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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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两个父亲,一个是我的生父,从我记事我就没和他一起生活过,后来见过几次,每次见都是让母亲哄骗着去的,有一种莫名的恐惧,陌生的相望总是给我年幼的心灵带来深刻的划痕,不愿追忆又难以忘怀,也许是血缘作祟。另一个是我的养父,是在我5—6岁的时候,我母亲改嫁把他带给我的,一直到他去世我都没有自然的叫过他“爸爸”尽管我内心很想叫他,我的家教启蒙以及我一生的父爱记忆都是他给我的,我只承认他是我的父亲,尽管没有血缘。
我的养父的祖辈在昆明是赫赫有名的清朝文人,秀丽的安宁鸣矣河畔就是这位陈老先生的家乡。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熏陶了我父亲,使他成了一个典型的秀才。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又取得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学位,于“七七”泸沟桥事变回到了昆明。讲到这段历史,我曾问过父亲为何不去留洋或留京?父亲回答:没钱。害怕。
我已经在幼儿园了,我才认识了父亲的,所以对“父亲”总是没有那种有生以来的亲爱,到像是叔叔伯伯的亲切。认识那会他已经40多岁,是云南大学的教师,我们就住在校外的教师宿舍。
那时是三年困难时期,父亲每月有170多元的工资,还有富强粉(上等面粉)指标,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我们一家三口每到星期天必然要去逛街,逛书店,上一次餐馆。父亲是教政治经济学的,每个月父亲就要买回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直至我家的书柜整齐的收藏了这两大系列。他还长期订阅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看完以后每天就把报纸放在预约的邻居可以拿到的地方供别人阅读。他永远也不会知道阅读与专业有关的书籍和报纸是可以“揩公家的油”的。
那时我们都是吃食堂,很少自己做饭,每次舀米时,他会很认真地拿那个舀米的水瓶盖容器舀起满满一筒,然后用手掌抹了又抹,十分精确的度量着用米量。在食堂吃完饭后,他一定是用筷子搅动着洗碗水把油星子集中,喝一半才会接着洗碗。洗床单就更绝了,他把床单事先折叠成长方块,浸泡后平铺在搓衣板反面,然后一层一层的刷洗。
父亲的一只脚有残疾,还有点口吃,个子偏矮,也许就是这些“外观”耽误了他的婚姻,使他的性格内向且小心翼翼,由于他丰富的知识又使他在外表的自卑后,固执的滋生着心底的傲气。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来了,硝烟首先从大专院校燃起,那些“用心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校园,革命的热情使师生们撩拨的不能静心上课,昆明工学院率先“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委”成立了“八。二三”造反派组织,紧接着云大又成立了“炮兵团”据说是“保皇派”两个阵营针锋相对,都说自己是无产阶级,对方是资产阶级,都在赤手空拳地口诛笔伐对方的罪行。父亲坚决的稳住了自己,不敢“革命”直到又诞生了另一个中庸一点的组织“共产党宣言公社”他才无可奈何地做了一名“共宣”战士,而且每日兢兢业业的为“公社”刻写蜡纸,誊写小报。他以为自己做的很谨慎,却没想到这个中庸的选择和卖力的“革命”却让他成了“阶级敌人”!
他被“揪”出来了!好长时间,他看着自己的同事被一个一个的“清理”出“阶级队伍”每天都在诚惶诚恐的数日子,后来听我母亲说,那段时间在夜里或是清晨,只要听到我们四合院大门被扣响,他就会很惊恐的说:“他们来了,他们来抓我去斗争了!”终于有一天,他确实被“清理”了出来,罪名则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母亲只好为他准备了两个棉花做的垫子,悄悄的让他垫在膝盖上,去跪着“低头认罪”接受造反派的批斗,而要交代的罪行就是为“共宣”组织写过哪些小报以及旧社会为国民党作过何事? 大专院校“批判资产阶级”的大会至今让我想起来都毛骨悚然,那一次亲眼目睹大学生们怎样用绳子把自己的“牛鬼蛇神”的老师捆上了主席台,从台的左端排到了右端,长长的一排早已超过主席台的长度。而且是一边开会,一边产生新的“牛鬼蛇神”一开始,我们几个小孩还在好奇的观看,看着看着,突然我们中间的小伙伴的父亲被抓上去了,大家的脸都变了型,才知道“坏人”和“好人”的界限竟在一瞬间!我们逃离了会场,不敢亲眼目睹自己的父亲被抓。
