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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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改变这一点：我穿着那件仍在生长的绿色衬衣，用石头敲击了胡桃两次，厨房里的餐具摇晃着，胡桃就打开了。我吃胡桃的时候，保罗过来了，被敲击声吓住了，他穿着睡衣裤，喝上一两杯水，如果像昨天晚上那样喝得酩酊大醉，那就喝上两杯水。我不用听明白他说的每一句话，也知道他喝水的时候说什么：你不是真的相信胡桃有什么作用吧。我当然不会真的相信，正如我不是真的相信所有我养成习惯的东西。我是越来越顽固不化了。
既然我想这样，你就让我相信吧。
保罗不会再作任何补充了，因为我们两个人都知道，一个人在审讯前脑袋里必须有空间，不应该去争吵。尽管我有胡桃，但绝大多数审讯还是漫长得折磨人。只是我从哪儿知道，如果没有胡桃，审讯不会变得更糟呢。保罗不明白，我依然更多地依赖于我养成习惯的东西，而他则以自己湿漉漉的嘴巴和喝光的杯子对它们表示蔑视，然后将杯子放好。
一个人被传讯的时候，会对那些有用的东西养成习惯。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其他人未必，我却对那些东西养成了习惯，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悄悄过来了。
保罗说：
你就不用搭理它们了。
相反，他常常思考我被传讯时那些等待我回答的问题。这是很有必要的，他说，而我做的，那是疯了。要是他给我准备的问题正是我所期待的，那是很有必要的。可迄今为止，他提的都是另外一些问题。
说那些我已经养成习惯的东西对我有用，那是要求过高了。它们有用，但不是对我有用。一些东西，它顶多就是过日子的那种生活。人们对此不应该指望自己获得脑袋里的幸福。对生活可以谈得很多。对幸福没什么好谈的，否则它就不再是幸福了。甚至连人们错过的幸福，也是经受不住谈论的。在那些我所养成习惯的东西那里，涉及的是日子，而不是幸福。
保罗无疑说得对，胡桃和那件仍在生长的衬衣，只是在额外地制造恐惧。那又能怎样，如果一个人只能够制造恐惧，为什么还希望制造自己的幸福呢。我在安安静静地为此忙碌着，不像其他人那样提出很高的要求。谁也不会渴望由另一个人制造的恐惧。对于幸福，那就相反了，因此这不是好的目标，不适用于任何一天。
那件仍在生长的绿色衬衣，有一粒很大的珠光纽扣，是我从厂里众多的纽扣中特地为莉莉找出来的。
审讯时，我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转动那粒纽扣，即便所有的神经在我的心里发出轰鸣声，我也会平心静气地回答。阿布在来回踱步，他必须正确地提问，这使他心烦意乱，正如我必须正确地回答同样使我心烦意乱一样。只要我处之泰然，他就会把一些东西，甚至所有的一切都错误处理了。当审讯结束回家时，我穿上了那件灰色衬衣。它意味着：这件衬衣，它还在等待。它是保罗的。当然，因为这些名字我常常怀疑。可它们还没有什么坏处，连我不被传讯的时候也没有。那件仍在生长的衬衣帮了我的忙，而那件仍在等待的衬衣可能帮了保罗的忙。他心急如焚地担心我，如果他坐在房间里等待、喝酒或者在城里四处酗酒，我也同样心急如焚地担心他。如果一个人必须自己离开，将恐惧带走，让幸福留下来，由另一个人等待着，那么他的日子就要轻松得多。坐在家里等待，就会把时间拉长直至断裂，恐惧将升至极点。
