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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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锐是河南登封人，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考中兰州大学，学的是玻璃工艺专业。一九八一年毕业，分配在西北这个唯一的国有中型玻璃厂——光明玻璃厂，一干就是二十年。这二十年中，他埋头玻璃新产品新工艺的研究与开发，取得了不少成果。他的三篇专业性学术论文在国外刊物上发表，一项成果获国家专利，并列入国家九五星火计划重点开发项目，他新近研究的“车辆自动拒水风挡玻璃的元素构成”和“普通拒尘玻璃的研究与制造”两个课题被确定为国家科委十五重点科研课题。他先后被评为市、省两级科技标兵，国家和省市三级“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十三次获市劳模，七次获省劳模。一九八七年获高级工程师职称，一九九八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先后担任玻璃厂生产科副科长、科长，一九八六年厂里组建科技攻关小组，他担任组长，一九九四年至今担任副厂长，分管生产、科研等一应事情。
杨锐一心扑在事业上，却忘了家业。等到想起需要一个女人建立一个家庭的时候，满社会的妙龄女子都已名花有主。找了多少年，看了无数个，人家姑娘不是嫌他年龄大，就是嫌他是个书呆子不懂得感情，不会浪漫，也有嫌他说一口河南话滴里嘟噜听不懂没法交流的。总而言之，他一直没找到媳妇，四十开外了还是庙门口的旗杆——光棍一条。
他想着降低标准，随便找个寡妇应付了这事算了。谁知这年头的寡妇反比姑娘金贵，反比姑娘难找。那些已经跟过一个甚至几个男人的寡妇们，越跟心越馋，越跟眼睛越高，越跟对男人的要求越苛刻，动辄要房子，要车子，要保姆，要县市级干部，要百万元户。杨锐那个副厂长只是个正科级，住房只有一间单身宿舍还是国家的，每月一千多元工资大半都寄回老家给父母换了药吃。所以就连寡妇也没人愿意嫁给他。
去年，他已经四十二岁。四十二岁的他终于找到了媳妇，而且是个从未结过婚的老处女。那女的叫何花花，市第九中学的数学教师，三十九岁，长相和那名字一样，是一朵艳丽的花。因为长相超群，所以择偶的标准定得高了些，以至于这么多年也没找到个称心如意的。眼看着要奔四十了，她着了慌，才四处登征婚广告征婚。那征婚广告写得很简单：某女，年近四十，无婚史，某事业单位工作，有固定收入。欲求一诚实可靠有固定职业有事业心的男士为伴。
杨锐斗胆应征，不想就中了，这让他着实高兴呆了。
杨锐在厂里人缘好。大家一听他找到了媳妇，便都像是自己心头上的一块石头被搬开了，高兴得不得了。大家都忙乎起来，给刷房子的，给处理旧家具的，给帮着买新家具的，男人们忙得屁颠屁颠的，女人们也不能闲着，打扫和裱糊房子，缝被子做褥子，擦玻璃贴“喜”字，这些活儿都让她们给包了。杨锐只忙着前前后后地发烟散糖陪笑脸说客气话。
结婚那天，玻璃厂放假一天，全体职工参加了他的婚礼，把个婚礼搞得比国庆还隆重热火。晚上，闹洞房的人将一间房子挤了个不透风，院子里也挤满了人。这一拨出来，那一拨又进去，打闹声说笑声响彻办个厂院，一直折腾到深夜。
第二天一大早，有人发现，杨锐的门楣上那幅喜庆对联被一幅新的对联覆盖。
你看这对联：
上联：一杆老枪两颗弹，四十二年没参战
下联：一孔新窑两扇门，三十九载未进人
横批：今日好日子
这人发现这幅对联，便喊叫：“快来看呀，杨厂长门上有一幅对联，妙极了！”
大家闻声赶来，围成堆儿，这个大念一遍，那个小念一遍，说声笑声喝彩声一起一伏。
“好！”
“妙！”
“高！”
“酷呆了！”
……
这时便有人编故事了：“大家肃静，我将昨晚在洞房窗外听到的情况向大家通报一下：晚上闹完洞房，大家都去睡了，我一个人在杨厂长窗外偷听，并透过窗玻璃上的缝隙偷看。他们刚等大家走开，便关起门来干事了。干完了，杨厂长将那几巴拉出，却发现那家具变成了鲜红的，像个胡萝卜。他开始窃喜，以为新娘子确实是个贞节的老处女，以为他的阳jù是被她的处女红染的，便抱起新娘吻了又吻。吻完便用卫生纸去擦自己的阳jù。这一擦坏事了。大家猜猜怎么了？”
大家等着听下文，根本没人动脑子，只是一个劲的喊：“别卖关子了，快说吧！快说！”
那人接着说：“杨厂长一擦，竟然擦下个红套子来。他便问新娘，这是什么？新娘怯怯地说，避孕套。杨厂长问，避孕套还有双汇牌的？上面还有出厂日期？新娘子只好从实招来：前天晚上，她大发，按奈不住，便用火腿肠自慰，没想就把火腿肠的套子掉进去了。今天，她的小肚子一阵一阵的抽疼，用手挖过几次都没挖出来。”
“哈哈哈……”
“哈哈哈……”
围观的人都大笑不止。
杨锐和新娘子也都出来了。那新娘子笑得前仰后合，她一手抱住杨锐的胳膊，一手不断地在杨锐的背上乱捶：“笑死我了，笑死我了。”
“不是这样的，你听错了！”后排一个年轻工人大声喊：“你在前窗上听，我在后窗下听。我听到的是这样的：杨厂长问新娘子，避孕套还有双汇牌的？还有出厂日期？你老实交待，前天晚上和谁干的好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新娘便抽泣着说，前天晚上，我和我的情哥哥最后一次缠绵，结果没准备避孕套，我的情哥哥便将火腿肠的套子拿下来用，结果那东西没有弹性，就掉进去了。杨厂长听了这话非常生气，一脚将新娘踹到床底下去了……”
“哈……”
“嗷……”
“呕……”
“嗨……”
满院子沸腾起来。
杨锐早已领着新娘溜到后排，拧住了说话的小伙子的耳朵：“我让你小子再胡说！”
“救命呀！快救命呀！大家看，厂长虐待工人喽！杨厂长饶命呀，我的耳朵快掉了，耳朵掉了以后就不听你的话了……”
大家又是一阵大笑。
新娘子边笑边拍着杨锐的脊背说：“使劲拧，拧下来我给你炒菜下酒喝。”
杨锐是个老实又耿直的人。这些年满社会风行的是拉关系走后门拍马溜须阿谀逢迎，他对此却一窍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尽管他有着那么多的成就那么大的贡献那么高的声誉，可是一直提不上去。提不上去就提不上去，他从来不想这些，也不愿想这些，也就无所谓痛无所谓不痛，可是却有不少的人替他痛着。厂里的老工人、老工友常常替他抱不平：
“凭杨锐的贡献，不要说对玻璃厂的贡献，就是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早该提一提了。把他压在玻璃厂就这样被埋没了。”
