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二章 万历十六年的顺天府乡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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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到南京后没多久，朱翊钧这里就又出了一桩大案。
万历十六年戊子，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黄洪宪为顺天乡试主考，盛讷为副考，该科乡试的考试结果，为王锡爵之子王衡中解元，为乡试第一名；申时行的女婿李鸿中举人，为乡试第十五名；总督蓟辽右都御史张国彦之孙张毓塘亦中举人，为乡试第七十名。
万历十六年年末，礼部郎中高桂上书论劾，指摘顺天乡试主考黄洪宪以权谋私，所举中式之人中有八人可疑，且提出虽然解元王衡素号多才，但是由于王衡的父亲王锡爵是内阁大学士，为了证明王衡中举与王锡爵辅臣的身份没有关系，最好让王衡和其余那可疑的八位考生一起参加复试，以检验他们是否有真才实学。
高桂的奏章一出，随即引发轩然大波，黄洪宪、王锡爵、申时行、张国彦等人纷纷上疏抗辩。
事关科考公平，司礼监在王锡爵和申时行的奏疏一到达内廷之后，立时便报与皇帝知晓，
“……乡试八月举行，九月放榜，这放榜两三个月后才弹劾中举者名不副实，也难怪阁臣心里平不下这口气。”
张诚立在朱翊钧身边殷殷切切地说道，
“再者说，那李鸿虽则名义上是申时行的女婿，但是他的女儿早已亡故，李鸿亦早已另娶了，因此高桂在揭帖中所说的‘势在从势’、‘因亲及亲’之语，全然是子虚乌有之微词隐讽。”
“自有科场以来，从未有妇翁在位，而女婿不许应举的禁例，何况申时行之子申用嘉已两科不令会试，阁臣避嫌至此，可谓奉公守法。”
朱翊钧看着手中的奏疏道，
“那高桂指证李鸿作弊的证据是甚么呢？”
张诚答道，
“李鸿文章结尾处的束股取自孟义书经，据说他在此处似乎误笔写错了一个字，致使文义不通，对仗亦不工整，因此高桂便怀疑这个字是为李鸿与主考官的一个暗号。”
虽然朱翊钧在现代研究的是明史，但是如果现下要他当场按照明朝科考的形式立时立刻地写一篇八股文出来，他肯定是写不出来的。
因为八股文有十分明确的格式规定，文章必须用孔子、孟子的语气说话，后四部分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必须用排比对偶的形式写出来，文章的每一股都要有两段对仗工整的句子，这考校的就是平仄对仗的文言童子功。
现代人学语文是不学这些的，就算学了，也不是古代学子们的这个学法，给朱翊钧讲起来，现代语文才是活的，它的文法是跟着中国人的交流方式而变动的、流通的，它是活在每一个中国普通百姓交流里的语言。
八股文却是反过来的，它诞生的初衷就是为了把普通百姓筛选出去，它是广大人民群众和权力的隔离器，是专门用来将百姓和知识隔绝开来的，因此后来“皇帝”一旦消失，八股文也就跟着死绝了。
现下朱翊钧不幸就坐在这个能让八股文陪葬的高贵位置上，他当然写不出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死去多年的文体，不过教他看看八股文他还是能看出点门道来的。
“笔误一个字”在最讲究对仗工整的八股文里确实算得上是一个疑点，毕竟八股成文在句子长短、字数多少和声调高低上也有相应要求，不是想怎么发挥就怎么发挥的，
“那李鸿笔误的这个字是甚么呢？”
朱翊钧问道，
“甚么字能让阅卷官一见便知是他的文章呢？”
张诚道，
