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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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风华正茂的八路军女兵和女干部悲壮而惨烈地毁灭在日寇的魔掌之中。
我的一位熟人、终生研究抗战史的权威专家告诉我，在我军的军史上，这是仅次于1936年西路军妇女团全军覆没的第二次我军女兵部队整建制覆没的事件。
但是，比西路军女兵更加不幸的是，无论是在国、共双方的军史、战史上，还是在日本的战争记录中，都找不到关于这次血案的正式记载，只有个别老首长在回忆录中有只言片语提及此事。作为这次惨案为数极少的幸存者之一，在即将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之际，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我要向今天的年轻人说出历史的真相，以告慰无数战友的在天之灵。
我1920年生于一个旧官僚家庭，祖父作过北洋大臣的幕僚，父母却都是庚子赔款留洋学生，因此我从小受的是西式教育。我15岁那年进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读书，就在这一年，爆发了一二九抗日运动，刚刚摆脱童蒙的我，被卷入了事关国家存亡的政治大潮。
我所在的女一中是这场风暴的中心之一，我和当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以自己的全部热情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运动中，我接触了党的组织，1936年6月，经长我两届的学姐沈茗介绍，我加入了青年团。
随着日寇的步步进逼，华北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我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在学生中开展工作，很快成了学生界党的骨干分子。随着局势的恶化，平津的大专院校纷纷南迁，战争的空气越来越浓了。父母担心我的安全，准备送我到英国去继续读书，可我不愿意在自己的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离去，经过无数次的抗争，终于留在了战争乌云笼罩下的北平。
不久，全面抗战终于爆发，次年，我中学毕业进入北平女子师范学校。这时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抗日活动骨干了，我当时已是预备党员，受华北局群工部一位姓刘的同志直接领导。
1939年初夏的一天，老刘突然通知我到一个秘密地点开会，到达后我发现屋里已有十几个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很不寻常的。最让我惊喜意外的是，我竟发现了我的入团介绍人沈茗。
她早两年上了燕大，抗战爆发后就没有了音信，我一直以为，她随学校南迁了，没想到她竟然还留在这日寇铁蹄下的古都。
老刘向大家简要介绍了局势：抗战爆发后，我军向华北敌后积极发展，在山岳地区站稳脚跟后，又开始向冀中平原发展，目前在冀中平原已经建立了数块根据地和游击区。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干部明显不足，根据这一情况，华北局决定从平津等大城市抽调一批骨干充实到各根据地去。我们这批人马上就要启程前往抗日根据地。
听了这个消息，我们都兴奋不已，一年多了，在日本人鼻子底下开展工作，大气都不敢喘，这下要到我们自己的根据地去了，谁不高兴呢？当夜我们就分头上路，经不同的路线进入了根据地。到根据地后，我被分配到冀中分区三区群工部任妇女干事。沈茗比我到的晚，她被分配到军区敌工部工作，我们见过一面，她就匆匆地又上路了。根据地的生活是舒畅的，但也是残酷的，几乎每天都在反扫荡中度过，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我自己也随时准备牺牲。
一年多时间就这么过去了，1940年下半年，在敌后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面，党派我到定兴县担任县妇救会长，那年我整整20岁。我到任之前，定兴县已牺牲了5位县妇救会长，我是第6任，也是最年轻的一个，上任时我就准备好与我的前任一样英勇赴死。也许是命运的眷顾，我在县妇救会长任上几次遇险，但均化险为夷，大难不死。
1941年中，我再次接到调令，任三区群工部副部长，我是三区第一个活着离任的县妇救会长。到任新职不久，那年的初春，组织上决定送我到军分区去参加妇女干部训练班，听了这个消息，我真象吃了蜜一样，那是我们天天向往的中心区啊。
经过半个月的辗转跋涉，穿过敌人无数道封锁线，我们终于进了山，到达了中心区南罗山，我真觉的是到了家。几天以后，参加妇训班的同志陆续到齐了，学员都是各区妇女工作的负责人，也许是斗争过于残酷，干部牺牲太快，参加妇训班的同志年岁都不大，最小的五区宣传部长夏雪莲只有20岁，年纪最大的一位大姐谭萍也不过26岁，而且几乎都是城里来的“洋学生”干部。
最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又见到了沈茗，她已从军区调冀中分区敌工部一年，任副部长也将近半年了，这次她也参加了妇训班，而且是我们的班长。在这种残酷的斗争环境中老友重逢分外高兴，望着成熟、端庄的沈茗，我心中激动不已，这两年多中不知有多少次，在身处险境时我想到过：可能再也见不到沈茗了，可现在我们又见面了，我知道，经过九死一生，我也不再是两年前那个一身稚气的小姑娘了。
我们俩拉着手，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渐渐地，话题从刀光血影的对敌斗争转到了女儿家的悄悄话。在我的刨根问底之下，沈茗终于向我“坦白”，她快要结婚了。她的爱人是分区张副司令，他们恋爱已经半年了，组织上正在审批他们的结婚申请。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中不免涌出一丝惆怅，两年中我心中曾经有过一个人，他曾是我的直接领导，但我还没来得及向他表白我的感情，他就牺牲了。
随时可能牺牲的残酷环境让我的心冷了。
训练班的生活是愉快、舒畅的，不用每天担心敌情，不用半夜起来跑情况，姐妹们都说自己养白了养胖了。不过也有一件事让我有些别扭：大家都轰轰烈烈地谈其恋爱来了。部队男多女少是客观情况，尽管组织上对结婚有二八团的严格规定，但仍有许多身经百战的干部没有结婚。妇训班一下来了二十几个青春年华的女干部，无可避免地成了他们的目标。