“不要说当个正厂长，就是给他个政治局委员也不算过。”
“怪只怪他那坏脾气，肠子直，肚子里不藏货，肺里面不装气，舌根下不压话。违时悖景，违时悖景呀。”
“你不看现在那些官老爷，就怕身边的人本事比他大，能力比他强，影响比他好，交往比他广。你强了，就会对他造成威胁嘛。人们宁肯重用那些一事无成的奴才，也不敢稍微用一下有一技之长的人才。不用倒也罢了，他们还想方设法整你害你，恨不能一脚将你踩进地下去。”
杨锐每每听到这些，总是装作没听见。
有许多朋友劝他：“这年头，啥事都要跑一跑。为了你自己的前程，你就低低头，弯弯腰，到有关领导那儿跑一跑，说几句人家喜欢听的话，向人家求个情吧。”
他只是摇摇头，嘿嘿一笑了之。
也有许多好心的朋友劝他：“改一改你那坏脾气，这年头不兴你那样的人，那样的脾气吃不开。”他也知道朋友们都是为他好，知道自己的性格不合时宜，暗自想着改一改，可是一遇上具体的事，脑子里的那股儿黑血就不听使唤的往上涌，喉咙眼的那些话语就失禁般地往外冲，肺里面的那些脏气就咕嘟咕嘟往外冒，于是，脖颈也硬了，脸也红了，气也粗了，声也高了。人也就这样在自觉不自觉间被他惹下了。惹下就惹下了，反正都是为了把事情办好，又不是为了个人恩怨，怕个啥。他这样想。可是人家却都不这样想。人家想，你杨锐还不是为了出风头，还不是跟我过不去，还不是为了讨得大家喝彩。所以明抢暗箭都来了，绊子陷阱也来了，污蔑嘲讽也来了，报复的小鞋也来了。
他大学毕业刚到玻璃厂来的时候，厂长是落实政策的时候被恢复工职的一个老知识分子，文革前的老牌大专生。这老头知识还算可以，就是有个毛病，不服人，不认输，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认为谁都不如他，而且心眼极小。杨锐刚毕业，是玻璃厂第一位大学本科生，血气方刚，才华横溢，而且锋芒毕露，老厂长心里便有点胆怯：这小子来势凶猛，弄不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拿在马下，甚至夺了我的位子，骑在我的头上。得折一折他的锋芒，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有了这种想法，老厂长便专门找杨锐的碴儿，吹毛求疵，鸡蛋里面挑骨头，故意抓他的把柄，找他的麻烦，挖空心思地给他脸色看，给他小鞋穿。杨锐哪里吃得下他这一套，便三六九地和他论理、顶嘴甚至吵架。他便在几次职工大会上不点名的批评：“咱们厂有个别年轻人，凭着自己有着大学文凭，便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目无领导，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会后，杨锐就又找他说理，又少不了一场唇枪舌剑。后来，他有了与杨锐斗争的经验，便不正面与之交锋，采取了经济制裁和迂回战术。他经常给他找点儿小毛病，罚他个三块五块的工资。对于罚款，杨锐不大在乎，觉得不就是几块钱吗，有什么了不起，自己少吃少花点就节省出来了。可是老厂长的迂回战术却把杨锐整惨了。他不仅不再批评杨锐，还设着法子找杨锐的一些优点当众表扬，这可把个老实刚直的杨锐给懵了。他不知道厂长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反倒觉得他自己的工作做得好理应受到表扬，而且觉得厂长从前之所以那样不公平的对待他，是因为自己初来乍到，厂长对他缺乏认识。现在时间长了，厂长摸透了他的脾性，认识了他这个人，所以改变了以往的态度。他想，这也是很正常的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就是这样的，人们对一切事物都是由不认识到认识，由知之较少到知之较多。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加深，就会改变以前对待事物的不正确态度。
他在厂里工作的第五年，全体职工一致评选他为市级劳动模范，可是报到市经贸委却被刷下来了。厂里职工都愤愤不平，找厂长评理，厂长哈哈一笑双手一摊说：“我总把他报上去了，至于批不批就不是我能管的事了。”大家还是不服，纷纷鼓动杨锐去找市经贸委。杨锐觉得自己确实有点亏，加上大家一鼓动，便真的去了经贸委。谁知一进门，那个接待他的小伙子一听他是玻璃厂的杨锐，便指着他的鼻子把他猛训了一顿：“你杨锐都不在厂里打听打听自己的名声，玻璃厂不开除你都算宽容了你，你还想当劳模？你年纪轻轻，凭着有个大学文凭，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目无领导，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杨锐一听这话正是厂长前几年批评他的那些话，脖颈就硬了，脸就红了，气就粗了，声音就大了。他也指着那小伙子的鼻子发出一长串的质问，直问得那小伙子瞠目结舌，哑口无言，最后不得不说出是玻璃厂厂长亲自反映的情况。一气之下，杨锐便一不做二不休，拿着自己这些年发表的论文和有关部门发的荣誉证书，带着全厂职工的意见直接去找市长。市长听完他的话，当即打电话叫来办公室主任，让他安排人去玻璃厂就杨锐劳模一事进行调查。市政府三人调查组来到玻璃厂，回绝厂长接待，召开了几个层次的会议，了解到杨锐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迹，回去报告市长，杨锐不仅当上了市级劳模，还被报到省上，参评省级劳模，结果也评上了。之后，省市两级都组织了劳模报告团，杨锐讲红了全省。
老厂长一看自己的手脚暴露了，自己的伎俩失败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杨锐不仅没被他搞臭，反倒炒得更红，心中便极大不快。他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再不能对杨锐采取反面行动了。相反地，还要给他锦上添花，以消除杨锐对他的怨恨和市上领导们可能对他产生的怀疑。所以在杨锐还没从报告团回来的时候，他便主动打了一份报告，提请市上提拔杨锐为玻璃厂生产科副科长。
这就是杨锐第一次升迁的内幕。
杨锐在生产科副科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八年。这八年中，他多次被评为省市的劳动模范。老厂长想，劳模由群众选，愿选谁是谁；提干由我报，报谁谁当。你杨锐在我手上就别想着有什么出头之日了。
