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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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榻野史》是明代后期一部出名的情色小说，它讲述的是在两个家庭中所发生的极其淫荡、乃至乱伦的故事。
扬州秀才姚同心，自号东门生，娶妻丑陋多病，妻死后，发誓要娶绝色女子为继。数年未得，遂引诱标致的小秀才赵大里为娈童，两人“白天是兄弟，夜里同夫妻一般”。后娶绸缎铺金老板的女儿金氏，美貌无比，但又舍不得大里，仍保持暧昧关系。
晃几年过去了，那年东门生三十一岁、金氏二十一岁、大里十八岁。大里藉口用心读书，禀报母亲麻氏，搬到东门生书房里住，两人一发亲密了。赵出入东门生家，与金氏眉来眼去，都有了心，东门生也不计较，反而认为“便待他两个人有了手脚，倒有些趣味”。于是便加以凑合，大里与金氏如干柴烈火，一点即着。第一次交合，金氏使出浑身手段“战败”了大里，直到他讨饶为止，两人都感到不满足，约定再战。第二次交合前，大里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吃过春药，并暗中将淫药放入金氏阴户。两人缱绻多时，金氏屡战屡泄，弄得外阴红肿，疼不可忍，大里仍然金枪不倒，连奸丫鬟赛红和阿秀。东门生与金氏吃了个大亏，决意报复。
大里有寡母麻氏，年三十二岁，已守节十余年，长得也十分标致。东门生假意关心大里，让他外出教馆，接麻氏到家由金氏照顾。东门生谎称外出暗藏别室，麻氏与金同床而眠，晚上，金氏百般挑动麻氏的情欲，又用缅铃（一种助情器）使麻氏无法自制，暗中引东门生与之交欢，事明后，麻氏仍沉缅淫乐，三人同淫。为报复大里奸丫鬟，东门生又设计灌醉金氏和麻氏，趁机奸污了麻氏丫鬟，年仅十三面目矫好的小娇。
金氏与麻氏争风吃醋，为了平息混乱，麻氏提出一个办法，将大里和金氏配为夫妇，自己和东门生凑成一对，以致重新组合成了两个“家庭”，但又不受“家庭”的限制，东门生仍与大里、金氏一起日夜宣淫，加上丫鬟使女一齐鬼混。金氏和、历氏的争斗还是无法解决，闹得不可开交，惊动了邻里。东门生家丑声外传，正值学院出巡到扬州，地方状告东门生与大里“行止有亏”，东门生于诸人畏罪逃入山区。
后来，麻氏生了两个儿子，但因性欲难熬，不满周月便与东门生纵欲，得日月风而死。金氏也因纵欲过度，得“色痨”而卒。东门生与大里设法到别处寄学，来到北京，但乡里人早把他俩的丑事传遍，北京也没人理会他们，两人只得回家，走到半路，大里“遇了疫气忽然死了”。赛红、阿秀嫁人，只有小娇照料麻氏所生的两个儿子，与东门生相依为命。一日，东门生梦见金变为母猪、麻变为母骡，大里变为公骡。梦醒后，东门生大悟，深感“报应的道理，果然是有的，忙请法师替三人忏悔，一人又托梦道，由于东门生的忏悔，罪孽减轻，“不久又好托生人身了”。东门生更是大彻大悟，出家为僧，法名为“西竺”，结庵而居，以自己的教训警戒世人。
与一般禁毁小说不同的是，《绣榻野史》的作者斑斑可考，是明代后期的一位戏曲作家吕天成。据明代著名戏曲评论家王骥得《曲律》卷甲记载：“勤之（吕天成字勤之）童年便有声律之好，既为诸生，有名，兼工古文词，与余称文字交二十年。每抵掌谈词，日昃不休。孙太夫人好储书，于古今戏剧，靡不购存。故勤之汛滥极博，所著传奇，始工绮丽，才藻煜然。最膺服词隐（即明代著名戏曲家，“吴江派”的开山祖沈璟），改辙从之，稍流质易。然宫调字句平仄，兢兢毖毖，不少假借”，他又说：“勤之制作甚富，至摹写丽情亵语，尤称绝技。世所传《绣榻野史》、《闲情别传》，皆其少年游戏之笔。”
