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子产怎样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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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中国历史上，所谓丞相、宰相者多矣！然而，在2500年前的政治舞台上曾出现过这样一位贤相，他就是子产。
子产（？—前522年），即公孙侨，字子产，春秋时期郑国杰出的政治家。郑简公十二年（前554年）为卿，二十三年（前543年）子产执政，共21年，郑国大治，国势由弱变强，国人称颂，诸侯宾服。孔子称他“古之遗爱也”而子产最大功绩是在郑国构建了和谐社会。明代包裕的公孙大夫庙在颂子产诗中概括了子产一生的功绩。诗曰：“当时豪杰事纵横，独有先贤治尚平。四善见称君子道，一宽无愧惠人名。”所谓“四善”即指子产执政的四项政绩：一改革田制；二作丘赋，将军赋改由新土地主负担；三铸刑鼎，之前刑书是保密的，铸法于鼎，使人知法守法；四不毁乡校，广开言路。所谓“一宽”即子产的“唯有德者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
春秋时期是齐、晋、楚、秦、吴、越六个大国互相争锋，攻城略地，此消彼长。最难过的就是夹在大国之间的一百多个二三等小国了。郑国在当时处于晋楚两个霸主之间，为两霸所必争，而郑国狭小，国力微弱，不能独立自主于诸侯之间。对晋亲热了，楚便来讨；对楚亲热了，晋便来伐。鲁襄公27年（前546），由于向戍的周旋，10个主要诸侯国的大夫在宋都商丘召开弭兵大会，规定象郑这样的小国要向晋、楚“交相见”即对两霸都要朝贡，于是郑这样的小国的负担更加重了。一方面外部环境日益艰难，一方面郑国的内政亦动乱不止。襄公10年，尉止叛乱，杀执政子驷、司马子国、司空子耳。后子孔专权，又于襄公19年为子展、子西所杀，这是这一年，子产成为郑卿。
外有大国欺压，内有贵族争权，郑国该往何处去？子产知道，子产明白要把内外忧困的郑国治理好，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如果不经一番革新，万难应付危局。他对郑国政治、经济和法制等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改革中，子产不回避争议，不压制争议，也不怕争议。他认为改革就是要迎着争议往前走。
在经济上，他改革军赋制度，增加税收，充实军饷，以增强郑国自卫能力，就遭到一些人咒骂。有人说：“子产的老爹就死在路上，他又要做蝎子尾巴了！”子产还主持全国农业普查，整顿三农。他采取的具体措施，一是厘清混乱的土地所有权状况，重新划分全国田地和沟渠。那些非法侵占的土地，或者充公，或者归还所有者。在这个过程中，子产承认了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即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并向他们征收赋税，以增加国防开支。二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若干家为一个互助单位合作生产，并共用一口井等等。这些措施也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造成麻烦。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取了我的田地重新划界，取了我的衣冠给藏起来，谁能够杀了子产？我一定跟他在一起！子产听到后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子产的回答是：不要紧，只要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有利，我死也得做。实行改革不能中途退缩，坚持下去才能成功，我下决心不改变了！经过综合改革，过了三年，郑国人又唱道：“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我有子弟，子产给他们以教诲。我有田地，子产想办法让地里丰收。子产死了，谁来继承他的德政呢？这两首情调截然相反的歌谣表现了人民对子产从不理解而怨恨到因理解而拥戴的情感变化。
子产实行法制，公元前536年的“铸刑鼎”——把惩治犯罪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全国老百姓公布。这是中国政治史、法制史的一件大事。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这是一种古老专制时代的遗迹。子产打破了这种蒙昧，他根据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主持编订了三种刑法，并把刑法公诸于世，让老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无疑是进步的法制理念，当然也打击了贵族特权。子产这个做法，遭到很多贵族反对。子产顶着压力坚定不移公布法律。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大众欢迎，犯罪案件减少了。