人之将去，其言也善。一直到老厂长退休、高登来接他的手续的前几天，老厂长不知怎么就良心发现，觉得这些年确实不该将这样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的年轻人埋没在自己手上，才打了一份报告，将杨锐提成了生产科的科长。
高登来当厂长了，全厂上下都有点不服，各种非议便在厂里散布开来：
“一个玩泥巴烧砖头的要来统治我们这些做精细活儿的了。”
“过不了几年，我们厂里生产的玻璃一定会和砖头一样的。”
“那才是新产品哩！”
“现在那官都是花钱买来的，有水平有能力的能有几个？”
“……”
杨锐什么也没说。他想，咱是搞生产的，不管你来个秃子瞎子，拐子瘸子，都与咱关系不大。搞好生产是咱的本分。
高登刚来的那些日子，由于在吕丽萍面前表现自我才华的需要，背下了那些句子，一时间竟让职工们刮目相看，杨锐也觉得这人确实还有两下子，便在心里暗暗的对他有了几份儿敬意，打算好好的配合他的工作。
高登和吕丽萍的关系浮出水面后，全厂为之震惊，杨锐也觉得厂长已经这么大年纪了，应该保持晚节，珍惜名誉，便找着和他谈了一次话。这次谈话对杨锐非常不利。高登想，你个生产科长，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这话？这不明明是撵在我的门上给我难堪吗？后来，姚春毕业来厂当了厂长秘书，高登暗箱操作要提拔吕丽萍当财务科副科长，厂里又掀起一股臭骂高登的风潮，杨锐又出面给高厂长提醒儿，又被人家碰了一鼻子的灰：“我说杨锐，你是厂里的生产科长还是组织部长？这些事情都是你能管得着的！”
高登从此在心里深深的厌恶起杨锐了。
随着杨锐的研究成果日丰，给厂里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日多，他个人的声誉也在日益飙升。省内外的不少专家学者纷纷前往光明玻璃厂参观学习，杨锐三六九的出外甚至上京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市委有了惶恐感：万一这样一个人才被外面挖去怎么办？他们打算给杨锐个稍微大一点的官儿好把他拉拢住。组织部先找高厂长谈话了解情况，高登说：“这人是有点文化，技术上是有那么一套，搞个研究什么的还算可以。可是他是个十足的书呆子，只知道钻在书本子里钻牛角尖，根本不懂得管理，没有帅才，无法胜任领导职务。而且他骄傲自大，目无领导，尽想着和上级闹矛盾……”领导们一听这杨锐目无上级，喜欢和上级闹矛盾，便担心把他提上来不听他们的话，不服从他们的领导，把玻璃厂搞成了台湾，也就没再提这事。
直到有一天，省工业厅厅长陪同省委书记来市上视察工作，在视察完光明玻璃厂后的座谈会上，省委书记和厅长先后都谈到人才培养的问题，都举了杨锐的例子，都提出要大胆的提拔和任用这样的科技先锋，技术骨干，生产尖兵。市委慌了，便急忙派组织部去玻璃厂组织有关杨锐的材料，勉强的给了他个副厂长的官儿。
杨锐当了副厂长，工人们一片欢腾，闹着要祝贺祝贺，他嘿嘿一笑：“贺个啥！尿罐一个。嘿嘿……”
他当了副厂长，仍然分管生产和科研。他一心一意抓生产和科研的信心和干劲没有变，他的性格也没有变，常常为着生产上的事情与高登闹得面红耳赤。
他当了副厂长，成了厂里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便有了比从前更多的说话的条件和机会。厂里的事他管得多了，说话，尤其是在厂长高登面前说话比以前更理直气壮了，更硬朗了。
厂里的财务由高登一人分管，财务科的几个人先后都换成了高登的心腹。厂里自他来以后就一直没有公开过帐务，每年市审计局来人审计，都被高登拉到酒楼去灌得个稀里糊涂就回去了。
许多工人聚在一起便窃窃私议，怀疑厂长和财务科的几个人串通一气贪污了不少，有那么几项还说得有鼻子有眼。比如说某年月日，发往广州的十一火车皮玻璃，结账时只剩了十皮；比如说某年月日一位外面来的老板在厂里来订货，一方玻璃说的是六千块钱，结果最后厂里只收到五千块；比如说厂里那年扩建厂房，包工头一次就送给厂长二十万……
杨锐听到这话，心里便犯嘀咕：这家伙咋就这么胆大？咋就不怕坐监杀头？可是他总是怀疑，怀疑职工们无中生有胡编乱造。他曾经找财务科的科长谈话，想打听一些就里的情况，可是那科长却一口咬定没有问题，并委婉的提示他：这不是你管的事，你就别乱插手！后来科长将这事报告了厂长，高厂长在一次厂长办公会上还敲山震虎：“咱们有的副手，手伸得很长，连自己所分管的工作都管不好，经常出问题，还老想着干我厂长的事。”杨锐听着心里不舒服，一股恶气憋得慌，便也敲山震虎：“近些日子，工人们反响很大，说咱们领导层有严重的腐败现象，有些还举出实例，让人听了惊心动魄！无风不起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想这要引起咱们做领导的高度重视……”杨锐的话音还没落，高登便拍案而起，直指着杨锐的鼻子骂了他个狗血淋头。杨锐哪能服他？两人便对骂起来，直到把会议骂散。
面子已经撕破，杨锐就无所顾忌，凡他在群众中听到的意见，凡自己对厂里工作的看法，他逢会便讲，遇到厂长就说。他想，大不了这个副厂长不当，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玻璃厂倒塌，总不能让大伙儿指着自己的脊背骂娘，总不能与高登这个贪官加色狼加恶棍同流合污狼狈为奸。于是他和高登三六九的吵架。
他这一吵，给许多干部和群众壮了胆。接下来，一些科长、许多工人便纷纷找厂长说事，说不到一起便吵闹。那些天，玻璃厂最热闹的事便是围观厂长与人吵架。光围观还不过瘾，还要跟着起哄，鼓掌打口哨嗷嗷叫。
高厂长高登招架不住了，便去告官。他有的是靠山。他找到经贸委主任刘琳，淌着眼泪向他汇报了自己目前的处境。刘琳听得怒发冲冠，一拍桌子：“现在回去就通知会议，明天早晨八点召开你们厂科级以上干部会议，我参加。我就不信这个杨锐长了红头发！”
第二天早晨八点，玻璃厂召开副科级以上干部会议，刘琳参加。会场一片寂然，听得清每个人的呼吸。会议由厂长高登主持。他憋得满脸通红。刘琳紧贴他坐着，脸空前的黑，跟锅底一样。
高登一张嘴就骂人，主要是骂杨锐。他说玻璃厂最近掀起了一场妖风，就是围攻厂长。这场妖风的风源就是杨锐。杨锐不仅策划而且是这场妖风的急先锋。玻璃厂要进行整顿，首先从领导班子开始。领导班子要从杨锐头上开刀。要清理领导班子队伍，要把个把坏人从领导层赶下来，使玻璃厂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正确势力的手中。领导班子整顿好以后，要在全场进行一次大的整风活动，将那些歪风邪气彻底的杀下去，将那些煽动闹事的坏人彻底的搞垮搞臭！他歇斯底里地一直说了一个多钟头，说得涎水在桌面上流了一大滩。
