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法家岂是治世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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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觉得自己的口才是很好的。
尤其面对郑国泰这张宛如自带美颜滤镜的脸，他叙述起自己的宏图大计时还颇有些洋洋自得的陶陶然。
而且郑氏兄妹在皇帝面前显然不像李太后和潞王可以随意插话。
他们在聆听朱翊钧的计划时，始终保持着一种面带微笑的祥和与宁静。
倘或“九莲菩萨”在明清文化中当真是观音的代指，朱翊钧觉得此刻郑氏兄妹的神情合起来就像是莲花台上那似男非女的观音菩萨。
朱翊钧讲完之后长舒了一口气，又对郑国泰补充道，
“朕想来想去，还是给你一个锦衣卫百户的职位再兼理总督海运得好。”
锦衣卫百户是正六品，但是众所周知，晚明的锦衣卫早就成了各路勋贵子弟恩荫、领赏、袭职的地方。
很多都是挂一个名头来领一份薪水，北镇抚司那些真正能受皇帝差遣、为皇帝捉拿钦犯到诏狱的，和那些受恩荫的勋贵子弟完全是两路人。
朱翊钧的想法是把郑国泰放在这两路人中间。
晚明现有的官僚体制中并没有“海运总督”这个职位，郑国泰挂一个锦衣卫的身份，进可攻退可守，正好游离在外戚勋贵和为皇帝办实事的能臣之间。
郑国泰听了，这回倒没再站起来，
“小民何德何能……”
朱翊钧知道郑国泰是在说客套话，还没正式上官场，郑国泰就已经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三推三让”的把戏，
“内兄何以为无德无能？”
朱翊钧一点谦虚的退路都不留给郑国泰，
“朕以为内兄德才具备，朝中又有何人敢生妄议？”
郑国泰一听朱翊钧一句话就把“推让”上升到了“妄议”，也不敢再谦让，只是道，
“皇上不怕妄议，小民便不惧妄议。”
“只是海运一事牵涉甚广，臣读史书，却唯恐晏婴相齐，三人成虎。”
“古人云，‘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倘或将来让皇上因小民而横生忧虑，那这便是小民的罪过了。”
朱翊钧心想，晚明士大夫的权柄到底重到了何等地步，竟能让得了诰券的郑国泰在此刻用出“晏婴相齐”的掌故。
“晏婴相齐”的典故是这样的。
齐景公当年即位之初并未重用晏婴，只是让他去治理东阿。
晏婴一去就是三年，这期间齐景公陆续听到了许多关于晏婴的坏话，因此很不高兴，便把晏婴召来责问，并要罢他的官。
晏婴赶忙谢罪，“臣已经知道自己的过错了，请再给臣一次机会，让臣重新治理东阿，三年后臣保证让您听到赞誉的话。”
齐景公同意了。
三年后，齐景公果然听到有许多人在说晏婴的好话。
齐景公大悦，决定召见晏婴，准备重重赏赐。
谁知晏婴却推辞不受，齐景公好生奇怪，细问其故。
晏婴便把两次治理东阿的真相说了出来。
他说，“臣三年前治理东阿，尽心竭力，秉公办事，得罪了许多人。”
“臣修桥筑路，努力为百姓多做好事，结果遭到了那些平日里欺压百姓的富绅们的反对；”
“臣判狱断案，不畏豪强，依法办事，又遭到了豪强劣绅的反对；”
“臣表彰和荐举那些节俭、勤劳、孝敬师长和友爱兄弟的人，而惩罚那些懒惰的人，那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之徒自然对我恨之入骨；”
