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洋人的钱不好挣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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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代将明清“开海”作为政治正确的观点之一，被划为“禁海派”的朱纨在后世的评价并不算高。
但从皇帝的角度来看，朱纨确实是嘉靖朝一名清正肯干的贤臣。
在隆庆开海前，闽、浙两省由于长期海禁，民间海外贸易作为违法行为，一直处于偷偷摸摸、暗地里发展的尴尬境地。
而当时中国沿海地区的各个阶层，无论穷富和职业，皆与海上对外贸易利益相关。
在此情况下，不少沿海商民只有公然违抗法令，私自出海贸易，有些甚至不惜勾结“夷人”和“倭寇”，并诉诸武力，引发了着名的“嘉靖倭乱”。
嘉靖二十六年，一伙三百四十多人的福清私商泛海通番，明廷谕查劾海道官员，朱纨便因此被任命巡抚浙江兼管福建海道，并提督军务。
朱纨到任后，发现海防松弛，不堪入目，昔日战舰十不存一，兵额严重不足，漳州、泉州那么大一片海域，从前旧额是二千五百人，到嘉靖二十六年仅剩一半都不到，且多为老弱残兵。
于是他着力整顿海防官军、厉行海禁、拆毁违式大船，革绝渡船，严格保甲，搜捕奸民。
同时又派遣都指挥卢镗领兵，一举捣毁双屿岛的走私贸易巢穴，卢镗率福清兵奋勇杀敌，很快就讨平了盘踞于覆鼎已一带的倭寇，并在九山洋水战中打败王直。
接着，明军在双屿筑置堡垒，擒斩真假倭寇不少，连大盗李光头也落网被杀。
当时整个帝国都知道，所谓的“倭乱”，绝大多数是亦商亦盗、以海外贸易为生的浙闽两省人，只有极少数的日本浪人参与其中，而且这些日本人往往受雇于中国大海商。
而朱纨在给朝廷报捷的奏疏中，公然指责浙闽两省的世家大族与“倭寇”有勾结，并在疏中愤然明言，“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这项指控，相当于在浙江、福建沿海的豪强家族中扔下一颗巨型炸弹。
由于福建、浙江两省的沿海豪民皆在朝中有代理人，两省的豪门大族，立刻动用家族中所有的官场资源，对朱纨展开了强烈反击。
浙闽籍的朝廷言官纷纷弹劾朱纨，一方面说被俘的海盗都是良民，不是贼党，更不是倭寇，要求从轻发落。
另一方面说朱纨污蔑浙闽士人，惑乱视听，并上奏说朱纨巡抚浙江兼管福建海防的职权过于繁重，请求明世宗改巡抚为巡视，从而削减了朱纨的权力。
之后又有御史陈九德弹劾朱纨，认为他在福建走马溪之役中擒获海贼李光头等人后，就地斩首的行为是为“擅杀”。
在明朝，生杀大权必须掌握在皇帝手里，朱纨擅自杀伐，给了言官弹劾他谎报军功、僭越权力的理由。
结果明世宗因此便革了朱纨的职，还派人去军中审问调查。
在朝廷派出的审讯官到来之前，朱纨已看出闽浙官员必得加罪于他，因而悲愤道，“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
随即，朱纨便仰药自尽。
自此明廷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再言海禁之事，从此海防废弛，海寇、豪民弹冠相庆。
朱纨死后不到五年，葡萄牙人便通过行贿进入了澳门，并成功取得了居住权。
朱纨死后十七年，隆庆帝即位改元，解除了一直以来禁止百姓“贩夷”的律法，允许福建漳州、泉州百姓“准贩东西二洋”，打破了自朱元璋时期就确立的民间私人海上对外贸易的禁令。
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朱纨的牺牲无疑是一种“落后”的牺牲。
嘉靖年间，世界已进入“大航海”时代，明廷已经放弃了原来作为法定货币的大明宝钞，转而使用具有硬通货性质的白银来重新构建帝国的货币体系。