“据说是一个‘囡’字，那高桂在奏疏中信誓旦旦地说，吴人土音以生女为‘囡’，而申时行故乡正为苏州府长洲县，李鸿若在文章中有意写一个‘囡’字，则主考官一见便知文章作者为首辅之婿。”
殿外风雪交加，北方呼啸，朱翊钧坐在静谧温煦的暖阁之中，听着张诚的回话，扶着额头笑了起来。
真是要命了，朱翊钧心想，英国人都已经与西班牙人为了海贸殖民利益打起仗来了，大明的皇帝还在这里为八股文里的一个字伤神。
张诚却被皇帝这突如其来的笑声唬得一怔，他寻思着自己也没说错甚么要紧的话啊，怎么皇爷是这个反应呢，
“皇爷您……您说要让礼部核查即可，可是王锡爵和申时行上了奏疏，请求皇爷下旨让这八位举子复试……”
朱翊钧总算敛了笑声，
“复试甚么嘛，科道官无非是想在王锡爵和申时行身上再炮制一遍当年的张居正三子登科案。”
皇帝将手中的奏疏往御桌上一甩，对着殿外纷纷扬扬的雪影说道，
“当年张居正三子张嗣修、张懋修与张敬修接连进士及第，且张嗣修为榜眼，张懋修中状元，张懋修还是朕为了挽留张居正乞休而特意擢拔的，当时还有人送了张居正一副对联，‘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可谓是奉承至极。”
“但张居正死后，万历十年八月乡试，科道官上疏说张居正假公济私，还说张懋修的策问，是张居正帮他替写的，于是朕便依言将张敬修、张懋修及张敬修削官去籍，俱勒为民，咳……你也别在这试探来试探去的，说甚么‘科举之防’，其实阁臣们怕的就是步张居正之后尘嘛，朕心里都明白。”
朱翊钧轻咳了一声，宫里给主子们住的阁殿都烘得人出汗，他自然也不觉得冷，只是他提起这一件事来，心里就有一点不舒服。
明朝历史上科举进士被贬为庶民的其实不在少数，而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治罪手法却已超出了这一惩罚范围。
事实上，张敬修、张懋修及张敬修被削去官职后，万历皇帝尤嫌不足，到了万历十一年，还将张居正三子的名字从万历朝的“进士名录”中除去，彻底剥夺了张居正三子曾经获得过的殊荣与功名，这在有明一代是极其少见的。
因此王锡爵和申时行谨慎如此，在情理上是可以谅解的，谁能拍着胸脯保证自己不是下一个张居正呢？
即使不为自己考虑，子孙后代的安危总是该在自己在位时计较一番的。
朱翊钧这时倒不仅是为万历皇帝的狠辣而感到齿冷，而是他发现万历皇帝曾经做过的那些阴晴不定的狠毒之事，眼下都渐渐应到他身上来了。
言官为了仕途和声名猛烈攻击内阁，以此试探皇帝的好恶而增加政治资本，而阁臣因为张居正一家曾经所遭遇的种种，不得不小心应付科道官所弹劾的一切谏言。
故而皇帝和阁臣都必须分出很大一部分精力去处理这些因互相攻讦而引起的政治斗争，万历皇帝在之前留下的“倒张”后遗症，现在都算到了朱翊钧头上。
而朱翊钧实际上一点也不热衷于这种“把言官与阁臣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政治游戏，他简直都感到厌烦，他甚至开始理解万历皇帝的怠政心理了，天天为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作毫无意义的裁判，是个人都想躲起来，何况万历皇帝本来就脾性不佳，
“他们就是冲着辅臣去的，即使朕同意复试之请，依旧会有科道官继续上疏。”
朱翊钧慢慢道，
“朕算了算时日，再过几天就是正月了，就算朕现在下旨，也要等到年后才能复试，倘或其中再有牵扯纠葛，那王衡、李鸿等八位被劾举人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春闱会试了。”
历史上顺天乡试案的结果也正是如此，科考官黄洪宪罢官归里，李鸿错过了万历十七年的会试，一直等到万历二十三年才重新进入考场，却差点再次因为申时行女婿的身份落选，幸得主考官张位力挺才终于登科。
