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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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抗战的初期，我党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将一大批要求到根据地抗日的热血青年安排到国统区敌人内部，王雪梅等人就是那个时候接触到共产党人从而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长期的潜伏，他们中的一些逐渐在敌人的营垒站稳脚跟，有的还进入到核心部门，成为我党在打击敌人另一条战线上的核心骨干。
实事求是地说，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尤其是抗战初期，绝大多数国民党将领还是能以民族大义为重和共产党人真诚合作的，对于自己部队中的掺杂进来各种人士只要是愿意抗日，即便有些的异端倾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宽松的形势使党的组织迅速渗透到国民政府每个部门，甚至是一些要害部门。
虽然在这期间蒋介石也发动过几次较大的反共高潮，尤其是亲手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得在那里的民主力量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但是鉴于全国各个党派一致对外的共识，各个阶级要求坚持抗战反对分裂的呼声，以及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压力，每次都不得不草草收场，远没有达到蒋介石集团限共溶共的目标。
同时国民党内派系林立，特别是一些高级将领对蒋家鹰犬戴笠深恶痛绝，还有各地方实力派在国共中间见风使舵，左右逢源，使他的爪牙始终不能大张旗鼓地在他们控制下的地盘公开活动，客观上也起了保护我党秘密组织的作用。
抗战胜利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集团加紧了法西斯统治的步伐，随着国民党政权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对于国统区我党组织的清洗及对同情我党民主人士的摧残也不再偷偷摸摸了。
从1945年末至1946年初，用利令智昏来比喻是在恰当不过了，国民党当局倚仗美国的支援和八年消极抗战积攒下本钱，不仅在全国对我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发动猖狂的进攻，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口号重新成为国统区特务行动的座右铭，一些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被投入监狱，一度晴朗的天空重新阴霾密布。
但敌人的白色恐怖并没有吓倒那些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也没有扑灭追求光明的火焰，反而使更多的中间人士从彷徨观望到聚集在共产党主张的旗帜下。反饥饿，反独裁，反内战的呼声越发强烈，争民主，要和平的运动在国统区各阶层民众的参与下更加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
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切都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党的组织也在斗争中迅速地发展壮大，形成了活跃在敌人后方的第二条战线。但在补充大批新鲜血液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泥沙俱下，鱼目混杂。
一些军统特务假扮成学生、工人和其他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混入党的外围组织，甚至党内，一些有投机心理的人也乘机滥竽充数，在王雪梅她们潜伏的凇沪杭地区也是这样。组织结构的不严密以及组织工作的急于求成是地下工作的致命伤，一些由于血的教训而长期遵守的秘密工作原则被束之高阁，正是由于当时上海地下组织主要领导者的这种不谨慎，导致后来我党潜伏在敌核心部门的几名最杰出的女谍报人员全部落入敌手，苦心经营多年谍报网络也毁于一旦。