吕天成（约1580—？）字勤之，号郁兰生，别号棘津，出身在浙江余姚书香门第之家。他的母亲孙太夫人大量的戏剧作品收藏，为吕天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和创作环境，以后，他又以沈璟为师，成了“吴江派”的一员大将，在中国戏剧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沈璟学生辈中最为出名的，就是这位郁兰生了。他年未四十而卒，写下了不少作品，有《双栖》、《双阁》、《四相》、《四元》、《神剑》、《二》、《神女》、《金合》、《戒珠》、《三星》等剧本和其他短剧，在当时颇享盛名，可惜这些作品都未陡流传下来，只有一部戏曲评论著作《曲品》至今犹存。《曲品》三卷，仿效《诗品》品论明代戏曲家的品位高下，在中国戏剧批评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孙太夫人如此酷爱通俗文学，想必是个思想比较开通的母亲，加上余姚是江南重镇，经济富庶，文化繁荣，文人云集，个中不乏思想解放、行为怪诞之士。以狷狂出名的江南才子徐渭（1512—1593），即为山阴人，与余姚近在咫尺，堪称同乡（余姚、山阴同属绍兴府），这位乡前辈对吕天成，自有其潜移默化之影响。吕天成生活的时代，正是“公安派”文学十分活跃之时，公安派的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比吕天成稍长，吕天成年少时，他们在文坛上已享有名气，影响着一代文人墨客。三袁都是放浪不羁之士，袁宏道鼓吹“或为酒肉，或为声妓，率心而行，无所忌惮”的生活方式，袁中道则津津乐道自已的流连“游冶之场，倡家桃李之蹊”。他们提倡的是用生命本能的情欲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来对抗礼教心防，这股潮流锐不可挡，席卷晚明。
吕天成出身在这样一个家庭，生活在这样一个地区、一个特定的时代，又正值年少气盛，才情横溢，青春萌动之时，写出了这样一部淫荡的小说，也就不难理解了。
小说的内容确实放浪无稽，作品不仅大肆宣染变态的同性恋、后庭之茭，而且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东门生如何主动将自己的妻子提供给赵大里淫乐，一开始，金氏和大里虽然有些眉来眼去，但毕竟不敢公然成奸。东门生劝金氏说：“他（指大里）便叫做我的阿弟，就像你一样的老婆，都是我戏过的，说什么羞人呢？”接着又去挑逗大里，大里有点羞羞答答，东门生便说：“那个有什么难，当初苍梧饶娶了老婆，因他标致，就让于阿哥了，难道我不好让于阿弟么？”做完了“思想工作”，他又作具体安排，先将大里请到书房，再将金氏推进书房中去，把门扣住，让两人白昼宣淫，自己在门缝里看得津津有味。这种性变态，实在令人吃惊，为了满足观裸、观看他人性爱的欲念，居然不厌其烦地把自己的老婆送上门去，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实属罕见。至于小说对每次性爱过程十分详尽、具体的描绘，更不必多言，简直如同一部性爱技巧教材。因而，小说结尾那一段忏悔及出家告诫世人的描写，只能说是苍白无力的。