从训练班一开班，就不断有男同志经老首长老战友介绍来找班里的女同志。
全班23个人除谭大姐已经结婚、沈茗名花有主之外，全有人介绍对象，有的干脆就是军分区首长指名道性派下来的任务。我对这种近乎于指腹为婚的方式很不以为然，觉的我们都是五四后的新青年，怎么能接受这种没有感情基础的指定婚姻呢。加上我心底深藏的那快心病，我对这样的“恋爱”怎么也提不起兴趣。连续两个首长介绍来的男同志都被我礼貌地拒绝了。
八月初的一天晚饭后，沈茗忽然神秘地叫上我，向北山坡走去。那时晚饭后各单位都有固定的科目，而唯有我们这个训练班，分区首长特别批准晚饭后至熄灯前这段时间自由活动，是留给我们的恋爱时间。北坡是分区首长的驻地，我不知沈茗要干什么，懵懵懂懂地跟她来到一座小屋前，我听见里面是两个男人在畅怀地谈论着什么。
沈茗推门进屋，我这才看清张副司令坐在屋里，他对面还有另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同志。张副司令我认识，他给我们讲过游击战术，另一位看着眼熟，但想不起是谁。沈茗指着我说：“老张、老郑，这就是小关，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算我的娘家人了。”
接着她又对我说：“小关，组织上已经批准我和老张结婚，我们打算过些天举行婚礼，老张说，请你来一块庆祝一下。”
我红着脸点点头，有些不知所措，在副司令面前，我还是有点拘谨。沈茗看出了我的拘谨，拉着我在一边坐下，大家拉起了家常。张副司令很随和，言谈话语中似乎知道我在恋爱问题上是班里的个别分子，但也并不介意，甚至和我开起了玩笑。
对面男同志自从沈茗叫出“老郑”，我就知道他是谁了，他是分区头号主力部队十六团的团长郑明强。他在冀中地区可是赫赫有名的虎将，他的十六团鬼子提起来都竖大姆哥。他带部队在3区打过几仗，他的名字我听的太多了，可本人我只是开大会时远远地见过两次。老郑很健谈，大家天南海北地一聊，我吃惊地发现，他不光谈起打仗来眉飞色舞，竟然经史子集、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让我这个师专没毕业的女学生自愧不如。
细问之下才知道，他原来毕业于南开大学，在学校里就入了党，毕业后受党指派到西北军做兵运。抗战爆发后拉起了一支队伍，越战越勇，就是现在赫赫有名的十六团。
我被他传奇式的经历迷住了，和他热烈地交谈了起来，不知不觉中，沈茗和张副司令悄悄地离去，屋里只剩我们两人，一直谈到熄灯号响。该就寝了，我依依不舍地与老郑告别，问了他还能否见到他，他笑着对我说：“我们刚从外线回来，正在补充整训，我会来看你的。”
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心里翻来覆去就是郑明强，忽然脑海蹦出四个字：一见钟情。我的脸顿时热的烫手。
训练班的课程还在继续，可我的心境完全不同了，一过晚饭时间就站在山坡上遥望山下的大路，几次被沈茗看见，用手指放在脸蛋上羞我，这时候我就捅捅她：“还不是你搞的鬼！”
老郑几乎隔一两天就来一次，我们什么都聊，每次都聊到熄灯号响。时间过的飞快，很快就过去半个多月，8月20日是个星期天，按规定休息半天，整理内务，沈茗告诉我，他们打算就把婚礼办了。我心中开始涌出一丝惆怅，我们的训练班马上要结业了，9月初过后我们就要回各区了，我已经得到消息，沈茗将任分区敌工部长，我也将任3区群工部长。可我不知怎么，心里总是沉甸甸的。
星期六的晚上，老郑又来了，我俩坐在山坡上的小树林里相对无语。沉默良久，老郑忽然抓住我的手说：“小关，我爱你，嫁给我吧！”
我感觉到他的手心都是汗水，我的心里又是激动又有一丝淡淡的悲伤，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我抬起头呆呆地望着他，眼里吣满了泪水。他好象明白了我的心思，拍拍我的手说：“我马上打报告，咱们年底前结婚！”
我一头扑到他的怀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们就这么倚偎着，谁也不说话，直到熄灯号响。
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仍是上课，中午一下课，大家就都跑到北山坡张副司令的小屋里。谭大姐带人把沈茗的军被搬了过来，与原有的一床并排摆在一起，这几乎是部队婚礼的标准仪式了。大家吵吵嚷嚷地围着新娘子沈茗要喜糖吃，副司令的炊事员把一大萝白馒头和一荤一素两大盆菜摆上了桌，这就算是副司令和沈茗的婚宴了。饭菜下去了一半，大家才意识到副司令还没有露面，司令部、敌工部的同志们也没有来，沈茗有些不安起来。
我走过去抚着沈茗的肩头安慰她说：“别急，副司令可能有什么临时的急事绊住了……”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低沉的嗡嗡的响声，紧接着就传来轰隆隆的炸弹爆炸声。爆炸声一落，外面传来了急促的紧急集合号声。号声就是命令，大家立刻站起身来，向我们的营房奔去。刚回到营房，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有人翻身下马，是政治部的通讯员。
通讯员见到沈茗，立正敬礼后传达命令：“沈副部长，敌人突然开始扫荡，前锋部队已到秦家岭，分区命令你们立刻向刘家垴集中！”
沈茗看了一眼命令，回头对大家道：“快，马上回去打背包，15分钟后出发！”
大家轰的一声跑向自己的宿舍，沈茗也抓起刚搬回来的被子，打起了背包。
天黑以前，我们就赶到了刘家垴，这里是分区后勤部的主要驻地，分区的军械厂、被服厂、印刷厂等都在这里。
我们到达时，看到人们正在紧张地坚壁清野，埋藏无法带走的笨重机器。我们到达村口，看到政治部刘主任正在等我们，他身后站着十几个女兵。看到那群女兵的领队，我明白了，这是抗大二分校女生4队。她们在分区也是一支很引人注目的队伍，队里的学员比我们训练班要大一些，基本上都是区一级的领导，她们的领队、分区干部部副部长杨君茹我认识，我来妇训班报到时她找我谈过话，我清楚地记得，她已有几个月的身孕了。
刘主任和沈茗握过手后严肃地说：“时间很紧迫，马上到村西吴家大院里集中！”
我们赶紧赶往村西，路上忽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支大部队急急地超过我们而去。忽然一匹战马在我身边停了下来，从马上跳下来的是郑明强，我的心急促地跳了起来，他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跨上马赶部队去了。松开他的大手，我的手里留下了一只小巧锃亮的白郎宁手枪，打开弹匣，里面是满满一匣黄澄澄的子弹。握着这还带着他的体温的礼物，我几乎掉下泪来。
我们到达村西的时候，看见吴家大院的门口站着一位二十四、五岁文质彬彬的女军人，正急切地四处张望着，我认出她是分区白求恩军医学校（简称白校）的范校长范宜君。白校是军区聂司令的掌上明珠，为军区各部队和各区输送了大批医务人员，范校长自然也是在全军区桃李满天下的大名人了。