事情要从设在浦东的一个秘密联络站说起，这本来是我党一个普通交通站，主人是一名刚刚假如组织的新同志，对于形势判断的过于乐观使当时的决策者竟然把秘密电台也设在这里。不久联络站就遭到敌人的破坏，电台也落入敌手，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他供出了联络密码，其他的秘密电台也被敌人破坏，一时间上海党组织和外界失去了联系。
为了迅速恢复与外界的联系，组织决定临时派遣熟悉报务工作的王雪梅临时启用隐藏在租界区的一架备用电台，于是在一条偏僻破旧的弄堂里，人们经常在黄昏前看到一个穿着一身补丁衣服的年轻女子用软软的上海话与见到的女人打着招呼，然后把自己关进一座阁楼的亭子间。
这是一个很冒险的决定，因为报务员的工作是地下工作中最危险的，很容易被敌人发现，所以通常这种工作是由较低级别的人员担任，即使被捕也由于掌握的秘密较少，不至于因其背叛招致组织重大损失。
然而此时的王雪梅已经是上海地下党的重要负责人之一了，她不仅担负着比一个报务员大得多的责任，而且也是我党潜伏在敌人要害部门的一双眼睛，然而急于求成的左倾盲动思潮再一次使得敌后正常的工作秩序陷入混乱中，正是这个近乎疯狂的决定，断送了几乎整个上海南京的地下组织。
很快这个穿着破旧衣裳突然出现的漂亮女人引起在这条弄堂口一个修鞋匠的注意，虽然她自称是给大户人家做保姆的女佣，但是她走路的姿势和说话的口吻却与那些依靠出卖劳力的佣人截然不同。
况且在江南的夏季，身体是无法完全被衣服遮蔽的，从王雪梅肌肤的细腻程度上那个鞋匠也看出一点端倪，于是他偷偷地盯王雪梅的梢，原本是企图趁机吃这个与众不同女人的豆腐，也就是这个看上去偶然的因素，导致后来一系列悲剧无可挽回的发生。
这个鞋匠是一个地痞加色鬼，在日伪时期曾经干过伪警察，对于漂亮女人有着过目不忘的本事，抗战胜利后成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名编外线人，他经常故意地在王雪梅经过的路上与雪梅搭讪。
开始雪梅也没太在意，随着一次他缠着给雪梅补鞋的偶然事件，发现这个女子的脚趾修剪得是那样精致，警察所特有的职业敏感使他预感到这里面一定有文章，于是一切都改变了。他将这个情况密报给南京警察总署，一场秘密的调查悄悄地展开了，很快敌人就摸清了这个所谓保姆的真实身份是国防部作战厅的上尉报务员。
狡猾的敌人并没有采取行动，只是继续秘密地监视，毕竟王雪梅在敌人内部的身份也不允许像南京警察总署这种低级别的特务组织贸然行动。虽然不久这个备用电台就停止使用了，但是毕竟这个事件已经引起军统的注意，不仅雪梅受到监视，与她交往的人也受到重点怀疑。
虽然雪梅是个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她也似乎隐隐约约预感到自己的身边好象有一个影子，她主动地减少了与其他同志的联系，并且把这个情况巧妙地通知她的上级，但不幸的是这个唯一弥扑漏洞的机会再次被那些被极左思潮禁锢的负责人错过了。
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雪梅依旧可以参加作战厅的机密会议，情报照样可以畅通无阻地被传递出去，只是这一切都在一双躲藏在黑夜中眼睛的监视下。
一个偶然的机会，当雪梅在家中浴室里洗澡的时候，无意地打碎梳妆台上的台灯，发现了安装在被折断灯柱里面的窃听器，地下工作的敏感让她确信自己已经暴露了，至少是受到重点的怀疑，为了掩护其他的同志，她没有立即逃走，而是再次主动地彻底切断与组织的联系，并发出表示危险的信号，但是太晚了。
与她联系最频繁的交通员首先被敌人秘密逮捕，这个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的才女虽说也是个坚贞无比的女性革命者，但连续两昼夜不停顿的严刑拷问和狂暴性虐还是使她在昏迷状态下的谵语中无意暴露了组织的机密，通过经验极其丰富的鲁军分析，雪梅和另外七个同志的身份得以确认，随即敌人开始收网，一场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那天雪梅居住的楼下多了不少从未见过的做小买卖的陌生面孔，联想到几天前作战厅也来了几个新同事，家里的电话也因突然出现的故障而被迫停机，雪梅敏锐地意识到危险就在眼前，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她已无法将这种异常通知给组织了。
因为那样将会有更多的同志暴露，严酷的斗争形势使得她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当雪梅毁掉所有可能被敌人利用的证据后，那个时刻终于来临了。一群如狼似虎的特务破门而入，她被五花大绑着押上囚车。先是被关押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龙华监狱，随后又被押送到这里。