闽浙人顺应了历史潮流，用茶叶、瓷器、丝绸、棉布、药材等“中国制造”来换取世界白银。
这个时候帝国怎么会需要一个厉行海禁的贤臣呢？再贤的贤臣也抵不过历史大势，那些“海寇”在后人眼里才是生错了时代。
朱纨为了他的政策付出了生命，可这付出了的生命在朱翊钧眼里却显得多么多余。
现在朱翊镠却拿这一条多余的性命来反驳自己了。
朱翊钧知道，朱翊镠他其实不是在可惜朱纨。
对于朝臣们的遭遇，亲王宗室们永远是局外的。
藩王们早在明成祖朱棣登基的那一刻就开始逐步失去太祖皇帝曾经赐予他们的权利，到了万历十五年，参政议政、为国征战都早已与他们无关。
朱翊镠是在用朱纨向皇帝昭示一种关于“多余”的鄙薄，这种鄙薄只有朱翊钧这种支持“开海”的现代人才能听懂。
朱翊镠是在说，闽浙两省从海贸中获利甚巨，从大海商、大海盗、地方豪强富户，到朝中士大夫、官员，早已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
莫说臣这种早就被剥夺了一切权力的藩王，就是朱纨现在活过来，还是会白白地再搭上一条命。
朱纨是忠诚，是肯干，可他多愚蠢啊，臣才不想像朱纨一样愚蠢地送命。
这几句话朱翊镠没有说出口，但他用他的表情告诉了朱翊钧。
朱翊镠提到朱纨时，语气虽是惊悚而后怕的，可他的脸上却没有一点儿怜惜。
朱翊钧当然没有办法让朱翊镠怜惜朱纨，他自己都觉得朱纨的牺牲多余，他怎么能口是心非地让朱翊镠向往这种违背人性的忠诚？
因此朱翊钧也没打感情牌，他发现这个屋里最会打感情牌的人是李太后，帝王讲感情能讲过后宫的女人吗？
所以朱翊钧扬长避短，直截了当地道，
“朕也不是只为四弟你赚钱，大明一天不亡，一天便短不了你一家吃的，朕能为少付你一家的爵禄就这般为难你吗？你快起来罢！”
朱翊镠吸了吸鼻子，转头看了李太后一眼，见李太后微微点了点头，这才慢慢地站了起来，坐回了原位，
“那皇上是想干甚么？”
朱翊钧这回有经验了，他不提要节省宗室禄米，不提澳门这个海贸枢纽的地位，也没提往建州女真贩卖鸦片的事，只是言简意赅地道，
“朕想派你去沿海，替朕从那些商人手上，把洋人应该输给朝廷的白银给抢回来。”
朱翊镠皱了下眉，又偷偷地去看李太后。
李太后道，
“皇上要银子还需要抢吗？直接加商税不就得了？”
朱翊钧笑了笑，道，
“再加商税，申时行又要跟朕念叨了，四弟不是说他是‘江南王’吗？朕不想看这个‘江南王’的脸色了，直接把海贸通商的渠道抢回来就得了。”
“再说了，朕的商税摊派下去，未必就加在那些豪商头上，到头来都是小民吃亏。”
“闽浙的豪商毕竟是少数，大多数都是靠海船糊口的普通老百姓，非要把人家逼得去‘通倭’，还嫌嘉靖年间浙江死的人不够多吗？”
李太后一听这话就叹气，
“私营变官营，那要折腾的劲儿可大着呢。”
朱翊钧道，
“不折腾不行，非得折腾不可，大明现在用的银子都是外边来的，没洋人同咱们做生意，那朝廷就没银子使。”
“老娘娘且想，自古哪朝哪代，是朝廷要靠商人才能赚进钱来花的？这才叫乱了套呢。”
朱翊钧说的也是明亡的原因之一。
由于中国自产白银十分有限，在白银取代大明宝钞成为国家的主要货币之后，明廷就等于直接丧失了国家垄断铸币权和发行权，国家的权力也因此被大为削弱。
政府手里没有白银货币，大量的进口白银货币由外贸巨商掌握，这就相当于把国家的金融命脉委之于商人。
隆庆帝虽然及时开放了“海禁”，但是由于商人操控了进口货币，明廷不得不向其一步步妥协，制定了一系列脱离社会发展状况的重商主义政策，以致于明朝不自觉地卷入了当时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与寰球共冷暖。
对于中国这种以农业为主的封建国家来说，过早地实现经济全球化绝不是一个好主意。
到了崇祯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西班牙等国家开始采取措施遏制白银外流，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印度果阿港与中国的贸易线也被全部切断。