郑国注重商业，过去贵族利用刑罚的随意裁量权压榨商人和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对郑国很不利。子产公布法律，限制了贵族的特权，促进了郑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子产此举，开启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时期，宗法贵族减弱了气势而新的地主阶层兴起。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以及经济条件都在发生变化“铸刑鼎”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今天我们见惯了公布的法令，这是子产冒了极大风险，带头开创的新制度。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都是仁制而非法制，其实所谓仁制说到底便是统治者以所谓“人主”、“父母”的身份发号施令，其统治英明，人民便欢呼万岁，否则人民便遭殃受罪，除非实在活不下去了，才有“揭竿而起”的事，于是便有了新的“人主”、“父母”“人主”、“父母”是永远正确、神圣、不可怀疑的，然而有了法律，正确的标准只有一个，而且贵贱尊卑要一体遵循，这岂不触犯了“人主”与“父母”的无上权威？而天下又是他们的天下，所以当然他们要反对的。因此尽管法制的观念在先秦时便已产生而且此后也有相当影响，但终究几千年来并未取得统治地位。今天，我们终于要法制了！想起2500年前曾有个子产顶住重重压力毅然铸刑书时，不禁令人敬佩。
在外交上，郑国处于晋楚两大霸之间，不得不讲究外交。在这方面，子产不拘一格，大胆启用了一批才华之士。公孙挥熟悉外国情况，善于措辞；裨谌最富谋略，但要在野外才能思考；冯简子思维周密果断，最善决策；游吉是个大帅哥，举止温文善于交际。子产每逢遇到国际大事，先向公孙挥咨询情况，并请他起草文件和讲话，充分准备在各种场合的措辞；然后和裨谌一起找个郊区安静的地方住下来，仔细筹划；筹划所得的方案请冯简子做个决断；最后委托游吉执行。子产代表郑国参加诸侯国会议，言辞慎重得体，既维护了郑国利益，又不轻易开罪别的国家，并且总能给自己留有余地。不仅使郑在那样的内忧外患中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使晋楚两霸也不敢等闲视之。子产在郑国执政并推行改革二十多年（公元前543—前522），内政和外交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郑国在复杂艰难的情况下，保持了安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
建立和谐社会，不只是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更重要的是政治清明开放，言论自由。子产以罕见的魄力和胸怀，支持社会舆论监督，不干涉社会舆论对朝廷的批评。郑国人有个习惯，父老乡亲们常常到乡镇里的学校扎堆聊天，议论国家大事。左传记载，有个叫然明的官员听到乡校里的批评意见，很是恼怒，就向子产提出建议说：把乡校封闭或是毁了吧，怎么样？子产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老百姓早晚到那里逛逛，谈谈国家大事的长短，这是他们关心国家啊。他们称赞的事情，我就实行；他们恼火的事情，我就改一下。他们实际上是我的老师，怎么能毁掉呢？我听说，真心钟爱自己的人民，就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靠强硬手段威吓可以防止怨恨的。毁掉乡校，当然能把批评的声音堵住，可是你想过没有，民怨象大河一样，修筑堤坝可以阻挡一阵，一旦决口，不知要伤害多少人，那时候抢救也来不及了。不如开出一些小渠道，因势利导。我的意思是说，把乡校里的议论当作药来吃吧。”这种勇于接受舆论监督批评的态度体现了一个开明政治家坦荡的胸怀，闪耀着可贵的原始民主主义色彩。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民主可言，直到二十世纪中国人才真正开始为民主而斗争。民主的含义之一便是人民在法律的前提下有批评统治者的权利，想起2500年前曾有个子产如此坦诚地允许人民表达对政治的批评与意见，又不禁令人敬佩。
唐代韩愈在左传中读了子产的事迹，心向往之，特地写了一篇名文子产不毁乡校颂：我好思念子产啊！要知道，舆论是很难用势力彻底禁止的。堵住人的嘴，听不到批评，就很难检点自己的过失，这不就好像变聋了一样吗？执政地位也就危险了。子产不毁乡校，郑国的政治就理顺了。想当初，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咒骂他，他就派手下人把说话的人杀掉，结果怎么样呢？民众起来反抗，把他放逐出去了。可惜呀子产，生不逢时，只能把他的良政在郑国这样一个小国里推行。假如把子产的施政理念推广到全天下，那该多好！像子产这样贤明的大臣真是太少太少了。如今，谁能够继承并且光大子产的理念呢？我真是好思念古人哪！可惜的是，子产的遗产后来没有承继开拓下去。
在史记中，司马迁是这样写子产的：子产者，郑之列大夫也。郑昭君之时，以所爱徐挚为相。国乱，上下不亲，父子不知。大宫子期言之君，以子产为相。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矣！民将安归？”2500年前，子产为相二十年，在郑国建立了和谐社会，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有什么启示呢？值得深思。