雪梅的勇敢并没有白费，三个同志在最后的关头成功地挣脱了敌人的魔爪，但包括自己在内四个同志还是不幸被捕，由于其中有三个女性，于是才引出毛人凤与鲁军那场罪恶的谈话。
早在抗战的初期，我党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将一大批要求到根据地抗日的热血青年安排到国统区敌人内部，王雪梅等人就是那个时候接触到共产党人从而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长期的潜伏，他们中的一些逐渐在敌人的营垒站稳脚跟，有的还进入到核心部门，成为我党在打击敌人另一条战线上的核心骨干。
实事求是地说，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尤其是抗战初期，绝大多数国民党将领还是能以民族大义为重和共产党人真诚合作的，对于自己部队中的掺杂进来各种人士只要是愿意抗日，即便有些的异端倾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宽松的形势使党的组织迅速渗透到国民政府每个部门，甚至是一些要害部门。
虽然在这期间蒋介石也发动过几次较大的反共高潮，尤其是亲手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得在那里的民主力量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但是鉴于全国各个党派一致对外的共识，各个阶级要求坚持抗战反对分裂的呼声，以及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压力，每次都不得不草草收场，远没有达到蒋介石集团限共溶共的目标。
同时国民党内派系林立，特别是一些高级将领对蒋家鹰犬戴笠深恶痛绝，还有各地方实力派在国共中间见风使舵，左右逢源，使他的爪牙始终不能大张旗鼓地在他们控制下的地盘公开活动，客观上也起了保护我党秘密组织的作用。
抗战胜利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集团加紧了法西斯统治的步伐，随着国民党政权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对于国统区我党组织的清洗及对同情我党民主人士的摧残也不再偷偷摸摸了。
从1945年末至1946年初，用利令智昏来比喻是在恰当不过了，国民党当局倚仗美国的支援和八年消极抗战积攒下本钱，不仅在全国对我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发动猖狂的进攻，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口号重新成为国统区特务行动的座右铭，一些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被投入监狱，一度晴朗的天空重新阴霾密布。
但敌人的白色恐怖并没有吓倒那些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也没有扑灭追求光明的火焰，反而使更多的中间人士从彷徨观望到聚集在共产党主张的旗帜下。反饥饿，反独裁，反内战的呼声越发强烈，争民主，要和平的运动在国统区各阶层民众的参与下更加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
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切都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党的组织也在斗争中迅速地发展壮大，形成了活跃在敌人后方的第二条战线。但在补充大批新鲜血液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泥沙俱下，鱼目混杂。
一些军统特务假扮成学生、工人和其他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混入党的外围组织，甚至党内，一些有投机心理的人也乘机滥竽充数，在王雪梅她们潜伏的凇沪杭地区也是这样。组织结构的不严密以及组织工作的急于求成是地下工作的致命伤，一些由于血的教训而长期遵守的秘密工作原则被束之高阁，正是由于当时上海地下组织主要领导者的这种不谨慎，导致后来我党潜伏在敌核心部门的几名最杰出的女谍报人员全部落入敌手，苦心经营多年谍报网络也毁于一旦。
事情要从设在浦东的一个秘密联络站说起，这本来是我党一个普通交通站，主人是一名刚刚假如组织的新同志，对于形势判断的过于乐观使当时的决策者竟然把秘密电台也设在这里。不久联络站就遭到敌人的破坏，电台也落入敌手，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他供出了联络密码，其他的秘密电台也被敌人破坏，一时间上海党组织和外界失去了联系。
