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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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蒙胧胧地进入青春期时，我遭遇到了批斗，但那时的批斗已经不太残酷，而多数是为了完成任务走走形式而已。
但对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今天的人们来说，仍然是可怕并让人难以置信的。
我的第一次挨批斗全没有任何原因，就是上边公社有指示了，说我们学校阶级斗争的火焰明显落后于其他地方，要赶上去，要扩大要深入要揪出新生的阶级敌人，于是，全校所有的六年级以上的四类家庭出身的子女们，一个不拉地被批斗了一回。
我们那个地方，文革时实行的是义务九年教育，也就是所谓的高中普及教育，从一年级读到九年级，算是高中毕业。
其中一至五年级算小学，六七年级算初中，八九年级算高中。
这只是那时这么个叫法，如果按今天的教育程度说，什么也算不上。
我这一年，正在读八年级。
这天上午，班主任将几个红卫兵骨干和我们班全部共五个四类子女叫到了办公室，然后义正辞严地宣布：根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攻势，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狗崽子们必须进行批斗，以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并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深度与广度进军。
召开批斗会也是要有一定的准备时间的，不是说开就开的。
批斗会的准备阶段内，这天下午劳动结束后，我正在院子里用自家的压水机压水，帮助妈妈洗白薯。
蓠芭墙外，蹑手蹑脚地走来一老一少两个女人，走近了，才知道一个是我们班的四类女同学仝玉兰，一个是她的妈妈。
来到我家门前，那女人看了一眼左右前后，做贼一般地对我妈妈说：“你们小北跟你说了吧？”
说着话又是缩头缩脑地左顾右盼一番。
这不怪她，那年头两个同样出身不好的人在一起嘀咕是很危险的。
妈妈不解地看着她，又看了看我，仍然不解地，“什么事呀？”
那女人又是一番左看看右瞧瞧，才小声地贴近妈妈说：“孩子要挨斗了，你们家小北也要挨斗，六年级以上的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要挨斗。”
妈妈回过头，并不太吃惊地又看了我一眼。
又听那女人继续说。
“你说我们大人挨斗也就算了，这么大点的孩子也挨斗，我们家玉兰多老实呀……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在那噘着，让孩子怎么受呀！”
“那您这是……”
妈妈问她。
“找找他们班上的赵小凤说说，就别斗了呗。她是干部，在班上吃的开，在学校都吃的开，说话管用。”
妈妈大概不相信，但也不好驳她，就怀疑地支吾着：“那……能管用吗？”
那女人似乎很骄傲地，“我娘家二嫂她表舅妈，跟赵小凤她姑父是一个村的，还沾点老表亲……”
妈妈仍然只是支吾：“噢……那……那您就……试试。”
“咱们一块去说，你和她们家住邻居，你又是老师，教过她……”
正说着，赵小凤从外面回家，到了她家门口，她先是略带羞涩地叫了妈妈一声，“郑老师”，又爽快地问仝玉兰，“仝玉兰，你在这干吗呀？”
我家和赵小凤家紧挨着，只隔一道不到一人高的什么也挡不住的土墙，但仝玉兰家距我们很远，在村子的西北角，所以在这里碰到她，赵小凤感觉有点意外。
“我……”
仝玉兰本来胆小，这时就更是又羞又怕的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地看她妈妈。
“哟！小凤，嗯……你看你和玉兰还是表姐妹呢，平时你就照顾她，你看这次批斗会能不能……”
赵小凤听到这里，脸上一下子笼罩了阴云，将好看的小脸侧歪着扭低了下去，小嘴也努了起来。
“小凤，你看，我们家本来也就是富农，跟地主不一样，要是定成分时再划低一点，也就是上中农了……你是干部，你给说说……”
我不愿意再听她们的，便端起已经洗好的一盆白薯，回到了屋子里。
就如我妈妈认定的，仝玉兰妈妈的活动一点没用，包括仝玉兰在内，挨斗的我们五个人一个也没少。
批斗将在周六的下午进行。
周三这天上午第三节课时，我们班的班长－－－－那时叫连长－－－－汪海龙奉了不知谁的指示，将我们五个准备挨斗的四类子弟召集到大会议室，进行了严厉的全无任何理由的训斥，无非是要我们在挨斗时必须老老实实，如何地低头认罪等等。
和我们年龄一样大的汪海龙神气地坐在本来是老师才能坐的椅子上，上身微微向后靠着，冷冷地盯着我们，审视着我们的脸。
我们五个则面对着他站成一排，全都低垂着脑袋，听着他满嘴的革命宣言。
三个女生先后开始了啜泣。
这让汪班长更加地光火，他用教鞭打了一下办公桌，大声喝斥：“不许哭！四类狗崽子，要你们向人民认罪，还委曲你们了吗？知道你们是吃什么长大的吗？是吃劳苦人民的血汗长大的，现在贫下中农翻身了，你们难道不该向人民群众低头认罪吗。”
“汪连长，我们也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上哪去吃人民的血汗呀？”
我向来不服汪海龙，也就回了他一句。
这一来，他更气了，站起身走到我面前，“鲁小北，你放老实点，不然批斗时他们可以不捆，单独把你捆起来。”
我一脸鄙薄地迎着他的眼睛直直地看着他，房间里的空气变的紧张。
正对峙间，我们班的班主任侯老师进来了，她走到我身边，对着我说道：“鲁小北，你老实点！”
因为距离近，她说话时的吐气，全部地被我吸收，一种只有女人才有的味道，我的脑袋里竟然有了某种激动。
侯老师叫侯茹，是因出身好又敢于斗争而被推荐到省里读大学，毕业后仍回到农村任教师的。
说是大学，只是那时的叫法，用今天的标准，其实也就是两年制的中专。
但在当时，能推荐到省城读中专的，那可比今天读剑桥博士还牛逼，所以可知当时侯茹的身价。
本来读过中专就能够成为国家干部，由国家分配在城里工作了，但他们这批偏偏不巧，正赶上一个政策，“社来社去”（公社社员入学的仍然回到公社做社员），她便又回到了村子里。
对了，她还是我们学校“从头越”
造反战斗队的第二号首领。
侯茹还是个美女，不论用当时的标准还是今天的标准，她都称得上美女。
但她不是那种娇媚型的美女，不是，一点不是。
那细细的长长的眉毛，单眼皮下面的大而黑的眼睛，那有点上翘的秀气的鼻子，让她有着某种令人不敢对视的冷艳与霸气。
我也一样，我喜欢偷看她，但却怕她。
她见我低下头不动了，又说道，“鲁小北！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知道吗？”
“是，知道了。”
我低头垂立着，小声地回答。
说真话，我特怕她，尽管她比我也不过年长三四岁。
这怕，起缘于一次见不得人的事。
有一次劳动课，我被责令回家取手推车。
当我一个人走到一处女知青住的集体宿舍前边，我被窗台上的一双小巧的女式球鞋强烈地吸引了，那年头农村人是穿不起也买不到这样的鞋子的。
鬼使神差般，我在那窗台前停住了脚步，偷偷拿起一只鞋，这才发现那鞋里还塞着穿过而没洗的袜子。
我的心咚咚跳着，将那臭袜子从鞋内取出，放到鼻子下面，啊！好大的味道，我将那鞋那袜子使劲地紧紧贴到我的口鼻之处，贪婪地狂吸……“味道很好吗？”
正在我进入到仙境般的状态时，一个好听的女声从我的背后传来，正是“从头越”
战斗队的二号头目侯茹、侯老师。
我的眼前一下子全黑了，手里拿着那鞋袜，整个的人全木在了那里。
好半天，才终于反应过来，慌忙地将鞋袜放回原处，使劲地低下头，小声地，“侯老师，我错了……”
“你个流氓，你知道你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吗？”
正在这时，几个女知青从外面走进了小院，看到我垂首受训，远远的就和侯茹打招呼，又问我又犯什么罪而受训。
“他想偷吃转莲，正好被我看到。”
她回应那几个城里的女知青说道。
听她这样说，我几乎没反应过来，呆呆地抬头看了看她，又转头，这才发现那放鞋的窗台上，真的有几个收割下来的象脸盆大小的转莲（向日葵）正摆在窗台上。
偷吃生产队的转莲和偷闻女知青的鞋袜，那对于我的声名可是大不相同的。
那一刻，我象是正在向着无底的深渊坠落而注定要死的人，突然被一只无形的大树挡住又活了过来似的，向着侯老师，感恩地低下头。
那几个知青哄笑了我几句，侯老师又训斥了我几句，就让我走了。
自从那件事后，我就特怕她，而且一直持续到日后多年。
晚饭后，刮起了六级大风，天也阴的伸手不见五指，我和妈妈吃过了晚饭，因为停电（我们村那时有电灯，但有电的日子反而不如没电的日子多），妈妈便在煤油灯下用粉笔无聊地画画，我则戴上了一个旧的矿石耳机，听着里面时断时续的广播。