高登说完，刘林接着说。他除了重复高登的话以外，还狠狠地敲了杨锐几棒子。
刘琳的话音一落，杨锐接上了。他怕刘琳和高登制止他发言，一张口便说：“如果这是在开会，如果我的公民权还没有被剥夺，我也说几句。”他历数了高登在玻璃厂这几年来犯下的种种错误，转述了工人们对他的各种意见，捎带着向刘琳说明了他几次和高登吵架的原因，以及厂里其他干部和职工与高登闹事的缘起，一直说得高登将头塞到桌下去，刘琳的头上汗水淋漓。
杨锐最后说：“玻璃厂急需进行一次整风，尤其是干部队伍的整风活动。我完全同意高厂长的提议和设想，整风先从领导班子开始，适当吸收工人代表参加。主要解决领导层的工作作风思想作风和生活作风问题。至于对象嘛，我想先不要急着确定我杨锐，我的意思是，哪里有问题就先查那里，谁有问题就先解决谁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杨锐的话一说完，会场上竟然响起了掌声。大家一边鼓掌一边喊：“整风！整风！”
会场的气氛一直剑拔弩张，人们没注意，会议室的窗户上竟然挤满着工人，他们也在齐声喊：“整风！整风！”
会被吼散了，刘琳灰溜溜地溜出会场钻进轿车屁股上冒一股青烟溜了。
大家翘首拭目以待的玻璃厂整风终于没有了声息，却等来了另外的一场整风——全市机关作风大整顿。这次整顿是由市委市政府联合发起的，意在通过整风，纯洁队伍，团结一心，形成合力，鼓足干劲，建设纯洁健康积极上进团结进取优质高效的能够真正领导全市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集体。整风活动进行了层层动员，市上发了许多红头文件和学习资料，市上几位主要领导都讲了许多振奋人心的话。玻璃厂的广大群众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大家根据市上的安排参加各种会议，利用工余和休息时间学习材料，抄笔记，写心得体会。好不容易等到了民主生活会，他们将憋了一肚子的冤屈全都吐了出来，把对高登厂长的所有意见全都提了出来，把高登的种种劣行全都摆在了桌面上来。在组织部门对领导班子进行考核时，大家给高登提了一河滩的意见，强烈要求撤换厂长，由工人们民主选举新厂长。大家怕他们说的话被前来的官员们贪污，还写了联名信交上去。在整风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要求职工们推举厂领导，没有一个工人给高登投过一张票，并在选票上写上：“高登下课！”“高登不倒，我不上班！”等话。大家对最后的结果充满信心，都在私下里议论：“高登这下准完！”
组织部汇总了大家的意见和选票，将高登叫了去，将汇总的情况和群众的意见反馈给他，让他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写个辞职报告辞了厂长，组织上另给他考虑个位子，他说：“都是杨锐捣的鬼做的怪。杨锐想夺权！”
高登恨死了杨锐。他要拼死守住这个位子给杨锐他们看看。
这次的事情闹大了，经贸委主任刘琳明显的靠不住了，市上的其他几位领导他不敢去找，怕去了挨训。他突然就想起了同乡的今年刚从新疆调回省委当副书记的王凯山。便急急赶回家，向老婆苏菁菁如此这般的述说了一通，苏菁菁大惊失色，赶紧打开保险柜取出二十万元给他。他连夜坐火车赶到省城，打听到书记大人的高宅，趁书记大人开门上班的当儿将他挡回家去，如此这般一述说，双手献上二十万，成了！王书记当即拿起电话，打通市委书记的手机，强调说，你们市光明玻璃厂厂长高登同志是个好同志，他最近是不是遇到些麻烦？这都是坏人在作祟！你们要认真严肃的处理好这件事，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得了逞。最后的处理意见要给我汇报！
高登高兴得当场笑了起来，直笑得涎水流到衣襟上。他暗想：我看你群众的力量大还是我的钱大？
市委书记接到王书记的电话，心里直打鼓。按理说，高登在玻璃厂，民怨这么大，就不该让他再干下去了。可是免了他的职，又怎么向王书记汇报？想来想去，他的心里亮堂了：何不借此巴结一下领导呢？于是让通讯员将管组织的副书记李大海叫来，将省委王书记的电话内容向他作了传达，然后说：“我想，干脆就将高登安排到政协给个副主席算了。这样，既解决了玻璃厂的问题，又很好的落实了领导的指示。”
“只怕玻璃厂的群众有意见。”李副书记沉思了片刻说。
“玻璃厂的群众只是为了送瘟神，只要送出去就万事大吉了，哪会管送出去之后他是上天还是入地？”
“那就这样办吧。”
可是这事情出了麻烦。等市委将意见送到市人大，市人大翻开高登的档案一查，发现高登的年龄比提拔副地级干部的最高限制年龄竟然高出了一个月。
这事就这样泡汤了。高登仍然留在了光明玻璃厂当厂长。
这一下的高登可非同过去的高登，他有了坚硬的靠山！
他要将与杨锐的斗争进行到底！他四处张扬，张口闭口就是省委王副书记怎么怎么说，遇上开会就翻箱倒柜地找来省委王副书记的有关无关的讲话材料学习。一提起王副书记他就眉开眼笑，嘴角的涎水直流。
这时的杨锐仍然是过去的杨锐。他的性格不会变。他从工友们的口中知道了省委王副书记是高登的同乡，从高登后来的表现中也清楚了他已经找到了王凯山做了自己的靠山，可是他不怕。他有什么可怕的呢？他又没有违法乱纪，他又不想升官发财，就是这个副厂长，能当便当着，不能当便拉倒，他毫不疼惜。他之所以与高登搞得这样，一方面是出于正义，出于对厂子和工人的利益的考虑，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一方面也是出于好心，出于对高登的关心和爱护。
所以，尽管高登后来在他面前显得趾高气扬甚至有点不可一世，他一点也不怯阵。他该说的仍然要说，该管的照管不误。实在需要和高登撕开面皮吵一场时他也照吵不误。
一次，他去省上参加一个研讨会，回来后工人们对他说，他走后，高登给他召开了一次专门的全厂职工批判大会，会上不准秘书文书作记录，不准参会者做笔记，并要求会后不准任何人向他传达。高登无中生有的历数了他的八大罪状，说得义愤填膺，口吐白沫，涎水四溅。正说得激动时，纪检书记半路杀出，当会将他批驳得个体无完肤。他恼羞成怒，便和纪检书记大骂起来。这一骂，才将会给骂散了。
杨锐得知这一情况后，转身去找高登，指着他的鼻子将他痛斥一顿，弄得他哑口无言，到处胡溜，恨不能有个鼠洞钻进去。
上次为了提拔李大河的事，他们又吵了一通。吵过之后，高登两个多月不理杨锐，不进他的办公室，院子里见了面也不搭话，厂长办公会不通知杨锐参加，也不给杨锐安排任何工作。他心里暗暗盘算着：杨锐，你小子等着吧，有朝一日，我老高总让你认得我！