至于我相信那些我已经养成习惯的东西，那是一个人无能为力的事。阿布嚷道：
你瞧，这些东西吻合了。
我转动我衬衣上的那粒大纽扣，说道：在您那里是，在我这里不是。
戴草帽的老人快要下车的时候，用一双无神的眼睛朝我瞅了瞅。现在，有一个父亲抱着一个孩子坐在对面座位上，把自己的大腿放到了过道上。他不想与从自己身边经过的城市景物有任何瓜葛。他的孩子将食指塞到父亲的鼻孔里。弯曲手指，寻找鼻屎，这是一个人早就学会的事。到了后来，人家会告诉他，一个人在自己的鼻子里寻找鼻屎，而且只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才可以这么做。对这位父亲来说，这个还不晚，他微笑着，或许这么做对他很有好处。有轨电车在一个不是车站的地方停了下来，驾驶员下车了。谁知道我们要在这里停留多久。现在还是上午，他就在那段线路中间浪费了大家一段时间。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随心所欲地做点什么。他到那边的商店去了，还给自己的衬衫和裤子整理了一下，不让人看到是他将有轨电车停在大路中央不闻不问了。他摆出一副架子来，好像纯粹是因为坐在长沙发上太无聊，出去溜达一下晒晒太阳而已。如果他想在商店里买点什么东西，他必须说出自己是谁，否则就必须排长队等候。如果他只是想喝咖啡的话，那但愿是站着喝。就算白酒那里开着窗口，他也是不允许喝的。除了他之外，坐在这里的所有人，都有权闻一下白酒的芳香。可他装出完全相反的样子。因为我必须在十点整到达，关于白酒这件事，我倒和他处于同样的境地了。我倒宁可是因为他的缘故而不是因为我才放弃购买白酒的。谁知道他何时回来呢。
自从我把幸福放在家里之后，有人行吻手礼时我不再像从前那样麻木了。我把手关节弯曲到上面，阿布说话就不再毫无阻碍了。我和保罗练习过吻手礼的动作。因为我们想知道，阿布中指上的印章戒指是否对行吻手礼时压伤手指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我用一块橡皮和一粒大衣纽扣做成了一枚戒指。我们交替戴着这枚戒指，引得我们纵声大笑，失去了当初训练的缘由。从此以后我知道，我的手指不应该突然向上弯曲，而始终应该渐渐向上弯曲。这样的话，手指节骨在他的牙龈旁，他也就无法说话了。有时候，阿布吻手的时候，我会想起和保罗练习的情景来。于是，我指甲的疼痛和唾沫不会使我感到屈辱了。人们可以从中学到东西，但我不能挑明这一点，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放声大笑的。
在我和保罗居住的塔楼房旁边，人们溜达时从大街上或者从小汽车里可以看到大楼入口，还能仔细观察下面楼层的动静。从六楼再往高处，房子就太高了，当然你需要各种技巧才能看得到细节。此外，塔楼房大约在其中间高度位置开始向外弯曲。如果一个人仰望时间很长，他的眼睛就要跑到自己的额头上去了。我经常做这方面的试验，我的脖子都累酸了。塔楼房十二年前就是如此，从一开始就这样，保罗说。如果我想给某个人解释我住在哪儿，我只需说我就住在那幢滑落的塔楼房里。城里的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在哪儿，都会问道：
你不担心那房子倒塌吗？
我不担心，里面有钢筋混凝土呢。因为这些人在含沙射影的同时还朝地下看去，仿佛我的脸会让他们头晕眼花似的，我就说道：
还不如说所有其他的房子倒塌呢，在这座城市里。
于是，他们点点头，以捕捉脖子上血管的跳动。