为了迅速恢复与外界的联系，组织决定临时派遣熟悉报务工作的王雪梅临时启用隐藏在租界区的一架备用电台，于是在一条偏僻破旧的弄堂里，人们经常在黄昏前看到一个穿着一身补丁衣服的年轻女子用软软的上海话与见到的女人打着招呼，然后把自己关进一座阁楼的亭子间。
这是一个很冒险的决定，因为报务员的工作是地下工作中最危险的，很容易被敌人发现，所以通常这种工作是由较低级别的人员担任，即使被捕也由于掌握的秘密较少，不至于因其背叛招致组织重大损失。
然而此时的王雪梅已经是上海地下党的重要负责人之一了，她不仅担负着比一个报务员大得多的责任，而且也是我党潜伏在敌人要害部门的一双眼睛，然而急于求成的左倾盲动思潮再一次使得敌后正常的工作秩序陷入混乱中，正是这个近乎疯狂的决定，断送了几乎整个上海南京的地下组织。
很快这个穿着破旧衣裳突然出现的漂亮女人引起在这条弄堂口一个修鞋匠的注意，虽然她自称是给大户人家做保姆的女佣，但是她走路的姿势和说话的口吻却与那些依靠出卖劳力的佣人截然不同。
况且在江南的夏季，身体是无法完全被衣服遮蔽的，从王雪梅肌肤的细腻程度上那个鞋匠也看出一点端倪，于是他偷偷地盯王雪梅的梢，原本是企图趁机吃这个与众不同女人的豆腐，也就是这个看上去偶然的因素，导致后来一系列悲剧无可挽回的发生。
这个鞋匠是一个地痞加色鬼，在日伪时期曾经干过伪警察，对于漂亮女人有着过目不忘的本事，抗战胜利后成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名编外线人，他经常故意地在王雪梅经过的路上与雪梅搭讪。
开始雪梅也没太在意，随着一次他缠着给雪梅补鞋的偶然事件，发现这个女子的脚趾修剪得是那样精致，警察所特有的职业敏感使他预感到这里面一定有文章，于是一切都改变了。他将这个情况密报给南京警察总署，一场秘密的调查悄悄地展开了，很快敌人就摸清了这个所谓保姆的真实身份是国防部作战厅的上尉报务员。
狡猾的敌人并没有采取行动，只是继续秘密地监视，毕竟王雪梅在敌人内部的身份也不允许像南京警察总署这种低级别的特务组织贸然行动。虽然不久这个备用电台就停止使用了，但是毕竟这个事件已经引起军统的注意，不仅雪梅受到监视，与她交往的人也受到重点怀疑。
虽然雪梅是个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她也似乎隐隐约约预感到自己的身边好象有一个影子，她主动地减少了与其他同志的联系，并且把这个情况巧妙地通知她的上级，但不幸的是这个唯一弥扑漏洞的机会再次被那些被极左思潮禁锢的负责人错过了。
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雪梅依旧可以参加作战厅的机密会议，情报照样可以畅通无阻地被传递出去，只是这一切都在一双躲藏在黑夜中眼睛的监视下。
一个偶然的机会，当雪梅在家中浴室里洗澡的时候，无意地打碎梳妆台上的台灯，发现了安装在被折断灯柱里面的窃听器，地下工作的敏感让她确信自己已经暴露了，至少是受到重点的怀疑，为了掩护其他的同志，她没有立即逃走，而是再次主动地彻底切断与组织的联系，并发出表示危险的信号，但是太晚了。
与她联系最频繁的交通员首先被敌人秘密逮捕，这个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的才女虽说也是个坚贞无比的女性革命者，但连续两昼夜不停顿的严刑拷问和狂暴性虐还是使她在昏迷状态下的谵语中无意暴露了组织的机密，通过经验极其丰富的鲁军分析，雪梅和另外七个同志的身份得以确认，随即敌人开始收网，一场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那天雪梅居住的楼下多了不少从未见过的做小买卖的陌生面孔，联想到几天前作战厅也来了几个新同事，家里的电话也因突然出现的故障而被迫停机，雪梅敏锐地意识到危险就在眼前，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她已无法将这种异常通知给组织了。
因为那样将会有更多的同志暴露，严酷的斗争形势使得她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当雪梅毁掉所有可能被敌人利用的证据后，那个时刻终于来临了。一群如狼似虎的特务破门而入，她被五花大绑着押上囚车。先是被关押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龙华监狱，随后又被押送到这里。
雪梅的勇敢并没有白费，三个同志在最后的关头成功地挣脱了敌人的魔爪，但包括自己在内四个同志还是不幸被捕，由于其中有三个女性，于是才引出毛人凤与鲁军那场罪恶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