杨锐只是默默地干着他应该干的所有事。
杨锐是河南登封人，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考中兰州大学，学的是玻璃工艺专业。一九八一年毕业，分配在西北这个唯一的国有中型玻璃厂——光明玻璃厂，一干就是二十年。这二十年中，他埋头玻璃新产品新工艺的研究与开发，取得了不少成果。他的三篇专业性学术论文在国外刊物上发表，一项成果获国家专利，并列入国家九五星火计划重点开发项目，他新近研究的“车辆自动拒水风挡玻璃的元素构成”和“普通拒尘玻璃的研究与制造”两个课题被确定为国家科委十五重点科研课题。他先后被评为市、省两级科技标兵，国家和省市三级“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十三次获市劳模，七次获省劳模。一九八七年获高级工程师职称，一九九八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先后担任玻璃厂生产科副科长、科长，一九八六年厂里组建科技攻关小组，他担任组长，一九九四年至今担任副厂长，分管生产、科研等一应事情。
杨锐一心扑在事业上，却忘了家业。等到想起需要一个女人建立一个家庭的时候，满社会的妙龄女子都已名花有主。找了多少年，看了无数个，人家姑娘不是嫌他年龄大，就是嫌他是个书呆子不懂得感情，不会浪漫，也有嫌他说一口河南话滴里嘟噜听不懂没法交流的。总而言之，他一直没找到媳妇，四十开外了还是庙门口的旗杆——光棍一条。
他想着降低标准，随便找个寡妇应付了这事算了。谁知这年头的寡妇反比姑娘金贵，反比姑娘难找。那些已经跟过一个甚至几个男人的寡妇们，越跟心越馋，越跟眼睛越高，越跟对男人的要求越苛刻，动辄要房子，要车子，要保姆，要县市级干部，要百万元户。杨锐那个副厂长只是个正科级，住房只有一间单身宿舍还是国家的，每月一千多元工资大半都寄回老家给父母换了药吃。所以就连寡妇也没人愿意嫁给他。
去年，他已经四十二岁。四十二岁的他终于找到了媳妇，而且是个从未结过婚的老处女。那女的叫何花花，市第九中学的数学教师，三十九岁，长相和那名字一样，是一朵艳丽的花。因为长相超群，所以择偶的标准定得高了些，以至于这么多年也没找到个称心如意的。眼看着要奔四十了，她着了慌，才四处登征婚广告征婚。那征婚广告写得很简单：某女，年近四十，无婚史，某事业单位工作，有固定收入。欲求一诚实可靠有固定职业有事业心的男士为伴。
杨锐斗胆应征，不想就中了，这让他着实高兴呆了。
杨锐在厂里人缘好。大家一听他找到了媳妇，便都像是自己心头上的一块石头被搬开了，高兴得不得了。大家都忙乎起来，给刷房子的，给处理旧家具的，给帮着买新家具的，男人们忙得屁颠屁颠的，女人们也不能闲着，打扫和裱糊房子，缝被子做褥子，擦玻璃贴“喜”字，这些活儿都让她们给包了。杨锐只忙着前前后后地发烟散糖陪笑脸说客气话。
结婚那天，玻璃厂放假一天，全体职工参加了他的婚礼，把个婚礼搞得比国庆还隆重热火。晚上，闹洞房的人将一间房子挤了个不透风，院子里也挤满了人。这一拨出来，那一拨又进去，打闹声说笑声响彻办个厂院，一直折腾到深夜。
第二天一大早，有人发现，杨锐的门楣上那幅喜庆对联被一幅新的对联覆盖。
你看这对联：
上联：一杆老枪两颗弹，四十二年没参战
下联：一孔新窑两扇门，三十九载未进人
横批：今日好日子
这人发现这幅对联，便喊叫：“快来看呀，杨厂长门上有一幅对联，妙极了！”
大家闻声赶来，围成堆儿，这个大念一遍，那个小念一遍，说声笑声喝彩声一起一伏。
“好！”
“妙！”
“高！”
“酷呆了！”
……
这时便有人编故事了：“大家肃静，我将昨晚在洞房窗外听到的情况向大家通报一下：晚上闹完洞房，大家都去睡了，我一个人在杨厂长窗外偷听，并透过窗玻璃上的缝隙偷看。他们刚等大家走开，便关起门来干事了。干完了，杨厂长将那几巴拉出，却发现那家具变成了鲜红的，像个胡萝卜。他开始窃喜，以为新娘子确实是个贞节的老处女，以为他的阳jù是被她的处女红染的，便抱起新娘吻了又吻。吻完便用卫生纸去擦自己的阳jù。这一擦坏事了。大家猜猜怎么了？”
大家等着听下文，根本没人动脑子，只是一个劲的喊：“别卖关子了，快说吧！快说！”
那人接着说：“杨厂长一擦，竟然擦下个红套子来。他便问新娘，这是什么？新娘怯怯地说，避孕套。杨厂长问，避孕套还有双汇牌的？上面还有出厂日期？新娘子只好从实招来：前天晚上，她大发，按奈不住，便用火腿肠自慰，没想就把火腿肠的套子掉进去了。今天，她的小肚子一阵一阵的抽疼，用手挖过几次都没挖出来。”
“哈哈哈……”
“哈哈哈……”
围观的人都大笑不止。
杨锐和新娘子也都出来了。那新娘子笑得前仰后合，她一手抱住杨锐的胳膊，一手不断地在杨锐的背上乱捶：“笑死我了，笑死我了。”
“不是这样的，你听错了！”后排一个年轻工人大声喊：“你在前窗上听，我在后窗下听。我听到的是这样的：杨厂长问新娘子，避孕套还有双汇牌的？还有出厂日期？你老实交待，前天晚上和谁干的好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新娘便抽泣着说，前天晚上，我和我的情哥哥最后一次缠绵，结果没准备避孕套，我的情哥哥便将火腿肠的套子拿下来用，结果那东西没有弹性，就掉进去了。杨厂长听了这话非常生气，一脚将新娘踹到床底下去了……”
“哈……”
“嗷……”
“呕……”
“嗨……”
满院子沸腾起来。
杨锐早已领着新娘溜到后排，拧住了说话的小伙子的耳朵：“我让你小子再胡说！”
“救命呀！快救命呀！大家看，厂长虐待工人喽！杨厂长饶命呀，我的耳朵快掉了，耳朵掉了以后就不听你的话了……”
大家又是一阵大笑。
新娘子边笑边拍着杨锐的脊背说：“使劲拧，拧下来我给你炒菜下酒喝。”
杨锐是个老实又耿直的人。这些年满社会风行的是拉关系走后门拍马溜须阿谀逢迎，他对此却一窍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尽管他有着那么多的成就那么大的贡献那么高的声誉，可是一直提不上去。提不上去就提不上去，他从来不想这些，也不愿想这些，也就无所谓痛无所谓不痛，可是却有不少的人替他痛着。厂里的老工人、老工友常常替他抱不平：
“凭杨锐的贡献，不要说对玻璃厂的贡献，就是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早该提一提了。把他压在玻璃厂就这样被埋没了。”
“不要说当个正厂长，就是给他个政治局委员也不算过。”
“怪只怪他那坏脾气，肠子直，肚子里不藏货，肺里面不装气，舌根下不压话。违时悖景，违时悖景呀。”