至于王锡爵之子王衡在此后更是两度不入试，直到万历二十九年，王锡爵第二次罢归八年后才考中榜眼，被授翰林院编修，朝野因此以‘父子榜眼’，而传为美谈。
“皇爷明鉴，倘或不复试，岂非坐实了阁臣谋私之嫌？”
张诚轻声细气地劝道，其实对于王衡和李鸿来说，再等上三年或者六年去参加会试是无所谓的，毕竟他们确实有真才实学，但是及时复试以证实自己举人功名得来清白的机会只有这么一次，如果这一次错过去了，往后再想分辨，或许就没那么容易了，
“王锡爵的奏疏上说……”
朱翊钧接口道，
“‘祖宗二百年来，辅臣子见疑而覆试，自臣始；北京解元见疑而覆试，自章礼与臣男始，使臣男班于章礼权门狗盗之例，此为谁辱，而又可使再辱乎？文章自古无凭，虽前辈名家，尚未识真是真非，乃今新进初学，字句小讹，被以关节之名，幽不有鬼神，明不有公论乎？”
朱翊钧伸出手来，敲了敲御桌台面，他低头抿了下嘴唇，手指停在桌面上顿了半分钟，才继续用他穿越前获得的历史知识补充道，
“这个章礼啊，朕记得是嘉靖四十三年顺天乡试甲子科解元，那一年的乡试首题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恰逢当时的主考官林对山偶患目疾，不能阅卷，于是命副考遍读所有取卷，却谓皆非解元，尔后反读落卷，才得章礼之卷，据说当时林对山读至文章起股，便已定章礼为真解元。”
张诚干巴巴地笑了一笑，
“是啊，章礼是落卷变解元，王衡却是解元变落卷，难道就因为章礼是匠籍，而王衡是辅臣之子，待遇便如此不同？”
朱翊钧跟着笑了笑，表示自己也不赞同这种逆向歧视，但是他笑完之后又有点儿怔神，他想，“逆向歧视”这个词语在万历十六年还是太先进太飘渺了，晚明起码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根本不会参与到科举竞争中，这又怎么算得上是逆向歧视呢？假设晚明存在逆向歧视，那二十岁的魏忠贤怎么会是个文盲呢？
张诚继续道，
“奴婢以为，黄洪宪申辩的奏疏就写得很有道理，高桂既然说顺天府乡试存在贿赂舞弊，那么就应当直言行贿者何人、受贿罪何人、见证者何人，何处交通、何时联络，如此捕风捉影，却反要求受劾者自证，实在不是君子所为。”
朱翊钧默然片刻，道，
“确实，当年说张懋修的状元名不副实，朕也没给他自证的机会。”
张诚忙道，
“皇爷您没有错，昔年杨慎何等高才，然因其父乃首辅杨廷和，考上状元之后依旧遭人非议，又何况那才学之名远不及杨慎的张懋修呢？”
朱翊钧点了点头，忽然道，
“其实以杨慎的才学，根本不必在八股文章上荒废时光，倘或世宗皇帝……”
皇帝拍了拍自己的额头，又改口道，
“嗳，算了，既然王锡爵和申时行一再要求朕同意高桂复试之请，那就复试罢，瞧瞧王锡爵这语气，朕要是再不同意复试，他怕是又要上疏乞骸骨了。”
张诚觉得皇帝的态度十分可疑，这话听上去似乎像是迫于无奈才答应复试的，难道是皇帝对王锡爵有甚么不满？
杨慎当年遭质疑，也是因为杨廷和在大礼议中落败的缘故，可细听皇帝的意思，似乎也是承认王衡才学过人，自证清白纯属多此一举啊。
“八股文就是挺麻烦的，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能牵扯出这些事来。”
朱翊钧撑着脑袋道，
“朕就不学八股，也从来没想过要去学八股，不是照样能治国理政？你也不学八股，内书堂压根就不教八股，你不是照样能替朕批红？倘或一样是要考一些没用的知识才能筛选出人才，还不如考一些教人省心又省力的呢。”
张诚道，
“恕奴婢直言，只要朝廷需要人才，皇爷的这些心力就总是省不了的，再者说，不考八股，还能考甚么呢？除了八股，还有甚么能让天下学子都能心悦诚服地感到科考公平呢？”
