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感慨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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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北京已经太长时间了――至少我觉得时间很久很久，以至于很多事情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像是昨天，我想了一晚上也没想起来从理工去清华坐320到还是不到。所以对于我这种人，写回忆录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儿，保不其哪儿就写差了。说实话，有时候我也怀疑我到底有没有去过北京，还在那儿呆了那么多年，怎么记忆里的东西就那么少呢？你让我回去找我住饼的宿舍楼我能找着，你要问我是几号楼，我真想不起来了。人的记忆真是奇怪，这许多年过去，我连王燕当时带的传呼是几号都张嘴就来，我们寝室的电话我就记得开头的数
字是6，后面的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并不能说大学时代于我而言不够深刻，并不是这样的。大学时代是我生命里最深刻的一部分，我在那里学会了长大。只是这深刻的记忆偶尔夹杂着痛苦，痛苦使人不得不抹去一些记忆，不小心地，就把不该抹去的也抹去了。
理工地盘没有清华那么大，可也有漂亮的时候。我最喜欢秋天的时候到小鲍园里边溜达，我记得我们那小鲍园里头有一条类似于“曲径通幽”一样的小路，还有挺高一座假山，老是有不知道谁家的孩子爬上爬下的。假山前头有块石碑，上头刻着挺好看的字，至于具体什么内容我死活想不起来了，似乎是有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吧。小鲍园里两排柿子树，到了秋末的时候结了满满当当都是柿子，据说是有人承包的，成熟了以后在公园门口叫卖。我们说那是大家伙儿的财产，不让摘，我们就去偷。想起来也够壮观的，晚上不好好上自习，一群贼眉鼠眼鬼头鬼脑的男男女女跑到柿子树前头，男的爬树去摘柿子，女的站在下面接着，就跟抗日战争时候偷日本鬼子粮食似的那么大义凛然。那会儿柿子还不能吃呐，都是涩的，男生还是爬树上摘下来，搁窗台上等着它熟。等真熟了，就用小刀切开，一人一口。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柿子。
最好看的还是那一小片银杏林。秋天的时候，天上地下的金黄，真是壮观。每回从教学区往宿舍区走都能路过那边，那几年总想找机会在银杏林里照张相，可每次等我把照相机借回来，树叶也都掉光了，我就只好跑清华对门圆明园那边咔嚓几张了事。
您可别怪我跟拍电影儿似的，一句话就带过一年，我要是把大学里那点事儿都告诉您，写十本书也不算多。再者说了，我要是都告诉您了，以后我怎么混呐？您说是不是？
大三那会儿出了点事儿。
我们寝对门有一小姑娘，好像是哪个系专科的，那阵子我见她出门两只脚上的袜子都不一个色儿，经常一只绿的一只粉红的。私底下我跟王燕说：“对面儿那位练什么功呐？怎么袜子都不一个色儿啊？”王燕跟我说，那小姑娘是外地考来的，本来考上我们学校本科了，后来被一高干的儿子给顶下去了，上了专科，那以后精神就不太好了。我没敢再嘲笑她，心里特同情她。北京这地儿，皇城根儿，随便撞上一个就是高干子弟。别看宋老爷子在我们那儿呼风唤雨的，宋乐天在北京根本不能算高干子弟。远的不说，就说王燕。那回王燕领我上木犀地她姥爷家去（她姥爷是前水利部某厅厅长），进门见了一慈眉善目的老头，王燕姥爷让我俩叫“田爷爷”我哪儿认识啊，就知道肯定又是一老领导。出门儿我问王燕：“这田爷爷谁啊，咱姥爷老战友啊？”王燕盯着眼睛问我：“你真不认识啊？”我摇头。于是王燕告诉我一个某前副总理的名字，我下巴差点儿砸脚面上。
有一天晚上，对门小姑娘上我们寝看电视，坐那儿不走。她们寝的人都歧视她，老让她受气。我们寝都是好心人，也不忍心撵她走，就让她坐那儿看了。我们几个谁也不敢换台，就让她看。后来十一点半停电了，她还不走，就坐那儿。本来我都睡着了，半夜迷迷糊糊一睁眼睛，看见地当间儿坐着一人，吓了一身冷汗。我也不知道后来老大和老三怎么把她劝走的，前一宿我让蚊子搅和的没怎么睡好，那会儿正补觉呢。
第二天，警察就上门了。我上大学两年多了，还没见有男生上来过呢，这回一来就是仨，还气势汹汹的。
那天我跟王燕刚吃完饭捧了个西瓜回来，一见门口一大堆人，挤着进门，看见屋里站着仨警察。这时候我才知道，昨儿晚上坐我们屋里那看电视的女孩跳楼了，正在医院抢救呢。
我这人自觉天生不是什么好人，看见警察同志就心虚，因为我经常违反交通规则坐宋乐天的二等让他带我上新街口。警察把我们都问了一遍，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再来找我们，我们送瘟神一样把仨警察送走，人人都是一头汗。