突然，呼啸的北风中，敲门声响起来，是和我家一墙之隔的我的女同学赵小凤，她没进门，只是拍打着窗户通知我，到大队部接受审查。
我和妈妈对视了一眼，列位，你们绝对猜不到，妈妈俏丽的脸上现出的却并不是痛苦，而是俏皮，她向我挤了挤眼儿，轻松地对我说：“没什么，当玩就是了。”
多年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搞不懂，这是妈妈故意对我表现的轻松呢？还是她真的就没把这挨批斗当成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我出了门，赵小凤还在门口等我，夜风中，她背着小巧的美式卡宾枪，瑟瑟地卷着娇小的身子，竟然让人生出一股怜爱。
“走。”
她冲我说了一个字。
我说，“走哇。”
她用对待阶级敌人的口气，用枪冲我指了指，“前边走。”
于是，她持枪在后面，我在她的前边，顶着怒号的北风到了大队部。
吃惊的是，我以为全校的所有四类子弟都要来的，至少不会只有我一个人的，可这时的大队部除了我和赵小凤，一个人也没有。
见到没有别的人，我稍稍放松了一路紧张着的心，问她，“赵富春（也是准备挨批斗的四类子弟）他们怎么都没来呀？”
她是播音员，这个大队部，同时也还是全村的广播站。
此时的她正在摆弄着扩音器，见我问话，便头也不回地回答我，“就你一个，人家表现都比你好，用不着来。”
我突然感到害怕，又想再问她，她却回头冲我示意了一下，要我不要出声，我知道，她的话筒已经打开了。
“社员同志们，现在播诵最新指示，现在播诵最新指示……”
通过她的朗读，通过设置在全村各个路口的高音喇叭，将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传达到每户社员家中。
我不再出声，因为屋子里只有她一个人，便静悄悄地坐到一个椅子上，无聊地拿起一本红宝书翻看着，听着她、也看着她铿镪抑扬地广播。
赵小凤中等个头，不苗条，胖呼呼的，长着一副北方人不多见的小圆脸，薄薄的异样的嘴唇。
那脸蛋，那神态，都象极了台湾歌坛美少女组合SHE中那个短发少女。
她说不上泼辣，也不象一般的女孩子那么胆小怕事，尤其不象一般的女孩子那样非要做出女孩子应有的害羞，而是十分自然地表露着她那象个男孩子一般的天真与顽皮。
其实我们关系不错。
因为她喜欢和男孩子疯闹，我们又同班而且邻居，平时在一起玩的还是多的。
但阶级斗争是不能讲这些的，他的父亲是个老八路，现在还在公社当干部，而我的出身是地主反革命，这就注定了我与她便只能分居两个阵线，一个挨斗，一个主持并进行批斗。
她念完了，关掉了扩音器，转过身，这才发现我正悠闲地坐在椅子上，于是十分吃惊地对着我，“四类崽子，谁让你坐着的！”
我慢慢地站了起来，尽管我也知道，这个专用于对我们这类人实行专政的地方，是万万没有我们坐着的道理的，但……我想毕竟我们是同学又是邻居，而且此时的大队部里并没有第三个人，我才认为没必要弄的那么正规的，谁承想……唉！我不是很情愿地站起来，极不自然地垂手立正。
她对我的喝斥，与我被其他革命闯将的喝斥、与她喝斥其他的四类分子相比，并没有两样，但在这样的只有两个人的房间里，作为天天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同学，作为只有一墙之隔的邻居与幼年玩伴，一下转变成专政与被专政的角色，真的感到有点那个。
大概她也有着同样的感觉，半天不做声后，她又对我说：“算了，你还是坐一会吧，一会还得噘着呢”，说完，又补充道，“一会他们来了你要老实点啊。”
我重新坐到椅子上，但已经感到事态的严重。
又过了一会，大门外传来脚步声，我正犹豫着，赵小凤却小声而急促地冲着我说道：“站起来噘着！”
我加速地站了起来，自己低下头弯下腰噘着，双臂也自动地背到背后。
进来的是三男一女，全是八九年级的学生，也全都是“从头越”
战斗队的成员，“哎！赵小凤，卫老师他们又揪出一个隐藏的反革命，一会还要抄他们的家呢。”
赵小凤并不十分感兴趣地应了一句什么，那几个人却仍然兴致勃勃，“哎呀你没去你不知道，那地主婆吓得尿裤子了，跪着跟我我们叫爷爷叫姑奶奶，怕我们捆她游街……”
他们好象这才终于发现了我噘在屋子中央的我，问道：“鲁小北怎么在这？”
赵小凤说，“他不老实，让他噘着好好反省反省。”
那几个人大概有什么很急的事，说了一会到那地主婆家的情况后，又急急地走了。
待那几个人走后，半天，待确信那几个人已走远，我才试探着慢慢地将上半身直起一个角度，偷看了一下，却发现她也正抿着薄薄的好看的小嘴，不出声地微微笑着，象是观察一件不明的飞行物那样观察着我，见我看她，才象是自言自语地说道：“谁发明的这种斗人的姿势，咯咯！难受不难受？”
我一下子变得又羞又怒，但也不敢发作，我到不是怕她赵小凤，我是怕这个环境，是这间屋子给了我巨大的恐惧。
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被她播诵了三遍，赵小凤已经完成了她今晚的任务，而我却等不来卫小光他们的到来，而且从刚才那几人的说话中，我也已经知道他们今晚要揪另外的反革命，是不会来开我的批斗会的，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我疑惑着，忍受着赵小凤的调戏，敢怒而不敢言，也不敢动地仍然低头弯腰地噘着。
赵小凤走到我身边，“你不老实，得把你捆上。”
她真的取出一团麻绳，走到我身后，“鲁小北，给我老实点。”
我是丝毫不怕她的，又知道卫小光他们今天有别的事儿，便不解地问：“谁批斗我？”
“谁批斗你，当然是革命小将批斗你了。”
说完又补充一句，“卫老师说了，今天把你弄到赵老疙瘩家一起陪斗。”
我仍然疑惑着，甚至产生怀疑，虽然那时时兴陪斗，但我和赵老疙瘩风马牛不相干呀。
我想说出我的疑问，但我没说出口，也不敢反抗，任由她用麻绳将我的双臂反绑。
绑的不是很紧，也不是日常所见到的批斗会上那种五花大绑，而只是将我的手腕在背后捆到了一起，不过我的手是不能动弹了。
赵小凤捆完了我，然后关灯，关门，背着卡宾枪押着我，离开了大队部。
天仍然黑的什么也看不见，风继续刮着，赵小凤押着我向南走，走了一阵子，我又感觉不对劲，赵老疙瘩家住在村西，可我们走的却是回家的路。
我更加重了怀疑，回头问道：“去哪儿呀？”
“不许说话，老实点。”
我们继续走，不一会，已经到了我和她家共同的小南半街（我和她家住在最村南，我们的家对面已经没有人家，故称南半街），我更不解，便想再说什么，她却不等我说完，便哧哧笑着对我说：“鲁小北，谢谢你陪我走一趟呀，天这么黑，又刮这么大风，我一个不敢走的。”
啊！原来她是因天黑风大不敢走夜路，让我来陪她的。
我要气炸了，但双臂被反绑着，却又奈何她不得。
这时已经到了家门口，我愤怒地：“给我解开。”
“我不，解开你要打我呀，哼！回家让郑老师给你解吧。”
说完竟自跑进了她家的院门，从矮墙上又探出头来说了一句：“绳子明天还给我呀。”
我只好反绑着双臂回到家中。
妈妈仍然在等我，见我双臂反绑，便急急问道：“孩儿，他们怎么批斗你的？一直噘着吗？打你没有？”
我说了实情，妈妈一边为我松绑，一边念道：“这个调皮丫头。”
到了正式召开批斗会的前一天的下午，我比往常提前半个小时到校，侯茹老师说还要在正式开批斗会前再走几遍台。
那时有好多同学是没有午休的习惯的，我们到校时，教室里已经有好多的人。
侯老师还没到，但红卫兵的连长指导员却全到齐了。
我进教室时，赵小凤在看她主持用的稿子，汪海龙则在组织几个红卫兵骨干，积极地一遍又一遍地将已经早我到校的另外四个地富狗崽子押着走上走下。
“鲁小北，快点！就你妈屄的来的最晚。”
汪海龙大声地冲着我叫唤。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想还嘴，但嘴角动了一下，没有出声。
我走过去，便被汪海龙等二人揪住。
我想表现出一点不服气的样子，以保留点面子，但看看其他的四人正象个布娃娃般任人摆弄着，又嗅到今天的气氛，便没敢怎么，而也和他们一样，任汪海龙等人对我揪过来揪过去。
“你们几个，朝墙立正站好”，汪海龙大声叫唤着，命令那四人朝着墙壁罚站，然后又对着其他几个斗争骨干说，“鲁小北迟到，现在专门给他一个人开开小灶。”
赵小凤显的有点不耐烦地又重复了一遍，“把反革命地主崽子鲁小北带上来！”
两个我同班的革命小将，一左一右扭住我的胳膊，在讲台旁边大喝一声：“走！”
于是，我便被这两个个头都比我矮半个头的小子押着走上讲台。
到了讲台中间，二人又共同用力，将我的头使劲往下面按去，按到我的头几乎与膝盖同高了，才特别用力地将我的双臂用力向上抬起来。
于是二人下去了，我便保持了这标准的喷气式姿势噘在那不动了。
“不行”，一个红卫兵女将开口了，“你们两个比鲁小北矮，从带他出场时，就要把他的头按到很低才行，至少不能高于你们，这样不好看，显着革命者还不如反革命者高大呢。”
汪海龙拍手叫起好来，“哎，有道理，有道理，说的就是有道理，你们应该这样”，汪海龙说着，冲着我喊道，“鲁小北，给我滚过来。”
全班的同学都在围观着我，我本来想给汪海龙点颜色看，但一想到他们是以革命的名义对我我实行专政，便没敢怎么样，只是极不情愿地慢吞吞走到汪海龙身边。