海外贸易的急剧萎缩，导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极速下降，明廷就此彻底丧失了国家的货币控制权。
再加上国家常年对后金作战和镇压农民起义，崇祯帝不得不用不断加税的方式来弥补朝廷财政的巨额亏损。
而加税触发的，却是更为激烈的民变和反抗，与此同时，贪官和巨贾们为了自保，纷纷将白银藏入窖中，进一步地造成了更加严重的“银荒”。
所以明朝的灭亡和崇祯帝的自尽并非全然是因为官吏的贪婪，朱翊钧就顶顶看不起李自成在攻入北京后大肆抄家的模样。
农民军就是免不得要小人得志，好像不那么小人得志一下就显示不出自己作为“大明受害者”而反抗的正当性。
朱翊钧当了两辈子的体面人，他就算不为了拯救大明，不为了抵抗后金，单是想想闯军攻入北京城之后那小人得志的张狂模样，就足以让他下定决心，必须要把白银的货币控制权从商人那里转移回朝廷手上。
还好，他穿越到的这一年是万历十五年，一切都还有时间。
朱翊镠开口道，
“那皇上该派巡抚……”
话没说完，朱翊镠又想起朱纨当年的悲剧，忙中途改口道，
“怎么不派司礼监去啊？臣看张诚、张鲸对皇上就挺忠心的，在同洋人打交道这事儿上，肯定比臣能干多了。”
朱翊钧道，
“内官再好，总与外头人隔着一层——别说外头人了，一样是为朕效力，你看哪个锦衣卫会和宦官勾肩搭背？”
朱翊镠回道，
“那锦衣卫也不会和臣勾肩搭背啊。”
朱翊钧笑道，
“那可不一定，世宗皇帝不就跟陆炳挺要好的吗？从王府到皇宫，五十一年相伴左右，寒暑风雪，片刻不歇。”
“再者说，宦官也就是在宫里、在朕面前算是端正勤恳，一出了宫门，他们可风光了，底下人巴结他们，也由得他们作威作福。”
“宦官求财，求得可比那那些商人要厉害多了，朕既然要钱，怎么能派一个一心求财的人呢？”
“思来想去，还是四弟你最合适，你是天潢贵胄，荣华富贵已是世代享用不尽。”
“大明有钱，你就跟着有钱，你的钱都是大明给的，哪里还会想不开去贪墨大明的钱呢？朕就是看中了你这一点。”
朱翊镠张了张口，似乎是被朱翊钧的逻辑给说服了。
李太后接道，
“皇上思虑得倒算周全，可那些商人也不会凭空就把吃饭的家伙交给你四弟啊。”
由于近代将明清“开海”作为政治正确的观点之一，被划为“禁海派”的朱纨在后世的评价并不算高。
但从皇帝的角度来看，朱纨确实是嘉靖朝一名清正肯干的贤臣。
在隆庆开海前，闽、浙两省由于长期海禁，民间海外贸易作为违法行为，一直处于偷偷摸摸、暗地里发展的尴尬境地。
而当时中国沿海地区的各个阶层，无论穷富和职业，皆与海上对外贸易利益相关。
在此情况下，不少沿海商民只有公然违抗法令，私自出海贸易，有些甚至不惜勾结“夷人”和“倭寇”，并诉诸武力，引发了着名的“嘉靖倭乱”。
嘉靖二十六年，一伙三百四十多人的福清私商泛海通番，明廷谕查劾海道官员，朱纨便因此被任命巡抚浙江兼管福建海道，并提督军务。
朱纨到任后，发现海防松弛，不堪入目，昔日战舰十不存一，兵额严重不足，漳州、泉州那么大一片海域，从前旧额是二千五百人，到嘉靖二十六年仅剩一半都不到，且多为老弱残兵。
于是他着力整顿海防官军、厉行海禁、拆毁违式大船，革绝渡船，严格保甲，搜捕奸民。
同时又派遣都指挥卢镗领兵，一举捣毁双屿岛的走私贸易巢穴，卢镗率福清兵奋勇杀敌，很快就讨平了盘踞于覆鼎已一带的倭寇，并在九山洋水战中打败王直。
接着，明军在双屿筑置堡垒，擒斩真假倭寇不少，连大盗李光头也落网被杀。
当时整个帝国都知道，所谓的“倭乱”，绝大多数是亦商亦盗、以海外贸易为生的浙闽两省人，只有极少数的日本浪人参与其中，而且这些日本人往往受雇于中国大海商。
而朱纨在给朝廷报捷的奏疏中，公然指责浙闽两省的世家大族与“倭寇”有勾结，并在疏中愤然明言，“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这项指控，相当于在浙江、福建沿海的豪强家族中扔下一颗巨型炸弹。
由于福建、浙江两省的沿海豪民皆在朝中有代理人，两省的豪门大族，立刻动用家族中所有的官场资源，对朱纨展开了强烈反击。