从大院门口望去，150多名卫校学员已经整整齐齐地坐在背包上随时准备出发了。
范校长看见我们，急切地迎了上来，还没有打招呼，从我们身后匆匆而过的十六团的队伍忽然停了下来，一个魁梧的军人带了一支小小的队伍走了过来。走到近前我们才看清楚，过来的队伍有近20人，虽然都穿着军装、背着背包，但从他们稚嫩的面庞看，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而且女孩子占大多数。
我认出其中的一个：宋丽，这个16岁的小姑娘是烈士遗孤，军区育英学校冀中分校的学生，和我们一起搞过联欢。
看着这群小姑娘，脑子不由得转了起来。育英学校的学生都是首长的子女、着名民主人士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共有百十人。看来他们中年岁大一点的男孩子都补充到部队里去了，小孩子都就地安排了，剩下的主要是没有战斗能力、但又能够跟部队行动的十几岁的女孩子和少数男孩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全分区的女同志差不多都集中到这了！敌人历次扫荡，极少能进入我们的中心区，即使进来，也只能停留极短的时间，因此，女同志为主的单位一般都是分散活动，只要在根据地内活动，避开敌人的锋芒就可以了。现在把女同志都集中起来突围，难道情况确实非常严重了。
不容我多想，刘主任已经开始向各单位首长交代任务了。刘主任说：“敌人这次来势很猛，调动了十万兵力，号称十路并进，铁壁合围，要把我冀中分区一网打尽。分区决定，机关各单位要尽快跳出包围圈外，使主力部队能够放手与敌人周旋。因此决定将分区几个女同志为主的单位集中起来，以卫校为主组成梅花支队，抗大2分校女生4队为梅花支队一分队，分区妇训班为二分队，育英学校7队为三分队，卫校原一至五班为四至八分队，由范宜君任支队长，杨君茹任政委，沈茗任副支队长。你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女同志带到安全地带。到达安全地带后，一、二分队就地结业，所有人员回原单位参加反扫荡，三至八分队分区另行安排。”
听了这个命令，所有人心里都沉甸甸的，看来敌情真是前所未有的严重啊。
刘主任好象猜到了大家的心思，拉过站在一旁的魁梧的男同志说：“任务确实很艰巨，但你们不要担心，分区专门派老六团来给你们护驾。李司令说了，梅花支队是咱们分区的宝贝，别让鬼子碰坏了！”
听到这里，大家松了一口气，老六团是红军老底子部队，分区首长的拳头，这次拿出来专门护送我们梅花支队，大家心里就踏实多了，但这也说明这次的任务有多么险恶。刘主任转身对那个男同志说：“荆团长，你的任务是护送梅花支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路上行军打仗由你指挥。”
荆团长敬了个礼立正道：“各位大姐请放心，六团保证把你们送出去！”
听了他的话我差点笑出声来，其实他比在场的几位女同志年岁都大。
任务下达完毕，各分队分头去布置。梅花支队除这几个单位外，还有另外几个女同志，她们来自分区不同单位，都是怀了孕或刚刚生产过的。由于这次疏散安置任务太重，驻地老乡家里无法安置所有的行动不便的女同志，于是这几位怀孕四、五个月和刚生产过的女同志就只有随梅花支队行动了。
刘主任命人赶来一挂大车，卸下几十个木箱子，里面装满了分区军械厂制造的手榴弹。梅花支队的几支队伍除一、二分队的队员和白校几个干部有自己的自卫武器外，再就是白校警卫班的几只长枪了。范大姐让支队所有的人每人领上两颗土造的手榴弹，这就是我们全部的武装了。我悄悄叫过宋丽，把我原来的枪给了她，她在三分队算是大姐姐了，她接过我的枪，脸涨的红红的，说了声：“大姐，太谢谢了。”
我们连夜出发了，路很难走，但谁也没有叫苦，听着身后远处隆隆的炮声，大家心里都有些紧张。我们马不停蹄地走了两天两夜，第三天的清晨我们的队伍停在一条小山沟里休息，六团的警戒部队派出去后，我们一、二分队的这些大姐姐们赶忙分散到其他分队，帮小姑娘们解绑腿、挑水泡并处理一些紧急情况。看着东倒西歪躺在地上喘息的队伍，我暗暗点头。
白校都是些十几岁的小姑娘，最大的不过二十来岁。由于学医须要有一些文化底子，听说她们大部分是大户人家的女孩，还有一些来自城镇。这样的连续急行军，连我都有点受不了，可这些小姑娘除少数几个因来例假掉了眼泪以外，没有人掉队，也没有人叫苦。
部队安顿下来后，范大姐招呼各分队干部去开会，我因为被指定为支队助理员，也参加了会议。荆团长介绍了情况：这两天我们大踏布向西，已经走出100多里，离开了中心区，也避开了敌人突击的主要方向。据分区的敌情通报和六团的侦察员报告，敌人这次共布置了里外三层包围圈，我们现在距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只有20多里地了。敌人的包围圈仍在逐步缩小，也就是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荆团长说：“冲出这道包围并不难，难的是不能惊动敌人，否则被敌人两面夹击就麻烦了。”
他提出，六团以主力攻击敌人的一点，迫其增援，梅花支队则抓敌人的空子钻过去。大家同意了他的计划，荆团长留下两个连，带主力继续向西去了。大家心里都很紧张，敌人越来越近，身边的战斗部队却少了一大半。我们隐蔽在山沟里，听到枪声越来越清晰，天快黑的时候，都能看到敌人宿营燃起的炊烟了。
天刚黑下来，西北方向响起了密集的枪声，面前的敌人果然被调动了，我们爬上山头，能看见大队的敌人向西奔去。大约两小时之后，敌人都过完了，我们乘机钻出了敌人的封锁线。第二天的傍晚时，我们在预定地点与荆团长他们会合了。部队基本没有什么损失，原来他们捅了敌人的马蜂窝后，马上也找空子钻了出来。
队伍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休息了一天，侦察员来报，我们两天前在西面打的那一仗可能让敌人嗅出了什么，现在敌人第二道封锁线西线的主力水原旅团正在向西移动，并缓慢地向心夹击。我们在两道封锁线之间不能久留，否则被敌人发现非常危险。荆团长想了想说：“敌人在移动中，肯定有空子钻，我们向东去，到敌人的鼻子底下去！”
等我们钻到敌人封锁线跟前时却发现敌人虽在移动中，但队形很完整，我们跟着敌人转了两天也没有找到破绽，却几乎被敌人压回了原先的地域。那天一下午，荆团长都紧锁眉头，天黑前，他把我们叫到一起说：“看来非打不可了！”
大家心里都是一惊：敌人围上来怎么办？
荆团长看透了大家的心思，拿树枝在地是画了个简图解释说：“敌人的封锁线虽然没有漏洞，但有薄弱环节。齐家沟纵切敌人的封锁线，只有伪军一个中队警戒，我们就从这里冲过去！为给敌人造成错觉，我们只动用少量兵力，伪军夜里听见枪声不敢出来应战，我们也不准备消灭它，冲过去就行。”
天黑以后，部队开始行动了。六团以两个营泰山压顶般的压向齐家沟两侧的山梁，迅速解决了敌人少量的警戒兵力，只以一个连向沟里的伪军发起了攻击。