“臣处理外事，送往迎来，即使是朝廷派来的贵官，臣也一定循章办事，决不违礼逢迎，于是又遭到了许多贵族的反对。”
“甚至臣左右的人向我提出不合法的要求，也会遭到臣的拒绝，这自然也会引起他们的不满。”
“这样一来，这些反对臣的人一齐散布我的谣言，大王听后自然对臣不满意。”
“而后三年，臣便反其道而行之，那些原来说臣坏话的人，自然开始夸奖臣了。”
“臣以为，前三年治理东阿，大王本应奖励臣，反而要惩罚臣；后三年大王应惩罚臣，结果却要奖励臣，所以，臣实在不敢接受。”
齐景公听完晏婴这一番话，才知道晏婴的确是个贤才，而深悔自己以前听信了谗言，错怪了晏婴。
于是，齐景公将国政委于晏婴，让他辅佐自己治理齐国。
朱翊钧闻言笑了一笑，道，
“‘晏婴相齐’出自《晏子春秋》，此书非儒非道，实非君子之学。”
郑国泰扬起他那张不化妆却胜似化妆的明星般的英俊面孔道，
“《晏子》乃法家学说，法家虽非君子之学，但是乃治世之学。”
朱翊钧微笑道，
“自古皆无以法家为尊，而得以长治久安之朝代。”
郑国泰笑了笑，道，
“是，皇上自幼时便以儒士为师，小民原不该对皇上说这些。”
朱翊钧笑道，
“无妨，朕也是头一次见到身为小民，而以法家为治世之说者。”
这句话朱翊钧是用玩笑的口吻说出来的。
但在他说出来的这一刻，郑国泰在朱翊钧心里就和先前劝他要严惩科道官的张诚是一样份量了。
郑国泰当然不能算是“小民”，哪朝哪代都没有坐拥三百顷地来吃租的“小民”。
可朱翊钧还是在心里为郑国泰感到悲哀。
他“郑国舅”可是一个连自己外甥和妹妹都难得见上一回，见了自己妹夫还要下跪磕头的弱势皇亲啊。
竟也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推崇法家学说。
郑国泰反问道，
“难道皇上以为法家不堪为治世之学吗？”
朱翊钧微笑道，
“以我大明而言，尊儒总比崇法管用。”
郑国泰回道，
“小民以为，法家讲的话虽然不怎么好听，但他们坦率而不虚伪，以世人为非君子，则足以防小人。”
朱翊钧笑了一笑，斩钉截铁地回道，
“不，内兄，法家也是虚伪的，只是它的虚伪和儒家不同，法家的虚伪，是在于它制造了一种‘伪恶’的氛围。”
“内兄可以说儒家虚伪，说它‘伪善’，说它假君子、真小人，那么法家就不是伪善的问题，法家是‘伪恶’。”
不得不说，郑国泰那张如同现代明星一般的脸还是相当有迷惑性的。
此刻他抬起头，微张着嘴看着眼前的皇帝。
一个普通人作来就是讶异中透着些许蠢的表情，在他那线条流畅的脸上，却显得格外好看。
“‘伪恶’？”
郑国泰就用着他那一种好看中透着蠢的表情向皇帝问道，
“皇上的‘伪恶’之说，又是从何而来？”
朱翊钧微微笑道，
“‘伪恶’不似‘伪善’，它很容易定义。”
“譬如这大明官场中就有一种条件，能使得一个心里并不恶、甚至还是比较高尚的一个人，去做坏事。”
“就像内兄方才所引之‘晏婴相齐’，晏婴是古今公认的贤相，可是他生在齐国，在齐国官场上治国理政，就是不得不做坏事。”
“但是晏婴做坏事，不是因为他本事是一个坏人，而是因为齐国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就是会使得做官之人不得不做坏事，而不能做好事。”
“如此说来，那晏婴当年，就是违心做了坏事，倘或一个非善之人做了善事是‘伪善’，那么一个非恶之人做了恶事，不就是‘伪恶’吗？”
郑国泰若有所思。
朱翊钧又笑道，
“所以朕不喜欢法家，朕即使是为了大明，也永远不可能会去喜欢法家。”
