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事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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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几天,田小雨就回电话说,日记本找到了。
在东川电视台外的川菜馆里,田小雨说,她回家就给她爸爸田本刚说了日记本这事。没想到她爸爸反问她,这日记本到底咋回事。“是不是封面有血迹?掉在出租车上的?还是一个得癌症的老年人保留了三十年?想找日记本的主人?”
田小雨大吃一惊,自己的父亲怎么什么都知道呢?一般工作的上的事,她不太喜欢给家里人说,但这次日记本这事,不是工作,却比工作重要。她马上说,这事是一朋友拜托找的,事关重大,又追问田本刚:“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呢?”。
田本刚若无其事地说:“我有个叫周学兵的朋友,在出租车公司当老总,前两天一起吃饭他给我说。日记本是他下面出租车公司一个驾驶员捡到的。”
“周学兵?”田小雨有些疑惑。
“对的,就是电视里经常出现的那个周学兵,是出租车公司老总,旗下还有房地产项目,以及餐饮业。”田本刚说。
“那能不能联系他,拿回日记本?”田小雨继续问。
田本刚笑了笑,说:“回头我再问问。不过,他有些不大喜欢和媒体打交道,尤其是一些无聊记者。但你爸爸我开口,他应该会给面子。”
田小雨有些着急,说:“媒体怎么就无聊了?没有媒体,他周学兵还能上电视?一看就不是啥好人。”
田本刚“嗨”了一声,就不说话。他懒得和女儿计较。
日记本找到了。周学兵亲自将日记本送到我报社楼下。他蜷坐在奔驰车主驾位置里,中年发福的身板,像一坨发泡的水母。单看面部,他和电视里几乎一模一样:小眼睛有神,眉毛皴黑,额角开阔,偏分头。
“刘记者?”周学兵握着方向盘,侧身低头说,“上来?我们找个地方坐一会?”
我说:“请问有什么事么?”
“说有事也有事,没事也没事。但我希望你能上来,我们找个地方坐坐,聊一聊。”他语气中似乎有些命令的感觉,但又带着请求的意思。
我上了车。奔驰开到一家茶楼,而不是咖啡馆。
周学兵坐在我对面,点了一壶绿茶。点完后,他“嗡”声道:“刘记者,有个小小的唯一的请求,希望日记本交给你之后,不要再继续报道这个新闻了。”
我以为他会要求我写一篇报道,至少报道他公司下面的车主“拾金不昧”,或者是“拾本不昧”,但他居然让我不再报道。喊我来坐坐,居然只说这件事!
我希望他给我一个不继续报道的理由。
周学兵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后,掸了掸烟灰,说:“不为什么,就是想低调点。何况日记本已经找回来了,也有人来认领不是?”
我说,可以考虑考虑。
一根烟吸完之后,他递给我那个日记本。日记本的封面没变,但内页更换了。看来是人为拆换了内页。
“这怎么回事?”我看着拆换掉的日记本说,并再三强调这个日记本的重要性。他淡淡地说:“日记本只有这样,我拿到时就是这样。”
见我不相信,他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电话是出租车司机的。“你来茶楼一下。”十几分钟之后,出租车师傅来了,一见是我,顿时有些尴尬和紧张,说的和周学兵的说法一样。“兄弟,我们捡到就是这样,难道不是这个日记本?”
我表明了记者的身份。出租车司机还坚持说日记本捡来就这样。见疑点太多,我没再追问。和周学兵随便聊了几句后离开了茶楼。
刚离开没多久,我就接到这个出租车师傅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连声道歉,说好不容易从我们报社的热线部那里问到我的电话,这就打过来了。
“刘记者,确实很抱歉。内页确实换掉了,是周学兵指使我更换的。我也不知道为啥,但我还留着日记本的内页。我这就给你送过来,希望你别怪我。我也是迫不得已,如果我不这么做,我这工作就没了。”出租车师傅说。
失而复得的心情可想而知,是多么美好。
我连声说好,只要找回了内页,一切就不再提了。不一会,出租车师傅开车找到我,还给我日记本的内页。
他问:“这个日记本,和周学兵有关系么?为啥他非要我换掉日记本的内页呢?”
我不愿和他说得太多,这也是我们这行的职业敏感性决定的。和一个陌生人说得太多,随时可能让一个独家新闻,变成大的同题报道了。以前,我也多次吃过这样的亏。
“不知道呢。还是很感谢你。”我笑着对他说,并掏出二十元车费给他。他坚决不要,一溜烟地开着车走了。
田小雨正在录外景报道。
我的电话打过去几次,都没有人接。临近中午她才回了电话。我告诉她日记本完完整整地找回来了。“不是要看日记本里到底是啥么,请我吃饭,可以吧?一事抵一事呀。”
田小雨生在东川,长在东川,性格很豪爽。“吃就吃,一个人是吃,两个人也是吃,有啥大不了的。我在东川下半城,要不你杀过来?”