汪海龙根本不管不顾我的态度，拉了一个红卫兵，二人一起，重新扭着我的手臂，按着我的脖子，汪海龙一边做还一边讲解，“你，象我这样，按他这，哎，对对，就这样”，我的头被用力地向下压去，压到几乎与腰等高了。
我只能看到我自己的脚和其他同学的脚，不敢抬头，因为真的很羞辱。
将我押到了讲台中间，汪海龙仍然在调整着我的姿势，“把腿绷直，对，绷直了，把屁股往上抬，使劲抬，对，给老子老实点。”
调整好了，又指着我对其他几位斗争骨干说道，“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不行，头埋的太低了，又没站凳子上，坐在下面都看不到人了。”
一个红卫兵小将又提出意见。
也有不同的声音，“怎么看不到哇，能看到，批斗会吗，就是要他们噘的越低越好呀”，围观的同学中一个女生对那说话的回了一句，“人家噘着不累呀？走个形势就行了，至于这么折磨人家吗？”
另一个女声附合着，“就是，人家挨斗已经够难受的了。”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反而愈加羞辱难当。
但女生也并不都这样具有怜悯心，一个扎着两只短辫，穿着绿色军装，系着腰带的女红卫兵说的就和那两个围观的女生不一样，“噢！对了，到时押解他们到位置上以后，要用脚踢一下他们的腿，你看每次批斗会上民兵就是这样踢四类分子的。”
她不仅建议了，而且还走到我的身边，取代了那个一直按着我脖子的男生，一支小手按住我的脖子，脚则向着我的腿部踢来，突然又发现我的双腿是并拢着的，便又对着我说，“鲁小北，把腿叉开一点。”
我按她的要求将双腿略略分开了一点，她这才又一脚踢来，正好踢在我的脚踝上，虽然力度算不上很重，但还是让我疼了好一下子，更重要的是，让一个女生这样弄，感到特别地难堪。
“到时你们几个，上来的时候都先不要把腿并的太紧”
这位女闯将对着我们说着，“要等到踢了你们几下后再完全并拢，听到没有？”
我没言语，但那几个面壁的四类子弟却全都冲着墙回答道：“听到了。”
“来来，试一遍，试一遍。”……一直到下午上课了，这次预演才算告一段落。
照例，下午仍然是劳动课，给玉米锄草，于是包括我们几个准备挨斗的和汪海龙等几个准备批斗我们的，又都集合起来往玉米地里走去，参加革命生产了。
这时的玉米已经长到一人高，棒子却还没有吐穗，人没在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里，燥热难当。
好不容易锄草锄到地头了，我口渴的很，便走到一处机井旁喝水。
在路过另一块地时，隐约听到有人说话，似乎还有人哭泣。
这块地今天没人劳动，怎么会有声音呢？好奇心驱使着我向着发出声音的地方走过去，在穿过几行密密的玉米垅后，我看到了声音的来源。
原来，是汪海龙等几个坏蛋正在欺负准备和我一同挨批斗的地主崽子。
大概他是受到了威胁或打击，此时这个长的很高大却十分懦弱的地主崽子正跪在地上，抱着踩在他胸前的汪海龙的一支脚，可怜地叫着，“爷爷……海龙爷爷……”
在我看到他们的时候，几个人也看到了我，“鲁小北，过来叫几声爷爷，明天批斗会上少让你挨几下。”
我轻蔑而又仇恨地迎着他们看了一会，便扭头往回走，但很快，几个坏蛋便追上了我。
我不理他们，继续往前走。
几个人追到我前边，堵住了我，我站定脚，直直地与他们对视着。
对峙了一会，我又朝着既定的方向往前走，他们就站在我前方，我是做好了打架的准备的，但那两个小子大概怕不是我的对手，在我即将冲撞到他们身体上时，却让开了挡着我的道，只是嘴里叫着，“鲁小北你等着，明天批斗会上有你好看。”
我不说话，继续往前走了。
因为第二天要挨斗，让人感到没面子。
这天晚饭后，我没有去外面找人玩闹，而是在家里无聊地呆着，可夏天天长，无所事事的我在屋子里磨皮擦痒地呆了一阵子，还是向着外面走去，可去哪里我却并没想好。
就在我将要走出大门时，邻居赵小凤家屋门响起，并有说话声，我扭转头望去，看到那也将要与我同时挨斗的女同学仝玉兰和她的妈妈，正从赵小凤家的屋门口出来，我便停住脚步，看着矮墙那边的几个人。
看样子是赵小凤和她妈妈在往外送客，但明显的母女二人却并不太客气。
只听赵小凤的妈妈不太耐烦地说：“哎呀她只是报个节目单念念广播词，会怎么开又不是她说了算。”
可那个妈妈却说，“她是指导员呀，是干部，让谁多噘一会让谁少噘一会不全是她在下指示吗”，说着又转脸对着赵小凤，“是吧小凤，到时你可要多照顾你妹呀，大姨求你了……”
说着说着，她的膝盖竟然打起了弯，向着地面屈下去。
看着马上就要跪下去，赵四婶赶忙走上前一把抓住她的双臂，“哎呀你要干什么？我说了她说了不算的，她没那么大的权力，那都是人家写好了她照着念的。”
那个罗嗦的妈妈仍然在唠叨，又对着自己的女儿说：“玉兰你快求求姐姐呀！”
仝玉兰倒没象她妈妈那么罗嗦，在妈妈的一再催促和拉动下，这才走到赵小凤的面前，低下头，叫了一声：“小凤姐……”
就又不说话了。
赵小凤早已十分的不耐烦，这时更是一跺脚，索性掉转头往屋子里走去，走了几步又被她妈妈喊住，她停住脚，噘起小嘴站在那，不往这边看。
又罗嗦了好几句，那母女二人才终于走出了赵家的小院。
赵四婶进屋了，赵小凤仍然站在院子里。
好一会，她看到了我。
大概这时她既不想进屋，也不想去送客，便直直看着我。
我不失时机地跟她打招呼，她便向我走来。
“她们来干吗？”
实际上我已经看出名堂来，但还是没话找话地问了一句。
“明天开批斗会，不是我主持吗，仝玉兰她妈妈非求我怎么怎么照顾她，烦死了。”
说到这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我说，“啊对了，你明天也要挨斗的吗，你怎么不求我？”
“求你……好哇！你要我怎么求你？要不，我给你跪下，用嘴亲你的脚，行吗？”
她终于噗哧一下笑了，“嗯，行啊！你再爬两圈，学几声狗叫，明天我让你多发会言少噘一会。”
她脸上的阴云这时才完全散去。
我也没事，她也没事，就各站在自家的院子里隔着矮墙聊了好一会，直到天渐渐黑下来，才各自回到各家的屋子里。
到了批斗会正式召开的中午，最后一次走台。
我们几个地主富农狗崽子仍然象个木头玩具般的任革命的小将一遍又一遍地演练着，在又一次押我下台时，因为汪海龙耸我的力太大，使我一脚踩空，全身向前裁去，正欲向前跌倒的头，撞到一名小个子女生的脸上。
那女生尖叫一声，毫不犹豫地扬起手，“啪！”
地一下，不偏不斜，正打在我的左脸上，打完，她还不忘骂了一句：“地主狗崽子！”
我还没完全进入到挨斗的角色，让一个小女生这般打嘴巴，还无法忍受，便一把将那女生仍然扬着的手抓住……“地主崽子要耍流氓！”
“鲁小北不老实，把他捆起来！”
几个红卫兵喊起来，让原本就迟疑着不知该不该出手的我更加地迟疑，很是狼狈地将那只手放开。
我的双臂再一次被汪海龙等紧紧地扭住。
这一下，很快让几分钟后即进到教室的班主任侯茹得知。
她原本就不放心我，这下更是加重了她的担心，便很是气愤地命令我在几排课桌的中间空地上噘着，然后她坐下来，用教鞭一下一下地打着我从背后高举着的手臂，一句一句地教训着我，每教训一句，就要我回答一遍还敢不敢呀，认罪不认罪呀等等。
教室里空地不大，噘着的我身边全是围观的同学，近到好多人就蹭到我身上在那围观，我很怕即是班主任又是造反副司令的侯老师，老实地按照她的问话一句句应着。
这时，刚才那个被我撞了一下的小个子女生，挤到我的面前，又一次抡起手，“啪！”
地一下，打了我一个更响亮的嘴巴。
这第二次挨嘴巴，我一动也没敢动，仍旧倒背着手噘着。
说实话，在这个时候，就是让我抬头我也抬不起来了，没脸抬头了。
侯老师仍旧不放心，对着汪海龙问道：“鲁小北你们有把握吗，批斗会正式召开的时候他要不老实，不就扯我们全班阶级斗争的后腿了，我们班搞阶级斗争可是一直在全校排第一的。”
“您放心。”
汪海龙为了表示他对我的驯服程度，便又一次对着我叫起来：“鲁小北！给我站直了。”
我一直是噘着着自己的脚背的，突然直起腰，要面对众多围观的同学，脸却不知往哪里放了。
汪海龙再次下达口令：“听口令，原地跑步——走。”
我打心眼里不服他，便磨蹭着，不想照他说的去做。
侯老师发话了，声音不大，但很威严，“鲁小北，你想抗拒无产阶级对你的专政吗？”
之后略一停顿，向着墙角甩了甩头，命令，“把那水筒，抱起来。”
教室的墙角，放着一只盛了大半桶水的洋皮水筒，是打扫卫生时用来洒水的。
我走过去，双手搂着筒身，抱了起来。
侯茹重复了刚才汪海龙的口令，“原地，跑步——走。”
我的脑袋里飞速地转动了几下，很快意识到如果我坏了她的面子，可能会十倍地偿还，那代价就太大太不划算了，想到这，我抱着那只装有几十斤重的水筒，原地跑起步来。
“腿抬高点！”
侯老师用手中的教鞭朝着我的腿重重地打了一下。
于是我认真地踏着步子跳动，水筒中的水在我的跳动中不住地往外飞溅着大朵大朵的水花，弄的紧挨着我的同学们纷纷后退，只剩下我一个人滑稽地按照命令做着那狼狈的动作。
许多同学起哄地喊着：“一二一”、“一二一”，跟着便是一阵哄笑。
当年残酷的阶级斗争，和从记事起便耳闻目睹的父母让人欺辱的现实，让我们这些出身四类家庭的狗崽子，打从骨子里、脑子里便烙下了被专政的印记，我们都知道，抗拒专政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主席，而这样的罪名一旦加上，轻则游街批斗，重了会掉脑袋的。