谢天谢地那女孩没死，只是断了一条腿。医生诊断是精神轻微分裂，需要治疗。也不知道是哪个三孙子校领导，非让她退学。她那农民爸爸说死不肯，说：“我闺女好容易考上了大学，生生让人挤下来了，怎么你们现在连个毕业文凭都不让我闺女拿啊？！”学校那头儿就像没听见似的，甩给老头儿一张纸让签字。
女孩家是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县城，父母都是苦了大半辈子的人，现如今在这么大的北京城碰上这么件事儿，让他们怎么办呐？！这年头儿，办事儿不是讲人情就是讲钱，你要是没权就得有钱，不然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她们家没权也没钱，我瞅着父女俩在食堂吃饭都没打一个好菜，这事儿能办了就奇了怪了！
我亲眼看见那个穿着朴素得过分的老父亲在某校领导办公室里老泪纵横地祈求，亲眼看见了某校领导漠然地无动于衷，当时我心里那叫一个堵得慌啊。不都说学校这地儿是净土么？怎么这会儿这净土上头也这么多乌七八糟的乱事儿啊？！
我过了热血沸腾的年纪了，这事儿要是搁高中时代，没准儿我就能招人弄个签名请愿什么的，可现在不成了，我估摸着就算是我还有那热情学校里也没人搭理我――谁不顾自个儿的事儿啊？哪有闲工夫路见不平啊？
我把这事儿跟宋乐天说，宋乐天就说了一句话：“真他妈孙子！”
那天晚上我跟宋乐天窝在紫竹苑里边，我靠在他怀里，心里堵得要命，想说话也不知道从何说起了。宋乐天也没说话，大热天的，就让我那样靠着他，长胳膊死死抱着我，像是怕我跑了似的。
男朋友可能就这作用，你委屈了，想哭了，他就无条件地把肩膀和怀抱借给你。只要你往他怀里一靠，就踏实了，安心了，什么世态炎凉、人心叵测都可以不管了。对还有一年就要毕业的我们，这个打击不算小。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根本没我想象的美好，甚至连一半都没有。那时候就有人说我浪费了三年的时光跟宋乐天大牛厮混，不然经常去三里屯、国贸、鬼街这种地方见识见识，没准儿就看见大世界而忽视小我呢。
的确，这三年我跟宋乐天大牛在一起的时间最多，我们仨在一起就是吃饭聊天，酒吧都不常去，就跟高中时候一样。都说人在成长，我们几个怎么就这么不长进呐？我也纳闷。那时候我琢磨着考研，至少还能躲在学校里几年，免得进社会挨折腾。可是这世界上的事儿啊，永远都不是依你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想怎么样，他偏不让你怎么样，还给你弄出来一特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离开北京已经太长时间了――至少我觉得时间很久很久，以至于很多事情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像是昨天，我想了一晚上也没想起来从理工去清华坐320到还是不到。所以对于我这种人，写回忆录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儿，保不其哪儿就写差了。说实话，有时候我也怀疑我到底有没有去过北京，还在那儿呆了那么多年，怎么记忆里的东西就那么少呢？你让我回去找我住饼的宿舍楼我能找着，你要问我是几号楼，我真想不起来了。人的记忆真是奇怪，这许多年过去，我连王燕当时带的传呼是几号都张嘴就来，我们寝室的电话我就记得开头的数
字是6，后面的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并不能说大学时代于我而言不够深刻，并不是这样的。大学时代是我生命里最深刻的一部分，我在那里学会了长大。只是这深刻的记忆偶尔夹杂着痛苦，痛苦使人不得不抹去一些记忆，不小心地，就把不该抹去的也抹去了。
理工地盘没有清华那么大，可也有漂亮的时候。我最喜欢秋天的时候到小鲍园里边溜达，我记得我们那小鲍园里头有一条类似于“曲径通幽”一样的小路，还有挺高一座假山，老是有不知道谁家的孩子爬上爬下的。假山前头有块石碑，上头刻着挺好看的字，至于具体什么内容我死活想不起来了，似乎是有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吧。小鲍园里两排柿子树，到了秋末的时候结了满满当当都是柿子，据说是有人承包的，成熟了以后在公园门口叫卖。我们说那是大家伙儿的财产，不让摘，我们就去偷。想起来也够壮观的，晚上不好好上自习，一群贼眉鼠眼鬼头鬼脑的男男女女跑到柿子树前头，男的爬树去摘柿子，女的站在下面接着，就跟抗日战争时候偷日本鬼子粮食似的那么大义凛然。那会儿柿子还不能吃呐，都是涩的，男生还是爬树上摘下来，搁窗台上等着它熟。等真熟了，就用小刀切开，一人一口。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柿子。
最好看的还是那一小片银杏林。秋天的时候，天上地下的金黄，真是壮观。每回从教学区往宿舍区走都能路过那边，那几年总想找机会在银杏林里照张相，可每次等我把照相机借回来，树叶也都掉光了，我就只好跑清华对门圆明园那边咔嚓几张了事。