对于这个问题，朱翊钧心里其实有很多比八股更好，甚至好过千百倍的答案，但是此刻他却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若有所思地回道，
“是啊，这‘公平’二字么，倘或只花上一年两年的心力，总是解决不了的。”
魏忠贤到南京后没多久，朱翊钧这里就又出了一桩大案。
万历十六年戊子，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黄洪宪为顺天乡试主考，盛讷为副考，该科乡试的考试结果，为王锡爵之子王衡中解元，为乡试第一名；申时行的女婿李鸿中举人，为乡试第十五名；总督蓟辽右都御史张国彦之孙张毓塘亦中举人，为乡试第七十名。
万历十六年年末，礼部郎中高桂上书论劾，指摘顺天乡试主考黄洪宪以权谋私，所举中式之人中有八人可疑，且提出虽然解元王衡素号多才，但是由于王衡的父亲王锡爵是内阁大学士，为了证明王衡中举与王锡爵辅臣的身份没有关系，最好让王衡和其余那可疑的八位考生一起参加复试，以检验他们是否有真才实学。
高桂的奏章一出，随即引发轩然大波，黄洪宪、王锡爵、申时行、张国彦等人纷纷上疏抗辩。
事关科考公平，司礼监在王锡爵和申时行的奏疏一到达内廷之后，立时便报与皇帝知晓，
“……乡试八月举行，九月放榜，这放榜两三个月后才弹劾中举者名不副实，也难怪阁臣心里平不下这口气。”
张诚立在朱翊钧身边殷殷切切地说道，
“再者说，那李鸿虽则名义上是申时行的女婿，但是他的女儿早已亡故，李鸿亦早已另娶了，因此高桂在揭帖中所说的‘势在从势’、‘因亲及亲’之语，全然是子虚乌有之微词隐讽。”
“自有科场以来，从未有妇翁在位，而女婿不许应举的禁例，何况申时行之子申用嘉已两科不令会试，阁臣避嫌至此，可谓奉公守法。”
朱翊钧看着手中的奏疏道，
“那高桂指证李鸿作弊的证据是甚么呢？”
张诚答道，
“李鸿文章结尾处的束股取自孟义书经，据说他在此处似乎误笔写错了一个字，致使文义不通，对仗亦不工整，因此高桂便怀疑这个字是为李鸿与主考官的一个暗号。”
虽然朱翊钧在现代研究的是明史，但是如果现下要他当场按照明朝科考的形式立时立刻地写一篇八股文出来，他肯定是写不出来的。
因为八股文有十分明确的格式规定，文章必须用孔子、孟子的语气说话，后四部分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必须用排比对偶的形式写出来，文章的每一股都要有两段对仗工整的句子，这考校的就是平仄对仗的文言童子功。
现代人学语文是不学这些的，就算学了，也不是古代学子们的这个学法，给朱翊钧讲起来，现代语文才是活的，它的文法是跟着中国人的交流方式而变动的、流通的，它是活在每一个中国普通百姓交流里的语言。
八股文却是反过来的，它诞生的初衷就是为了把普通百姓筛选出去，它是广大人民群众和权力的隔离器，是专门用来将百姓和知识隔绝开来的，因此后来“皇帝”一旦消失，八股文也就跟着死绝了。
现下朱翊钧不幸就坐在这个能让八股文陪葬的高贵位置上，他当然写不出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死去多年的文体，不过教他看看八股文他还是能看出点门道来的。
“笔误一个字”在最讲究对仗工整的八股文里确实算得上是一个疑点，毕竟八股成文在句子长短、字数多少和声调高低上也有相应要求，不是想怎么发挥就怎么发挥的，
“那李鸿笔误的这个字是甚么呢？”
朱翊钧问道，
“甚么字能让阅卷官一见便知是他的文章呢？”
张诚道，
“据说是一个‘囡’字，那高桂在奏疏中信誓旦旦地说，吴人土音以生女为‘囡’，而申时行故乡正为苏州府长洲县，李鸿若在文章中有意写一个‘囡’字，则主考官一见便知文章作者为首辅之婿。”
殿外风雪交加，北方呼啸，朱翊钧坐在静谧温煦的暖阁之中，听着张诚的回话，扶着额头笑了起来。
真是要命了，朱翊钧心想，英国人都已经与西班牙人为了海贸殖民利益打起仗来了，大明的皇帝还在这里为八股文里的一个字伤神。