接着“文化大革命”继续深入,工人阶级也走进了“革命队伍”竟然还想起了枪声,我们居住在“炮兵团”的大本营里,是“八。二三”攻击的对象,而我们每天要去打饭的食堂又在“三家巷”附近,为何叫“三家巷”?那是因为那段丁字路的三条路段上分别是师范学院、工学院、云大,三所大专院校的校址。常常互相攻击的子弹在那个是非之地穿梭,有一次,一颗子弹竟飞到我们居住的院落屋顶,把瓦打得粉碎,碎片落在了院子里。大人们再也不让孩子们出门了,我的父亲承担了我们家打饭的任务,直到现在,我的脑海里还清晰的留着他提着搪瓷饭箍子,一陂一陂走路的身影。
10年浩劫终于过去,而父亲则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他的课程越排越少,系上自己开办了食堂,他有好长一段时间是在食堂做保管,每天十分细致的用杆秤称出大家的口粮,每月准确无误的公布节余收支,估计也是“政治经济学”的专长发挥吧?:(
后来,由于评定职称的烦恼,他突然一改往日的唯唯诺诺,毅然决然的提出了退休申请,回到了自己的“小窝”
退休后的他,心态反而平静了,生活也很有规律,每天清晨到翠湖边打太极拳,回来后就开始写中国经济思想史一书,中午按时睡午觉,醒来后又接着写,晚上听完新闻联播后又接着写,但是从不熬夜。他坚持用冷水洗脸,用冷水洗澡,他是用夕阳的光辉在编织未酬的壮志。我们家有许多线装书,那是各个朝代的历史书籍,这些书排上了用场,我记得我当时看他的稿件有墨子、老子、庄子、孔子等等,还有唯物、唯心的议论,更多的我看不懂,而我母亲也不能做他的贤内助。后来我认为他赌气退休实在是一个失误,使他的著书立说不能得到很好的帮助和发挥。
中国经济思想史终于写完了,分上、中、下三册,接下来就是联系出版社,也许是他的水平不够?也许是他已退休?也许是没有名人帮他写序?也许是他不会推销自己?反正他的书要出版太艰难了,四处碰壁之后,他对某出版社说,他自己出钱印刷,只要能出版。不知是谁对他有过承诺,他真的自己出钱印刷了,印得并不好,8开版,看着像讲义,堆了一大堆在房间里。但是仍然没有出版,后来父亲去世,我这个不肖之子又无法续写和修改,书稿就让母亲当作废纸卖了。
父亲的壮志再次难酬,父亲的美梦变成了恶梦。
父亲的退休生涯是充实的,他每日与读书写书为伴,但是他的生活圈子太窄,他只有两个极好的男性朋友,每个星期三是3位老友会面的日子,规律性极强,总是那两位老头每星期三早上9点准时到我家,聊上一会就一起出去,下午吃晚饭前父亲又准时回家。这份执着而又牢固的友谊是3位老人晚年的精神支柱,一直支撑到我父亲先离开了这个世界。
72年我高中毕业,因是独生子女免于上山下乡,在家等待了两年后,我有了两个就业机会:一是去中学做教师,二是到技工学校去做学生。父亲略一思索就决定让我去教书,他说:“人往高处走,做老师比做工人好。”于是我就有了6年的教书生涯。后来恢复高考,我考取了大学,又给我带来了选择专业的机会,可是那时父亲的著作出版已遭到了连连打击,他对理论研究和著书立说产生了怀疑,他带着十分的沮丧和灰心对我说:“去学专科吧,不要学本科了,学银行也不要学政治经济学,不要做老师,做技能应用去吧。”好些年后我明白了他的话,他那时已经对自己的残生做了悲剧性的总结,一种怀才不遇以及生不逢时的感觉促使他在改变自己的志向,而时不待我的无奈又只好把一种新的理念作为礼物,赠给下一代去延续。
就在我大学毕业的那年,父亲突然因出现黄疸而住院,整个人变成了金黄色,接着就吐胆汁,便血,病情节节升级,医生只好做了“剖腹探察”谁知打开腹腔一看,外科主任惊呆了:整个腹腔由胆囊癌变扩散已经把胰腺、肝脏结成硬硬的一块,根本不能剥离,更使外科主任震惊的是如此重症病人竟没有喊过一声疼痛!对于病人的耐受能力觉得不可思议!医生们没有做任何手术缝合了伤口,悄悄的告诉了我这个噩耗。然而父亲从手术室出来,却兴高彩列,见到我们就说:“我胆囊里的石头取出来了,我很快就会好了。”母亲也很高兴,只有我无言医生为父亲换了一个小病房,并给了我许多特权,护士们也和我说:“老先生太令人尊敬了,他什么都忍着,疼痛不哼,污染了床单他不好意思,老觉得给别人添麻烦,太客气了。”然而病魔太凶残,终于有一天从父亲不能愈合的手术创口处流出了黄黄的腹水,我只能用“腰盘”去接,当他用手捂住伤口时,从指缝流出的“信息”使他醒悟了自己的病情,我慌忙去叫医生,医生则告诉我:没有办法了,甚至连伤口缝合都不可能了,因为他已经极度衰弱,恐怕已经不能承受任何搬动了。我含着泪看着医生就在病房做了一个简易的外皮缝合,又用一块胶布贴在了伤口上,医生走了,我要帮父亲换衣服,他却说:“不要换了,最后一起换吧。”从此,他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直到灵魂离开了躯壳。他住院仅1个多月,享年73岁。
父亲的躯壳则是选择了棺葬!一个学了大半辈子唯物辨证法的学者竟然坚持要棺葬!还在父亲没有住院的时候,我们家就请了师傅在打造棺材,那是一种上等的棺木材,整快木料只在棱角处有拼接,木质疏松却笨重,而且散发着异香,听我母亲说花了600多元钱。当父亲的灵魂去见马克思的同时,他的躯壳却静静的躺在中国传统的“框框”里。也许他的灵魂和躯壳是统一的,他最终是信仰谁呢?