我们的房子位居高处，对我们来说是有利条件，但也有缺点，我和保罗从这里无法看清楼下发生的事。从八楼那里就无法看清比行李箱更小的物体了，那么有谁并且在什么时候扛着一只箱子，就不得而知了。衣服变得模糊起来，它们的颜色成了大斑点，头发和衣服之间的脸孔成了小斑点。你完全可以猜测，鼻子、眼睛或者牙齿在小斑点里是什么模样，可这有什么用呢。你可以从走路姿势判断，是老人还是孩子。塔楼房和商业大街之间的草地上堆放着垃圾桶，垃圾桶旁边是人行道。
从人行道出来有两条小路常常会错过，就在垃圾桶附近。从这里高处俯视，垃圾桶就是被翻乱了的没有柜子门的柜子。每月一次垃圾被焚烧，烟雾冉冉上升，侵蚀人的身体。如果窗户没有关上，人的眼睛会酸痛，脖子会生疥疮。这种事大多数发生在商业大街上，很遗憾我们只看到了它们的后门。正如我们常常清点的那样，我们从没有成功地将二十七个后门分摊到饮食店、面包店、蔬菜店、药房、酒吧、鞋店、理发店和幼儿园这八个前门身上。尽管马路后面的建筑物墙上开了许多门，但许多送货车还是停泊在前面的大街上。
老鞋匠抱怨地方狭小，还有老鼠。店铺的工作台周围用木板钉住。
这个铺子是我的前任做的，当时是新搭建的，鞋匠说，木板墙当时也有。我的前任没想到，或者他没有兴趣去考虑，那些木板他并没有用过。我把钉子打了进去，自从鞋子挂到了鞋带儿、皮带或者高而尖的鞋后跟儿上面之后，就没什么要咬的了。老鼠咬，我得掏钱，这可不行。尤其在冬天，因为饥饿在增长。木板后面的空间大得像大厅。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那是一个节假日，我到店铺来，在下面的桌子后面松开了两块木板，用手电筒往里面一照。人是哪儿都进不去的，整个地板在颤动，发出吱吱尖叫，他说，全是老鼠窝。它们不需要门，只需要地上的过道就行。墙上到处都是插座，马路后面的建筑物墙上还开了许多后门，可以通往那些垃圾桶那儿。你都不用打开一条门缝宽，把老鼠赶出去至少需要几个小时。修理铺的门只是铁皮，商业大街后面的建筑墙上，超过一半的门都是固定在墙上的铁皮。人们想节省混凝土，而那些插座可能是给战事准备的吧。战争总是会有的，他笑了起来，可不是在我们这里。俄国人和我们签订了协议，他们不会来。他们把需要的东西运到莫斯科，吃掉我们的粮食和我们的肉。他们把饥饿和棍棒留给我们。想要征服我们，那是要付出代价的。每一个国家因为没有我们而感到高兴，甚至俄国人也是。
驾驶员过来了，他在吃一个小面包，一副不急不忙的样子。他的衬衫又从裤子里滑出来了，好像他一直在开车似的。他的手里拿着那个小面包，鼓着腮帮子，抚摩一下自己的头发，一张哭丧着的脸，像是咀嚼时需要那样。在台阶这里他迈着优雅的步子，但不是做给我们看的。他对我们做出一张冷脸，好让车上的人谁也不敢对他说什么。他上车了，另一只手里拿着另一个小面包，第三个小面包从他的衬衫口袋里露了出来。有轨电车徐徐开动。
带孩子的那个父亲这时已经把他的大腿从过道里伸到了座位中间。孩子在舔车窗玻璃，父亲抓住孩子的脖子，好让他那淡红色的小舌头够得着上面的玻璃，而不致从那里掉下来。孩子转动脑袋看看，一把抓住父亲的耳朵，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话。他没有将孩子湿漉漉的下巴擦干净。或许他在倾听。可是他不知道想到哪儿去了，透过车窗玻璃上的唾沫向外看，窗玻璃变成这种样子似乎是因为玻璃上面自己滴下唾沫。他的后脑勺上长着兽毛一样浓密的短发。那上面一块伤疤的地方没长头发。