“所谓违心地做了一些甚么事，便是指一个人本来是不想做坏事的，但是由于环境所迫，一个人不做坏事就待不住，就不能留在这个环境。”
“那这种恶——不管它是‘真恶’还是‘伪恶’——就是最糟糕的一种恶了。”
“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那就不但可以让坏人理直气壮地做坏事，连好人都要被迫做坏事，那好人就会一齐变坏了。”
“内兄既读史书，且看从古至今，除了秦朝之外，可有第二位一统天下之君王信奉法家之说？”
“且即便残暴如秦始皇，他焚书之时，不是一样将《晏子》归为应焚‘伪书’之列？”
“可见再苛暴的君王，就是再会统御不忠之人，他心底里也是忌惮一个‘伪’字的。”
郑国泰默然片刻，道，
“人性本恶，法家并非断无可取之处。”
朱翊钧淡笑道，
“倘或人性本恶，法家之说便是发扬了这种恶，它只不过是打着为君御臣的旗号，能驾驭臣下不代表能治国理政。”
“伪善之人虽则有私心，但或许还能行几件为民着想的善政，可倘或是一群伪恶之人，那是绝对做不出任何一件为国为民的善事的。”
“韩非对人性的判断是人应该性恶，那么依照他这种论断，朕作为一个皇上，就应该希望我大明的官既怕死又爱钱。”
“因为爱钱就可以重赏之下为朕办事，怕死他就不敢造反，如果他既不爱钱又不怕死，那他就是想功高震主，邀功博名，朕就应该要把他清除。”
“倘或一个国君治国治到了这一步，臣子不性恶，他当皇帝就不放心，那他的天下就会到处都是恶人与恶事。”
“当年韩非将人性之恶揣摩得何等透彻，可任凭他揣摩得如何透彻，他不是也依然死于李斯之手吗？”
“所以朕对法家不以为然，法家说要让臣子和臣子相争才能保得君王安宁，朕绝不会这么做。”
郑国泰盯着朱翊钧看了一会儿，他那双星星般的眼睛一眨一眨，美目的扑闪成功地掩饰了他内心的拉锯。忽然，他又站了起来，朝着朱翊钧第二次行了叩拜大礼，
“臣谨受教。”
郑国泰再张口时已变了称呼，
“臣但凭皇上吩咐。”
朱翊钧觉得自己的口才是很好的。
尤其面对郑国泰这张宛如自带美颜滤镜的脸，他叙述起自己的宏图大计时还颇有些洋洋自得的陶陶然。
而且郑氏兄妹在皇帝面前显然不像李太后和潞王可以随意插话。
他们在聆听朱翊钧的计划时，始终保持着一种面带微笑的祥和与宁静。
倘或“九莲菩萨”在明清文化中当真是观音的代指，朱翊钧觉得此刻郑氏兄妹的神情合起来就像是莲花台上那似男非女的观音菩萨。
朱翊钧讲完之后长舒了一口气，又对郑国泰补充道，
“朕想来想去，还是给你一个锦衣卫百户的职位再兼理总督海运得好。”
锦衣卫百户是正六品，但是众所周知，晚明的锦衣卫早就成了各路勋贵子弟恩荫、领赏、袭职的地方。
很多都是挂一个名头来领一份薪水，北镇抚司那些真正能受皇帝差遣、为皇帝捉拿钦犯到诏狱的，和那些受恩荫的勋贵子弟完全是两路人。
朱翊钧的想法是把郑国泰放在这两路人中间。
晚明现有的官僚体制中并没有“海运总督”这个职位，郑国泰挂一个锦衣卫的身份，进可攻退可守，正好游离在外戚勋贵和为皇帝办实事的能臣之间。
郑国泰听了，这回倒没再站起来，
“小民何德何能……”
朱翊钧知道郑国泰是在说客套话，还没正式上官场，郑国泰就已经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三推三让”的把戏，
“内兄何以为无德无能？”
朱翊钧一点谦虚的退路都不留给郑国泰，
“朕以为内兄德才具备，朝中又有何人敢生妄议？”
郑国泰一听朱翊钧一句话就把“推让”上升到了“妄议”，也不敢再谦让，只是道，
“皇上不怕妄议，小民便不惧妄议。”