“你不看现在那些官老爷，就怕身边的人本事比他大，能力比他强，影响比他好，交往比他广。你强了，就会对他造成威胁嘛。人们宁肯重用那些一事无成的奴才，也不敢稍微用一下有一技之长的人才。不用倒也罢了，他们还想方设法整你害你，恨不能一脚将你踩进地下去。”
杨锐每每听到这些，总是装作没听见。
有许多朋友劝他：“这年头，啥事都要跑一跑。为了你自己的前程，你就低低头，弯弯腰，到有关领导那儿跑一跑，说几句人家喜欢听的话，向人家求个情吧。”
他只是摇摇头，嘿嘿一笑了之。
也有许多好心的朋友劝他：“改一改你那坏脾气，这年头不兴你那样的人，那样的脾气吃不开。”他也知道朋友们都是为他好，知道自己的性格不合时宜，暗自想着改一改，可是一遇上具体的事，脑子里的那股儿黑血就不听使唤的往上涌，喉咙眼的那些话语就失禁般地往外冲，肺里面的那些脏气就咕嘟咕嘟往外冒，于是，脖颈也硬了，脸也红了，气也粗了，声也高了。人也就这样在自觉不自觉间被他惹下了。惹下就惹下了，反正都是为了把事情办好，又不是为了个人恩怨，怕个啥。他这样想。可是人家却都不这样想。人家想，你杨锐还不是为了出风头，还不是跟我过不去，还不是为了讨得大家喝彩。所以明抢暗箭都来了，绊子陷阱也来了，污蔑嘲讽也来了，报复的小鞋也来了。
他大学毕业刚到玻璃厂来的时候，厂长是落实政策的时候被恢复工职的一个老知识分子，文革前的老牌大专生。这老头知识还算可以，就是有个毛病，不服人，不认输，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认为谁都不如他，而且心眼极小。杨锐刚毕业，是玻璃厂第一位大学本科生，血气方刚，才华横溢，而且锋芒毕露，老厂长心里便有点胆怯：这小子来势凶猛，弄不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拿在马下，甚至夺了我的位子，骑在我的头上。得折一折他的锋芒，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有了这种想法，老厂长便专门找杨锐的碴儿，吹毛求疵，鸡蛋里面挑骨头，故意抓他的把柄，找他的麻烦，挖空心思地给他脸色看，给他小鞋穿。杨锐哪里吃得下他这一套，便三六九地和他论理、顶嘴甚至吵架。他便在几次职工大会上不点名的批评：“咱们厂有个别年轻人，凭着自己有着大学文凭，便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目无领导，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会后，杨锐就又找他说理，又少不了一场唇枪舌剑。后来，他有了与杨锐斗争的经验，便不正面与之交锋，采取了经济制裁和迂回战术。他经常给他找点儿小毛病，罚他个三块五块的工资。对于罚款，杨锐不大在乎，觉得不就是几块钱吗，有什么了不起，自己少吃少花点就节省出来了。可是老厂长的迂回战术却把杨锐整惨了。他不仅不再批评杨锐，还设着法子找杨锐的一些优点当众表扬，这可把个老实刚直的杨锐给懵了。他不知道厂长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反倒觉得他自己的工作做得好理应受到表扬，而且觉得厂长从前之所以那样不公平的对待他，是因为自己初来乍到，厂长对他缺乏认识。现在时间长了，厂长摸透了他的脾性，认识了他这个人，所以改变了以往的态度。他想，这也是很正常的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就是这样的，人们对一切事物都是由不认识到认识，由知之较少到知之较多。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加深，就会改变以前对待事物的不正确态度。
他在厂里工作的第五年，全体职工一致评选他为市级劳动模范，可是报到市经贸委却被刷下来了。厂里职工都愤愤不平，找厂长评理，厂长哈哈一笑双手一摊说：“我总把他报上去了，至于批不批就不是我能管的事了。”大家还是不服，纷纷鼓动杨锐去找市经贸委。杨锐觉得自己确实有点亏，加上大家一鼓动，便真的去了经贸委。谁知一进门，那个接待他的小伙子一听他是玻璃厂的杨锐，便指着他的鼻子把他猛训了一顿：“你杨锐都不在厂里打听打听自己的名声，玻璃厂不开除你都算宽容了你，你还想当劳模？你年纪轻轻，凭着有个大学文凭，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目无领导，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杨锐一听这话正是厂长前几年批评他的那些话，脖颈就硬了，脸就红了，气就粗了，声音就大了。他也指着那小伙子的鼻子发出一长串的质问，直问得那小伙子瞠目结舌，哑口无言，最后不得不说出是玻璃厂厂长亲自反映的情况。一气之下，杨锐便一不做二不休，拿着自己这些年发表的论文和有关部门发的荣誉证书，带着全厂职工的意见直接去找市长。市长听完他的话，当即打电话叫来办公室主任，让他安排人去玻璃厂就杨锐劳模一事进行调查。市政府三人调查组来到玻璃厂，回绝厂长接待，召开了几个层次的会议，了解到杨锐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迹，回去报告市长，杨锐不仅当上了市级劳模，还被报到省上，参评省级劳模，结果也评上了。之后，省市两级都组织了劳模报告团，杨锐讲红了全省。
老厂长一看自己的手脚暴露了，自己的伎俩失败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杨锐不仅没被他搞臭，反倒炒得更红，心中便极大不快。他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再不能对杨锐采取反面行动了。相反地，还要给他锦上添花，以消除杨锐对他的怨恨和市上领导们可能对他产生的怀疑。所以在杨锐还没从报告团回来的时候，他便主动打了一份报告，提请市上提拔杨锐为玻璃厂生产科副科长。
这就是杨锐第一次升迁的内幕。
杨锐在生产科副科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八年。这八年中，他多次被评为省市的劳动模范。老厂长想，劳模由群众选，愿选谁是谁；提干由我报，报谁谁当。你杨锐在我手上就别想着有什么出头之日了。
人之将去，其言也善。一直到老厂长退休、高登来接他的手续的前几天，老厂长不知怎么就良心发现，觉得这些年确实不该将这样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的年轻人埋没在自己手上，才打了一份报告，将杨锐提成了生产科的科长。