尽管我军枪声稀疏，伪军果然也只敢乱放枪，不敢露头。梅花支队在六团的掩护下迅速从敌人营地近旁穿插出去。六团的那个连与敌人纠缠到天快亮，待日军援兵赶到，作出不支的样子退回二道封锁线里面去了。
连过敌人两道封锁线，大家都很兴奋，看来敌人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就要跳出敌人的包围了。可荆团长的表情却越来越严峻了。
第二天晚上部队宿营以后，他把干部们召集到一起说：“现在就剩下最后一道封锁线了，大家千万不要松懈。因为出了这道封锁线，就是浅山区和平原地区了，有利于敌人机动而不利于我们隐蔽。因此我们还不能惊动敌人。”
接着他下了一道命令：全体彻底轻装，除武器、干粮和随身衣物外其余物品，包括被褥全部丢弃。
看着大家吃惊的表情，他解释说：“外围封锁线的敌人实际上是敌战役机动兵力，发现我军的动静就会扑上来，但不发现主力不会全力扑下去。因此，我们的战术就是和敌人捉迷藏，露一点头给敌人看，等他们扑过来就躲开，带着他们钻山沟，等把他们拖的筋疲力尽，神经麻木了，我们就可以钻出去了。不过，我们也要准备自己筋疲力尽。所以要彻底轻装。”
轻装的命令下达了，大家把所有的家当都丢掉了。当晚，我们就开始和敌人捉起了迷藏。我们刚一露头，果然就有大队敌人跟上来，我们翻山越岭将敌人甩掉，然后在引敌人出动。这样跟敌人在山里转了两天，敌人果然开始麻痹了。
这天我们从封锁线上调出一大股敌人，他们不紧不慢地跟在我们后面，大概以为我们是这几天屡次出现的小股骚扰部队，想讨点便宜罢了。我们故意和敌人兜圈子，转了一天一夜以后，我们开始有意把敌人引向北面，待走出半天的路程后，不等天黑下来，留一个连继续诱敌向北，大部人马突然向东南急进，抢出敌人闪出的缝隙。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高强度的强行军，部队从一开始向南，就几乎一直是一路小跑，姑娘们跑的上气不接下气，连我们这些成天跑情况的“老兵”也开始吃不消了，暗暗盼着停下来歇口气，哪怕是一分钟也好。可从前面不断传下来的命令始终就是一个字：“快、快、快！”
一直急进了两个小时，部队才停下来，大家喘还没有喘匀，前面又传下了命令：全体女兵将头发全部塞进军帽，解下绑腿，每5人为一组用绑腿连在一起。大家的心立刻又通通地跳起来：生死关头到了，脱离险境就在这最后的一冲了。
出发的命令还没有下来，却见黑暗中从前面摸下来一队黑影，每到一组女兵面前就有两人出列，分别站在女兵小组的头尾，并将绑腿栓在自己的胳膊上。我心中一热，荆团长想的真周到，这群小女兵都已经跑的筋疲力尽，有老六团的战士们在女兵队伍里，大家都放心多了。冲刺开始了，行军的队伍从单列变成了四列并排，一声不响地默默向前奔去。没跑多远就进入了封锁地带，这时我们才明白荆团长为什么下了那样的严令。
敌人在这条封锁线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整个封锁线的纵深竟有数里地宽，这个范围内的大树，都被砍掉或烧掉，露出光裸的土地，月光下行进的队伍一览无余。在封锁线内隔不远就有一堆篝火，在篝火旁边我们看到倒毙的敌巡逻兵。大家都明白，危险近在眼前，每一分钟的耽搁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都咬着牙拼命向前赶。
走了一小时左右，还没走出封锁线，但多数人都已经迈不开腿了，几乎每个小组都是被六团的战士前拉后推，跌跌撞撞地向前挪，几位怀孕的女同志干脆就是被六团的战士架着望前奔。这时我从心里佩服荆团长，要不是他指挥得当，今天不知会有多少女兵掉队！终于见到前面的树林了，大家象见到救星一样扑了进去，躺在地上走不动了。这时荆团长从前面跑了过来，将几位主要干部叫到一起急切地说：“现在还没有到达安全地带，此处不能停留，大家再咬咬牙，翻过前面的山就安全了！”
这时，躺在我身边的一个小姑娘呜呜地哭了起来，我摸过去想劝慰她，谁知摸了一手湿乎乎的东西，借着月光仔细一看，小姑娘的裤裆和半条裤腿都被血染红了。我知道肯定是来例假来不及处理，忙过去帮她解开裤带，掏出自己仅有的一条月经带，匆匆给她戴上，这时队伍又出发了。大家喘着粗气，拼命向山上爬着，虽然我们已经在封锁线外，但距危险只有咫尺之遥，灭顶之灾随身可能从身后压过来，谁也不敢松懈。
从前天与身后这股敌人开始周旋，我们已经几乎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我们跑的浑身发软、嗓子眼冒烟，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爬过前面的山峰就胜利了。真是望山跑死马，眼看着山头就在眼前，可走的都快吐血了，天际还是那么遥远。路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女声：“同志们，咬紧牙关，胜利就在前面了！”
是沈茗，她自己的脸也是煞白，但仍搀着一个几乎站不住的姑娘，嘴里不停地给大家打气。终于爬上山头了，可大家都愣住了，原来这并不是顶峰，顶峰还在前面。大家几乎要丧失信心了。荆团长这时带了一队战士过来，是六团一营。
战士们二话不说，插入女兵的队伍，几乎是一对一、甚至二对一，连推带拽地将梅花支队的队伍拥向前去。最后这段路我们好象不是用自己的腿走的，全身几乎都已没有了知觉，只是机械地随着身边战士的步子移动。
终于，辽阔无垠的大地出现在我们的脚下，我们上来了。前面传来命令“原地休息10分钟”，天啊，还要走啊！好几个姑娘同时叫了起来：“不行，我实在走不动了……”
荆团长跑过来指着东方已现出一丝鱼肚白的天际和远处一片黑沉沉的低矮丘陵对范大姐说：“支队长，天亮前必须下山，到达那里就安全了。否则天一亮十里之外都能看见山上的情况，被敌人发现就前功尽弃了。”
范大姐一咬牙说：“同志们，下山！”
下山十几里路，我们不是走下去的，几乎所有人都是连溜带滑滚下去的，终于，当太阳从山后升起的时候，我们全部安全到达了大山脚下一条浅浅的小山沟里。
所有的人，包括荆团长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梅花支队的队伍东倒西歪地散落在山坡上休息，六团却已整理好了队形。荆团长来到范、杨二位大姐面前郑重地敬了个礼说：“六团护送梅花支队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现在要返回去与分区首长会合，有新的任务，你们继续向西南，到水泉有部队接应你们。”
生死与共十几天的战友要分手了，我看到两位大姐的眼里都闪着泪光。
荆团长口气缓和下来说：“前面侦察员已经回来了，附近30里以内没有敌情，你们可以稍微喘口气再走。”
说完他看了看躺的东倒西歪的女兵们似有不忍地对范大姐说：“大姐，这里也不是久留之地，刚才侦察员报告，分区直属队二支队就在附近，转过这条山沟就能看到，他们也是刚突出来，你们最好和他们一道走。另外，前面有二营的一个班的警戒哨，你告诉他们不必归队了，跟你们一起行动，护送你们到家吧。”