我赶到下半城时,她已经坐在饭桌前。这次再见到她,感觉她似乎比之前好看许多,斜刘海,披肩头发,穿着短袖,身材凸凹有致,很能让人产生幻想。她请我的吃的是一家叫“九九豆花馆”的饭馆。饭馆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开在下半城的拆迁区里。五块钱一个小土碗菜,荤素都是这么一个价钱,每天人流如织。
“日记本呢?”她说。话刚说完,嘴角的梨涡就显出来了。有梨涡的女孩,天生让男孩子心情愉快。
我递过去,她迅速翻开第一页,看着看着就放下筷子。一页一页地翻,还不停地咬着嘴唇。有时候还皱了一下眉头,或是叹一口气。
“到底写的什么?”见她这样子,我不禁有些好奇。
她不理我,继续认真地翻着日记本。我准备凑过去,她忽然收起日记本。
“什么情况?”我有些迫不及待地问。
“那个老头,保留了这本日记本三十年,真的太值得了。我现在很想知道,这个李军到底在哪里,他到底长成什么样子。”田小雨说。
我边往嘴里扒饭,边问:“大概是什么内容?”
田小雨突然眼眶竟有些发红,说:“这一个叫李军的男人。他给他爱了一辈子的女人写了一本情诗。这本诗,已经有三十年了。”
三十年前,应该是一九八六年。那一年,我才刚刚出生呢。“这有啥好感动的呢?不就是写的诗么?这年头,谁还写诗?”我有些不理解。
田小雨有些生气,但还是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日记本,好一会儿才收好日记本,说:“你读完这一本日记本的内容才知道。第一首诗,从1978年写起。我现在还是想知道这个写诗的李军,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故事。”
“也就是说这个日记本的主人叫李军?这本日记本,记录着他和另外一个女人的曲折故事?”李军看着这个封面有血的日记本,思绪一下子飞到了1978年的东川。
“是的,你看看吧,不看你会后悔的!”田小雨说。
李军翻开日记本,说:“好吧,来!让咱们大家的思绪,一起回到1978年,看看1978年的东川,这几个人是如何在大时代里浮沉、如何的悲欢离合的。”
没过几天,田小雨就回电话说,日记本找到了。
在东川电视台外的川菜馆里,田小雨说,她回家就给她爸爸田本刚说了日记本这事。没想到她爸爸反问她,这日记本到底咋回事。“是不是封面有血迹?掉在出租车上的?还是一个得癌症的老年人保留了三十年?想找日记本的主人?”
田小雨大吃一惊,自己的父亲怎么什么都知道呢?一般工作的上的事,她不太喜欢给家里人说,但这次日记本这事,不是工作,却比工作重要。她马上说,这事是一朋友拜托找的,事关重大,又追问田本刚:“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呢?”。
田本刚若无其事地说:“我有个叫周学兵的朋友,在出租车公司当老总,前两天一起吃饭他给我说。日记本是他下面出租车公司一个驾驶员捡到的。”
“周学兵?”田小雨有些疑惑。
“对的,就是电视里经常出现的那个周学兵,是出租车公司老总,旗下还有房地产项目,以及餐饮业。”田本刚说。
“那能不能联系他,拿回日记本?”田小雨继续问。
田本刚笑了笑,说:“回头我再问问。不过,他有些不大喜欢和媒体打交道,尤其是一些无聊记者。但你爸爸我开口,他应该会给面子。”
田小雨有些着急,说:“媒体怎么就无聊了?没有媒体,他周学兵还能上电视?一看就不是啥好人。”
田本刚“嗨”了一声,就不说话。他懒得和女儿计较。
日记本找到了。周学兵亲自将日记本送到我报社楼下。他蜷坐在奔驰车主驾位置里,中年发福的身板,像一坨发泡的水母。单看面部,他和电视里几乎一模一样:小眼睛有神,眉毛皴黑,额角开阔,偏分头。
“刘记者?”周学兵握着方向盘,侧身低头说,“上来?我们找个地方坐一会?”
我说:“请问有什么事么?”
“说有事也有事,没事也没事。但我希望你能上来,我们找个地方坐坐,聊一聊。”他语气中似乎有些命令的感觉,但又带着请求的意思。
我上了车。奔驰开到一家茶楼,而不是咖啡馆。
周学兵坐在我对面,点了一壶绿茶。点完后,他“嗡”声道:“刘记者,有个小小的唯一的请求,希望日记本交给你之后,不要再继续报道这个新闻了。”
我以为他会要求我写一篇报道,至少报道他公司下面的车主“拾金不昧”,或者是“拾本不昧”,但他居然让我不再报道。喊我来坐坐,居然只说这件事!