从这些变态的描写中，我们看到了晚明之没落，士风之腐朽。那是一个幻灭的时代，信仰的破灭，把一代文人的兴趣从科举仕途转向了声色犬马。只不过，东门生是个更为内向，更缺乏男子气的男人，他连文人频频光顾的秦楼楚馆都不敢去，只是在家里（大里也可算他的“老婆”，麻氏“嫁”给他以后，两家更如同一家）称凶称霸，充分发泄。那个时代的文人，他们深受窒息人性的伦理纲常的折磨，又找不到出路，寻不着光明。于是，他们一头坠落到兽性的肉波欲海。他们不满足终身不变的婚姻，痛恨家庭的桎梏，又只能在家里滥施淫威。他们可怜可悲又可恨可叹，对这些晚明文人，我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当然，在充满末世腐朽的气息中，我们也稍稍看到了作者的一点自主意识与一丝追求。小说一开始就写到，东门生丑陋的前妻死后，他发誓“定要寻个极俊俏的做继室媳妇”。应该说，这是个十分合理的要求，将这个合理要求清清楚楚写到书上，是完全附合人性的。这与《古诗十九首》中“空床难独守”的呐喊如出一辙，强烈而直率地反映出人的青春欲求以及对美的追求。同时，小说中的男男女女，包括丫鬟使女，都充满着情欲的冲动，尽管这种冲动已被曲解为变态的性欲亢进，但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礼教压抑下的人性的张扬。可惜的是，作品这一点点“亮色”被长篇累犊的淫秽描写而掩盖、而吞噬。
吕天成是个比较优秀的戏剧作家，因而本书在写作上还是有可取之处。作品线索清楚，从东门生引出赵大里、金氏；由大里与金氏苟合，金氏“吃亏”，引出东门生与麻氏的通奸；由麻、金的内哄，引出“夫妻”关系的置换；由两家合一，乱伦鬼混，引出邻里的抗议，官方的查办；接着，引出一家的衰败、众人的死亡、东门生的怪梦及忏悔、彻悟。小说一一叙述下来，条理分明，顺理成章。
在细节，描写方面，作品也显示出一定的功力。有些描写很风趣，如东门生和麻氏、金氏喝酒行令，三人各说了一段绕口令，东门生说：“芭蕉芭蕉，有叶无花，一径霜打，好像南胆部洲大明国浙江等处家宣布政使司，杭州府钱塘县西湖边藕花，居静里里西廊下，一直进去黑亮芭，里面老和尚甸破娑裟。”金氏和麻氏都说差了，当场罚酒。然后金氏出令道：“月子湾湾照九州，也有几人欢来几人愁；也有几人高高楼上饮了好酒；也有几人挑担落了个他州，褛下吊了个牛，楼上放了个油，楼下牛曳倒了个楼，打翻了个油，压杀了个牛，捉了牛皮赔了个楼，牛油赔了油，卖油的客面上哭得两泪交流。”东门生一气念去，一点也不差，麻氏记不全，罚了一满杯。麻氏又出令道：“一个怕风的蜜蜂，一个不怕风的蜜蜂；那个怕风的蜜蜂，躲在墙里；这个不怕风的蜜蜂出来，扯那个怕风的蜜蜂；那个怕风的蜜蜂，骂这个不怕风的蜜蜂：‘我倒怕风，躲在墙洞里，你不怕风，怎么扯我出来呢？’”结果东门生也念差了三四个字，罚了三四杯酒。这段描写，为我们保存了晚明绕口令的贸料，也比较真切地反映家庭情趣和民间风尚，即使放到《金瓶梅》或《红搂梦》中，也不逊色。
《绣榻野史》是部有名的淫秽小说，早为道德人士所鄙视，官府也视为眼中钉。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九月，浙江湖州知府将此书列入了禁毁书单；不久，苏州知府亦查禁此书。同治七年（1868）四月，江苏巡抚丁日昌开列的禁毁书目中，也有此书。
此书有明万历刊本，题“李卓吾批评”、“醉阁憨憨子校阅”。另有江篱馆校本，分上下两卷，并有“啸花轩藏本”字样。一九一五年上海图书馆排校本则题“情类主人着”、“小隐斋居士校正”。
此序言是附在书中的，没有作者的署名.希望大家在看古藉情色小说的时候，可以对书中所记，加以了解.