说完他再次敬了个礼，带部队向来的方向而去。看着他们同样疲惫的身影，我们几个人几乎同时高声喊道：“谢谢……”
一群风华正茂的八路军女兵和女干部悲壮而惨烈地毁灭在日寇的魔掌之中。
我的一位熟人、终生研究抗战史的权威专家告诉我，在我军的军史上，这是仅次于1936年西路军妇女团全军覆没的第二次我军女兵部队整建制覆没的事件。
但是，比西路军女兵更加不幸的是，无论是在国、共双方的军史、战史上，还是在日本的战争记录中，都找不到关于这次血案的正式记载，只有个别老首长在回忆录中有只言片语提及此事。作为这次惨案为数极少的幸存者之一，在即将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之际，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我要向今天的年轻人说出历史的真相，以告慰无数战友的在天之灵。
我1920年生于一个旧官僚家庭，祖父作过北洋大臣的幕僚，父母却都是庚子赔款留洋学生，因此我从小受的是西式教育。我15岁那年进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读书，就在这一年，爆发了一二九抗日运动，刚刚摆脱童蒙的我，被卷入了事关国家存亡的政治大潮。
我所在的女一中是这场风暴的中心之一，我和当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以自己的全部热情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运动中，我接触了党的组织，1936年6月，经长我两届的学姐沈茗介绍，我加入了青年团。
随着日寇的步步进逼，华北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我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在学生中开展工作，很快成了学生界党的骨干分子。随着局势的恶化，平津的大专院校纷纷南迁，战争的空气越来越浓了。父母担心我的安全，准备送我到英国去继续读书，可我不愿意在自己的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离去，经过无数次的抗争，终于留在了战争乌云笼罩下的北平。
不久，全面抗战终于爆发，次年，我中学毕业进入北平女子师范学校。这时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抗日活动骨干了，我当时已是预备党员，受华北局群工部一位姓刘的同志直接领导。
1939年初夏的一天，老刘突然通知我到一个秘密地点开会，到达后我发现屋里已有十几个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很不寻常的。最让我惊喜意外的是，我竟发现了我的入团介绍人沈茗。
她早两年上了燕大，抗战爆发后就没有了音信，我一直以为，她随学校南迁了，没想到她竟然还留在这日寇铁蹄下的古都。
老刘向大家简要介绍了局势：抗战爆发后，我军向华北敌后积极发展，在山岳地区站稳脚跟后，又开始向冀中平原发展，目前在冀中平原已经建立了数块根据地和游击区。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干部明显不足，根据这一情况，华北局决定从平津等大城市抽调一批骨干充实到各根据地去。我们这批人马上就要启程前往抗日根据地。
听了这个消息，我们都兴奋不已，一年多了，在日本人鼻子底下开展工作，大气都不敢喘，这下要到我们自己的根据地去了，谁不高兴呢？当夜我们就分头上路，经不同的路线进入了根据地。到根据地后，我被分配到冀中分区三区群工部任妇女干事。沈茗比我到的晚，她被分配到军区敌工部工作，我们见过一面，她就匆匆地又上路了。根据地的生活是舒畅的，但也是残酷的，几乎每天都在反扫荡中度过，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我自己也随时准备牺牲。
一年多时间就这么过去了，1940年下半年，在敌后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面，党派我到定兴县担任县妇救会长，那年我整整20岁。我到任之前，定兴县已牺牲了5位县妇救会长，我是第6任，也是最年轻的一个，上任时我就准备好与我的前任一样英勇赴死。也许是命运的眷顾，我在县妇救会长任上几次遇险，但均化险为夷，大难不死。
1941年中，我再次接到调令，任三区群工部副部长，我是三区第一个活着离任的县妇救会长。到任新职不久，那年的初春，组织上决定送我到军分区去参加妇女干部训练班，听了这个消息，我真象吃了蜜一样，那是我们天天向往的中心区啊。
经过半个月的辗转跋涉，穿过敌人无数道封锁线，我们终于进了山，到达了中心区南罗山，我真觉的是到了家。几天以后，参加妇训班的同志陆续到齐了，学员都是各区妇女工作的负责人，也许是斗争过于残酷，干部牺牲太快，参加妇训班的同志年岁都不大，最小的五区宣传部长夏雪莲只有20岁，年纪最大的一位大姐谭萍也不过26岁，而且几乎都是城里来的“洋学生”干部。
最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又见到了沈茗，她已从军区调冀中分区敌工部一年，任副部长也将近半年了，这次她也参加了妇训班，而且是我们的班长。在这种残酷的斗争环境中老友重逢分外高兴，望着成熟、端庄的沈茗，我心中激动不已，这两年多中不知有多少次，在身处险境时我想到过：可能再也见不到沈茗了，可现在我们又见面了，我知道，经过九死一生，我也不再是两年前那个一身稚气的小姑娘了。
我们俩拉着手，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渐渐地，话题从刀光血影的对敌斗争转到了女儿家的悄悄话。在我的刨根问底之下，沈茗终于向我“坦白”，她快要结婚了。她的爱人是分区张副司令，他们恋爱已经半年了，组织上正在审批他们的结婚申请。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中不免涌出一丝惆怅，两年中我心中曾经有过一个人，他曾是我的直接领导，但我还没来得及向他表白我的感情，他就牺牲了。
随时可能牺牲的残酷环境让我的心冷了。
训练班的生活是愉快、舒畅的，不用每天担心敌情，不用半夜起来跑情况，姐妹们都说自己养白了养胖了。不过也有一件事让我有些别扭：大家都轰轰烈烈地谈其恋爱来了。部队男多女少是客观情况，尽管组织上对结婚有二八团的严格规定，但仍有许多身经百战的干部没有结婚。妇训班一下来了二十几个青春年华的女干部，无可避免地成了他们的目标。
从训练班一开班，就不断有男同志经老首长老战友介绍来找班里的女同志。