五千年中国历史上，所谓丞相、宰相者多矣！然而，在2500年前的政治舞台上曾出现过这样一位贤相，他就是子产。
子产（？—前522年），即公孙侨，字子产，春秋时期郑国杰出的政治家。郑简公十二年（前554年）为卿，二十三年（前543年）子产执政，共21年，郑国大治，国势由弱变强，国人称颂，诸侯宾服。孔子称他“古之遗爱也”而子产最大功绩是在郑国构建了和谐社会。明代包裕的公孙大夫庙在颂子产诗中概括了子产一生的功绩。诗曰：“当时豪杰事纵横，独有先贤治尚平。四善见称君子道，一宽无愧惠人名。”所谓“四善”即指子产执政的四项政绩：一改革田制；二作丘赋，将军赋改由新土地主负担；三铸刑鼎，之前刑书是保密的，铸法于鼎，使人知法守法；四不毁乡校，广开言路。所谓“一宽”即子产的“唯有德者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
春秋时期是齐、晋、楚、秦、吴、越六个大国互相争锋，攻城略地，此消彼长。最难过的就是夹在大国之间的一百多个二三等小国了。郑国在当时处于晋楚两个霸主之间，为两霸所必争，而郑国狭小，国力微弱，不能独立自主于诸侯之间。对晋亲热了，楚便来讨；对楚亲热了，晋便来伐。鲁襄公27年（前546），由于向戍的周旋，10个主要诸侯国的大夫在宋都商丘召开弭兵大会，规定象郑这样的小国要向晋、楚“交相见”即对两霸都要朝贡，于是郑这样的小国的负担更加重了。一方面外部环境日益艰难，一方面郑国的内政亦动乱不止。襄公10年，尉止叛乱，杀执政子驷、司马子国、司空子耳。后子孔专权，又于襄公19年为子展、子西所杀，这是这一年，子产成为郑卿。
外有大国欺压，内有贵族争权，郑国该往何处去？子产知道，子产明白要把内外忧困的郑国治理好，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如果不经一番革新，万难应付危局。他对郑国政治、经济和法制等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改革中，子产不回避争议，不压制争议，也不怕争议。他认为改革就是要迎着争议往前走。
在经济上，他改革军赋制度，增加税收，充实军饷，以增强郑国自卫能力，就遭到一些人咒骂。有人说：“子产的老爹就死在路上，他又要做蝎子尾巴了！”子产还主持全国农业普查，整顿三农。他采取的具体措施，一是厘清混乱的土地所有权状况，重新划分全国田地和沟渠。那些非法侵占的土地，或者充公，或者归还所有者。在这个过程中，子产承认了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即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并向他们征收赋税，以增加国防开支。二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若干家为一个互助单位合作生产，并共用一口井等等。这些措施也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造成麻烦。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取了我的田地重新划界，取了我的衣冠给藏起来，谁能够杀了子产？我一定跟他在一起！子产听到后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子产的回答是：不要紧，只要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有利，我死也得做。实行改革不能中途退缩，坚持下去才能成功，我下决心不改变了！经过综合改革，过了三年，郑国人又唱道：“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我有子弟，子产给他们以教诲。我有田地，子产想办法让地里丰收。子产死了，谁来继承他的德政呢？这两首情调截然相反的歌谣表现了人民对子产从不理解而怨恨到因理解而拥戴的情感变化。
子产实行法制，公元前536年的“铸刑鼎”——把惩治犯罪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全国老百姓公布。这是中国政治史、法制史的一件大事。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这是一种古老专制时代的遗迹。子产打破了这种蒙昧，他根据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主持编订了三种刑法，并把刑法公诸于世，让老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无疑是进步的法制理念，当然也打击了贵族特权。子产这个做法，遭到很多贵族反对。子产顶着压力坚定不移公布法律。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大众欢迎，犯罪案件减少了。郑国注重商业，过去贵族利用刑罚的随意裁量权压榨商人和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对郑国很不利。