“只是海运一事牵涉甚广，臣读史书，却唯恐晏婴相齐，三人成虎。”
“古人云，‘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倘或将来让皇上因小民而横生忧虑，那这便是小民的罪过了。”
朱翊钧心想，晚明士大夫的权柄到底重到了何等地步，竟能让得了诰券的郑国泰在此刻用出“晏婴相齐”的掌故。
“晏婴相齐”的典故是这样的。
齐景公当年即位之初并未重用晏婴，只是让他去治理东阿。
晏婴一去就是三年，这期间齐景公陆续听到了许多关于晏婴的坏话，因此很不高兴，便把晏婴召来责问，并要罢他的官。
晏婴赶忙谢罪，“臣已经知道自己的过错了，请再给臣一次机会，让臣重新治理东阿，三年后臣保证让您听到赞誉的话。”
齐景公同意了。
三年后，齐景公果然听到有许多人在说晏婴的好话。
齐景公大悦，决定召见晏婴，准备重重赏赐。
谁知晏婴却推辞不受，齐景公好生奇怪，细问其故。
晏婴便把两次治理东阿的真相说了出来。
他说，“臣三年前治理东阿，尽心竭力，秉公办事，得罪了许多人。”
“臣修桥筑路，努力为百姓多做好事，结果遭到了那些平日里欺压百姓的富绅们的反对；”
“臣判狱断案，不畏豪强，依法办事，又遭到了豪强劣绅的反对；”
“臣表彰和荐举那些节俭、勤劳、孝敬师长和友爱兄弟的人，而惩罚那些懒惰的人，那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之徒自然对我恨之入骨；”
“臣处理外事，送往迎来，即使是朝廷派来的贵官，臣也一定循章办事，决不违礼逢迎，于是又遭到了许多贵族的反对。”
“甚至臣左右的人向我提出不合法的要求，也会遭到臣的拒绝，这自然也会引起他们的不满。”
“这样一来，这些反对臣的人一齐散布我的谣言，大王听后自然对臣不满意。”
“而后三年，臣便反其道而行之，那些原来说臣坏话的人，自然开始夸奖臣了。”
“臣以为，前三年治理东阿，大王本应奖励臣，反而要惩罚臣；后三年大王应惩罚臣，结果却要奖励臣，所以，臣实在不敢接受。”
齐景公听完晏婴这一番话，才知道晏婴的确是个贤才，而深悔自己以前听信了谗言，错怪了晏婴。
于是，齐景公将国政委于晏婴，让他辅佐自己治理齐国。
朱翊钧闻言笑了一笑，道，
“‘晏婴相齐’出自《晏子春秋》，此书非儒非道，实非君子之学。”
郑国泰扬起他那张不化妆却胜似化妆的明星般的英俊面孔道，
“《晏子》乃法家学说，法家虽非君子之学，但是乃治世之学。”
朱翊钧微笑道，
“自古皆无以法家为尊，而得以长治久安之朝代。”
郑国泰笑了笑，道，
“是，皇上自幼时便以儒士为师，小民原不该对皇上说这些。”
朱翊钧笑道，
“无妨，朕也是头一次见到身为小民，而以法家为治世之说者。”
这句话朱翊钧是用玩笑的口吻说出来的。
但在他说出来的这一刻，郑国泰在朱翊钧心里就和先前劝他要严惩科道官的张诚是一样份量了。
郑国泰当然不能算是“小民”，哪朝哪代都没有坐拥三百顷地来吃租的“小民”。
可朱翊钧还是在心里为郑国泰感到悲哀。
他“郑国舅”可是一个连自己外甥和妹妹都难得见上一回，见了自己妹夫还要下跪磕头的弱势皇亲啊。
竟也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推崇法家学说。
郑国泰反问道，
“难道皇上以为法家不堪为治世之学吗？”
朱翊钧微笑道，
“以我大明而言，尊儒总比崇法管用。”
郑国泰回道，
“小民以为，法家讲的话虽然不怎么好听，但他们坦率而不虚伪，以世人为非君子，则足以防小人。”
朱翊钧笑了一笑，斩钉截铁地回道，
