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体罚带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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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面对面的站在教室前面，全班的学生几乎都笑呵呵的看着他们两个人，看着他们互相抽对方的耳光。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我已经忘记了，我只记得，教数学的王老师非常生气的让他们从集体中出来，然后又让他们互相抽耳光。开始，雷保柱低着头，有些羞赧，在老师的命令下，不得不轻轻的打了对方一耳光。老师显然不满意这样，她说：“大声点，让同学们都听到。”“啪——”雷宏亮在老师的“鼓励”下毫不犹豫的打了对方一巴掌。全班哄笑起来了，雷宏亮也笑了。老师说：“谁打的响，谁就先下去。”仿佛苏联与美国的军备竞赛，雷保柱与雷宏亮谁也不肯落后的你一巴掌来，我一巴掌去的。全班笑的更凶了，他们两人也吃吃的笑着，老师也在笑。没打的人，打的人，叫打的人都在笑。后来，调皮的男孩们课后研究着怎样应对终于的局面：趁老师不注意，拍巴掌，一样的响，脆生生的。这时，我在读小学三年级。
陈锐的数学作学显然没有做好，因为他正耷拉着脑袋站在在老师的前面聆听教诲。教数学的陶老师似乎发怒了，我清清楚楚的看着她一只手拧着陈锐一边的脸颊，另一只手则在掴耳光。陈锐一声不吭，脑袋在陶老师的摆弄下，摇摆着。那一刻，我有些惊呆了。我无法将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一个将要做母亲的女人，跟眼前这个几乎发飙的女人联系起来。从那以后，只要看着挺着大肚子，穿着高跟鞋的陶老师站在讲台上时，我就专心致志的盯着她的鞋，我心中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希望她摔一跤。黑板前的地板上有几个洞。十一岁的我觉得她不配做母亲。那时，我在读小学六年级。
（二）
这些事情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那一声声的耳光声；那挺着肚子，一手拧，一手掴的样子；还有那似笑非笑的唇角吐出的讽刺话语，这一切仿佛就像发生眼前一样。我对这些受到体罚或伤及自尊的同学，怀着深切的同情。因为我心中也有一段委屈的经历，很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仍然记得那一幕：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第一节课的课间十分钟，我拿出了语文习题做，上午第三节课语文老师要讲的。教数学的雷老师踱到了我身后，他一低头，发现我做的是语文题，仿佛我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罪，他一巴掌就拍到我的脑袋上，愤怒的说：“怎么，你比人家学的好些？你的语文重要些？怎么人家都在做数学，就你一人做语文？”雷老师的一番话问的我无从回答。伴着脑袋的隐痛，我默默的哭泣着。我只有用眼泪来表达我的委屈。偏偏我坐在老师的眼皮底下，我的眼泪显然引起了他的反感，他粗暴的将我从座位上拉了出来，吼到：“怎么，你很委屈呀？要哭出去哭？”当然，当了第三节的语文课上，因为没有做完习题，又被语文老师罚站。一直到现在，老师要是大声点和我说话，我都会紧张，然后就不知所措的哭。有好几次，看到我哭，反倒把老师哭蒙了，关切的问：“怎么了？为什么哭？”
（三）
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信奉“棍棒教育”听说，过去的私塾先生都备有一条戒尺，专门惩罚学生的。没有完成功课或者不听话的学生会被要求伸出手掌让老师打。有一位父辈曾给我看他的手掌，上面有一道明显的印记，他说，那是小时候上学，被先生打的。他说的很平静——仿佛是应该的，又带有一点教育的意味，仿佛在说，看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你们也应该这样。前几年，村里有一户人家安装了电话，他要求八岁的女儿记下近百个电话，背不着就不能吃饭。据说他女儿背下来了，然后被村上的老太婆广为传诵。我不知道记住那一大串无规律的数字有什么意义。电话本不能用吗？那位女孩十二岁不到，就被父亲送到广东了。听说，因为不伶俐，经常被人欺负。我认识那位父亲，被村人称作“二逑”（湖北方言，就是脑筋不好使，做事莽撞。）这位父亲对“棍棒教育”继承的很好，但无疑，他应该为孩子的成长负责任。