我带着崇敬的心情悼念一位坚韧不拔的学者,但同时又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看父亲的过去,我觉得父亲的后半生可以用一个字来总结,那就是“忍”他的性格表现无处不在忍,他个人精神品位的精良是他静心研读,忍耐寂寞的结果,而他辉煌不得显露也是他躲避现实,回避张扬的失败。也正是父亲性格给我了巨大启迪,我大学毕业后,性格逐步由小溪般的柔顺变成了瀑布般的性格,我在释放我的人性,我在释放我的病痛,我在释放我的潜能。尽管我可能和父亲一样没有成功,但我却认为我和父亲都活出了自己的个性,我们在自己的人生画卷中画出了不同风格的画卷。人的品位确定了人的层次,层次的高低就是自身价值的表现,只要我们都没有做行尸走肉,我想,我们对自己自身品位的提高就会不间断认识,不间断提炼。只要最后认识了自己的价值,知道了自己的品位指数,就是没有做成辉煌的事迹,我们也会欣慰。
因为我们是一群平平凡凡的人!
我有两个父亲,一个是我的生父,从我记事我就没和他一起生活过,后来见过几次,每次见都是让母亲哄骗着去的,有一种莫名的恐惧,陌生的相望总是给我年幼的心灵带来深刻的划痕,不愿追忆又难以忘怀,也许是血缘作祟。另一个是我的养父,是在我5—6岁的时候,我母亲改嫁把他带给我的,一直到他去世我都没有自然的叫过他“爸爸”尽管我内心很想叫他,我的家教启蒙以及我一生的父爱记忆都是他给我的,我只承认他是我的父亲,尽管没有血缘。
我的养父的祖辈在昆明是赫赫有名的清朝文人,秀丽的安宁鸣矣河畔就是这位陈老先生的家乡。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熏陶了我父亲,使他成了一个典型的秀才。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又取得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学位,于“七七”泸沟桥事变回到了昆明。讲到这段历史,我曾问过父亲为何不去留洋或留京?父亲回答:没钱。害怕。
我已经在幼儿园了,我才认识了父亲的,所以对“父亲”总是没有那种有生以来的亲爱,到像是叔叔伯伯的亲切。认识那会他已经40多岁,是云南大学的教师,我们就住在校外的教师宿舍。
那时是三年困难时期,父亲每月有170多元的工资,还有富强粉(上等面粉)指标,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我们一家三口每到星期天必然要去逛街,逛书店,上一次餐馆。父亲是教政治经济学的,每个月父亲就要买回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直至我家的书柜整齐的收藏了这两大系列。他还长期订阅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看完以后每天就把报纸放在预约的邻居可以拿到的地方供别人阅读。他永远也不会知道阅读与专业有关的书籍和报纸是可以“揩公家的油”的。
那时我们都是吃食堂,很少自己做饭,每次舀米时,他会很认真地拿那个舀米的水瓶盖容器舀起满满一筒,然后用手掌抹了又抹,十分精确的度量着用米量。在食堂吃完饭后,他一定是用筷子搅动着洗碗水把油星子集中,喝一半才会接着洗碗。洗床单就更绝了,他把床单事先折叠成长方块,浸泡后平铺在搓衣板反面,然后一层一层的刷洗。
父亲的一只脚有残疾,还有点口吃,个子偏矮,也许就是这些“外观”耽误了他的婚姻,使他的性格内向且小心翼翼,由于他丰富的知识又使他在外表的自卑后,固执的滋生着心底的傲气。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来了,硝烟首先从大专院校燃起,那些“用心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校园,革命的热情使师生们撩拨的不能静心上课,昆明工学院率先“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委”成立了“八。二三”造反派组织,紧接着云大又成立了“炮兵团”据说是“保皇派”两个阵营针锋相对,都说自己是无产阶级,对方是资产阶级,都在赤手空拳地口诛笔伐对方的罪行。父亲坚决的稳住了自己,不敢“革命”直到又诞生了另一个中庸一点的组织“共产党宣言公社”他才无可奈何地做了一名“共宣”战士,而且每日兢兢业业的为“公社”刻写蜡纸,誊写小报。他以为自己做的很谨慎,却没想到这个中庸的选择和卖力的“革命”却让他成了“阶级敌人”!