张诚却被皇帝这突如其来的笑声唬得一怔，他寻思着自己也没说错甚么要紧的话啊，怎么皇爷是这个反应呢，
“皇爷您……您说要让礼部核查即可，可是王锡爵和申时行上了奏疏，请求皇爷下旨让这八位举子复试……”
朱翊钧总算敛了笑声，
“复试甚么嘛，科道官无非是想在王锡爵和申时行身上再炮制一遍当年的张居正三子登科案。”
皇帝将手中的奏疏往御桌上一甩，对着殿外纷纷扬扬的雪影说道，
“当年张居正三子张嗣修、张懋修与张敬修接连进士及第，且张嗣修为榜眼，张懋修中状元，张懋修还是朕为了挽留张居正乞休而特意擢拔的，当时还有人送了张居正一副对联，‘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可谓是奉承至极。”
“但张居正死后，万历十年八月乡试，科道官上疏说张居正假公济私，还说张懋修的策问，是张居正帮他替写的，于是朕便依言将张敬修、张懋修及张敬修削官去籍，俱勒为民，咳……你也别在这试探来试探去的，说甚么‘科举之防’，其实阁臣们怕的就是步张居正之后尘嘛，朕心里都明白。”
朱翊钧轻咳了一声，宫里给主子们住的阁殿都烘得人出汗，他自然也不觉得冷，只是他提起这一件事来，心里就有一点不舒服。
明朝历史上科举进士被贬为庶民的其实不在少数，而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治罪手法却已超出了这一惩罚范围。
事实上，张敬修、张懋修及张敬修被削去官职后，万历皇帝尤嫌不足，到了万历十一年，还将张居正三子的名字从万历朝的“进士名录”中除去，彻底剥夺了张居正三子曾经获得过的殊荣与功名，这在有明一代是极其少见的。
因此王锡爵和申时行谨慎如此，在情理上是可以谅解的，谁能拍着胸脯保证自己不是下一个张居正呢？
即使不为自己考虑，子孙后代的安危总是该在自己在位时计较一番的。
朱翊钧这时倒不仅是为万历皇帝的狠辣而感到齿冷，而是他发现万历皇帝曾经做过的那些阴晴不定的狠毒之事，眼下都渐渐应到他身上来了。
言官为了仕途和声名猛烈攻击内阁，以此试探皇帝的好恶而增加政治资本，而阁臣因为张居正一家曾经所遭遇的种种，不得不小心应付科道官所弹劾的一切谏言。
故而皇帝和阁臣都必须分出很大一部分精力去处理这些因互相攻讦而引起的政治斗争，万历皇帝在之前留下的“倒张”后遗症，现在都算到了朱翊钧头上。
而朱翊钧实际上一点也不热衷于这种“把言官与阁臣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政治游戏，他简直都感到厌烦，他甚至开始理解万历皇帝的怠政心理了，天天为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作毫无意义的裁判，是个人都想躲起来，何况万历皇帝本来就脾性不佳，
“他们就是冲着辅臣去的，即使朕同意复试之请，依旧会有科道官继续上疏。”
朱翊钧慢慢道，
“朕算了算时日，再过几天就是正月了，就算朕现在下旨，也要等到年后才能复试，倘或其中再有牵扯纠葛，那王衡、李鸿等八位被劾举人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春闱会试了。”
历史上顺天乡试案的结果也正是如此，科考官黄洪宪罢官归里，李鸿错过了万历十七年的会试，一直等到万历二十三年才重新进入考场，却差点再次因为申时行女婿的身份落选，幸得主考官张位力挺才终于登科。
至于王锡爵之子王衡在此后更是两度不入试，直到万历二十九年，王锡爵第二次罢归八年后才考中榜眼，被授翰林院编修，朝野因此以‘父子榜眼’，而传为美谈。
“皇爷明鉴，倘或不复试，岂非坐实了阁臣谋私之嫌？”