我希望他给我一个不继续报道的理由。
周学兵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后,掸了掸烟灰,说:“不为什么,就是想低调点。何况日记本已经找回来了,也有人来认领不是?”
我说,可以考虑考虑。
一根烟吸完之后,他递给我那个日记本。日记本的封面没变,但内页更换了。看来是人为拆换了内页。
“这怎么回事?”我看着拆换掉的日记本说,并再三强调这个日记本的重要性。他淡淡地说:“日记本只有这样,我拿到时就是这样。”
见我不相信,他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电话是出租车司机的。“你来茶楼一下。”十几分钟之后,出租车师傅来了,一见是我,顿时有些尴尬和紧张,说的和周学兵的说法一样。“兄弟,我们捡到就是这样,难道不是这个日记本?”
我表明了记者的身份。出租车司机还坚持说日记本捡来就这样。见疑点太多,我没再追问。和周学兵随便聊了几句后离开了茶楼。
刚离开没多久,我就接到这个出租车师傅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连声道歉,说好不容易从我们报社的热线部那里问到我的电话,这就打过来了。
“刘记者,确实很抱歉。内页确实换掉了,是周学兵指使我更换的。我也不知道为啥,但我还留着日记本的内页。我这就给你送过来,希望你别怪我。我也是迫不得已,如果我不这么做,我这工作就没了。”出租车师傅说。
失而复得的心情可想而知,是多么美好。
我连声说好,只要找回了内页,一切就不再提了。不一会,出租车师傅开车找到我,还给我日记本的内页。
他问:“这个日记本,和周学兵有关系么?为啥他非要我换掉日记本的内页呢?”
我不愿和他说得太多,这也是我们这行的职业敏感性决定的。和一个陌生人说得太多,随时可能让一个独家新闻,变成大的同题报道了。以前,我也多次吃过这样的亏。
“不知道呢。还是很感谢你。”我笑着对他说,并掏出二十元车费给他。他坚决不要,一溜烟地开着车走了。
田小雨正在录外景报道。
我的电话打过去几次,都没有人接。临近中午她才回了电话。我告诉她日记本完完整整地找回来了。“不是要看日记本里到底是啥么,请我吃饭,可以吧?一事抵一事呀。”
田小雨生在东川,长在东川,性格很豪爽。“吃就吃,一个人是吃,两个人也是吃,有啥大不了的。我在东川下半城,要不你杀过来?”
我赶到下半城时,她已经坐在饭桌前。这次再见到她,感觉她似乎比之前好看许多,斜刘海,披肩头发,穿着短袖,身材凸凹有致,很能让人产生幻想。她请我的吃的是一家叫“九九豆花馆”的饭馆。饭馆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开在下半城的拆迁区里。五块钱一个小土碗菜,荤素都是这么一个价钱,每天人流如织。
“日记本呢?”她说。话刚说完,嘴角的梨涡就显出来了。有梨涡的女孩,天生让男孩子心情愉快。
我递过去,她迅速翻开第一页,看着看着就放下筷子。一页一页地翻,还不停地咬着嘴唇。有时候还皱了一下眉头,或是叹一口气。
“到底写的什么?”见她这样子,我不禁有些好奇。
她不理我,继续认真地翻着日记本。我准备凑过去,她忽然收起日记本。
“什么情况?”我有些迫不及待地问。
“那个老头,保留了这本日记本三十年,真的太值得了。我现在很想知道,这个李军到底在哪里,他到底长成什么样子。”田小雨说。
我边往嘴里扒饭,边问:“大概是什么内容?”
田小雨突然眼眶竟有些发红,说:“这一个叫李军的男人。他给他爱了一辈子的女人写了一本情诗。这本诗,已经有三十年了。”
三十年前,应该是一九八六年。那一年,我才刚刚出生呢。“这有啥好感动的呢?不就是写的诗么?这年头,谁还写诗?”我有些不理解。
田小雨有些生气,但还是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日记本,好一会儿才收好日记本,说:“你读完这一本日记本的内容才知道。第一首诗,从1978年写起。我现在还是想知道这个写诗的李军,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故事。”
“也就是说这个日记本的主人叫李军?这本日记本,记录着他和另外一个女人的曲折故事?”李军看着这个封面有血的日记本,思绪一下子飞到了1978年的东川。
“是的,你看看吧,不看你会后悔的!”田小雨说。
李军翻开日记本,说:“好吧,来!让咱们大家的思绪,一起回到1978年,看看1978年的东川,这几个人是如何在大时代里浮沉、如何的悲欢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