看到效果已经达到了，侯老师还比较满意。
于是正式的批斗会便准备开始了。
会前，我们五个挨斗的，还有十名押解的，在教室的后面站好，等待主持人的命令。
前者五人全都羞的大低着头立正站好，后者十人则分站在我们身后，互相地看着，有的还小声地嘻笑着，也有的则在我们背后小声地警告：“老实点，让你噘高点，不老实的话，把你按到脚面上去。”
指导员——也就是我的邻居赵小凤——宣布将地主阶级的狗崽子们带上来时，那十个红卫兵同学，便两个对我们一个地将我们押到讲台上来，一字排开，把我们的头用力向下压去，同时将我们的双臂从背后向上托举，使其直直地向后上方伸出，然后例行公事一般地将我们的双腿踢了几下，使其紧紧地并拢，他们就下去回到他们的座位上去了，我们五个便象已经听到“各就位”
口令的游泳运动员一样，做着那样奇怪的动作，又象是被施了定身法似的，一动不敢动地噘在讲台上，开始挨批斗。
至于批斗的内容，几乎是千篇一律，最先全是极其空洞的革命口号而已。
象什么不忘阶级苦呀，牢记血泪仇呀，农民阶级如何在解放前吃苦受累养活了地主富农呀，地主资本家又是如何地剥削压迫贫下中农呀，如何听毛主席的话呀，如何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呀，等等等等。
最先是由主持人赵小凤主持批斗的。
在宣读了一大希我的罪状后，她问我，“上次锄棒子，偷摘生产队鸭梨吃的，有没有你？”
我将头低到差不多到膝盖的高度，眼睛看着自己的脚背回答：“有我……我有罪。”
“劳动人民的丰收果实，不许你们这些地主狗崽子来偷摘，听到没有？”
“是，听到了。”
其实，作为盛产鸭梨的我们那地方，劳动中口渴摘梨吃，几乎每个社员都有，但作为四类出身的我，是不许有的，如果有，就是犯罪了。
她又按惯例命令：“噘低点，手不许晃！”
我便两次将举得有些酸了的手臂朝着后上方使劲地举了举。
赵小凤又一个一个问下去，直到把噘着的五个狗崽子每个人都问了一遍。
“批斗大会进行第三项，请八二班红卫兵连长汪海龙上台发言。”
主持人宣布。
汪海龙上台了，他也同样念了一大通主席语录后，开始对我的种种有的与没有的反革命行为进行揭发，每揭发到一段落，还要进行审问，“鲁小北，你爷爷是反动地主，你爸爸是走资派，你妈妈是与人通奸乱搞的破鞋，你们家反动透顶，你知罪吗？”
“是，我知罪。”
我几乎不用脑袋去想，便机械地回答。
“想挤上孔老二的黑船，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是不是你的反动本质？”
我仍旧回答着，“是，我反动，我有罪。”
“我让你反动”，随着这句狠骂，我重重地挨了他一个耳光，脸上一下子象被扎了很多针一样。
“我让你反动！”
又是一句斥骂，又是更重的一击。
那一刻，我好想直起腰来和他打一架，但面对全班的革命师生以及前来观摩的全校革命师生的代表，我明白我现在的身份，我没敢，而是老老实实地噘着，一动也没敢动。
汪海龙发言完毕下去了，于是主持人命令我站直了向人民认罪，我艰难地直起已经噘的不容易一下子站直的腰，按照早已背诵多遍的认罪书上的内容，念了起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正当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广泛深入地揭批林虎、孔老二的复辟阴谋，向着共产主义的美好目标大步迈进的时候，我，一个出身于反动地主阶级家庭的狗崽子，没能从思想和灵魂深处认识到自己骨子里的反动性，没能与反动的家庭划清界限，没能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认识历史上所犯下的罪恶，没能老老实实地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监督与批判，没能……”
按规定，挨批斗时要噘着，认罪时却必须立正站着。
所以发言时，是要面对台下的群众的。
我站着，直立的站着，眼睛却使劲地看着地面的某处，不敢与下面的群众对视，不敢看本来一同居住一同上课一同玩闹的男女同学们看我的目光。
但站着认罪可以让噘久了的腰和举久了的手臂得到休息，因而是一种不错的缓解机会。
我继续空洞地上纲上线的认罪，尽量地拖延时间，以努力加长这难得的休息时间。
但什么时候站直了什么时候噘下去却并不是由我们这些挨斗的阶级敌人说了算的，就在我背书式地认罪认了七八分钟后，主持人赵小凤打断了我的话，“鲁小北，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想老实认罪，给我噘下去。”
这是批斗会的程序，早在彩排时就知道了的。
于是，我停止了站立认罪，重新弯下腰，举起臂，噘着了。
一个又一个革命小将上台发言、喝斥、审问，但象汪海龙那样打耳光的并不多，不过还是有同学用手按住我的后脖子，一边往下压一边命令着：“给我噘低点，狗崽子！”
我噘着屁股，背着双臂，还要受人这样摆弄与打击，一种莫名的感觉一下子涌满了全身。
这感觉，是屈辱，是愤怒，还有一种我当时并不愿意承认的－－－－因受虐而引起的快感。
一个别的班的男生，他没有上台来发言，却不知从哪捡来一块霉烂的老倭瓜，一边喊着：“鲁小北噘着累不累，请你吃个倭瓜”，一边从远处将那倭瓜向我砸来，但他的准确性差了点，烂倭瓜带着风声擦着我的脖子飞过去，“叭叽”
一下子煳到了紧挨着我噘着的仝玉兰的头上，教室里的男女同学发出一阵哄笑。
又一个女红卫兵上台继续发言了。
仝玉兰就在我的右侧噘着，因为我们都是头朝下看着脚面噘着的，我不用歪头，就能看到她的脚，也看到她的眼泪一颗又一颗地落到她的脚尖前面的地下，但她没有敢哭出声来，真的，我靠她那么近，一丁丁点的声音也没有听到。
我好奇地稍稍转过脸去看她的脸，那散发着霉臭的老倭瓜，就端端正正地落在仝玉兰脑后的两个小辫子中间，因霉烂而流淌出的浓浓的黑黄相间的汁液流过她的脸颊，集中到她的鼻尖上，又和着她的泪水滴落在她的脚下。
这来自六年级的红卫兵代表正在激情满怀地发着言，照本宣科地读上一段后，便审问起来，“仝玉兰，上次我们为生产队积肥，大家都脱了鞋到猪圈里，你为什么要穿着鞋下去？”
仝玉兰噘着回答道：“我怕扎脚。”
“为什么怕扎脚，这是你剥削阶级思想在作崇，你仍然妄想回到万恶的旧社会，什么也不干，过你们吸血鬼的日子，对不对？”
“是，我有罪。”
审问了几句后，她又继续发言，又读了一大段后，她的矛头又转移到另一个挨斗的女生身上，“白莎莉，你狗爹是个什么东西，旧社会读了资本主义的书，给你取了资产阶级的名字，你这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你老实交待，是不是这样？”
那个靠近仝玉兰另一侧噘着的女生也按部就班地回答着她的问题。
于是她又接着批，直到将我们五个四类狗崽子全部批了一遍。
在她发言时，我又偷偷偏了几次头向仝玉兰看去，那比足球略小一些的烂倭瓜仍然始终纹丝没动地顶在仝玉兰的头上，极其滑稽而又可怜。
其实，只要她稍稍偏一偏头，就可以将倭瓜甩下去，不过换了别人也许真的会这样做，但她仝玉兰不敢，在这样无产阶级专政背景的批斗会上，她一丁丁点也不敢改变红卫兵给她规定的挨斗的姿势，屈辱地顶着那块臭气熏人的烂倭瓜老实地噘着。
那激情怒放的红卫兵代表发言结束后，主持人赵小凤点名要仝玉兰认罪了。
“仝玉兰，站起来交待你的反革命罪行。”
仝玉兰按指令直起腰来，那烂透了的臭倭瓜这才顺着她的脖子、后背滑落下来，但她的头上、脖子上、却仍然留下粘呼呼的几大块，顽固地沾附着不肯离开。
她按照事先准备的认罪词背诵道：“我爷爷开大车店，靠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罪恶滔天……”
只说了这么两句，也许是忘记了，也许是紧张了，竟然顿住了，没词了。
等了好一会不见她继续发言，赵小凤便大声喝斥到：“仝玉兰，你想抗拒人民对你的专政吗？继续交待！”
仝玉兰这才又说，“我有罪，我认罪……”
但有什么罪认什么罪却仍然没有了下文，她大概是真的忘词了。
看她实在说不出什么，赵小凤便一声大喝，“不老实，给我噘下去！”
于是仝玉兰只好又呈喷气式噘了下去。
批斗到最后时，是我们五人做感想发言。
我们一个一个地直起身子，面对着台下全班的同学发表感想，大致说的都是：“感谢毛主席，感谢侯老师，感谢革命的群众教育我……我以后一定好好认罪，好好劳动，好好改造……”
持续两节课的批斗终于结束了，第三节课，刚刚挨过斗的我们几个地富狗崽子，又与斗过我们的其他同学一起重新坐到座位上上课了。
那三个和我一样首次被批斗的女同学，全爬在桌子上哭，一直到放学，再也没抬过头。
第二天，那个被我撞了的小个子女生，眼睛竟然肿了，看来我的确把她撞的不轻。
不过意外的是，到了课间，她却找到我，一反昨天那种泼辣，而显的十分不安地对我说：“昨天你把我撞疼了，我才打你的……其实你也不是有意的……再说，趁你挨斗时打你，也太……”
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努起小嘴。
