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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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遗山〔2〕在金元之际，为文宗，为遗献，为愿修野史，保存旧章的有心人，明清以来，颇为一部分人士所爱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为叛将崔立〔3〕颂德者，是否确实与他无涉，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
金天兴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围洛阳；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杀二丞相，自立为郑王，降于元。惧或加以恶名，群小承旨，议立碑颂功德，于是在文臣间，遂发生了极大的惶恐，因为这与一生的名节相关，在个人是十分重要的。
当时的情状，金史王若虚〔4〕传这样说——“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许，则谗"k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虽然“不果立”但当时却已经发生了“名节”的问题，或谓元好问作，或谓刘祁〔5〕作，文证具在清凌廷堪〔6〕所辑的元遗山先生年谱中，兹不多录。经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虚传文，上半据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后半却全取刘祁自作的归潜志，被诬攀之说所蒙蔽了。凌氏辩之云“夫当时立碑撰文，不过畏崔立之祸，非必取文辞之工，有京叔属草，已足塞立之请，何取更为之耶？”然则刘祁之未尝决死如王若虚，固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诿，以致成为“塞责”之具，却也可以说是十分晦气的。
然而，元遗山生平还有一宗大事，见于元史张德辉〔7〕传——
“世祖在潜邸，访中国人材。德辉举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余人。壬子，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
以拓跋魏的后人与德辉，请蒙古小酋长为“汉儿”的“儒教大宗师”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滑稽，但当时却似乎并无訾议。盖蠲除兵赋“儒户”均沾利益，清议操之于士，利益既沾，虽已将“儒教”呈献，也不想再来开口了。
由此士大夫便渐渐的进身，然终因不切实用，又渐渐的见弃。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争却也日甚了。余阙〔8〕的青阳先生文集卷四杨君显民诗集序云——“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
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才缊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则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然在南方，士人其实亦并不冷落。同书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云——
“宋高宗南迁，合淝遂为边地，守臣多以武臣为之。
故民之豪杰者，皆去而为将校，累功多至节制。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诸武臣之子弟，无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于学，衣深衣，戴乌角巾，执笾豆爵，唱赞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孙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学校官，累累有焉。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者之泽深且远，从古然也。”
这是“中国人才”们献教，卖经以来“儒户”所食的佳果。虽不能为王者师，且次于吏者数等，而究亦胜于将门和平民者一等“唱赞道引”非“伏匿”者所敢望了。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训（据大美晚报）。这是从未前闻的书，但看见下署“颜子推”〔9〕，便可以悟出是颜之推家训中的勉学篇了。曰“抱经堂”者，当是因为曾被卢文鞍〔10〕印入抱经堂丛书中的缘故。所讲有这样的一段——“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
这说得很透彻：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
“儒者之泽深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儒效”了。
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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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北平文史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唐俟。
〔2〕元遗山（1190—1257）即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秀容（今山西忻县）人，金代文学家。原是北魏拓跋氏的后裔，曾任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亡不仕。据金史元德明传载：“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著有遗山集。
〔3〕崔立（？—1234）将陵（今山东德州）人。原为地主武装军官，金天兴元年（1232）在蒙古军围汴京时受任为西面元帅。次年叛变，将监国的梁王及皇族送往蒙古军营乞降。后为部将所杀。〔4〕王若虚（1174—1243）字从之，藁城（今属河北）人，金代文学家。曾任翰林直学士。金亡不仕，自号滹南遗老，著有滹南遗老集。
〔5〕刘祁（1203—1250）字京叔，山西浑源人，金代太学生，入元复试后征南行省辟置幕府。所著归潜志多记金末故事，共十四卷；录崔立碑事见该书第十二卷。
〔6〕凌廷堪（约1755—1809）字次仲，安徽歙县人，清代经学家。著有校礼堂文集、元遗山先生年谱等。〔7〕张德辉（1195—1274）字耀卿，金末冀宁交城（今属山西）人，元世祖时任河东南北路宣抚使，传见元史卷一六三。下面引文中的元裕即元好问。
〔8〕余阙（1303—1358）字廷心，一字天心，原出唐兀族（色目人），其父曾在庐州（今安徽合肥）做官，遂为庐州人。青阳先生文集，共九卷，是他的诗文集。
〔9〕颜之推（531—约590后）字介，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南北朝时文学家。历仕梁、北齐、北周、隋等朝。著有颜氏家训二十篇。