“不，内兄，法家也是虚伪的，只是它的虚伪和儒家不同，法家的虚伪，是在于它制造了一种‘伪恶’的氛围。”
“内兄可以说儒家虚伪，说它‘伪善’，说它假君子、真小人，那么法家就不是伪善的问题，法家是‘伪恶’。”
不得不说，郑国泰那张如同现代明星一般的脸还是相当有迷惑性的。
此刻他抬起头，微张着嘴看着眼前的皇帝。
一个普通人作来就是讶异中透着些许蠢的表情，在他那线条流畅的脸上，却显得格外好看。
“‘伪恶’？”
郑国泰就用着他那一种好看中透着蠢的表情向皇帝问道，
“皇上的‘伪恶’之说，又是从何而来？”
朱翊钧微微笑道，
“‘伪恶’不似‘伪善’，它很容易定义。”
“譬如这大明官场中就有一种条件，能使得一个心里并不恶、甚至还是比较高尚的一个人，去做坏事。”
“就像内兄方才所引之‘晏婴相齐’，晏婴是古今公认的贤相，可是他生在齐国，在齐国官场上治国理政，就是不得不做坏事。”
“但是晏婴做坏事，不是因为他本事是一个坏人，而是因为齐国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就是会使得做官之人不得不做坏事，而不能做好事。”
“如此说来，那晏婴当年，就是违心做了坏事，倘或一个非善之人做了善事是‘伪善’，那么一个非恶之人做了恶事，不就是‘伪恶’吗？”
郑国泰若有所思。
朱翊钧又笑道，
“所以朕不喜欢法家，朕即使是为了大明，也永远不可能会去喜欢法家。”
“所谓违心地做了一些甚么事，便是指一个人本来是不想做坏事的，但是由于环境所迫，一个人不做坏事就待不住，就不能留在这个环境。”
“那这种恶——不管它是‘真恶’还是‘伪恶’——就是最糟糕的一种恶了。”
“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那就不但可以让坏人理直气壮地做坏事，连好人都要被迫做坏事，那好人就会一齐变坏了。”
“内兄既读史书，且看从古至今，除了秦朝之外，可有第二位一统天下之君王信奉法家之说？”
“且即便残暴如秦始皇，他焚书之时，不是一样将《晏子》归为应焚‘伪书’之列？”
“可见再苛暴的君王，就是再会统御不忠之人，他心底里也是忌惮一个‘伪’字的。”
郑国泰默然片刻，道，
“人性本恶，法家并非断无可取之处。”
朱翊钧淡笑道，
“倘或人性本恶，法家之说便是发扬了这种恶，它只不过是打着为君御臣的旗号，能驾驭臣下不代表能治国理政。”
“伪善之人虽则有私心，但或许还能行几件为民着想的善政，可倘或是一群伪恶之人，那是绝对做不出任何一件为国为民的善事的。”
“韩非对人性的判断是人应该性恶，那么依照他这种论断，朕作为一个皇上，就应该希望我大明的官既怕死又爱钱。”
“因为爱钱就可以重赏之下为朕办事，怕死他就不敢造反，如果他既不爱钱又不怕死，那他就是想功高震主，邀功博名，朕就应该要把他清除。”
“倘或一个国君治国治到了这一步，臣子不性恶，他当皇帝就不放心，那他的天下就会到处都是恶人与恶事。”
“当年韩非将人性之恶揣摩得何等透彻，可任凭他揣摩得如何透彻，他不是也依然死于李斯之手吗？”
“所以朕对法家不以为然，法家说要让臣子和臣子相争才能保得君王安宁，朕绝不会这么做。”
郑国泰盯着朱翊钧看了一会儿，他那双星星般的眼睛一眨一眨，美目的扑闪成功地掩饰了他内心的拉锯。忽然，他又站了起来，朝着朱翊钧第二次行了叩拜大礼，
“臣谨受教。”
郑国泰再张口时已变了称呼，
“臣但凭皇上吩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