我正不知说什么，她又继续支吾着说道：“要不……我赔你一根铅笔……”
在蒙蒙胧胧地进入青春期时，我遭遇到了批斗，但那时的批斗已经不太残酷，而多数是为了完成任务走走形式而已。
但对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今天的人们来说，仍然是可怕并让人难以置信的。
我的第一次挨批斗全没有任何原因，就是上边公社有指示了，说我们学校阶级斗争的火焰明显落后于其他地方，要赶上去，要扩大要深入要揪出新生的阶级敌人，于是，全校所有的六年级以上的四类家庭出身的子女们，一个不拉地被批斗了一回。
我们那个地方，文革时实行的是义务九年教育，也就是所谓的高中普及教育，从一年级读到九年级，算是高中毕业。
其中一至五年级算小学，六七年级算初中，八九年级算高中。
这只是那时这么个叫法，如果按今天的教育程度说，什么也算不上。
我这一年，正在读八年级。
这天上午，班主任将几个红卫兵骨干和我们班全部共五个四类子女叫到了办公室，然后义正辞严地宣布：根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攻势，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狗崽子们必须进行批斗，以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并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深度与广度进军。
召开批斗会也是要有一定的准备时间的，不是说开就开的。
批斗会的准备阶段内，这天下午劳动结束后，我正在院子里用自家的压水机压水，帮助妈妈洗白薯。
蓠芭墙外，蹑手蹑脚地走来一老一少两个女人，走近了，才知道一个是我们班的四类女同学仝玉兰，一个是她的妈妈。
来到我家门前，那女人看了一眼左右前后，做贼一般地对我妈妈说：“你们小北跟你说了吧？”
说着话又是缩头缩脑地左顾右盼一番。
这不怪她，那年头两个同样出身不好的人在一起嘀咕是很危险的。
妈妈不解地看着她，又看了看我，仍然不解地，“什么事呀？”
那女人又是一番左看看右瞧瞧，才小声地贴近妈妈说：“孩子要挨斗了，你们家小北也要挨斗，六年级以上的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要挨斗。”
妈妈回过头，并不太吃惊地又看了我一眼。
又听那女人继续说。
“你说我们大人挨斗也就算了，这么大点的孩子也挨斗，我们家玉兰多老实呀……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在那噘着，让孩子怎么受呀！”
“那您这是……”
妈妈问她。
“找找他们班上的赵小凤说说，就别斗了呗。她是干部，在班上吃的开，在学校都吃的开，说话管用。”
妈妈大概不相信，但也不好驳她，就怀疑地支吾着：“那……能管用吗？”
那女人似乎很骄傲地，“我娘家二嫂她表舅妈，跟赵小凤她姑父是一个村的，还沾点老表亲……”
妈妈仍然只是支吾：“噢……那……那您就……试试。”
“咱们一块去说，你和她们家住邻居，你又是老师，教过她……”
正说着，赵小凤从外面回家，到了她家门口，她先是略带羞涩地叫了妈妈一声，“郑老师”，又爽快地问仝玉兰，“仝玉兰，你在这干吗呀？”
我家和赵小凤家紧挨着，只隔一道不到一人高的什么也挡不住的土墙，但仝玉兰家距我们很远，在村子的西北角，所以在这里碰到她，赵小凤感觉有点意外。
“我……”
仝玉兰本来胆小，这时就更是又羞又怕的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地看她妈妈。
“哟！小凤，嗯……你看你和玉兰还是表姐妹呢，平时你就照顾她，你看这次批斗会能不能……”
赵小凤听到这里，脸上一下子笼罩了阴云，将好看的小脸侧歪着扭低了下去，小嘴也努了起来。
“小凤，你看，我们家本来也就是富农，跟地主不一样，要是定成分时再划低一点，也就是上中农了……你是干部，你给说说……”
我不愿意再听她们的，便端起已经洗好的一盆白薯，回到了屋子里。
就如我妈妈认定的，仝玉兰妈妈的活动一点没用，包括仝玉兰在内，挨斗的我们五个人一个也没少。
批斗将在周六的下午进行。
周三这天上午第三节课时，我们班的班长－－－－那时叫连长－－－－汪海龙奉了不知谁的指示，将我们五个准备挨斗的四类子弟召集到大会议室，进行了严厉的全无任何理由的训斥，无非是要我们在挨斗时必须老老实实，如何地低头认罪等等。
和我们年龄一样大的汪海龙神气地坐在本来是老师才能坐的椅子上，上身微微向后靠着，冷冷地盯着我们，审视着我们的脸。
我们五个则面对着他站成一排，全都低垂着脑袋，听着他满嘴的革命宣言。
三个女生先后开始了啜泣。
这让汪班长更加地光火，他用教鞭打了一下办公桌，大声喝斥：“不许哭！四类狗崽子，要你们向人民认罪，还委曲你们了吗？知道你们是吃什么长大的吗？是吃劳苦人民的血汗长大的，现在贫下中农翻身了，你们难道不该向人民群众低头认罪吗。”
“汪连长，我们也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上哪去吃人民的血汗呀？”
我向来不服汪海龙，也就回了他一句。
这一来，他更气了，站起身走到我面前，“鲁小北，你放老实点，不然批斗时他们可以不捆，单独把你捆起来。”
我一脸鄙薄地迎着他的眼睛直直地看着他，房间里的空气变的紧张。
正对峙间，我们班的班主任侯老师进来了，她走到我身边，对着我说道：“鲁小北，你老实点！”
因为距离近，她说话时的吐气，全部地被我吸收，一种只有女人才有的味道，我的脑袋里竟然有了某种激动。
侯老师叫侯茹，是因出身好又敢于斗争而被推荐到省里读大学，毕业后仍回到农村任教师的。
说是大学，只是那时的叫法，用今天的标准，其实也就是两年制的中专。
但在当时，能推荐到省城读中专的，那可比今天读剑桥博士还牛逼，所以可知当时侯茹的身价。
本来读过中专就能够成为国家干部，由国家分配在城里工作了，但他们这批偏偏不巧，正赶上一个政策，“社来社去”（公社社员入学的仍然回到公社做社员），她便又回到了村子里。
对了，她还是我们学校“从头越”
造反战斗队的第二号首领。
侯茹还是个美女，不论用当时的标准还是今天的标准，她都称得上美女。
但她不是那种娇媚型的美女，不是，一点不是。
那细细的长长的眉毛，单眼皮下面的大而黑的眼睛，那有点上翘的秀气的鼻子，让她有着某种令人不敢对视的冷艳与霸气。
我也一样，我喜欢偷看她，但却怕她。
她见我低下头不动了，又说道，“鲁小北！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知道吗？”
“是，知道了。”
我低头垂立着，小声地回答。
说真话，我特怕她，尽管她比我也不过年长三四岁。
这怕，起缘于一次见不得人的事。
有一次劳动课，我被责令回家取手推车。
当我一个人走到一处女知青住的集体宿舍前边，我被窗台上的一双小巧的女式球鞋强烈地吸引了，那年头农村人是穿不起也买不到这样的鞋子的。
鬼使神差般，我在那窗台前停住了脚步，偷偷拿起一只鞋，这才发现那鞋里还塞着穿过而没洗的袜子。
我的心咚咚跳着，将那臭袜子从鞋内取出，放到鼻子下面，啊！好大的味道，我将那鞋那袜子使劲地紧紧贴到我的口鼻之处，贪婪地狂吸……“味道很好吗？”
正在我进入到仙境般的状态时，一个好听的女声从我的背后传来，正是“从头越”
战斗队的二号头目侯茹、侯老师。
我的眼前一下子全黑了，手里拿着那鞋袜，整个的人全木在了那里。
好半天，才终于反应过来，慌忙地将鞋袜放回原处，使劲地低下头，小声地，“侯老师，我错了……”
“你个流氓，你知道你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吗？”
正在这时，几个女知青从外面走进了小院，看到我垂首受训，远远的就和侯茹打招呼，又问我又犯什么罪而受训。
“他想偷吃转莲，正好被我看到。”
她回应那几个城里的女知青说道。
听她这样说，我几乎没反应过来，呆呆地抬头看了看她，又转头，这才发现那放鞋的窗台上，真的有几个收割下来的象脸盆大小的转莲（向日葵）正摆在窗台上。
偷吃生产队的转莲和偷闻女知青的鞋袜，那对于我的声名可是大不相同的。
那一刻，我象是正在向着无底的深渊坠落而注定要死的人，突然被一只无形的大树挡住又活了过来似的，向着侯老师，感恩地低下头。
那几个知青哄笑了我几句，侯老师又训斥了我几句，就让我走了。
自从那件事后，我就特怕她，而且一直持续到日后多年。
晚饭后，刮起了六级大风，天也阴的伸手不见五指，我和妈妈吃过了晚饭，因为停电（我们村那时有电灯，但有电的日子反而不如没电的日子多），妈妈便在煤油灯下用粉笔无聊地画画，我则戴上了一个旧的矿石耳机，听着里面时断时续的广播。
突然，呼啸的北风中，敲门声响起来，是和我家一墙之隔的我的女同学赵小凤，她没进门，只是拍打着窗户通知我，到大队部接受审查。
我和妈妈对视了一眼，列位，你们绝对猜不到，妈妈俏丽的脸上现出的却并不是痛苦，而是俏皮，她向我挤了挤眼儿，轻松地对我说：“没什么，当玩就是了。”