张诚轻声细气地劝道，其实对于王衡和李鸿来说，再等上三年或者六年去参加会试是无所谓的，毕竟他们确实有真才实学，但是及时复试以证实自己举人功名得来清白的机会只有这么一次，如果这一次错过去了，往后再想分辨，或许就没那么容易了，
“王锡爵的奏疏上说……”
朱翊钧接口道，
“‘祖宗二百年来，辅臣子见疑而覆试，自臣始；北京解元见疑而覆试，自章礼与臣男始，使臣男班于章礼权门狗盗之例，此为谁辱，而又可使再辱乎？文章自古无凭，虽前辈名家，尚未识真是真非，乃今新进初学，字句小讹，被以关节之名，幽不有鬼神，明不有公论乎？”
朱翊钧伸出手来，敲了敲御桌台面，他低头抿了下嘴唇，手指停在桌面上顿了半分钟，才继续用他穿越前获得的历史知识补充道，
“这个章礼啊，朕记得是嘉靖四十三年顺天乡试甲子科解元，那一年的乡试首题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恰逢当时的主考官林对山偶患目疾，不能阅卷，于是命副考遍读所有取卷，却谓皆非解元，尔后反读落卷，才得章礼之卷，据说当时林对山读至文章起股，便已定章礼为真解元。”
张诚干巴巴地笑了一笑，
“是啊，章礼是落卷变解元，王衡却是解元变落卷，难道就因为章礼是匠籍，而王衡是辅臣之子，待遇便如此不同？”
朱翊钧跟着笑了笑，表示自己也不赞同这种逆向歧视，但是他笑完之后又有点儿怔神，他想，“逆向歧视”这个词语在万历十六年还是太先进太飘渺了，晚明起码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根本不会参与到科举竞争中，这又怎么算得上是逆向歧视呢？假设晚明存在逆向歧视，那二十岁的魏忠贤怎么会是个文盲呢？
张诚继续道，
“奴婢以为，黄洪宪申辩的奏疏就写得很有道理，高桂既然说顺天府乡试存在贿赂舞弊，那么就应当直言行贿者何人、受贿罪何人、见证者何人，何处交通、何时联络，如此捕风捉影，却反要求受劾者自证，实在不是君子所为。”
朱翊钧默然片刻，道，
“确实，当年说张懋修的状元名不副实，朕也没给他自证的机会。”
张诚忙道，
“皇爷您没有错，昔年杨慎何等高才，然因其父乃首辅杨廷和，考上状元之后依旧遭人非议，又何况那才学之名远不及杨慎的张懋修呢？”
朱翊钧点了点头，忽然道，
“其实以杨慎的才学，根本不必在八股文章上荒废时光，倘或世宗皇帝……”
皇帝拍了拍自己的额头，又改口道，
“嗳，算了，既然王锡爵和申时行一再要求朕同意高桂复试之请，那就复试罢，瞧瞧王锡爵这语气，朕要是再不同意复试，他怕是又要上疏乞骸骨了。”
张诚觉得皇帝的态度十分可疑，这话听上去似乎像是迫于无奈才答应复试的，难道是皇帝对王锡爵有甚么不满？
杨慎当年遭质疑，也是因为杨廷和在大礼议中落败的缘故，可细听皇帝的意思，似乎也是承认王衡才学过人，自证清白纯属多此一举啊。
“八股文就是挺麻烦的，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能牵扯出这些事来。”
朱翊钧撑着脑袋道，
“朕就不学八股，也从来没想过要去学八股，不是照样能治国理政？你也不学八股，内书堂压根就不教八股，你不是照样能替朕批红？倘或一样是要考一些没用的知识才能筛选出人才，还不如考一些教人省心又省力的呢。”
张诚道，
“恕奴婢直言，只要朝廷需要人才，皇爷的这些心力就总是省不了的，再者说，不考八股，还能考甚么呢？除了八股，还有甚么能让天下学子都能心悦诚服地感到科考公平呢？”
对于这个问题，朱翊钧心里其实有很多比八股更好，甚至好过千百倍的答案，但是此刻他却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若有所思地回道，
“是啊，这‘公平’二字么，倘或只花上一年两年的心力，总是解决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