浙闽籍的朝廷言官纷纷弹劾朱纨，一方面说被俘的海盗都是良民，不是贼党，更不是倭寇，要求从轻发落。
另一方面说朱纨污蔑浙闽士人，惑乱视听，并上奏说朱纨巡抚浙江兼管福建海防的职权过于繁重，请求明世宗改巡抚为巡视，从而削减了朱纨的权力。
之后又有御史陈九德弹劾朱纨，认为他在福建走马溪之役中擒获海贼李光头等人后，就地斩首的行为是为“擅杀”。
在明朝，生杀大权必须掌握在皇帝手里，朱纨擅自杀伐，给了言官弹劾他谎报军功、僭越权力的理由。
结果明世宗因此便革了朱纨的职，还派人去军中审问调查。
在朝廷派出的审讯官到来之前，朱纨已看出闽浙官员必得加罪于他，因而悲愤道，“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
随即，朱纨便仰药自尽。
自此明廷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再言海禁之事，从此海防废弛，海寇、豪民弹冠相庆。
朱纨死后不到五年，葡萄牙人便通过行贿进入了澳门，并成功取得了居住权。
朱纨死后十七年，隆庆帝即位改元，解除了一直以来禁止百姓“贩夷”的律法，允许福建漳州、泉州百姓“准贩东西二洋”，打破了自朱元璋时期就确立的民间私人海上对外贸易的禁令。
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朱纨的牺牲无疑是一种“落后”的牺牲。
嘉靖年间，世界已进入“大航海”时代，明廷已经放弃了原来作为法定货币的大明宝钞，转而使用具有硬通货性质的白银来重新构建帝国的货币体系。
闽浙人顺应了历史潮流，用茶叶、瓷器、丝绸、棉布、药材等“中国制造”来换取世界白银。
这个时候帝国怎么会需要一个厉行海禁的贤臣呢？再贤的贤臣也抵不过历史大势，那些“海寇”在后人眼里才是生错了时代。
朱纨为了他的政策付出了生命，可这付出了的生命在朱翊钧眼里却显得多么多余。
现在朱翊镠却拿这一条多余的性命来反驳自己了。
朱翊钧知道，朱翊镠他其实不是在可惜朱纨。
对于朝臣们的遭遇，亲王宗室们永远是局外的。
藩王们早在明成祖朱棣登基的那一刻就开始逐步失去太祖皇帝曾经赐予他们的权利，到了万历十五年，参政议政、为国征战都早已与他们无关。
朱翊镠是在用朱纨向皇帝昭示一种关于“多余”的鄙薄，这种鄙薄只有朱翊钧这种支持“开海”的现代人才能听懂。
朱翊镠是在说，闽浙两省从海贸中获利甚巨，从大海商、大海盗、地方豪强富户，到朝中士大夫、官员，早已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
莫说臣这种早就被剥夺了一切权力的藩王，就是朱纨现在活过来，还是会白白地再搭上一条命。
朱纨是忠诚，是肯干，可他多愚蠢啊，臣才不想像朱纨一样愚蠢地送命。
这几句话朱翊镠没有说出口，但他用他的表情告诉了朱翊钧。
朱翊镠提到朱纨时，语气虽是惊悚而后怕的，可他的脸上却没有一点儿怜惜。
朱翊钧当然没有办法让朱翊镠怜惜朱纨，他自己都觉得朱纨的牺牲多余，他怎么能口是心非地让朱翊镠向往这种违背人性的忠诚？
因此朱翊钧也没打感情牌，他发现这个屋里最会打感情牌的人是李太后，帝王讲感情能讲过后宫的女人吗？
所以朱翊钧扬长避短，直截了当地道，
“朕也不是只为四弟你赚钱，大明一天不亡，一天便短不了你一家吃的，朕能为少付你一家的爵禄就这般为难你吗？你快起来罢！”
朱翊镠吸了吸鼻子，转头看了李太后一眼，见李太后微微点了点头，这才慢慢地站了起来，坐回了原位，
“那皇上是想干甚么？”
朱翊钧这回有经验了，他不提要节省宗室禄米，不提澳门这个海贸枢纽的地位，也没提往建州女真贩卖鸦片的事，只是言简意赅地道，
“朕想派你去沿海，替朕从那些商人手上，把洋人应该输给朝廷的白银给抢回来。”
朱翊镠皱了下眉，又偷偷地去看李太后。
李太后道，
“皇上要银子还需要抢吗？直接加商税不就得了？”
朱翊钧笑了笑，道，