多年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搞不懂，这是妈妈故意对我表现的轻松呢？还是她真的就没把这挨批斗当成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我出了门，赵小凤还在门口等我，夜风中，她背着小巧的美式卡宾枪，瑟瑟地卷着娇小的身子，竟然让人生出一股怜爱。
“走。”
她冲我说了一个字。
我说，“走哇。”
她用对待阶级敌人的口气，用枪冲我指了指，“前边走。”
于是，她持枪在后面，我在她的前边，顶着怒号的北风到了大队部。
吃惊的是，我以为全校的所有四类子弟都要来的，至少不会只有我一个人的，可这时的大队部除了我和赵小凤，一个人也没有。
见到没有别的人，我稍稍放松了一路紧张着的心，问她，“赵富春（也是准备挨批斗的四类子弟）他们怎么都没来呀？”
她是播音员，这个大队部，同时也还是全村的广播站。
此时的她正在摆弄着扩音器，见我问话，便头也不回地回答我，“就你一个，人家表现都比你好，用不着来。”
我突然感到害怕，又想再问她，她却回头冲我示意了一下，要我不要出声，我知道，她的话筒已经打开了。
“社员同志们，现在播诵最新指示，现在播诵最新指示……”
通过她的朗读，通过设置在全村各个路口的高音喇叭，将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传达到每户社员家中。
我不再出声，因为屋子里只有她一个人，便静悄悄地坐到一个椅子上，无聊地拿起一本红宝书翻看着，听着她、也看着她铿镪抑扬地广播。
赵小凤中等个头，不苗条，胖呼呼的，长着一副北方人不多见的小圆脸，薄薄的异样的嘴唇。
那脸蛋，那神态，都象极了台湾歌坛美少女组合SHE中那个短发少女。
她说不上泼辣，也不象一般的女孩子那么胆小怕事，尤其不象一般的女孩子那样非要做出女孩子应有的害羞，而是十分自然地表露着她那象个男孩子一般的天真与顽皮。
其实我们关系不错。
因为她喜欢和男孩子疯闹，我们又同班而且邻居，平时在一起玩的还是多的。
但阶级斗争是不能讲这些的，他的父亲是个老八路，现在还在公社当干部，而我的出身是地主反革命，这就注定了我与她便只能分居两个阵线，一个挨斗，一个主持并进行批斗。
她念完了，关掉了扩音器，转过身，这才发现我正悠闲地坐在椅子上，于是十分吃惊地对着我，“四类崽子，谁让你坐着的！”
我慢慢地站了起来，尽管我也知道，这个专用于对我们这类人实行专政的地方，是万万没有我们坐着的道理的，但……我想毕竟我们是同学又是邻居，而且此时的大队部里并没有第三个人，我才认为没必要弄的那么正规的，谁承想……唉！我不是很情愿地站起来，极不自然地垂手立正。
她对我的喝斥，与我被其他革命闯将的喝斥、与她喝斥其他的四类分子相比，并没有两样，但在这样的只有两个人的房间里，作为天天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同学，作为只有一墙之隔的邻居与幼年玩伴，一下转变成专政与被专政的角色，真的感到有点那个。
大概她也有着同样的感觉，半天不做声后，她又对我说：“算了，你还是坐一会吧，一会还得噘着呢”，说完，又补充道，“一会他们来了你要老实点啊。”
我重新坐到椅子上，但已经感到事态的严重。
又过了一会，大门外传来脚步声，我正犹豫着，赵小凤却小声而急促地冲着我说道：“站起来噘着！”
我加速地站了起来，自己低下头弯下腰噘着，双臂也自动地背到背后。
进来的是三男一女，全是八九年级的学生，也全都是“从头越”
战斗队的成员，“哎！赵小凤，卫老师他们又揪出一个隐藏的反革命，一会还要抄他们的家呢。”
赵小凤并不十分感兴趣地应了一句什么，那几个人却仍然兴致勃勃，“哎呀你没去你不知道，那地主婆吓得尿裤子了，跪着跟我我们叫爷爷叫姑奶奶，怕我们捆她游街……”
他们好象这才终于发现了我噘在屋子中央的我，问道：“鲁小北怎么在这？”
赵小凤说，“他不老实，让他噘着好好反省反省。”
那几个人大概有什么很急的事，说了一会到那地主婆家的情况后，又急急地走了。
待那几个人走后，半天，待确信那几个人已走远，我才试探着慢慢地将上半身直起一个角度，偷看了一下，却发现她也正抿着薄薄的好看的小嘴，不出声地微微笑着，象是观察一件不明的飞行物那样观察着我，见我看她，才象是自言自语地说道：“谁发明的这种斗人的姿势，咯咯！难受不难受？”
我一下子变得又羞又怒，但也不敢发作，我到不是怕她赵小凤，我是怕这个环境，是这间屋子给了我巨大的恐惧。
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被她播诵了三遍，赵小凤已经完成了她今晚的任务，而我却等不来卫小光他们的到来，而且从刚才那几人的说话中，我也已经知道他们今晚要揪另外的反革命，是不会来开我的批斗会的，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我疑惑着，忍受着赵小凤的调戏，敢怒而不敢言，也不敢动地仍然低头弯腰地噘着。
赵小凤走到我身边，“你不老实，得把你捆上。”
她真的取出一团麻绳，走到我身后，“鲁小北，给我老实点。”
我是丝毫不怕她的，又知道卫小光他们今天有别的事儿，便不解地问：“谁批斗我？”
“谁批斗你，当然是革命小将批斗你了。”
说完又补充一句，“卫老师说了，今天把你弄到赵老疙瘩家一起陪斗。”
我仍然疑惑着，甚至产生怀疑，虽然那时时兴陪斗，但我和赵老疙瘩风马牛不相干呀。
我想说出我的疑问，但我没说出口，也不敢反抗，任由她用麻绳将我的双臂反绑。
绑的不是很紧，也不是日常所见到的批斗会上那种五花大绑，而只是将我的手腕在背后捆到了一起，不过我的手是不能动弹了。
赵小凤捆完了我，然后关灯，关门，背着卡宾枪押着我，离开了大队部。
天仍然黑的什么也看不见，风继续刮着，赵小凤押着我向南走，走了一阵子，我又感觉不对劲，赵老疙瘩家住在村西，可我们走的却是回家的路。
我更加重了怀疑，回头问道：“去哪儿呀？”
“不许说话，老实点。”
我们继续走，不一会，已经到了我和她家共同的小南半街（我和她家住在最村南，我们的家对面已经没有人家，故称南半街），我更不解，便想再说什么，她却不等我说完，便哧哧笑着对我说：“鲁小北，谢谢你陪我走一趟呀，天这么黑，又刮这么大风，我一个不敢走的。”
啊！原来她是因天黑风大不敢走夜路，让我来陪她的。
我要气炸了，但双臂被反绑着，却又奈何她不得。
这时已经到了家门口，我愤怒地：“给我解开。”
“我不，解开你要打我呀，哼！回家让郑老师给你解吧。”
说完竟自跑进了她家的院门，从矮墙上又探出头来说了一句：“绳子明天还给我呀。”
我只好反绑着双臂回到家中。
妈妈仍然在等我，见我双臂反绑，便急急问道：“孩儿，他们怎么批斗你的？一直噘着吗？打你没有？”
我说了实情，妈妈一边为我松绑，一边念道：“这个调皮丫头。”
到了正式召开批斗会的前一天的下午，我比往常提前半个小时到校，侯茹老师说还要在正式开批斗会前再走几遍台。
那时有好多同学是没有午休的习惯的，我们到校时，教室里已经有好多的人。
侯老师还没到，但红卫兵的连长指导员却全到齐了。
我进教室时，赵小凤在看她主持用的稿子，汪海龙则在组织几个红卫兵骨干，积极地一遍又一遍地将已经早我到校的另外四个地富狗崽子押着走上走下。
“鲁小北，快点！就你妈屄的来的最晚。”
汪海龙大声地冲着我叫唤。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想还嘴，但嘴角动了一下，没有出声。
我走过去，便被汪海龙等二人揪住。
我想表现出一点不服气的样子，以保留点面子，但看看其他的四人正象个布娃娃般任人摆弄着，又嗅到今天的气氛，便没敢怎么，而也和他们一样，任汪海龙等人对我揪过来揪过去。
“你们几个，朝墙立正站好”，汪海龙大声叫唤着，命令那四人朝着墙壁罚站，然后又对着其他几个斗争骨干说，“鲁小北迟到，现在专门给他一个人开开小灶。”
赵小凤显的有点不耐烦地又重复了一遍，“把反革命地主崽子鲁小北带上来！”
两个我同班的革命小将，一左一右扭住我的胳膊，在讲台旁边大喝一声：“走！”
于是，我便被这两个个头都比我矮半个头的小子押着走上讲台。
到了讲台中间，二人又共同用力，将我的头使劲往下面按去，按到我的头几乎与膝盖同高了，才特别用力地将我的双臂用力向上抬起来。
于是二人下去了，我便保持了这标准的喷气式姿势噘在那不动了。
“不行”，一个红卫兵女将开口了，“你们两个比鲁小北矮，从带他出场时，就要把他的头按到很低才行，至少不能高于你们，这样不好看，显着革命者还不如反革命者高大呢。”
汪海龙拍手叫起好来，“哎，有道理，有道理，说的就是有道理，你们应该这样”，汪海龙说着，冲着我喊道，“鲁小北，给我滚过来。”
全班的同学都在围观着我，我本来想给汪海龙点颜色看，但一想到他们是以革命的名义对我我实行专政，便没敢怎么样，只是极不情愿地慢吞吞走到汪海龙身边。
汪海龙根本不管不顾我的态度，拉了一个红卫兵，二人一起，重新扭着我的手臂，按着我的脖子，汪海龙一边做还一边讲解，“你，象我这样，按他这，哎，对对，就这样”，我的头被用力地向下压去，压到几乎与腰等高了。
我只能看到我自己的脚和其他同学的脚，不敢抬头，因为真的很羞辱。