他被“揪”出来了!好长时间,他看着自己的同事被一个一个的“清理”出“阶级队伍”每天都在诚惶诚恐的数日子,后来听我母亲说,那段时间在夜里或是清晨,只要听到我们四合院大门被扣响,他就会很惊恐的说:“他们来了,他们来抓我去斗争了!”终于有一天,他确实被“清理”了出来,罪名则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母亲只好为他准备了两个棉花做的垫子,悄悄的让他垫在膝盖上,去跪着“低头认罪”接受造反派的批斗,而要交代的罪行就是为“共宣”组织写过哪些小报以及旧社会为国民党作过何事? 大专院校“批判资产阶级”的大会至今让我想起来都毛骨悚然,那一次亲眼目睹大学生们怎样用绳子把自己的“牛鬼蛇神”的老师捆上了主席台,从台的左端排到了右端,长长的一排早已超过主席台的长度。而且是一边开会,一边产生新的“牛鬼蛇神”一开始,我们几个小孩还在好奇的观看,看着看着,突然我们中间的小伙伴的父亲被抓上去了,大家的脸都变了型,才知道“坏人”和“好人”的界限竟在一瞬间!我们逃离了会场,不敢亲眼目睹自己的父亲被抓。
接着“文化大革命”继续深入,工人阶级也走进了“革命队伍”竟然还想起了枪声,我们居住在“炮兵团”的大本营里,是“八。二三”攻击的对象,而我们每天要去打饭的食堂又在“三家巷”附近,为何叫“三家巷”?那是因为那段丁字路的三条路段上分别是师范学院、工学院、云大,三所大专院校的校址。常常互相攻击的子弹在那个是非之地穿梭,有一次,一颗子弹竟飞到我们居住的院落屋顶,把瓦打得粉碎,碎片落在了院子里。大人们再也不让孩子们出门了,我的父亲承担了我们家打饭的任务,直到现在,我的脑海里还清晰的留着他提着搪瓷饭箍子,一陂一陂走路的身影。
10年浩劫终于过去,而父亲则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他的课程越排越少,系上自己开办了食堂,他有好长一段时间是在食堂做保管,每天十分细致的用杆秤称出大家的口粮,每月准确无误的公布节余收支,估计也是“政治经济学”的专长发挥吧?:(
后来,由于评定职称的烦恼,他突然一改往日的唯唯诺诺,毅然决然的提出了退休申请,回到了自己的“小窝”
退休后的他,心态反而平静了,生活也很有规律,每天清晨到翠湖边打太极拳,回来后就开始写中国经济思想史一书,中午按时睡午觉,醒来后又接着写,晚上听完新闻联播后又接着写,但是从不熬夜。他坚持用冷水洗脸,用冷水洗澡,他是用夕阳的光辉在编织未酬的壮志。我们家有许多线装书,那是各个朝代的历史书籍,这些书排上了用场,我记得我当时看他的稿件有墨子、老子、庄子、孔子等等,还有唯物、唯心的议论,更多的我看不懂,而我母亲也不能做他的贤内助。后来我认为他赌气退休实在是一个失误,使他的著书立说不能得到很好的帮助和发挥。
中国经济思想史终于写完了,分上、中、下三册,接下来就是联系出版社,也许是他的水平不够?也许是他已退休?也许是没有名人帮他写序?也许是他不会推销自己?反正他的书要出版太艰难了,四处碰壁之后,他对某出版社说,他自己出钱印刷,只要能出版。不知是谁对他有过承诺,他真的自己出钱印刷了,印得并不好,8开版,看着像讲义,堆了一大堆在房间里。但是仍然没有出版,后来父亲去世,我这个不肖之子又无法续写和修改,书稿就让母亲当作废纸卖了。
父亲的壮志再次难酬,父亲的美梦变成了恶梦。
父亲的退休生涯是充实的,他每日与读书写书为伴,但是他的生活圈子太窄,他只有两个极好的男性朋友,每个星期三是3位老友会面的日子,规律性极强,总是那两位老头每星期三早上9点准时到我家,聊上一会就一起出去,下午吃晚饭前父亲又准时回家。这份执着而又牢固的友谊是3位老人晚年的精神支柱,一直支撑到我父亲先离开了这个世界。