“再加商税，申时行又要跟朕念叨了，四弟不是说他是‘江南王’吗？朕不想看这个‘江南王’的脸色了，直接把海贸通商的渠道抢回来就得了。”
“再说了，朕的商税摊派下去，未必就加在那些豪商头上，到头来都是小民吃亏。”
“闽浙的豪商毕竟是少数，大多数都是靠海船糊口的普通老百姓，非要把人家逼得去‘通倭’，还嫌嘉靖年间浙江死的人不够多吗？”
李太后一听这话就叹气，
“私营变官营，那要折腾的劲儿可大着呢。”
朱翊钧道，
“不折腾不行，非得折腾不可，大明现在用的银子都是外边来的，没洋人同咱们做生意，那朝廷就没银子使。”
“老娘娘且想，自古哪朝哪代，是朝廷要靠商人才能赚进钱来花的？这才叫乱了套呢。”
朱翊钧说的也是明亡的原因之一。
由于中国自产白银十分有限，在白银取代大明宝钞成为国家的主要货币之后，明廷就等于直接丧失了国家垄断铸币权和发行权，国家的权力也因此被大为削弱。
政府手里没有白银货币，大量的进口白银货币由外贸巨商掌握，这就相当于把国家的金融命脉委之于商人。
隆庆帝虽然及时开放了“海禁”，但是由于商人操控了进口货币，明廷不得不向其一步步妥协，制定了一系列脱离社会发展状况的重商主义政策，以致于明朝不自觉地卷入了当时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与寰球共冷暖。
对于中国这种以农业为主的封建国家来说，过早地实现经济全球化绝不是一个好主意。
到了崇祯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西班牙等国家开始采取措施遏制白银外流，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印度果阿港与中国的贸易线也被全部切断。
海外贸易的急剧萎缩，导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极速下降，明廷就此彻底丧失了国家的货币控制权。
再加上国家常年对后金作战和镇压农民起义，崇祯帝不得不用不断加税的方式来弥补朝廷财政的巨额亏损。
而加税触发的，却是更为激烈的民变和反抗，与此同时，贪官和巨贾们为了自保，纷纷将白银藏入窖中，进一步地造成了更加严重的“银荒”。
所以明朝的灭亡和崇祯帝的自尽并非全然是因为官吏的贪婪，朱翊钧就顶顶看不起李自成在攻入北京后大肆抄家的模样。
农民军就是免不得要小人得志，好像不那么小人得志一下就显示不出自己作为“大明受害者”而反抗的正当性。
朱翊钧当了两辈子的体面人，他就算不为了拯救大明，不为了抵抗后金，单是想想闯军攻入北京城之后那小人得志的张狂模样，就足以让他下定决心，必须要把白银的货币控制权从商人那里转移回朝廷手上。
还好，他穿越到的这一年是万历十五年，一切都还有时间。
朱翊镠开口道，
“那皇上该派巡抚……”
话没说完，朱翊镠又想起朱纨当年的悲剧，忙中途改口道，
“怎么不派司礼监去啊？臣看张诚、张鲸对皇上就挺忠心的，在同洋人打交道这事儿上，肯定比臣能干多了。”
朱翊钧道，
“内官再好，总与外头人隔着一层——别说外头人了，一样是为朕效力，你看哪个锦衣卫会和宦官勾肩搭背？”
朱翊镠回道，
“那锦衣卫也不会和臣勾肩搭背啊。”
朱翊钧笑道，
“那可不一定，世宗皇帝不就跟陆炳挺要好的吗？从王府到皇宫，五十一年相伴左右，寒暑风雪，片刻不歇。”
“再者说，宦官也就是在宫里、在朕面前算是端正勤恳，一出了宫门，他们可风光了，底下人巴结他们，也由得他们作威作福。”
“宦官求财，求得可比那那些商人要厉害多了，朕既然要钱，怎么能派一个一心求财的人呢？”
“思来想去，还是四弟你最合适，你是天潢贵胄，荣华富贵已是世代享用不尽。”
“大明有钱，你就跟着有钱，你的钱都是大明给的，哪里还会想不开去贪墨大明的钱呢？朕就是看中了你这一点。”
朱翊镠张了张口，似乎是被朱翊钧的逻辑给说服了。
李太后接道，
“皇上思虑得倒算周全，可那些商人也不会凭空就把吃饭的家伙交给你四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