高登来当厂长了，全厂上下都有点不服，各种非议便在厂里散布开来：
“一个玩泥巴烧砖头的要来统治我们这些做精细活儿的了。”
“过不了几年，我们厂里生产的玻璃一定会和砖头一样的。”
“那才是新产品哩！”
“现在那官都是花钱买来的，有水平有能力的能有几个？”
“……”
杨锐什么也没说。他想，咱是搞生产的，不管你来个秃子瞎子，拐子瘸子，都与咱关系不大。搞好生产是咱的本分。
高登刚来的那些日子，由于在吕丽萍面前表现自我才华的需要，背下了那些句子，一时间竟让职工们刮目相看，杨锐也觉得这人确实还有两下子，便在心里暗暗的对他有了几份儿敬意，打算好好的配合他的工作。
高登和吕丽萍的关系浮出水面后，全厂为之震惊，杨锐也觉得厂长已经这么大年纪了，应该保持晚节，珍惜名誉，便找着和他谈了一次话。这次谈话对杨锐非常不利。高登想，你个生产科长，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这话？这不明明是撵在我的门上给我难堪吗？后来，姚春毕业来厂当了厂长秘书，高登暗箱操作要提拔吕丽萍当财务科副科长，厂里又掀起一股臭骂高登的风潮，杨锐又出面给高厂长提醒儿，又被人家碰了一鼻子的灰：“我说杨锐，你是厂里的生产科长还是组织部长？这些事情都是你能管得着的！”
高登从此在心里深深的厌恶起杨锐了。
随着杨锐的研究成果日丰，给厂里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日多，他个人的声誉也在日益飙升。省内外的不少专家学者纷纷前往光明玻璃厂参观学习，杨锐三六九的出外甚至上京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市委有了惶恐感：万一这样一个人才被外面挖去怎么办？他们打算给杨锐个稍微大一点的官儿好把他拉拢住。组织部先找高厂长谈话了解情况，高登说：“这人是有点文化，技术上是有那么一套，搞个研究什么的还算可以。可是他是个十足的书呆子，只知道钻在书本子里钻牛角尖，根本不懂得管理，没有帅才，无法胜任领导职务。而且他骄傲自大，目无领导，尽想着和上级闹矛盾……”领导们一听这杨锐目无上级，喜欢和上级闹矛盾，便担心把他提上来不听他们的话，不服从他们的领导，把玻璃厂搞成了台湾，也就没再提这事。
直到有一天，省工业厅厅长陪同省委书记来市上视察工作，在视察完光明玻璃厂后的座谈会上，省委书记和厅长先后都谈到人才培养的问题，都举了杨锐的例子，都提出要大胆的提拔和任用这样的科技先锋，技术骨干，生产尖兵。市委慌了，便急忙派组织部去玻璃厂组织有关杨锐的材料，勉强的给了他个副厂长的官儿。
杨锐当了副厂长，工人们一片欢腾，闹着要祝贺祝贺，他嘿嘿一笑：“贺个啥！尿罐一个。嘿嘿……”
他当了副厂长，仍然分管生产和科研。他一心一意抓生产和科研的信心和干劲没有变，他的性格也没有变，常常为着生产上的事情与高登闹得面红耳赤。
他当了副厂长，成了厂里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便有了比从前更多的说话的条件和机会。厂里的事他管得多了，说话，尤其是在厂长高登面前说话比以前更理直气壮了，更硬朗了。
厂里的财务由高登一人分管，财务科的几个人先后都换成了高登的心腹。厂里自他来以后就一直没有公开过帐务，每年市审计局来人审计，都被高登拉到酒楼去灌得个稀里糊涂就回去了。
许多工人聚在一起便窃窃私议，怀疑厂长和财务科的几个人串通一气贪污了不少，有那么几项还说得有鼻子有眼。比如说某年月日，发往广州的十一火车皮玻璃，结账时只剩了十皮；比如说某年月日一位外面来的老板在厂里来订货，一方玻璃说的是六千块钱，结果最后厂里只收到五千块；比如说厂里那年扩建厂房，包工头一次就送给厂长二十万……
杨锐听到这话，心里便犯嘀咕：这家伙咋就这么胆大？咋就不怕坐监杀头？可是他总是怀疑，怀疑职工们无中生有胡编乱造。他曾经找财务科的科长谈话，想打听一些就里的情况，可是那科长却一口咬定没有问题，并委婉的提示他：这不是你管的事，你就别乱插手！后来科长将这事报告了厂长，高厂长在一次厂长办公会上还敲山震虎：“咱们有的副手，手伸得很长，连自己所分管的工作都管不好，经常出问题，还老想着干我厂长的事。”杨锐听着心里不舒服，一股恶气憋得慌，便也敲山震虎：“近些日子，工人们反响很大，说咱们领导层有严重的腐败现象，有些还举出实例，让人听了惊心动魄！无风不起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想这要引起咱们做领导的高度重视……”杨锐的话音还没落，高登便拍案而起，直指着杨锐的鼻子骂了他个狗血淋头。杨锐哪能服他？两人便对骂起来，直到把会议骂散。
面子已经撕破，杨锐就无所顾忌，凡他在群众中听到的意见，凡自己对厂里工作的看法，他逢会便讲，遇到厂长就说。他想，大不了这个副厂长不当，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玻璃厂倒塌，总不能让大伙儿指着自己的脊背骂娘，总不能与高登这个贪官加色狼加恶棍同流合污狼狈为奸。于是他和高登三六九的吵架。
他这一吵，给许多干部和群众壮了胆。接下来，一些科长、许多工人便纷纷找厂长说事，说不到一起便吵闹。那些天，玻璃厂最热闹的事便是围观厂长与人吵架。光围观还不过瘾，还要跟着起哄，鼓掌打口哨嗷嗷叫。
高厂长高登招架不住了，便去告官。他有的是靠山。他找到经贸委主任刘琳，淌着眼泪向他汇报了自己目前的处境。刘琳听得怒发冲冠，一拍桌子：“现在回去就通知会议，明天早晨八点召开你们厂科级以上干部会议，我参加。我就不信这个杨锐长了红头发！”
第二天早晨八点，玻璃厂召开副科级以上干部会议，刘琳参加。会场一片寂然，听得清每个人的呼吸。会议由厂长高登主持。他憋得满脸通红。刘琳紧贴他坐着，脸空前的黑，跟锅底一样。
高登一张嘴就骂人，主要是骂杨锐。他说玻璃厂最近掀起了一场妖风，就是围攻厂长。这场妖风的风源就是杨锐。杨锐不仅策划而且是这场妖风的急先锋。玻璃厂要进行整顿，首先从领导班子开始。领导班子要从杨锐头上开刀。要清理领导班子队伍，要把个把坏人从领导层赶下来，使玻璃厂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正确势力的手中。领导班子整顿好以后，要在全场进行一次大的整风活动，将那些歪风邪气彻底的杀下去，将那些煽动闹事的坏人彻底的搞垮搞臭！他歇斯底里地一直说了一个多钟头，说得涎水在桌面上流了一大滩。
高登说完，刘林接着说。他除了重复高登的话以外，还狠狠地敲了杨锐几棒子。