将我押到了讲台中间，汪海龙仍然在调整着我的姿势，“把腿绷直，对，绷直了，把屁股往上抬，使劲抬，对，给老子老实点。”
调整好了，又指着我对其他几位斗争骨干说道，“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不行，头埋的太低了，又没站凳子上，坐在下面都看不到人了。”
一个红卫兵小将又提出意见。
也有不同的声音，“怎么看不到哇，能看到，批斗会吗，就是要他们噘的越低越好呀”，围观的同学中一个女生对那说话的回了一句，“人家噘着不累呀？走个形势就行了，至于这么折磨人家吗？”
另一个女声附合着，“就是，人家挨斗已经够难受的了。”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反而愈加羞辱难当。
但女生也并不都这样具有怜悯心，一个扎着两只短辫，穿着绿色军装，系着腰带的女红卫兵说的就和那两个围观的女生不一样，“噢！对了，到时押解他们到位置上以后，要用脚踢一下他们的腿，你看每次批斗会上民兵就是这样踢四类分子的。”
她不仅建议了，而且还走到我的身边，取代了那个一直按着我脖子的男生，一支小手按住我的脖子，脚则向着我的腿部踢来，突然又发现我的双腿是并拢着的，便又对着我说，“鲁小北，把腿叉开一点。”
我按她的要求将双腿略略分开了一点，她这才又一脚踢来，正好踢在我的脚踝上，虽然力度算不上很重，但还是让我疼了好一下子，更重要的是，让一个女生这样弄，感到特别地难堪。
“到时你们几个，上来的时候都先不要把腿并的太紧”
这位女闯将对着我们说着，“要等到踢了你们几下后再完全并拢，听到没有？”
我没言语，但那几个面壁的四类子弟却全都冲着墙回答道：“听到了。”
“来来，试一遍，试一遍。”……一直到下午上课了，这次预演才算告一段落。
照例，下午仍然是劳动课，给玉米锄草，于是包括我们几个准备挨斗的和汪海龙等几个准备批斗我们的，又都集合起来往玉米地里走去，参加革命生产了。
这时的玉米已经长到一人高，棒子却还没有吐穗，人没在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里，燥热难当。
好不容易锄草锄到地头了，我口渴的很，便走到一处机井旁喝水。
在路过另一块地时，隐约听到有人说话，似乎还有人哭泣。
这块地今天没人劳动，怎么会有声音呢？好奇心驱使着我向着发出声音的地方走过去，在穿过几行密密的玉米垅后，我看到了声音的来源。
原来，是汪海龙等几个坏蛋正在欺负准备和我一同挨批斗的地主崽子。
大概他是受到了威胁或打击，此时这个长的很高大却十分懦弱的地主崽子正跪在地上，抱着踩在他胸前的汪海龙的一支脚，可怜地叫着，“爷爷……海龙爷爷……”
在我看到他们的时候，几个人也看到了我，“鲁小北，过来叫几声爷爷，明天批斗会上少让你挨几下。”
我轻蔑而又仇恨地迎着他们看了一会，便扭头往回走，但很快，几个坏蛋便追上了我。
我不理他们，继续往前走。
几个人追到我前边，堵住了我，我站定脚，直直地与他们对视着。
对峙了一会，我又朝着既定的方向往前走，他们就站在我前方，我是做好了打架的准备的，但那两个小子大概怕不是我的对手，在我即将冲撞到他们身体上时，却让开了挡着我的道，只是嘴里叫着，“鲁小北你等着，明天批斗会上有你好看。”
我不说话，继续往前走了。
因为第二天要挨斗，让人感到没面子。
这天晚饭后，我没有去外面找人玩闹，而是在家里无聊地呆着，可夏天天长，无所事事的我在屋子里磨皮擦痒地呆了一阵子，还是向着外面走去，可去哪里我却并没想好。
就在我将要走出大门时，邻居赵小凤家屋门响起，并有说话声，我扭转头望去，看到那也将要与我同时挨斗的女同学仝玉兰和她的妈妈，正从赵小凤家的屋门口出来，我便停住脚步，看着矮墙那边的几个人。
看样子是赵小凤和她妈妈在往外送客，但明显的母女二人却并不太客气。
只听赵小凤的妈妈不太耐烦地说：“哎呀她只是报个节目单念念广播词，会怎么开又不是她说了算。”
可那个妈妈却说，“她是指导员呀，是干部，让谁多噘一会让谁少噘一会不全是她在下指示吗”，说着又转脸对着赵小凤，“是吧小凤，到时你可要多照顾你妹呀，大姨求你了……”
说着说着，她的膝盖竟然打起了弯，向着地面屈下去。
看着马上就要跪下去，赵四婶赶忙走上前一把抓住她的双臂，“哎呀你要干什么？我说了她说了不算的，她没那么大的权力，那都是人家写好了她照着念的。”
那个罗嗦的妈妈仍然在唠叨，又对着自己的女儿说：“玉兰你快求求姐姐呀！”
仝玉兰倒没象她妈妈那么罗嗦，在妈妈的一再催促和拉动下，这才走到赵小凤的面前，低下头，叫了一声：“小凤姐……”
就又不说话了。
赵小凤早已十分的不耐烦，这时更是一跺脚，索性掉转头往屋子里走去，走了几步又被她妈妈喊住，她停住脚，噘起小嘴站在那，不往这边看。
又罗嗦了好几句，那母女二人才终于走出了赵家的小院。
赵四婶进屋了，赵小凤仍然站在院子里。
好一会，她看到了我。
大概这时她既不想进屋，也不想去送客，便直直看着我。
我不失时机地跟她打招呼，她便向我走来。
“她们来干吗？”
实际上我已经看出名堂来，但还是没话找话地问了一句。
“明天开批斗会，不是我主持吗，仝玉兰她妈妈非求我怎么怎么照顾她，烦死了。”
说到这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我说，“啊对了，你明天也要挨斗的吗，你怎么不求我？”
“求你……好哇！你要我怎么求你？要不，我给你跪下，用嘴亲你的脚，行吗？”
她终于噗哧一下笑了，“嗯，行啊！你再爬两圈，学几声狗叫，明天我让你多发会言少噘一会。”
她脸上的阴云这时才完全散去。
我也没事，她也没事，就各站在自家的院子里隔着矮墙聊了好一会，直到天渐渐黑下来，才各自回到各家的屋子里。
到了批斗会正式召开的中午，最后一次走台。
我们几个地主富农狗崽子仍然象个木头玩具般的任革命的小将一遍又一遍地演练着，在又一次押我下台时，因为汪海龙耸我的力太大，使我一脚踩空，全身向前裁去，正欲向前跌倒的头，撞到一名小个子女生的脸上。
那女生尖叫一声，毫不犹豫地扬起手，“啪！”
地一下，不偏不斜，正打在我的左脸上，打完，她还不忘骂了一句：“地主狗崽子！”
我还没完全进入到挨斗的角色，让一个小女生这般打嘴巴，还无法忍受，便一把将那女生仍然扬着的手抓住……“地主崽子要耍流氓！”
“鲁小北不老实，把他捆起来！”
几个红卫兵喊起来，让原本就迟疑着不知该不该出手的我更加地迟疑，很是狼狈地将那只手放开。
我的双臂再一次被汪海龙等紧紧地扭住。
这一下，很快让几分钟后即进到教室的班主任侯茹得知。
她原本就不放心我，这下更是加重了她的担心，便很是气愤地命令我在几排课桌的中间空地上噘着，然后她坐下来，用教鞭一下一下地打着我从背后高举着的手臂，一句一句地教训着我，每教训一句，就要我回答一遍还敢不敢呀，认罪不认罪呀等等。
教室里空地不大，噘着的我身边全是围观的同学，近到好多人就蹭到我身上在那围观，我很怕即是班主任又是造反副司令的侯老师，老实地按照她的问话一句句应着。
这时，刚才那个被我撞了一下的小个子女生，挤到我的面前，又一次抡起手，“啪！”
地一下，打了我一个更响亮的嘴巴。
这第二次挨嘴巴，我一动也没敢动，仍旧倒背着手噘着。
说实话，在这个时候，就是让我抬头我也抬不起来了，没脸抬头了。
侯老师仍旧不放心，对着汪海龙问道：“鲁小北你们有把握吗，批斗会正式召开的时候他要不老实，不就扯我们全班阶级斗争的后腿了，我们班搞阶级斗争可是一直在全校排第一的。”
“您放心。”
汪海龙为了表示他对我的驯服程度，便又一次对着我叫起来：“鲁小北！给我站直了。”
我一直是噘着着自己的脚背的，突然直起腰，要面对众多围观的同学，脸却不知往哪里放了。
汪海龙再次下达口令：“听口令，原地跑步——走。”
我打心眼里不服他，便磨蹭着，不想照他说的去做。
侯老师发话了，声音不大，但很威严，“鲁小北，你想抗拒无产阶级对你的专政吗？”
之后略一停顿，向着墙角甩了甩头，命令，“把那水筒，抱起来。”
教室的墙角，放着一只盛了大半桶水的洋皮水筒，是打扫卫生时用来洒水的。
我走过去，双手搂着筒身，抱了起来。
侯茹重复了刚才汪海龙的口令，“原地，跑步——走。”
我的脑袋里飞速地转动了几下，很快意识到如果我坏了她的面子，可能会十倍地偿还，那代价就太大太不划算了，想到这，我抱着那只装有几十斤重的水筒，原地跑起步来。
“腿抬高点！”
侯老师用手中的教鞭朝着我的腿重重地打了一下。
于是我认真地踏着步子跳动，水筒中的水在我的跳动中不住地往外飞溅着大朵大朵的水花，弄的紧挨着我的同学们纷纷后退，只剩下我一个人滑稽地按照命令做着那狼狈的动作。
许多同学起哄地喊着：“一二一”、“一二一”，跟着便是一阵哄笑。
当年残酷的阶级斗争，和从记事起便耳闻目睹的父母让人欺辱的现实，让我们这些出身四类家庭的狗崽子，打从骨子里、脑子里便烙下了被专政的印记，我们都知道，抗拒专政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主席，而这样的罪名一旦加上，轻则游街批斗，重了会掉脑袋的。
看到效果已经达到了，侯老师还比较满意。
于是正式的批斗会便准备开始了。
会前，我们五个挨斗的，还有十名押解的，在教室的后面站好，等待主持人的命令。