《绣榻野史》是明代后期一部出名的情色小说，它讲述的是在两个家庭中所发生的极其淫荡、乃至乱伦的故事。
扬州秀才姚同心，自号东门生，娶妻丑陋多病，妻死后，发誓要娶绝色女子为继。数年未得，遂引诱标致的小秀才赵大里为娈童，两人“白天是兄弟，夜里同夫妻一般”。后娶绸缎铺金老板的女儿金氏，美貌无比，但又舍不得大里，仍保持暧昧关系。
晃几年过去了，那年东门生三十一岁、金氏二十一岁、大里十八岁。大里藉口用心读书，禀报母亲麻氏，搬到东门生书房里住，两人一发亲密了。赵出入东门生家，与金氏眉来眼去，都有了心，东门生也不计较，反而认为“便待他两个人有了手脚，倒有些趣味”。于是便加以凑合，大里与金氏如干柴烈火，一点即着。第一次交合，金氏使出浑身手段“战败”了大里，直到他讨饶为止，两人都感到不满足，约定再战。第二次交合前，大里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吃过春药，并暗中将淫药放入金氏阴户。两人缱绻多时，金氏屡战屡泄，弄得外阴红肿，疼不可忍，大里仍然金枪不倒，连奸丫鬟赛红和阿秀。东门生与金氏吃了个大亏，决意报复。
大里有寡母麻氏，年三十二岁，已守节十余年，长得也十分标致。东门生假意关心大里，让他外出教馆，接麻氏到家由金氏照顾。东门生谎称外出暗藏别室，麻氏与金同床而眠，晚上，金氏百般挑动麻氏的情欲，又用缅铃（一种助情器）使麻氏无法自制，暗中引东门生与之交欢，事明后，麻氏仍沉缅淫乐，三人同淫。为报复大里奸丫鬟，东门生又设计灌醉金氏和麻氏，趁机奸污了麻氏丫鬟，年仅十三面目矫好的小娇。
金氏与麻氏争风吃醋，为了平息混乱，麻氏提出一个办法，将大里和金氏配为夫妇，自己和东门生凑成一对，以致重新组合成了两个“家庭”，但又不受“家庭”的限制，东门生仍与大里、金氏一起日夜宣淫，加上丫鬟使女一齐鬼混。金氏和、历氏的争斗还是无法解决，闹得不可开交，惊动了邻里。东门生家丑声外传，正值学院出巡到扬州，地方状告东门生与大里“行止有亏”，东门生于诸人畏罪逃入山区。
后来，麻氏生了两个儿子，但因性欲难熬，不满周月便与东门生纵欲，得日月风而死。金氏也因纵欲过度，得“色痨”而卒。东门生与大里设法到别处寄学，来到北京，但乡里人早把他俩的丑事传遍，北京也没人理会他们，两人只得回家，走到半路，大里“遇了疫气忽然死了”。赛红、阿秀嫁人，只有小娇照料麻氏所生的两个儿子，与东门生相依为命。一日，东门生梦见金变为母猪、麻变为母骡，大里变为公骡。梦醒后，东门生大悟，深感“报应的道理，果然是有的，忙请法师替三人忏悔，一人又托梦道，由于东门生的忏悔，罪孽减轻，“不久又好托生人身了”。东门生更是大彻大悟，出家为僧，法名为“西竺”，结庵而居，以自己的教训警戒世人。
与一般禁毁小说不同的是，《绣榻野史》的作者斑斑可考，是明代后期的一位戏曲作家吕天成。据明代著名戏曲评论家王骥得《曲律》卷甲记载：“勤之（吕天成字勤之）童年便有声律之好，既为诸生，有名，兼工古文词，与余称文字交二十年。每抵掌谈词，日昃不休。孙太夫人好储书，于古今戏剧，靡不购存。故勤之汛滥极博，所著传奇，始工绮丽，才藻煜然。最膺服词隐（即明代著名戏曲家，“吴江派”的开山祖沈璟），改辙从之，稍流质易。然宫调字句平仄，兢兢毖毖，不少假借”，他又说：“勤之制作甚富，至摹写丽情亵语，尤称绝技。世所传《绣榻野史》、《闲情别传》，皆其少年游戏之笔。”