全班23个人除谭大姐已经结婚、沈茗名花有主之外，全有人介绍对象，有的干脆就是军分区首长指名道性派下来的任务。我对这种近乎于指腹为婚的方式很不以为然，觉的我们都是五四后的新青年，怎么能接受这种没有感情基础的指定婚姻呢。加上我心底深藏的那快心病，我对这样的“恋爱”怎么也提不起兴趣。连续两个首长介绍来的男同志都被我礼貌地拒绝了。
八月初的一天晚饭后，沈茗忽然神秘地叫上我，向北山坡走去。那时晚饭后各单位都有固定的科目，而唯有我们这个训练班，分区首长特别批准晚饭后至熄灯前这段时间自由活动，是留给我们的恋爱时间。北坡是分区首长的驻地，我不知沈茗要干什么，懵懵懂懂地跟她来到一座小屋前，我听见里面是两个男人在畅怀地谈论着什么。
沈茗推门进屋，我这才看清张副司令坐在屋里，他对面还有另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同志。张副司令我认识，他给我们讲过游击战术，另一位看着眼熟，但想不起是谁。沈茗指着我说：“老张、老郑，这就是小关，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算我的娘家人了。”
接着她又对我说：“小关，组织上已经批准我和老张结婚，我们打算过些天举行婚礼，老张说，请你来一块庆祝一下。”
我红着脸点点头，有些不知所措，在副司令面前，我还是有点拘谨。沈茗看出了我的拘谨，拉着我在一边坐下，大家拉起了家常。张副司令很随和，言谈话语中似乎知道我在恋爱问题上是班里的个别分子，但也并不介意，甚至和我开起了玩笑。
对面男同志自从沈茗叫出“老郑”，我就知道他是谁了，他是分区头号主力部队十六团的团长郑明强。他在冀中地区可是赫赫有名的虎将，他的十六团鬼子提起来都竖大姆哥。他带部队在3区打过几仗，他的名字我听的太多了，可本人我只是开大会时远远地见过两次。老郑很健谈，大家天南海北地一聊，我吃惊地发现，他不光谈起打仗来眉飞色舞，竟然经史子集、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让我这个师专没毕业的女学生自愧不如。
细问之下才知道，他原来毕业于南开大学，在学校里就入了党，毕业后受党指派到西北军做兵运。抗战爆发后拉起了一支队伍，越战越勇，就是现在赫赫有名的十六团。
我被他传奇式的经历迷住了，和他热烈地交谈了起来，不知不觉中，沈茗和张副司令悄悄地离去，屋里只剩我们两人，一直谈到熄灯号响。该就寝了，我依依不舍地与老郑告别，问了他还能否见到他，他笑着对我说：“我们刚从外线回来，正在补充整训，我会来看你的。”
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心里翻来覆去就是郑明强，忽然脑海蹦出四个字：一见钟情。我的脸顿时热的烫手。
训练班的课程还在继续，可我的心境完全不同了，一过晚饭时间就站在山坡上遥望山下的大路，几次被沈茗看见，用手指放在脸蛋上羞我，这时候我就捅捅她：“还不是你搞的鬼！”
老郑几乎隔一两天就来一次，我们什么都聊，每次都聊到熄灯号响。时间过的飞快，很快就过去半个多月，8月20日是个星期天，按规定休息半天，整理内务，沈茗告诉我，他们打算就把婚礼办了。我心中开始涌出一丝惆怅，我们的训练班马上要结业了，9月初过后我们就要回各区了，我已经得到消息，沈茗将任分区敌工部长，我也将任3区群工部长。可我不知怎么，心里总是沉甸甸的。
星期六的晚上，老郑又来了，我俩坐在山坡上的小树林里相对无语。沉默良久，老郑忽然抓住我的手说：“小关，我爱你，嫁给我吧！”
我感觉到他的手心都是汗水，我的心里又是激动又有一丝淡淡的悲伤，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我抬起头呆呆地望着他，眼里吣满了泪水。他好象明白了我的心思，拍拍我的手说：“我马上打报告，咱们年底前结婚！”
我一头扑到他的怀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们就这么倚偎着，谁也不说话，直到熄灯号响。
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仍是上课，中午一下课，大家就都跑到北山坡张副司令的小屋里。谭大姐带人把沈茗的军被搬了过来，与原有的一床并排摆在一起，这几乎是部队婚礼的标准仪式了。大家吵吵嚷嚷地围着新娘子沈茗要喜糖吃，副司令的炊事员把一大萝白馒头和一荤一素两大盆菜摆上了桌，这就算是副司令和沈茗的婚宴了。饭菜下去了一半，大家才意识到副司令还没有露面，司令部、敌工部的同志们也没有来，沈茗有些不安起来。
我走过去抚着沈茗的肩头安慰她说：“别急，副司令可能有什么临时的急事绊住了……”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低沉的嗡嗡的响声，紧接着就传来轰隆隆的炸弹爆炸声。爆炸声一落，外面传来了急促的紧急集合号声。号声就是命令，大家立刻站起身来，向我们的营房奔去。刚回到营房，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有人翻身下马，是政治部的通讯员。
通讯员见到沈茗，立正敬礼后传达命令：“沈副部长，敌人突然开始扫荡，前锋部队已到秦家岭，分区命令你们立刻向刘家垴集中！”
沈茗看了一眼命令，回头对大家道：“快，马上回去打背包，15分钟后出发！”
大家轰的一声跑向自己的宿舍，沈茗也抓起刚搬回来的被子，打起了背包。
天黑以前，我们就赶到了刘家垴，这里是分区后勤部的主要驻地，分区的军械厂、被服厂、印刷厂等都在这里。
我们到达时，看到人们正在紧张地坚壁清野，埋藏无法带走的笨重机器。我们到达村口，看到政治部刘主任正在等我们，他身后站着十几个女兵。看到那群女兵的领队，我明白了，这是抗大二分校女生4队。她们在分区也是一支很引人注目的队伍，队里的学员比我们训练班要大一些，基本上都是区一级的领导，她们的领队、分区干部部副部长杨君茹我认识，我来妇训班报到时她找我谈过话，我清楚地记得，她已有几个月的身孕了。
刘主任和沈茗握过手后严肃地说：“时间很紧迫，马上到村西吴家大院里集中！”
我们赶紧赶往村西，路上忽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支大部队急急地超过我们而去。忽然一匹战马在我身边停了下来，从马上跳下来的是郑明强，我的心急促地跳了起来，他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跨上马赶部队去了。松开他的大手，我的手里留下了一只小巧锃亮的白郎宁手枪，打开弹匣，里面是满满一匣黄澄澄的子弹。握着这还带着他的体温的礼物，我几乎掉下泪来。
我们到达村西的时候，看见吴家大院的门口站着一位二十四、五岁文质彬彬的女军人，正急切地四处张望着，我认出她是分区白求恩军医学校（简称白校）的范校长范宜君。白校是军区聂司令的掌上明珠，为军区各部队和各区输送了大批医务人员，范校长自然也是在全军区桃李满天下的大名人了。
从大院门口望去，150多名卫校学员已经整整齐齐地坐在背包上随时准备出发了。