刘琳的话音一落，杨锐接上了。他怕刘琳和高登制止他发言，一张口便说：“如果这是在开会，如果我的公民权还没有被剥夺，我也说几句。”他历数了高登在玻璃厂这几年来犯下的种种错误，转述了工人们对他的各种意见，捎带着向刘琳说明了他几次和高登吵架的原因，以及厂里其他干部和职工与高登闹事的缘起，一直说得高登将头塞到桌下去，刘琳的头上汗水淋漓。
杨锐最后说：“玻璃厂急需进行一次整风，尤其是干部队伍的整风活动。我完全同意高厂长的提议和设想，整风先从领导班子开始，适当吸收工人代表参加。主要解决领导层的工作作风思想作风和生活作风问题。至于对象嘛，我想先不要急着确定我杨锐，我的意思是，哪里有问题就先查那里，谁有问题就先解决谁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杨锐的话一说完，会场上竟然响起了掌声。大家一边鼓掌一边喊：“整风！整风！”
会场的气氛一直剑拔弩张，人们没注意，会议室的窗户上竟然挤满着工人，他们也在齐声喊：“整风！整风！”
会被吼散了，刘琳灰溜溜地溜出会场钻进轿车屁股上冒一股青烟溜了。
大家翘首拭目以待的玻璃厂整风终于没有了声息，却等来了另外的一场整风——全市机关作风大整顿。这次整顿是由市委市政府联合发起的，意在通过整风，纯洁队伍，团结一心，形成合力，鼓足干劲，建设纯洁健康积极上进团结进取优质高效的能够真正领导全市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集体。整风活动进行了层层动员，市上发了许多红头文件和学习资料，市上几位主要领导都讲了许多振奋人心的话。玻璃厂的广大群众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大家根据市上的安排参加各种会议，利用工余和休息时间学习材料，抄笔记，写心得体会。好不容易等到了民主生活会，他们将憋了一肚子的冤屈全都吐了出来，把对高登厂长的所有意见全都提了出来，把高登的种种劣行全都摆在了桌面上来。在组织部门对领导班子进行考核时，大家给高登提了一河滩的意见，强烈要求撤换厂长，由工人们民主选举新厂长。大家怕他们说的话被前来的官员们贪污，还写了联名信交上去。在整风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要求职工们推举厂领导，没有一个工人给高登投过一张票，并在选票上写上：“高登下课！”“高登不倒，我不上班！”等话。大家对最后的结果充满信心，都在私下里议论：“高登这下准完！”
组织部汇总了大家的意见和选票，将高登叫了去，将汇总的情况和群众的意见反馈给他，让他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写个辞职报告辞了厂长，组织上另给他考虑个位子，他说：“都是杨锐捣的鬼做的怪。杨锐想夺权！”
高登恨死了杨锐。他要拼死守住这个位子给杨锐他们看看。
这次的事情闹大了，经贸委主任刘琳明显的靠不住了，市上的其他几位领导他不敢去找，怕去了挨训。他突然就想起了同乡的今年刚从新疆调回省委当副书记的王凯山。便急急赶回家，向老婆苏菁菁如此这般的述说了一通，苏菁菁大惊失色，赶紧打开保险柜取出二十万元给他。他连夜坐火车赶到省城，打听到书记大人的高宅，趁书记大人开门上班的当儿将他挡回家去，如此这般一述说，双手献上二十万，成了！王书记当即拿起电话，打通市委书记的手机，强调说，你们市光明玻璃厂厂长高登同志是个好同志，他最近是不是遇到些麻烦？这都是坏人在作祟！你们要认真严肃的处理好这件事，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得了逞。最后的处理意见要给我汇报！
高登高兴得当场笑了起来，直笑得涎水流到衣襟上。他暗想：我看你群众的力量大还是我的钱大？
市委书记接到王书记的电话，心里直打鼓。按理说，高登在玻璃厂，民怨这么大，就不该让他再干下去了。可是免了他的职，又怎么向王书记汇报？想来想去，他的心里亮堂了：何不借此巴结一下领导呢？于是让通讯员将管组织的副书记李大海叫来，将省委王书记的电话内容向他作了传达，然后说：“我想，干脆就将高登安排到政协给个副主席算了。这样，既解决了玻璃厂的问题，又很好的落实了领导的指示。”
“只怕玻璃厂的群众有意见。”李副书记沉思了片刻说。
“玻璃厂的群众只是为了送瘟神，只要送出去就万事大吉了，哪会管送出去之后他是上天还是入地？”
“那就这样办吧。”
可是这事情出了麻烦。等市委将意见送到市人大，市人大翻开高登的档案一查，发现高登的年龄比提拔副地级干部的最高限制年龄竟然高出了一个月。
这事就这样泡汤了。高登仍然留在了光明玻璃厂当厂长。
这一下的高登可非同过去的高登，他有了坚硬的靠山！
他要将与杨锐的斗争进行到底！他四处张扬，张口闭口就是省委王副书记怎么怎么说，遇上开会就翻箱倒柜地找来省委王副书记的有关无关的讲话材料学习。一提起王副书记他就眉开眼笑，嘴角的涎水直流。
这时的杨锐仍然是过去的杨锐。他的性格不会变。他从工友们的口中知道了省委王副书记是高登的同乡，从高登后来的表现中也清楚了他已经找到了王凯山做了自己的靠山，可是他不怕。他有什么可怕的呢？他又没有违法乱纪，他又不想升官发财，就是这个副厂长，能当便当着，不能当便拉倒，他毫不疼惜。他之所以与高登搞得这样，一方面是出于正义，出于对厂子和工人的利益的考虑，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一方面也是出于好心，出于对高登的关心和爱护。
所以，尽管高登后来在他面前显得趾高气扬甚至有点不可一世，他一点也不怯阵。他该说的仍然要说，该管的照管不误。实在需要和高登撕开面皮吵一场时他也照吵不误。
一次，他去省上参加一个研讨会，回来后工人们对他说，他走后，高登给他召开了一次专门的全厂职工批判大会，会上不准秘书文书作记录，不准参会者做笔记，并要求会后不准任何人向他传达。高登无中生有的历数了他的八大罪状，说得义愤填膺，口吐白沫，涎水四溅。正说得激动时，纪检书记半路杀出，当会将他批驳得个体无完肤。他恼羞成怒，便和纪检书记大骂起来。这一骂，才将会给骂散了。
杨锐得知这一情况后，转身去找高登，指着他的鼻子将他痛斥一顿，弄得他哑口无言，到处胡溜，恨不能有个鼠洞钻进去。
上次为了提拔李大河的事，他们又吵了一通。吵过之后，高登两个多月不理杨锐，不进他的办公室，院子里见了面也不搭话，厂长办公会不通知杨锐参加，也不给杨锐安排任何工作。他心里暗暗盘算着：杨锐，你小子等着吧，有朝一日，我老高总让你认得我！
杨锐只是默默地干着他应该干的所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