您可别怪我跟拍电影儿似的，一句话就带过一年，我要是把大学里那点事儿都告诉您，写十本书也不算多。再者说了，我要是都告诉您了，以后我怎么混呐？您说是不是？
大三那会儿出了点事儿。
我们寝对门有一小姑娘，好像是哪个系专科的，那阵子我见她出门两只脚上的袜子都不一个色儿，经常一只绿的一只粉红的。私底下我跟王燕说：“对面儿那位练什么功呐？怎么袜子都不一个色儿啊？”王燕跟我说，那小姑娘是外地考来的，本来考上我们学校本科了，后来被一高干的儿子给顶下去了，上了专科，那以后精神就不太好了。我没敢再嘲笑她，心里特同情她。北京这地儿，皇城根儿，随便撞上一个就是高干子弟。别看宋老爷子在我们那儿呼风唤雨的，宋乐天在北京根本不能算高干子弟。远的不说，就说王燕。那回王燕领我上木犀地她姥爷家去（她姥爷是前水利部某厅厅长），进门见了一慈眉善目的老头，王燕姥爷让我俩叫“田爷爷”我哪儿认识啊，就知道肯定又是一老领导。出门儿我问王燕：“这田爷爷谁啊，咱姥爷老战友啊？”王燕盯着眼睛问我：“你真不认识啊？”我摇头。于是王燕告诉我一个某前副总理的名字，我下巴差点儿砸脚面上。
有一天晚上，对门小姑娘上我们寝看电视，坐那儿不走。她们寝的人都歧视她，老让她受气。我们寝都是好心人，也不忍心撵她走，就让她坐那儿看了。我们几个谁也不敢换台，就让她看。后来十一点半停电了，她还不走，就坐那儿。本来我都睡着了，半夜迷迷糊糊一睁眼睛，看见地当间儿坐着一人，吓了一身冷汗。我也不知道后来老大和老三怎么把她劝走的，前一宿我让蚊子搅和的没怎么睡好，那会儿正补觉呢。
第二天，警察就上门了。我上大学两年多了，还没见有男生上来过呢，这回一来就是仨，还气势汹汹的。
那天我跟王燕刚吃完饭捧了个西瓜回来，一见门口一大堆人，挤着进门，看见屋里站着仨警察。这时候我才知道，昨儿晚上坐我们屋里那看电视的女孩跳楼了，正在医院抢救呢。
我这人自觉天生不是什么好人，看见警察同志就心虚，因为我经常违反交通规则坐宋乐天的二等让他带我上新街口。警察把我们都问了一遍，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再来找我们，我们送瘟神一样把仨警察送走，人人都是一头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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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家是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县城，父母都是苦了大半辈子的人，现如今在这么大的北京城碰上这么件事儿，让他们怎么办呐？！这年头儿，办事儿不是讲人情就是讲钱，你要是没权就得有钱，不然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她们家没权也没钱，我瞅着父女俩在食堂吃饭都没打一个好菜，这事儿能办了就奇了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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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了热血沸腾的年纪了，这事儿要是搁高中时代，没准儿我就能招人弄个签名请愿什么的，可现在不成了，我估摸着就算是我还有那热情学校里也没人搭理我――谁不顾自个儿的事儿啊？哪有闲工夫路见不平啊？
我把这事儿跟宋乐天说，宋乐天就说了一句话：“真他妈孙子！”
那天晚上我跟宋乐天窝在紫竹苑里边，我靠在他怀里，心里堵得要命，想说话也不知道从何说起了。宋乐天也没说话，大热天的，就让我那样靠着他，长胳膊死死抱着我，像是怕我跑了似的。
男朋友可能就这作用，你委屈了，想哭了，他就无条件地把肩膀和怀抱借给你。只要你往他怀里一靠，就踏实了，安心了，什么世态炎凉、人心叵测都可以不管了。对还有一年就要毕业的我们，这个打击不算小。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根本没我想象的美好，甚至连一半都没有。那时候就有人说我浪费了三年的时光跟宋乐天大牛厮混，不然经常去三里屯、国贸、鬼街这种地方见识见识，没准儿就看见大世界而忽视小我呢。
的确，这三年我跟宋乐天大牛在一起的时间最多，我们仨在一起就是吃饭聊天，酒吧都不常去，就跟高中时候一样。都说人在成长，我们几个怎么就这么不长进呐？我也纳闷。那时候我琢磨着考研，至少还能躲在学校里几年，免得进社会挨折腾。可是这世界上的事儿啊，永远都不是依你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想怎么样，他偏不让你怎么样，还给你弄出来一特意想不到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