范校长看见我们，急切地迎了上来，还没有打招呼，从我们身后匆匆而过的十六团的队伍忽然停了下来，一个魁梧的军人带了一支小小的队伍走了过来。走到近前我们才看清楚，过来的队伍有近20人，虽然都穿着军装、背着背包，但从他们稚嫩的面庞看，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而且女孩子占大多数。
我认出其中的一个：宋丽，这个16岁的小姑娘是烈士遗孤，军区育英学校冀中分校的学生，和我们一起搞过联欢。
看着这群小姑娘，脑子不由得转了起来。育英学校的学生都是首长的子女、着名民主人士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共有百十人。看来他们中年岁大一点的男孩子都补充到部队里去了，小孩子都就地安排了，剩下的主要是没有战斗能力、但又能够跟部队行动的十几岁的女孩子和少数男孩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全分区的女同志差不多都集中到这了！敌人历次扫荡，极少能进入我们的中心区，即使进来，也只能停留极短的时间，因此，女同志为主的单位一般都是分散活动，只要在根据地内活动，避开敌人的锋芒就可以了。现在把女同志都集中起来突围，难道情况确实非常严重了。
不容我多想，刘主任已经开始向各单位首长交代任务了。刘主任说：“敌人这次来势很猛，调动了十万兵力，号称十路并进，铁壁合围，要把我冀中分区一网打尽。分区决定，机关各单位要尽快跳出包围圈外，使主力部队能够放手与敌人周旋。因此决定将分区几个女同志为主的单位集中起来，以卫校为主组成梅花支队，抗大2分校女生4队为梅花支队一分队，分区妇训班为二分队，育英学校7队为三分队，卫校原一至五班为四至八分队，由范宜君任支队长，杨君茹任政委，沈茗任副支队长。你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女同志带到安全地带。到达安全地带后，一、二分队就地结业，所有人员回原单位参加反扫荡，三至八分队分区另行安排。”
听了这个命令，所有人心里都沉甸甸的，看来敌情真是前所未有的严重啊。
刘主任好象猜到了大家的心思，拉过站在一旁的魁梧的男同志说：“任务确实很艰巨，但你们不要担心，分区专门派老六团来给你们护驾。李司令说了，梅花支队是咱们分区的宝贝，别让鬼子碰坏了！”
听到这里，大家松了一口气，老六团是红军老底子部队，分区首长的拳头，这次拿出来专门护送我们梅花支队，大家心里就踏实多了，但这也说明这次的任务有多么险恶。刘主任转身对那个男同志说：“荆团长，你的任务是护送梅花支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路上行军打仗由你指挥。”
荆团长敬了个礼立正道：“各位大姐请放心，六团保证把你们送出去！”
听了他的话我差点笑出声来，其实他比在场的几位女同志年岁都大。
任务下达完毕，各分队分头去布置。梅花支队除这几个单位外，还有另外几个女同志，她们来自分区不同单位，都是怀了孕或刚刚生产过的。由于这次疏散安置任务太重，驻地老乡家里无法安置所有的行动不便的女同志，于是这几位怀孕四、五个月和刚生产过的女同志就只有随梅花支队行动了。
刘主任命人赶来一挂大车，卸下几十个木箱子，里面装满了分区军械厂制造的手榴弹。梅花支队的几支队伍除一、二分队的队员和白校几个干部有自己的自卫武器外，再就是白校警卫班的几只长枪了。范大姐让支队所有的人每人领上两颗土造的手榴弹，这就是我们全部的武装了。我悄悄叫过宋丽，把我原来的枪给了她，她在三分队算是大姐姐了，她接过我的枪，脸涨的红红的，说了声：“大姐，太谢谢了。”
我们连夜出发了，路很难走，但谁也没有叫苦，听着身后远处隆隆的炮声，大家心里都有些紧张。我们马不停蹄地走了两天两夜，第三天的清晨我们的队伍停在一条小山沟里休息，六团的警戒部队派出去后，我们一、二分队的这些大姐姐们赶忙分散到其他分队，帮小姑娘们解绑腿、挑水泡并处理一些紧急情况。看着东倒西歪躺在地上喘息的队伍，我暗暗点头。
白校都是些十几岁的小姑娘，最大的不过二十来岁。由于学医须要有一些文化底子，听说她们大部分是大户人家的女孩，还有一些来自城镇。这样的连续急行军，连我都有点受不了，可这些小姑娘除少数几个因来例假掉了眼泪以外，没有人掉队，也没有人叫苦。
部队安顿下来后，范大姐招呼各分队干部去开会，我因为被指定为支队助理员，也参加了会议。荆团长介绍了情况：这两天我们大踏布向西，已经走出100多里，离开了中心区，也避开了敌人突击的主要方向。据分区的敌情通报和六团的侦察员报告，敌人这次共布置了里外三层包围圈，我们现在距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只有20多里地了。敌人的包围圈仍在逐步缩小，也就是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荆团长说：“冲出这道包围并不难，难的是不能惊动敌人，否则被敌人两面夹击就麻烦了。”
他提出，六团以主力攻击敌人的一点，迫其增援，梅花支队则抓敌人的空子钻过去。大家同意了他的计划，荆团长留下两个连，带主力继续向西去了。大家心里都很紧张，敌人越来越近，身边的战斗部队却少了一大半。我们隐蔽在山沟里，听到枪声越来越清晰，天快黑的时候，都能看到敌人宿营燃起的炊烟了。
天刚黑下来，西北方向响起了密集的枪声，面前的敌人果然被调动了，我们爬上山头，能看见大队的敌人向西奔去。大约两小时之后，敌人都过完了，我们乘机钻出了敌人的封锁线。第二天的傍晚时，我们在预定地点与荆团长他们会合了。部队基本没有什么损失，原来他们捅了敌人的马蜂窝后，马上也找空子钻了出来。
队伍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休息了一天，侦察员来报，我们两天前在西面打的那一仗可能让敌人嗅出了什么，现在敌人第二道封锁线西线的主力水原旅团正在向西移动，并缓慢地向心夹击。我们在两道封锁线之间不能久留，否则被敌人发现非常危险。荆团长想了想说：“敌人在移动中，肯定有空子钻，我们向东去，到敌人的鼻子底下去！”
等我们钻到敌人封锁线跟前时却发现敌人虽在移动中，但队形很完整，我们跟着敌人转了两天也没有找到破绽，却几乎被敌人压回了原先的地域。那天一下午，荆团长都紧锁眉头，天黑前，他把我们叫到一起说：“看来非打不可了！”
大家心里都是一惊：敌人围上来怎么办？
荆团长看透了大家的心思，拿树枝在地是画了个简图解释说：“敌人的封锁线虽然没有漏洞，但有薄弱环节。齐家沟纵切敌人的封锁线，只有伪军一个中队警戒，我们就从这里冲过去！为给敌人造成错觉，我们只动用少量兵力，伪军夜里听见枪声不敢出来应战，我们也不准备消灭它，冲过去就行。”
天黑以后，部队开始行动了。六团以两个营泰山压顶般的压向齐家沟两侧的山梁，迅速解决了敌人少量的警戒兵力，只以一个连向沟里的伪军发起了攻击。
尽管我军枪声稀疏，伪军果然也只敢乱放枪，不敢露头。梅花支队在六团的掩护下迅速从敌人营地近旁穿插出去。六团的那个连与敌人纠缠到天快亮，待日军援兵赶到，作出不支的样子退回二道封锁线里面去了。