夏天来临，有人开始穿着短袖衣服四处闲逛。那时候，我和保罗有整整一个星期怀疑一名男子。一直到今天，这个人每天七点五十分空着手从商业大街出来，从人行道溜达到垃圾桶周围，再重新到人行道，再回到商业大街。保罗那时也太笨了，他将废纸塞满塑料袋，将塑料袋拿在手里，开始尾随在那名男子身后。一直到中午一点，他才回来，手里拿着一个长而白的面包，他完全可以把面包藏在腋下带回来。第二天早上，他在七点一刻到了大街，然后在七点五十分，就在那名男子在垃圾桶周围溜达时，带着那个折裂的面包回家了。那人约莫四十岁左右，戴一条十字架金项链，一只内臂上有铁锚，另一只内臂上有“安娜”字样的刺青。他住在桑树大街的一幢淡绿色行列式住宅里，每天早上，在到垃圾桶周围溜达前，他都要将一名哭泣的男孩交到幼儿园去。他从幼儿园回家，除了消遣之外，在我们的居住小区里恐怕找不到什么东西。尽管每天绕道而行并不是什么消遣。保罗说：
因为就在酒吧附近，所以他到垃圾桶那里去。前不久因为心情不好，他去过那里。发酵垃圾的白酒气味多少减轻了他的内疚心理，他可能掉转头来，在酒吧里要了第一杯白酒。所有其他一杯一杯白酒都是自然而然来了。大约九点的时候，有一个人坐在他边上，那个人只是喝了两杯咖啡，坐在桌旁，到十二点差五分结束，因为这时候他必须去接回那个孩子了。如果看到他在等，孩子中午也会哭泣。
对我来说，垃圾桶闻起来并没有白酒的臭味，对喝酒的人而言，那可能就另当别论了。可今天，他既然在下面走路，为何还要抬起头来仰望呢？而那个穿着短袖棕色夏装的五十岁男人究竟怎么啦？为何要陪着他呢？如果保罗说，为了在回家路上不会对酒瘾产生负罪感，有人伸出脖子望天，我想他是在说他自己吧。还有，孩子看到他为何要哭泣呢，或许是人地生疏吧。保罗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起过疑心：
谁借过这个孩子啦？
他从不去买东西，否则他就知道，那些人之所以要借孩子，是因为他们可以在商店里买到更多份额的肉、牛奶和面包。
我无法改变这一点：我穿着那件仍在生长的绿色衬衣，用石头敲击了胡桃两次，厨房里的餐具摇晃着，胡桃就打开了。我吃胡桃的时候，保罗过来了，被敲击声吓住了，他穿着睡衣裤，喝上一两杯水，如果像昨天晚上那样喝得酩酊大醉，那就喝上两杯水。我不用听明白他说的每一句话，也知道他喝水的时候说什么：你不是真的相信胡桃有什么作用吧。我当然不会真的相信，正如我不是真的相信所有我养成习惯的东西。我是越来越顽固不化了。
既然我想这样，你就让我相信吧。
保罗不会再作任何补充了，因为我们两个人都知道，一个人在审讯前脑袋里必须有空间，不应该去争吵。尽管我有胡桃，但绝大多数审讯还是漫长得折磨人。只是我从哪儿知道，如果没有胡桃，审讯不会变得更糟呢。保罗不明白，我依然更多地依赖于我养成习惯的东西，而他则以自己湿漉漉的嘴巴和喝光的杯子对它们表示蔑视，然后将杯子放好。
一个人被传讯的时候，会对那些有用的东西养成习惯。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其他人未必，我却对那些东西养成了习惯，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悄悄过来了。
保罗说：
你就不用搭理它们了。
相反，他常常思考我被传讯时那些等待我回答的问题。这是很有必要的，他说，而我做的，那是疯了。要是他给我准备的问题正是我所期待的，那是很有必要的。可迄今为止，他提的都是另外一些问题。