现在，在读师范学校了，又先后修了心理学和教育学，对教育行业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我知道了申请教师资格证书，必须要求修心理学和教育学。我记得：在我求学的那所小学，大概有三名公办教师，其余的是民办教师。他们大多是初中毕业，靠着关系走上了讲台。他们教小学生识字、算数也许水平足够了。可是，他们对小学生的心理了解多少呢？他们的教育方法是否合适呢？
今天，我一方面感谢他们教给我许多知识，让我得以继续深造；另一面我对他们的某些教育方式感到痛心。没有人去调查有多少学生从小学课堂上流失了。我记得雷保柱小学三年级就退学了。他在学校被大家耻笑作笨蛋，也许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反抗，他经常打架，然后又因此被老师体罚。雷宏亮小学四年级毕业了就再没有继续读书了。陈锐小学六年级下学期就没有来了。也许，上学，对他们而言，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可是谁会记得他们都曾十分高兴的背着小书包，骄傲的走进学校呢？后来，大概是2000年左右，大批这样的老师下岗了。也许，他们下岗，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让更多高素质的教师从事教育，是有利于学生的身心、智力的发展的。
（四）
在我求学的岁月里，多次听到老师说，现在的学生越来越难教了：大多是独生子女，打不得，骂不得，碰也是不能碰的。碰了，家长会找你麻烦的。学校接着也会麻烦你的。而有的家长则说：“我们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是管不了他了，老师你就管管吧。我们就是管不住了，才把他送到学校的。”老师这时候也有委屈了：你们自己做为家长，都管不住，我们又怎么管的住呢？又不是自己的孩子，轻不得，重不得的。家长是孩子的监护人，教师是学生的教育者。学生、家长、教师三者不能很好的合作，是什么让教育陷如了尴尬的境地？除了体罚，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教育学生了吗？
今天，体罚依然存在。因为体罚而流下的泪水足以汇聚称河。有的学生体罚而走向死亡；有的老师也因为体罚而受到惩罚；有的家长因为体罚孩子而备受道德良心的谴责。无论体罚在教育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受伤的总不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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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面对面的站在教室前面，全班的学生几乎都笑呵呵的看着他们两个人，看着他们互相抽对方的耳光。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我已经忘记了，我只记得，教数学的王老师非常生气的让他们从集体中出来，然后又让他们互相抽耳光。开始，雷保柱低着头，有些羞赧，在老师的命令下，不得不轻轻的打了对方一耳光。老师显然不满意这样，她说：“大声点，让同学们都听到。”“啪——”雷宏亮在老师的“鼓励”下毫不犹豫的打了对方一巴掌。全班哄笑起来了，雷宏亮也笑了。老师说：“谁打的响，谁就先下去。”仿佛苏联与美国的军备竞赛，雷保柱与雷宏亮谁也不肯落后的你一巴掌来，我一巴掌去的。全班笑的更凶了，他们两人也吃吃的笑着，老师也在笑。没打的人，打的人，叫打的人都在笑。后来，调皮的男孩们课后研究着怎样应对终于的局面：趁老师不注意，拍巴掌，一样的响，脆生生的。这时，我在读小学三年级。
陈锐的数学作学显然没有做好，因为他正耷拉着脑袋站在在老师的前面聆听教诲。教数学的陶老师似乎发怒了，我清清楚楚的看着她一只手拧着陈锐一边的脸颊，另一只手则在掴耳光。陈锐一声不吭，脑袋在陶老师的摆弄下，摇摆着。那一刻，我有些惊呆了。我无法将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一个将要做母亲的女人，跟眼前这个几乎发飙的女人联系起来。从那以后，只要看着挺着大肚子，穿着高跟鞋的陶老师站在讲台上时，我就专心致志的盯着她的鞋，我心中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希望她摔一跤。黑板前的地板上有几个洞。十一岁的我觉得她不配做母亲。那时，我在读小学六年级。
（二）