〔10〕卢文鞍（1717—1796）字绍弓，号抱经，浙江杭州人，清代经学家、校勘学家。抱经堂丛书，系辑印他所校勘的古籍十七种，并附有他自著的抱经堂文集等。
元遗山〔2〕在金元之际，为文宗，为遗献，为愿修野史，保存旧章的有心人，明清以来，颇为一部分人士所爱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为叛将崔立〔3〕颂德者，是否确实与他无涉，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
金天兴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围洛阳；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杀二丞相，自立为郑王，降于元。惧或加以恶名，群小承旨，议立碑颂功德，于是在文臣间，遂发生了极大的惶恐，因为这与一生的名节相关，在个人是十分重要的。
当时的情状，金史王若虚〔4〕传这样说——“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许，则谗"k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虽然“不果立”但当时却已经发生了“名节”的问题，或谓元好问作，或谓刘祁〔5〕作，文证具在清凌廷堪〔6〕所辑的元遗山先生年谱中，兹不多录。经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虚传文，上半据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后半却全取刘祁自作的归潜志，被诬攀之说所蒙蔽了。凌氏辩之云“夫当时立碑撰文，不过畏崔立之祸，非必取文辞之工，有京叔属草，已足塞立之请，何取更为之耶？”然则刘祁之未尝决死如王若虚，固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诿，以致成为“塞责”之具，却也可以说是十分晦气的。
然而，元遗山生平还有一宗大事，见于元史张德辉〔7〕传——
“世祖在潜邸，访中国人材。德辉举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余人。壬子，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
以拓跋魏的后人与德辉，请蒙古小酋长为“汉儿”的“儒教大宗师”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滑稽，但当时却似乎并无訾议。盖蠲除兵赋“儒户”均沾利益，清议操之于士，利益既沾，虽已将“儒教”呈献，也不想再来开口了。
由此士大夫便渐渐的进身，然终因不切实用，又渐渐的见弃。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争却也日甚了。余阙〔8〕的青阳先生文集卷四杨君显民诗集序云——“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
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才缊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则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然在南方，士人其实亦并不冷落。同书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云——
“宋高宗南迁，合淝遂为边地，守臣多以武臣为之。
故民之豪杰者，皆去而为将校，累功多至节制。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诸武臣之子弟，无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于学，衣深衣，戴乌角巾，执笾豆爵，唱赞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孙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学校官，累累有焉。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者之泽深且远，从古然也。”
这是“中国人才”们献教，卖经以来“儒户”所食的佳果。虽不能为王者师，且次于吏者数等，而究亦胜于将门和平民者一等“唱赞道引”非“伏匿”者所敢望了。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训（据大美晚报）。这是从未前闻的书，但看见下署“颜子推”〔9〕，便可以悟出是颜之推家训中的勉学篇了。曰“抱经堂”者，当是因为曾被卢文鞍〔10〕印入抱经堂丛书中的缘故。所讲有这样的一段——“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
这说得很透彻：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
“儒者之泽深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儒效”了。
五月二十七日。
cc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北平文史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唐俟。
〔2〕元遗山（1190—1257）即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秀容（今山西忻县）人，金代文学家。原是北魏拓跋氏的后裔，曾任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亡不仕。据金史元德明传载：“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著有遗山集。
〔3〕崔立（？—1234）将陵（今山东德州）人。原为地主武装军官，金天兴元年（1232）在蒙古军围汴京时受任为西面元帅。次年叛变，将监国的梁王及皇族送往蒙古军营乞降。后为部将所杀。〔4〕王若虚（1174—1243）字从之，藁城（今属河北）人，金代文学家。曾任翰林直学士。金亡不仕，自号滹南遗老，著有滹南遗老集。
〔5〕刘祁（1203—1250）字京叔，山西浑源人，金代太学生，入元复试后征南行省辟置幕府。所著归潜志多记金末故事，共十四卷；录崔立碑事见该书第十二卷。
〔6〕凌廷堪（约1755—1809）字次仲，安徽歙县人，清代经学家。著有校礼堂文集、元遗山先生年谱等。〔7〕张德辉（1195—1274）字耀卿，金末冀宁交城（今属山西）人，元世祖时任河东南北路宣抚使，传见元史卷一六三。下面引文中的元裕即元好问。
〔8〕余阙（1303—1358）字廷心，一字天心，原出唐兀族（色目人），其父曾在庐州（今安徽合肥）做官，遂为庐州人。青阳先生文集，共九卷，是他的诗文集。
〔9〕颜之推（531—约590后）字介，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南北朝时文学家。历仕梁、北齐、北周、隋等朝。著有颜氏家训二十篇。
〔10〕卢文鞍（1717—1796）字绍弓，号抱经，浙江杭州人，清代经学家、校勘学家。抱经堂丛书，系辑印他所校勘的古籍十七种，并附有他自著的抱经堂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