前者五人全都羞的大低着头立正站好，后者十人则分站在我们身后，互相地看着，有的还小声地嘻笑着，也有的则在我们背后小声地警告：“老实点，让你噘高点，不老实的话，把你按到脚面上去。”
指导员——也就是我的邻居赵小凤——宣布将地主阶级的狗崽子们带上来时，那十个红卫兵同学，便两个对我们一个地将我们押到讲台上来，一字排开，把我们的头用力向下压去，同时将我们的双臂从背后向上托举，使其直直地向后上方伸出，然后例行公事一般地将我们的双腿踢了几下，使其紧紧地并拢，他们就下去回到他们的座位上去了，我们五个便象已经听到“各就位”
口令的游泳运动员一样，做着那样奇怪的动作，又象是被施了定身法似的，一动不敢动地噘在讲台上，开始挨批斗。
至于批斗的内容，几乎是千篇一律，最先全是极其空洞的革命口号而已。
象什么不忘阶级苦呀，牢记血泪仇呀，农民阶级如何在解放前吃苦受累养活了地主富农呀，地主资本家又是如何地剥削压迫贫下中农呀，如何听毛主席的话呀，如何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呀，等等等等。
最先是由主持人赵小凤主持批斗的。
在宣读了一大希我的罪状后，她问我，“上次锄棒子，偷摘生产队鸭梨吃的，有没有你？”
我将头低到差不多到膝盖的高度，眼睛看着自己的脚背回答：“有我……我有罪。”
“劳动人民的丰收果实，不许你们这些地主狗崽子来偷摘，听到没有？”
“是，听到了。”
其实，作为盛产鸭梨的我们那地方，劳动中口渴摘梨吃，几乎每个社员都有，但作为四类出身的我，是不许有的，如果有，就是犯罪了。
她又按惯例命令：“噘低点，手不许晃！”
我便两次将举得有些酸了的手臂朝着后上方使劲地举了举。
赵小凤又一个一个问下去，直到把噘着的五个狗崽子每个人都问了一遍。
“批斗大会进行第三项，请八二班红卫兵连长汪海龙上台发言。”
主持人宣布。
汪海龙上台了，他也同样念了一大通主席语录后，开始对我的种种有的与没有的反革命行为进行揭发，每揭发到一段落，还要进行审问，“鲁小北，你爷爷是反动地主，你爸爸是走资派，你妈妈是与人通奸乱搞的破鞋，你们家反动透顶，你知罪吗？”
“是，我知罪。”
我几乎不用脑袋去想，便机械地回答。
“想挤上孔老二的黑船，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是不是你的反动本质？”
我仍旧回答着，“是，我反动，我有罪。”
“我让你反动”，随着这句狠骂，我重重地挨了他一个耳光，脸上一下子象被扎了很多针一样。
“我让你反动！”
又是一句斥骂，又是更重的一击。
那一刻，我好想直起腰来和他打一架，但面对全班的革命师生以及前来观摩的全校革命师生的代表，我明白我现在的身份，我没敢，而是老老实实地噘着，一动也没敢动。
汪海龙发言完毕下去了，于是主持人命令我站直了向人民认罪，我艰难地直起已经噘的不容易一下子站直的腰，按照早已背诵多遍的认罪书上的内容，念了起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正当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广泛深入地揭批林虎、孔老二的复辟阴谋，向着共产主义的美好目标大步迈进的时候，我，一个出身于反动地主阶级家庭的狗崽子，没能从思想和灵魂深处认识到自己骨子里的反动性，没能与反动的家庭划清界限，没能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认识历史上所犯下的罪恶，没能老老实实地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监督与批判，没能……”
按规定，挨批斗时要噘着，认罪时却必须立正站着。
所以发言时，是要面对台下的群众的。
我站着，直立的站着，眼睛却使劲地看着地面的某处，不敢与下面的群众对视，不敢看本来一同居住一同上课一同玩闹的男女同学们看我的目光。
但站着认罪可以让噘久了的腰和举久了的手臂得到休息，因而是一种不错的缓解机会。
我继续空洞地上纲上线的认罪，尽量地拖延时间，以努力加长这难得的休息时间。
但什么时候站直了什么时候噘下去却并不是由我们这些挨斗的阶级敌人说了算的，就在我背书式地认罪认了七八分钟后，主持人赵小凤打断了我的话，“鲁小北，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想老实认罪，给我噘下去。”
这是批斗会的程序，早在彩排时就知道了的。
于是，我停止了站立认罪，重新弯下腰，举起臂，噘着了。
一个又一个革命小将上台发言、喝斥、审问，但象汪海龙那样打耳光的并不多，不过还是有同学用手按住我的后脖子，一边往下压一边命令着：“给我噘低点，狗崽子！”
我噘着屁股，背着双臂，还要受人这样摆弄与打击，一种莫名的感觉一下子涌满了全身。
这感觉，是屈辱，是愤怒，还有一种我当时并不愿意承认的－－－－因受虐而引起的快感。
一个别的班的男生，他没有上台来发言，却不知从哪捡来一块霉烂的老倭瓜，一边喊着：“鲁小北噘着累不累，请你吃个倭瓜”，一边从远处将那倭瓜向我砸来，但他的准确性差了点，烂倭瓜带着风声擦着我的脖子飞过去，“叭叽”
一下子煳到了紧挨着我噘着的仝玉兰的头上，教室里的男女同学发出一阵哄笑。
又一个女红卫兵上台继续发言了。
仝玉兰就在我的右侧噘着，因为我们都是头朝下看着脚面噘着的，我不用歪头，就能看到她的脚，也看到她的眼泪一颗又一颗地落到她的脚尖前面的地下，但她没有敢哭出声来，真的，我靠她那么近，一丁丁点的声音也没有听到。
我好奇地稍稍转过脸去看她的脸，那散发着霉臭的老倭瓜，就端端正正地落在仝玉兰脑后的两个小辫子中间，因霉烂而流淌出的浓浓的黑黄相间的汁液流过她的脸颊，集中到她的鼻尖上，又和着她的泪水滴落在她的脚下。
这来自六年级的红卫兵代表正在激情满怀地发着言，照本宣科地读上一段后，便审问起来，“仝玉兰，上次我们为生产队积肥，大家都脱了鞋到猪圈里，你为什么要穿着鞋下去？”
仝玉兰噘着回答道：“我怕扎脚。”
“为什么怕扎脚，这是你剥削阶级思想在作崇，你仍然妄想回到万恶的旧社会，什么也不干，过你们吸血鬼的日子，对不对？”
“是，我有罪。”
审问了几句后，她又继续发言，又读了一大段后，她的矛头又转移到另一个挨斗的女生身上，“白莎莉，你狗爹是个什么东西，旧社会读了资本主义的书，给你取了资产阶级的名字，你这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你老实交待，是不是这样？”
那个靠近仝玉兰另一侧噘着的女生也按部就班地回答着她的问题。
于是她又接着批，直到将我们五个四类狗崽子全部批了一遍。
在她发言时，我又偷偷偏了几次头向仝玉兰看去，那比足球略小一些的烂倭瓜仍然始终纹丝没动地顶在仝玉兰的头上，极其滑稽而又可怜。
其实，只要她稍稍偏一偏头，就可以将倭瓜甩下去，不过换了别人也许真的会这样做，但她仝玉兰不敢，在这样无产阶级专政背景的批斗会上，她一丁丁点也不敢改变红卫兵给她规定的挨斗的姿势，屈辱地顶着那块臭气熏人的烂倭瓜老实地噘着。
那激情怒放的红卫兵代表发言结束后，主持人赵小凤点名要仝玉兰认罪了。
“仝玉兰，站起来交待你的反革命罪行。”
仝玉兰按指令直起腰来，那烂透了的臭倭瓜这才顺着她的脖子、后背滑落下来，但她的头上、脖子上、却仍然留下粘呼呼的几大块，顽固地沾附着不肯离开。
她按照事先准备的认罪词背诵道：“我爷爷开大车店，靠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罪恶滔天……”
只说了这么两句，也许是忘记了，也许是紧张了，竟然顿住了，没词了。
等了好一会不见她继续发言，赵小凤便大声喝斥到：“仝玉兰，你想抗拒人民对你的专政吗？继续交待！”
仝玉兰这才又说，“我有罪，我认罪……”
但有什么罪认什么罪却仍然没有了下文，她大概是真的忘词了。
看她实在说不出什么，赵小凤便一声大喝，“不老实，给我噘下去！”
于是仝玉兰只好又呈喷气式噘了下去。
批斗到最后时，是我们五人做感想发言。
我们一个一个地直起身子，面对着台下全班的同学发表感想，大致说的都是：“感谢毛主席，感谢侯老师，感谢革命的群众教育我……我以后一定好好认罪，好好劳动，好好改造……”
持续两节课的批斗终于结束了，第三节课，刚刚挨过斗的我们几个地富狗崽子，又与斗过我们的其他同学一起重新坐到座位上上课了。
那三个和我一样首次被批斗的女同学，全爬在桌子上哭，一直到放学，再也没抬过头。
第二天，那个被我撞了的小个子女生，眼睛竟然肿了，看来我的确把她撞的不轻。
不过意外的是，到了课间，她却找到我，一反昨天那种泼辣，而显的十分不安地对我说：“昨天你把我撞疼了，我才打你的……其实你也不是有意的……再说，趁你挨斗时打你，也太……”
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努起小嘴。
我正不知说什么，她又继续支吾着说道：“要不……我赔你一根铅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