吕天成（约1580—？）字勤之，号郁兰生，别号棘津，出身在浙江余姚书香门第之家。他的母亲孙太夫人大量的戏剧作品收藏，为吕天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和创作环境，以后，他又以沈璟为师，成了“吴江派”的一员大将，在中国戏剧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沈璟学生辈中最为出名的，就是这位郁兰生了。他年未四十而卒，写下了不少作品，有《双栖》、《双阁》、《四相》、《四元》、《神剑》、《二》、《神女》、《金合》、《戒珠》、《三星》等剧本和其他短剧，在当时颇享盛名，可惜这些作品都未陡流传下来，只有一部戏曲评论著作《曲品》至今犹存。《曲品》三卷，仿效《诗品》品论明代戏曲家的品位高下，在中国戏剧批评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孙太夫人如此酷爱通俗文学，想必是个思想比较开通的母亲，加上余姚是江南重镇，经济富庶，文化繁荣，文人云集，个中不乏思想解放、行为怪诞之士。以狷狂出名的江南才子徐渭（1512—1593），即为山阴人，与余姚近在咫尺，堪称同乡（余姚、山阴同属绍兴府），这位乡前辈对吕天成，自有其潜移默化之影响。吕天成生活的时代，正是“公安派”文学十分活跃之时，公安派的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比吕天成稍长，吕天成年少时，他们在文坛上已享有名气，影响着一代文人墨客。三袁都是放浪不羁之士，袁宏道鼓吹“或为酒肉，或为声妓，率心而行，无所忌惮”的生活方式，袁中道则津津乐道自已的流连“游冶之场，倡家桃李之蹊”。他们提倡的是用生命本能的情欲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来对抗礼教心防，这股潮流锐不可挡，席卷晚明。
吕天成出身在这样一个家庭，生活在这样一个地区、一个特定的时代，又正值年少气盛，才情横溢，青春萌动之时，写出了这样一部淫荡的小说，也就不难理解了。
小说的内容确实放浪无稽，作品不仅大肆宣染变态的同性恋、后庭之茭，而且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东门生如何主动将自己的妻子提供给赵大里淫乐，一开始，金氏和大里虽然有些眉来眼去，但毕竟不敢公然成奸。东门生劝金氏说：“他（指大里）便叫做我的阿弟，就像你一样的老婆，都是我戏过的，说什么羞人呢？”接着又去挑逗大里，大里有点羞羞答答，东门生便说：“那个有什么难，当初苍梧饶娶了老婆，因他标致，就让于阿哥了，难道我不好让于阿弟么？”做完了“思想工作”，他又作具体安排，先将大里请到书房，再将金氏推进书房中去，把门扣住，让两人白昼宣淫，自己在门缝里看得津津有味。这种性变态，实在令人吃惊，为了满足观裸、观看他人性爱的欲念，居然不厌其烦地把自己的老婆送上门去，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实属罕见。至于小说对每次性爱过程十分详尽、具体的描绘，更不必多言，简直如同一部性爱技巧教材。因而，小说结尾那一段忏悔及出家告诫世人的描写，只能说是苍白无力的。