这些事情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那一声声的耳光声；那挺着肚子，一手拧，一手掴的样子；还有那似笑非笑的唇角吐出的讽刺话语，这一切仿佛就像发生眼前一样。我对这些受到体罚或伤及自尊的同学，怀着深切的同情。因为我心中也有一段委屈的经历，很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仍然记得那一幕：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第一节课的课间十分钟，我拿出了语文习题做，上午第三节课语文老师要讲的。教数学的雷老师踱到了我身后，他一低头，发现我做的是语文题，仿佛我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罪，他一巴掌就拍到我的脑袋上，愤怒的说：“怎么，你比人家学的好些？你的语文重要些？怎么人家都在做数学，就你一人做语文？”雷老师的一番话问的我无从回答。伴着脑袋的隐痛，我默默的哭泣着。我只有用眼泪来表达我的委屈。偏偏我坐在老师的眼皮底下，我的眼泪显然引起了他的反感，他粗暴的将我从座位上拉了出来，吼到：“怎么，你很委屈呀？要哭出去哭？”当然，当了第三节的语文课上，因为没有做完习题，又被语文老师罚站。一直到现在，老师要是大声点和我说话，我都会紧张，然后就不知所措的哭。有好几次，看到我哭，反倒把老师哭蒙了，关切的问：“怎么了？为什么哭？”
（三）
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信奉“棍棒教育”听说，过去的私塾先生都备有一条戒尺，专门惩罚学生的。没有完成功课或者不听话的学生会被要求伸出手掌让老师打。有一位父辈曾给我看他的手掌，上面有一道明显的印记，他说，那是小时候上学，被先生打的。他说的很平静——仿佛是应该的，又带有一点教育的意味，仿佛在说，看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你们也应该这样。前几年，村里有一户人家安装了电话，他要求八岁的女儿记下近百个电话，背不着就不能吃饭。据说他女儿背下来了，然后被村上的老太婆广为传诵。我不知道记住那一大串无规律的数字有什么意义。电话本不能用吗？那位女孩十二岁不到，就被父亲送到广东了。听说，因为不伶俐，经常被人欺负。我认识那位父亲，被村人称作“二逑”（湖北方言，就是脑筋不好使，做事莽撞。）这位父亲对“棍棒教育”继承的很好，但无疑，他应该为孩子的成长负责任。
现在，在读师范学校了，又先后修了心理学和教育学，对教育行业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我知道了申请教师资格证书，必须要求修心理学和教育学。我记得：在我求学的那所小学，大概有三名公办教师，其余的是民办教师。他们大多是初中毕业，靠着关系走上了讲台。他们教小学生识字、算数也许水平足够了。可是，他们对小学生的心理了解多少呢？他们的教育方法是否合适呢？
今天，我一方面感谢他们教给我许多知识，让我得以继续深造；另一面我对他们的某些教育方式感到痛心。没有人去调查有多少学生从小学课堂上流失了。我记得雷保柱小学三年级就退学了。他在学校被大家耻笑作笨蛋，也许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反抗，他经常打架，然后又因此被老师体罚。雷宏亮小学四年级毕业了就再没有继续读书了。陈锐小学六年级下学期就没有来了。也许，上学，对他们而言，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可是谁会记得他们都曾十分高兴的背着小书包，骄傲的走进学校呢？后来，大概是2000年左右，大批这样的老师下岗了。也许，他们下岗，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让更多高素质的教师从事教育，是有利于学生的身心、智力的发展的。
（四）
在我求学的岁月里，多次听到老师说，现在的学生越来越难教了：大多是独生子女，打不得，骂不得，碰也是不能碰的。碰了，家长会找你麻烦的。学校接着也会麻烦你的。而有的家长则说：“我们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是管不了他了，老师你就管管吧。我们就是管不住了，才把他送到学校的。”老师这时候也有委屈了：你们自己做为家长，都管不住，我们又怎么管的住呢？又不是自己的孩子，轻不得，重不得的。家长是孩子的监护人，教师是学生的教育者。学生、家长、教师三者不能很好的合作，是什么让教育陷如了尴尬的境地？除了体罚，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教育学生了吗？
今天，体罚依然存在。因为体罚而流下的泪水足以汇聚称河。有的学生体罚而走向死亡；有的老师也因为体罚而受到惩罚；有的家长因为体罚孩子而备受道德良心的谴责。无论体罚在教育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受伤的总不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