子产公布法律，限制了贵族的特权，促进了郑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子产此举，开启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时期，宗法贵族减弱了气势而新的地主阶层兴起。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以及经济条件都在发生变化“铸刑鼎”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今天我们见惯了公布的法令，这是子产冒了极大风险，带头开创的新制度。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都是仁制而非法制，其实所谓仁制说到底便是统治者以所谓“人主”、“父母”的身份发号施令，其统治英明，人民便欢呼万岁，否则人民便遭殃受罪，除非实在活不下去了，才有“揭竿而起”的事，于是便有了新的“人主”、“父母”“人主”、“父母”是永远正确、神圣、不可怀疑的，然而有了法律，正确的标准只有一个，而且贵贱尊卑要一体遵循，这岂不触犯了“人主”与“父母”的无上权威？而天下又是他们的天下，所以当然他们要反对的。因此尽管法制的观念在先秦时便已产生而且此后也有相当影响，但终究几千年来并未取得统治地位。今天，我们终于要法制了！想起2500年前曾有个子产顶住重重压力毅然铸刑书时，不禁令人敬佩。
在外交上，郑国处于晋楚两大霸之间，不得不讲究外交。在这方面，子产不拘一格，大胆启用了一批才华之士。公孙挥熟悉外国情况，善于措辞；裨谌最富谋略，但要在野外才能思考；冯简子思维周密果断，最善决策；游吉是个大帅哥，举止温文善于交际。子产每逢遇到国际大事，先向公孙挥咨询情况，并请他起草文件和讲话，充分准备在各种场合的措辞；然后和裨谌一起找个郊区安静的地方住下来，仔细筹划；筹划所得的方案请冯简子做个决断；最后委托游吉执行。子产代表郑国参加诸侯国会议，言辞慎重得体，既维护了郑国利益，又不轻易开罪别的国家，并且总能给自己留有余地。不仅使郑在那样的内忧外患中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使晋楚两霸也不敢等闲视之。子产在郑国执政并推行改革二十多年（公元前543—前522），内政和外交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郑国在复杂艰难的情况下，保持了安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
建立和谐社会，不只是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更重要的是政治清明开放，言论自由。子产以罕见的魄力和胸怀，支持社会舆论监督，不干涉社会舆论对朝廷的批评。郑国人有个习惯，父老乡亲们常常到乡镇里的学校扎堆聊天，议论国家大事。左传记载，有个叫然明的官员听到乡校里的批评意见，很是恼怒，就向子产提出建议说：把乡校封闭或是毁了吧，怎么样？子产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老百姓早晚到那里逛逛，谈谈国家大事的长短，这是他们关心国家啊。他们称赞的事情，我就实行；他们恼火的事情，我就改一下。他们实际上是我的老师，怎么能毁掉呢？我听说，真心钟爱自己的人民，就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靠强硬手段威吓可以防止怨恨的。毁掉乡校，当然能把批评的声音堵住，可是你想过没有，民怨象大河一样，修筑堤坝可以阻挡一阵，一旦决口，不知要伤害多少人，那时候抢救也来不及了。不如开出一些小渠道，因势利导。我的意思是说，把乡校里的议论当作药来吃吧。”这种勇于接受舆论监督批评的态度体现了一个开明政治家坦荡的胸怀，闪耀着可贵的原始民主主义色彩。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民主可言，直到二十世纪中国人才真正开始为民主而斗争。民主的含义之一便是人民在法律的前提下有批评统治者的权利，想起2500年前曾有个子产如此坦诚地允许人民表达对政治的批评与意见，又不禁令人敬佩。
唐代韩愈在左传中读了子产的事迹，心向往之，特地写了一篇名文子产不毁乡校颂：我好思念子产啊！要知道，舆论是很难用势力彻底禁止的。堵住人的嘴，听不到批评，就很难检点自己的过失，这不就好像变聋了一样吗？执政地位也就危险了。子产不毁乡校，郑国的政治就理顺了。想当初，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咒骂他，他就派手下人把说话的人杀掉，结果怎么样呢？民众起来反抗，把他放逐出去了。可惜呀子产，生不逢时，只能把他的良政在郑国这样一个小国里推行。假如把子产的施政理念推广到全天下，那该多好！像子产这样贤明的大臣真是太少太少了。如今，谁能够继承并且光大子产的理念呢？我真是好思念古人哪！可惜的是，子产的遗产后来没有承继开拓下去。
在史记中，司马迁是这样写子产的：子产者，郑之列大夫也。郑昭君之时，以所爱徐挚为相。国乱，上下不亲，父子不知。大宫子期言之君，以子产为相。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矣！民将安归？”2500年前，子产为相二十年，在郑国建立了和谐社会，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有什么启示呢？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