说那些我已经养成习惯的东西对我有用，那是要求过高了。它们有用，但不是对我有用。一些东西，它顶多就是过日子的那种生活。人们对此不应该指望自己获得脑袋里的幸福。对生活可以谈得很多。对幸福没什么好谈的，否则它就不再是幸福了。甚至连人们错过的幸福，也是经受不住谈论的。在那些我所养成习惯的东西那里，涉及的是日子，而不是幸福。
保罗无疑说得对，胡桃和那件仍在生长的衬衣，只是在额外地制造恐惧。那又能怎样，如果一个人只能够制造恐惧，为什么还希望制造自己的幸福呢。我在安安静静地为此忙碌着，不像其他人那样提出很高的要求。谁也不会渴望由另一个人制造的恐惧。对于幸福，那就相反了，因此这不是好的目标，不适用于任何一天。
那件仍在生长的绿色衬衣，有一粒很大的珠光纽扣，是我从厂里众多的纽扣中特地为莉莉找出来的。
审讯时，我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转动那粒纽扣，即便所有的神经在我的心里发出轰鸣声，我也会平心静气地回答。阿布在来回踱步，他必须正确地提问，这使他心烦意乱，正如我必须正确地回答同样使我心烦意乱一样。只要我处之泰然，他就会把一些东西，甚至所有的一切都错误处理了。当审讯结束回家时，我穿上了那件灰色衬衣。它意味着：这件衬衣，它还在等待。它是保罗的。当然，因为这些名字我常常怀疑。可它们还没有什么坏处，连我不被传讯的时候也没有。那件仍在生长的衬衣帮了我的忙，而那件仍在等待的衬衣可能帮了保罗的忙。他心急如焚地担心我，如果他坐在房间里等待、喝酒或者在城里四处酗酒，我也同样心急如焚地担心他。如果一个人必须自己离开，将恐惧带走，让幸福留下来，由另一个人等待着，那么他的日子就要轻松得多。坐在家里等待，就会把时间拉长直至断裂，恐惧将升至极点。
至于我相信那些我已经养成习惯的东西，那是一个人无能为力的事。阿布嚷道：
你瞧，这些东西吻合了。
我转动我衬衣上的那粒大纽扣，说道：在您那里是，在我这里不是。
戴草帽的老人快要下车的时候，用一双无神的眼睛朝我瞅了瞅。现在，有一个父亲抱着一个孩子坐在对面座位上，把自己的大腿放到了过道上。他不想与从自己身边经过的城市景物有任何瓜葛。他的孩子将食指塞到父亲的鼻孔里。弯曲手指，寻找鼻屎，这是一个人早就学会的事。到了后来，人家会告诉他，一个人在自己的鼻子里寻找鼻屎，而且只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才可以这么做。对这位父亲来说，这个还不晚，他微笑着，或许这么做对他很有好处。有轨电车在一个不是车站的地方停了下来，驾驶员下车了。谁知道我们要在这里停留多久。现在还是上午，他就在那段线路中间浪费了大家一段时间。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随心所欲地做点什么。他到那边的商店去了，还给自己的衬衫和裤子整理了一下，不让人看到是他将有轨电车停在大路中央不闻不问了。他摆出一副架子来，好像纯粹是因为坐在长沙发上太无聊，出去溜达一下晒晒太阳而已。如果他想在商店里买点什么东西，他必须说出自己是谁，否则就必须排长队等候。如果他只是想喝咖啡的话，那但愿是站着喝。就算白酒那里开着窗口，他也是不允许喝的。除了他之外，坐在这里的所有人，都有权闻一下白酒的芳香。可他装出完全相反的样子。因为我必须在十点整到达，关于白酒这件事，我倒和他处于同样的境地了。我倒宁可是因为他的缘故而不是因为我才放弃购买白酒的。谁知道他何时回来呢。