连过敌人两道封锁线，大家都很兴奋，看来敌人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就要跳出敌人的包围了。可荆团长的表情却越来越严峻了。
第二天晚上部队宿营以后，他把干部们召集到一起说：“现在就剩下最后一道封锁线了，大家千万不要松懈。因为出了这道封锁线，就是浅山区和平原地区了，有利于敌人机动而不利于我们隐蔽。因此我们还不能惊动敌人。”
接着他下了一道命令：全体彻底轻装，除武器、干粮和随身衣物外其余物品，包括被褥全部丢弃。
看着大家吃惊的表情，他解释说：“外围封锁线的敌人实际上是敌战役机动兵力，发现我军的动静就会扑上来，但不发现主力不会全力扑下去。因此，我们的战术就是和敌人捉迷藏，露一点头给敌人看，等他们扑过来就躲开，带着他们钻山沟，等把他们拖的筋疲力尽，神经麻木了，我们就可以钻出去了。不过，我们也要准备自己筋疲力尽。所以要彻底轻装。”
轻装的命令下达了，大家把所有的家当都丢掉了。当晚，我们就开始和敌人捉起了迷藏。我们刚一露头，果然就有大队敌人跟上来，我们翻山越岭将敌人甩掉，然后在引敌人出动。这样跟敌人在山里转了两天，敌人果然开始麻痹了。
这天我们从封锁线上调出一大股敌人，他们不紧不慢地跟在我们后面，大概以为我们是这几天屡次出现的小股骚扰部队，想讨点便宜罢了。我们故意和敌人兜圈子，转了一天一夜以后，我们开始有意把敌人引向北面，待走出半天的路程后，不等天黑下来，留一个连继续诱敌向北，大部人马突然向东南急进，抢出敌人闪出的缝隙。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高强度的强行军，部队从一开始向南，就几乎一直是一路小跑，姑娘们跑的上气不接下气，连我们这些成天跑情况的“老兵”也开始吃不消了，暗暗盼着停下来歇口气，哪怕是一分钟也好。可从前面不断传下来的命令始终就是一个字：“快、快、快！”
一直急进了两个小时，部队才停下来，大家喘还没有喘匀，前面又传下了命令：全体女兵将头发全部塞进军帽，解下绑腿，每5人为一组用绑腿连在一起。大家的心立刻又通通地跳起来：生死关头到了，脱离险境就在这最后的一冲了。
出发的命令还没有下来，却见黑暗中从前面摸下来一队黑影，每到一组女兵面前就有两人出列，分别站在女兵小组的头尾，并将绑腿栓在自己的胳膊上。我心中一热，荆团长想的真周到，这群小女兵都已经跑的筋疲力尽，有老六团的战士们在女兵队伍里，大家都放心多了。冲刺开始了，行军的队伍从单列变成了四列并排，一声不响地默默向前奔去。没跑多远就进入了封锁地带，这时我们才明白荆团长为什么下了那样的严令。
敌人在这条封锁线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整个封锁线的纵深竟有数里地宽，这个范围内的大树，都被砍掉或烧掉，露出光裸的土地，月光下行进的队伍一览无余。在封锁线内隔不远就有一堆篝火，在篝火旁边我们看到倒毙的敌巡逻兵。大家都明白，危险近在眼前，每一分钟的耽搁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都咬着牙拼命向前赶。
走了一小时左右，还没走出封锁线，但多数人都已经迈不开腿了，几乎每个小组都是被六团的战士前拉后推，跌跌撞撞地向前挪，几位怀孕的女同志干脆就是被六团的战士架着望前奔。这时我从心里佩服荆团长，要不是他指挥得当，今天不知会有多少女兵掉队！终于见到前面的树林了，大家象见到救星一样扑了进去，躺在地上走不动了。这时荆团长从前面跑了过来，将几位主要干部叫到一起急切地说：“现在还没有到达安全地带，此处不能停留，大家再咬咬牙，翻过前面的山就安全了！”
这时，躺在我身边的一个小姑娘呜呜地哭了起来，我摸过去想劝慰她，谁知摸了一手湿乎乎的东西，借着月光仔细一看，小姑娘的裤裆和半条裤腿都被血染红了。我知道肯定是来例假来不及处理，忙过去帮她解开裤带，掏出自己仅有的一条月经带，匆匆给她戴上，这时队伍又出发了。大家喘着粗气，拼命向山上爬着，虽然我们已经在封锁线外，但距危险只有咫尺之遥，灭顶之灾随身可能从身后压过来，谁也不敢松懈。
从前天与身后这股敌人开始周旋，我们已经几乎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我们跑的浑身发软、嗓子眼冒烟，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爬过前面的山峰就胜利了。真是望山跑死马，眼看着山头就在眼前，可走的都快吐血了，天际还是那么遥远。路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女声：“同志们，咬紧牙关，胜利就在前面了！”
是沈茗，她自己的脸也是煞白，但仍搀着一个几乎站不住的姑娘，嘴里不停地给大家打气。终于爬上山头了，可大家都愣住了，原来这并不是顶峰，顶峰还在前面。大家几乎要丧失信心了。荆团长这时带了一队战士过来，是六团一营。
战士们二话不说，插入女兵的队伍，几乎是一对一、甚至二对一，连推带拽地将梅花支队的队伍拥向前去。最后这段路我们好象不是用自己的腿走的，全身几乎都已没有了知觉，只是机械地随着身边战士的步子移动。
终于，辽阔无垠的大地出现在我们的脚下，我们上来了。前面传来命令“原地休息10分钟”，天啊，还要走啊！好几个姑娘同时叫了起来：“不行，我实在走不动了……”
荆团长跑过来指着东方已现出一丝鱼肚白的天际和远处一片黑沉沉的低矮丘陵对范大姐说：“支队长，天亮前必须下山，到达那里就安全了。否则天一亮十里之外都能看见山上的情况，被敌人发现就前功尽弃了。”
范大姐一咬牙说：“同志们，下山！”
下山十几里路，我们不是走下去的，几乎所有人都是连溜带滑滚下去的，终于，当太阳从山后升起的时候，我们全部安全到达了大山脚下一条浅浅的小山沟里。
所有的人，包括荆团长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梅花支队的队伍东倒西歪地散落在山坡上休息，六团却已整理好了队形。荆团长来到范、杨二位大姐面前郑重地敬了个礼说：“六团护送梅花支队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现在要返回去与分区首长会合，有新的任务，你们继续向西南，到水泉有部队接应你们。”
生死与共十几天的战友要分手了，我看到两位大姐的眼里都闪着泪光。
荆团长口气缓和下来说：“前面侦察员已经回来了，附近30里以内没有敌情，你们可以稍微喘口气再走。”
说完他看了看躺的东倒西歪的女兵们似有不忍地对范大姐说：“大姐，这里也不是久留之地，刚才侦察员报告，分区直属队二支队就在附近，转过这条山沟就能看到，他们也是刚突出来，你们最好和他们一道走。另外，前面有二营的一个班的警戒哨，你告诉他们不必归队了，跟你们一起行动，护送你们到家吧。”
说完他再次敬了个礼，带部队向来的方向而去。看着他们同样疲惫的身影，我们几个人几乎同时高声喊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