她迟到了，有我给她说明或解释稿子的时间，自己早就写完了。
我想，她这样的态度或情绪，是不是对我这人有成见，是不是因为我的性格不讨人喜欢呢？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偶尔，大宴的话里话外，也透露出一丝对我的看法，她似乎认为我的个性太强，太清高自傲。不会搞人际关系。这点我有自知之明，我自己也承认，但性格就是难以改变。正因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相反，大晏这人似乎比较精于世道。对人善于察言观色，顺风使舵，而且还比较善于活动。有消息灵通人士说：她跟马列学院下放劳动的张大姐走的就很近，闲散时间经常坐在一起聊天，那个热乎劲不亚于母女关系；她与老同学苟指导走得也较近，有些队部的会议记录，或者是社会调查的保密文件，她都可以探听得到。确切地说，是苟指导主动透露给她的。至于为什么，那只有她们两人知道了。这些，属于组织秘密，当然是违反组织原则或保密纪律的，难道苟指导不明白；她与我们的牛书记的家属也走得较近，而且也是来往密切，据说，大宴还为牛大嫂织了一件过冬的毛衣呢。我就想不明白，她唯独对我为啥就这样不冷不热，似乎一本正经，始终保持着远远的距离呢。很多时候，一块黑板写下来，只交流短短的三两句话，有的时候甚至一句话都没有，就匆匆地离开了。看来，我们俩不是一条船上的人。
这样的工作累不累。这样的配合累不累，这样的关系累不累。她为啥把内心世界的之门，把守的如此严密，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呢？如此的“男女搭配”，是不是也很累呢！
我想，这样的谜底不容易被解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开。
我也想过，该不该把这些情况向苟指导说说，听听领导的意见，我也想过，要不要通过苟指导问问大宴，对我如此的态度究竟是为什么？但转而一想，不行！肯定不行！那样的话，岂不是在向领导打小汇报吗，那样的话，苟指导这个耳朵听了，那个嘴巴就会马上向大宴透露过去，我们的关系会更僵，更难堪啊！
这些“内部情报”，我无法向任何人透露。无法向领导说，更无法向工友们说，跟他们说了又有何益？又能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自己的“心病”还是自己治吧。自我疗伤是唯一的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