自从我把幸福放在家里之后，有人行吻手礼时我不再像从前那样麻木了。我把手关节弯曲到上面，阿布说话就不再毫无阻碍了。我和保罗练习过吻手礼的动作。因为我们想知道，阿布中指上的印章戒指是否对行吻手礼时压伤手指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我用一块橡皮和一粒大衣纽扣做成了一枚戒指。我们交替戴着这枚戒指，引得我们纵声大笑，失去了当初训练的缘由。从此以后我知道，我的手指不应该突然向上弯曲，而始终应该渐渐向上弯曲。这样的话，手指节骨在他的牙龈旁，他也就无法说话了。有时候，阿布吻手的时候，我会想起和保罗练习的情景来。于是，我指甲的疼痛和唾沫不会使我感到屈辱了。人们可以从中学到东西，但我不能挑明这一点，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放声大笑的。
在我和保罗居住的塔楼房旁边，人们溜达时从大街上或者从小汽车里可以看到大楼入口，还能仔细观察下面楼层的动静。从六楼再往高处，房子就太高了，当然你需要各种技巧才能看得到细节。此外，塔楼房大约在其中间高度位置开始向外弯曲。如果一个人仰望时间很长，他的眼睛就要跑到自己的额头上去了。我经常做这方面的试验，我的脖子都累酸了。塔楼房十二年前就是如此，从一开始就这样，保罗说。如果我想给某个人解释我住在哪儿，我只需说我就住在那幢滑落的塔楼房里。城里的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在哪儿，都会问道：
你不担心那房子倒塌吗？
我不担心，里面有钢筋混凝土呢。因为这些人在含沙射影的同时还朝地下看去，仿佛我的脸会让他们头晕眼花似的，我就说道：
还不如说所有其他的房子倒塌呢，在这座城市里。
于是，他们点点头，以捕捉脖子上血管的跳动。
我们的房子位居高处，对我们来说是有利条件，但也有缺点，我和保罗从这里无法看清楼下发生的事。从八楼那里就无法看清比行李箱更小的物体了，那么有谁并且在什么时候扛着一只箱子，就不得而知了。衣服变得模糊起来，它们的颜色成了大斑点，头发和衣服之间的脸孔成了小斑点。你完全可以猜测，鼻子、眼睛或者牙齿在小斑点里是什么模样，可这有什么用呢。你可以从走路姿势判断，是老人还是孩子。塔楼房和商业大街之间的草地上堆放着垃圾桶，垃圾桶旁边是人行道。
从人行道出来有两条小路常常会错过，就在垃圾桶附近。从这里高处俯视，垃圾桶就是被翻乱了的没有柜子门的柜子。每月一次垃圾被焚烧，烟雾冉冉上升，侵蚀人的身体。如果窗户没有关上，人的眼睛会酸痛，脖子会生疥疮。这种事大多数发生在商业大街上，很遗憾我们只看到了它们的后门。正如我们常常清点的那样，我们从没有成功地将二十七个后门分摊到饮食店、面包店、蔬菜店、药房、酒吧、鞋店、理发店和幼儿园这八个前门身上。尽管马路后面的建筑物墙上开了许多门，但许多送货车还是停泊在前面的大街上。
老鞋匠抱怨地方狭小，还有老鼠。店铺的工作台周围用木板钉住。
这个铺子是我的前任做的，当时是新搭建的，鞋匠说，木板墙当时也有。我的前任没想到，或者他没有兴趣去考虑，那些木板他并没有用过。我把钉子打了进去，自从鞋子挂到了鞋带儿、皮带或者高而尖的鞋后跟儿上面之后，就没什么要咬的了。老鼠咬，我得掏钱，这可不行。尤其在冬天，因为饥饿在增长。木板后面的空间大得像大厅。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那是一个节假日，我到店铺来，在下面的桌子后面松开了两块木板，用手电筒往里面一照。人是哪儿都进不去的，整个地板在颤动，发出吱吱尖叫，他说，全是老鼠窝。它们不需要门，只需要地上的过道就行。墙上到处都是插座，马路后面的建筑物墙上还开了许多后门，可以通往那些垃圾桶那儿。你都不用打开一条门缝宽，把老鼠赶出去至少需要几个小时。修理铺的门只是铁皮，商业大街后面的建筑墙上，超过一半的门都是固定在墙上的铁皮。人们想节省混凝土，而那些插座可能是给战事准备的吧。战争总是会有的，他笑了起来，可不是在我们这里。俄国人和我们签订了协议，他们不会来。他们把需要的东西运到莫斯科，吃掉我们的粮食和我们的肉。他们把饥饿和棍棒留给我们。想要征服我们，那是要付出代价的。每一个国家因为没有我们而感到高兴，甚至俄国人也是。