72年我高中毕业,因是独生子女免于上山下乡,在家等待了两年后,我有了两个就业机会:一是去中学做教师,二是到技工学校去做学生。父亲略一思索就决定让我去教书,他说:“人往高处走,做老师比做工人好。”于是我就有了6年的教书生涯。后来恢复高考,我考取了大学,又给我带来了选择专业的机会,可是那时父亲的著作出版已遭到了连连打击,他对理论研究和著书立说产生了怀疑,他带着十分的沮丧和灰心对我说:“去学专科吧,不要学本科了,学银行也不要学政治经济学,不要做老师,做技能应用去吧。”好些年后我明白了他的话,他那时已经对自己的残生做了悲剧性的总结,一种怀才不遇以及生不逢时的感觉促使他在改变自己的志向,而时不待我的无奈又只好把一种新的理念作为礼物,赠给下一代去延续。
就在我大学毕业的那年,父亲突然因出现黄疸而住院,整个人变成了金黄色,接着就吐胆汁,便血,病情节节升级,医生只好做了“剖腹探察”谁知打开腹腔一看,外科主任惊呆了:整个腹腔由胆囊癌变扩散已经把胰腺、肝脏结成硬硬的一块,根本不能剥离,更使外科主任震惊的是如此重症病人竟没有喊过一声疼痛!对于病人的耐受能力觉得不可思议!医生们没有做任何手术缝合了伤口,悄悄的告诉了我这个噩耗。然而父亲从手术室出来,却兴高彩列,见到我们就说:“我胆囊里的石头取出来了,我很快就会好了。”母亲也很高兴,只有我无言医生为父亲换了一个小病房,并给了我许多特权,护士们也和我说:“老先生太令人尊敬了,他什么都忍着,疼痛不哼,污染了床单他不好意思,老觉得给别人添麻烦,太客气了。”然而病魔太凶残,终于有一天从父亲不能愈合的手术创口处流出了黄黄的腹水,我只能用“腰盘”去接,当他用手捂住伤口时,从指缝流出的“信息”使他醒悟了自己的病情,我慌忙去叫医生,医生则告诉我:没有办法了,甚至连伤口缝合都不可能了,因为他已经极度衰弱,恐怕已经不能承受任何搬动了。我含着泪看着医生就在病房做了一个简易的外皮缝合,又用一块胶布贴在了伤口上,医生走了,我要帮父亲换衣服,他却说:“不要换了,最后一起换吧。”从此,他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直到灵魂离开了躯壳。他住院仅1个多月,享年73岁。
父亲的躯壳则是选择了棺葬!一个学了大半辈子唯物辨证法的学者竟然坚持要棺葬!还在父亲没有住院的时候,我们家就请了师傅在打造棺材,那是一种上等的棺木材,整快木料只在棱角处有拼接,木质疏松却笨重,而且散发着异香,听我母亲说花了600多元钱。当父亲的灵魂去见马克思的同时,他的躯壳却静静的躺在中国传统的“框框”里。也许他的灵魂和躯壳是统一的,他最终是信仰谁呢?
我带着崇敬的心情悼念一位坚韧不拔的学者,但同时又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看父亲的过去,我觉得父亲的后半生可以用一个字来总结,那就是“忍”他的性格表现无处不在忍,他个人精神品位的精良是他静心研读,忍耐寂寞的结果,而他辉煌不得显露也是他躲避现实,回避张扬的失败。也正是父亲性格给我了巨大启迪,我大学毕业后,性格逐步由小溪般的柔顺变成了瀑布般的性格,我在释放我的人性,我在释放我的病痛,我在释放我的潜能。尽管我可能和父亲一样没有成功,但我却认为我和父亲都活出了自己的个性,我们在自己的人生画卷中画出了不同风格的画卷。人的品位确定了人的层次,层次的高低就是自身价值的表现,只要我们都没有做行尸走肉,我想,我们对自己自身品位的提高就会不间断认识,不间断提炼。只要最后认识了自己的价值,知道了自己的品位指数,就是没有做成辉煌的事迹,我们也会欣慰。
因为我们是一群平平凡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