从这些变态的描写中，我们看到了晚明之没落，士风之腐朽。那是一个幻灭的时代，信仰的破灭，把一代文人的兴趣从科举仕途转向了声色犬马。只不过，东门生是个更为内向，更缺乏男子气的男人，他连文人频频光顾的秦楼楚馆都不敢去，只是在家里（大里也可算他的“老婆”，麻氏“嫁”给他以后，两家更如同一家）称凶称霸，充分发泄。那个时代的文人，他们深受窒息人性的伦理纲常的折磨，又找不到出路，寻不着光明。于是，他们一头坠落到兽性的肉波欲海。他们不满足终身不变的婚姻，痛恨家庭的桎梏，又只能在家里滥施淫威。他们可怜可悲又可恨可叹，对这些晚明文人，我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当然，在充满末世腐朽的气息中，我们也稍稍看到了作者的一点自主意识与一丝追求。小说一开始就写到，东门生丑陋的前妻死后，他发誓“定要寻个极俊俏的做继室媳妇”。应该说，这是个十分合理的要求，将这个合理要求清清楚楚写到书上，是完全附合人性的。这与《古诗十九首》中“空床难独守”的呐喊如出一辙，强烈而直率地反映出人的青春欲求以及对美的追求。同时，小说中的男男女女，包括丫鬟使女，都充满着情欲的冲动，尽管这种冲动已被曲解为变态的性欲亢进，但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礼教压抑下的人性的张扬。可惜的是，作品这一点点“亮色”被长篇累犊的淫秽描写而掩盖、而吞噬。
吕天成是个比较优秀的戏剧作家，因而本书在写作上还是有可取之处。作品线索清楚，从东门生引出赵大里、金氏；由大里与金氏苟合，金氏“吃亏”，引出东门生与麻氏的通奸；由麻、金的内哄，引出“夫妻”关系的置换；由两家合一，乱伦鬼混，引出邻里的抗议，官方的查办；接着，引出一家的衰败、众人的死亡、东门生的怪梦及忏悔、彻悟。小说一一叙述下来，条理分明，顺理成章。
在细节，描写方面，作品也显示出一定的功力。有些描写很风趣，如东门生和麻氏、金氏喝酒行令，三人各说了一段绕口令，东门生说：“芭蕉芭蕉，有叶无花，一径霜打，好像南胆部洲大明国浙江等处家宣布政使司，杭州府钱塘县西湖边藕花，居静里里西廊下，一直进去黑亮芭，里面老和尚甸破娑裟。”金氏和麻氏都说差了，当场罚酒。然后金氏出令道：“月子湾湾照九州，也有几人欢来几人愁；也有几人高高楼上饮了好酒；也有几人挑担落了个他州，褛下吊了个牛，楼上放了个油，楼下牛曳倒了个楼，打翻了个油，压杀了个牛，捉了牛皮赔了个楼，牛油赔了油，卖油的客面上哭得两泪交流。”东门生一气念去，一点也不差，麻氏记不全，罚了一满杯。麻氏又出令道：“一个怕风的蜜蜂，一个不怕风的蜜蜂；那个怕风的蜜蜂，躲在墙里；这个不怕风的蜜蜂出来，扯那个怕风的蜜蜂；那个怕风的蜜蜂，骂这个不怕风的蜜蜂：‘我倒怕风，躲在墙洞里，你不怕风，怎么扯我出来呢？’”结果东门生也念差了三四个字，罚了三四杯酒。这段描写，为我们保存了晚明绕口令的贸料，也比较真切地反映家庭情趣和民间风尚，即使放到《金瓶梅》或《红搂梦》中，也不逊色。
《绣榻野史》是部有名的淫秽小说，早为道德人士所鄙视，官府也视为眼中钉。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九月，浙江湖州知府将此书列入了禁毁书单；不久，苏州知府亦查禁此书。同治七年（1868）四月，江苏巡抚丁日昌开列的禁毁书目中，也有此书。
此书有明万历刊本，题“李卓吾批评”、“醉阁憨憨子校阅”。另有江篱馆校本，分上下两卷，并有“啸花轩藏本”字样。一九一五年上海图书馆排校本则题“情类主人着”、“小隐斋居士校正”。
此序言是附在书中的，没有作者的署名.希望大家在看古藉情色小说的时候，可以对书中所记，加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