驾驶员过来了，他在吃一个小面包，一副不急不忙的样子。他的衬衫又从裤子里滑出来了，好像他一直在开车似的。他的手里拿着那个小面包，鼓着腮帮子，抚摩一下自己的头发，一张哭丧着的脸，像是咀嚼时需要那样。在台阶这里他迈着优雅的步子，但不是做给我们看的。他对我们做出一张冷脸，好让车上的人谁也不敢对他说什么。他上车了，另一只手里拿着另一个小面包，第三个小面包从他的衬衫口袋里露了出来。有轨电车徐徐开动。
带孩子的那个父亲这时已经把他的大腿从过道里伸到了座位中间。孩子在舔车窗玻璃，父亲抓住孩子的脖子，好让他那淡红色的小舌头够得着上面的玻璃，而不致从那里掉下来。孩子转动脑袋看看，一把抓住父亲的耳朵，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话。他没有将孩子湿漉漉的下巴擦干净。或许他在倾听。可是他不知道想到哪儿去了，透过车窗玻璃上的唾沫向外看，窗玻璃变成这种样子似乎是因为玻璃上面自己滴下唾沫。他的后脑勺上长着兽毛一样浓密的短发。那上面一块伤疤的地方没长头发。
夏天来临，有人开始穿着短袖衣服四处闲逛。那时候，我和保罗有整整一个星期怀疑一名男子。一直到今天，这个人每天七点五十分空着手从商业大街出来，从人行道溜达到垃圾桶周围，再重新到人行道，再回到商业大街。保罗那时也太笨了，他将废纸塞满塑料袋，将塑料袋拿在手里，开始尾随在那名男子身后。一直到中午一点，他才回来，手里拿着一个长而白的面包，他完全可以把面包藏在腋下带回来。第二天早上，他在七点一刻到了大街，然后在七点五十分，就在那名男子在垃圾桶周围溜达时，带着那个折裂的面包回家了。那人约莫四十岁左右，戴一条十字架金项链，一只内臂上有铁锚，另一只内臂上有“安娜”字样的刺青。他住在桑树大街的一幢淡绿色行列式住宅里，每天早上，在到垃圾桶周围溜达前，他都要将一名哭泣的男孩交到幼儿园去。他从幼儿园回家，除了消遣之外，在我们的居住小区里恐怕找不到什么东西。尽管每天绕道而行并不是什么消遣。保罗说：
因为就在酒吧附近，所以他到垃圾桶那里去。前不久因为心情不好，他去过那里。发酵垃圾的白酒气味多少减轻了他的内疚心理，他可能掉转头来，在酒吧里要了第一杯白酒。所有其他一杯一杯白酒都是自然而然来了。大约九点的时候，有一个人坐在他边上，那个人只是喝了两杯咖啡，坐在桌旁，到十二点差五分结束，因为这时候他必须去接回那个孩子了。如果看到他在等，孩子中午也会哭泣。
对我来说，垃圾桶闻起来并没有白酒的臭味，对喝酒的人而言，那可能就另当别论了。可今天，他既然在下面走路，为何还要抬起头来仰望呢？而那个穿着短袖棕色夏装的五十岁男人究竟怎么啦？为何要陪着他呢？如果保罗说，为了在回家路上不会对酒瘾产生负罪感，有人伸出脖子望天，我想他是在说他自己吧。还有，孩子看到他为何要哭泣呢，或许是人地生疏吧。保罗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起过疑心：
谁借过这个孩子啦？
他从不去买东西，否则他就知道，那些人之所以要借孩子，是因为他们可以在商店里买到更多份额的肉、牛奶和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