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家务雇工公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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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门宴’就这么结束了？”我问。
“是啊，本来就是聚会喝酒，联络感情啊。”第四任县委书记董正说。
“有什么体会？有什么深意啊？”
“哪有什么体会，什么深意啊。说白了，就是明明白白告诉我，柳顺平是市委副书记王伯年同志另眼相看，看好的人，不要动他吗？柳顺平在市直各部门那里是可以说得上话的人，动他对月光县的工作有影响吗？”董书记说。
“那后来呢？你还打算动柳顺平吗？”我继续问。
董书记说：“柳顺平我肯定会动，关键是要逮住机会，处理时，让他人至少在表明上无话看说。”
“你逮住机会了吗？”我问。
“还没有，但处理柳顺平是一定的，‘为民除害’是一名县委书记义不容辞的责任。”
“盼望你能逮住机会，快刀斩乱麻处理此事。”
“我也一直在寻找机会啊，我们的调查组不仍在调查吗？活该我不得清净安神，柳顺平的事没理清，又发生了一件令人气愤的事。”
“什么事啊？”我问。
“县长马志、县委副书记赵程大和县人大主任孙凌云三家分别雇请的清洁工、保姆和花匠的费用，全部是由红庙乡按季支付的。这件事是因为红庙乡党委书记汤吉祥和乡长居如意发生分歧给捅出来的。全县上下议论纷纷，等着看县里怎么处理。”董书记说。
“月光县真是一切皆有可能啊。”我苦笑着说。
“这件事又转到我这里，我把县纪委书记刘勇刚请到办公室，问怎么办？刘书记马上说，他们是市管干部，由市里调查处理妥当些，我也完全赞成交由市里处理。”董书记说。
“刘书记的这个主意不错啊。”我说。
“是不错，可几天后，市纪委书记杨汉雄同志亲自跟我打电话说，市纪委最近非常忙，正在配合上级查一些大案要案，实在忙不过来，没功夫管这些陈芝麻乱谷子的事情。他跟市委书记翁敏杰同志通了气，希望县委能自行处理此事。”
“是不是又把球给踢回来了？”我问。
“那你觉得呢？”董正反问道。
“我觉得，该县里管的干部，譬如说柳顺平，转回来处理还情有可原。市里管的干部，譬如说，这三名县领导，怎么又转回来了呢？县里怎么有权处理市管干部的事呢？市里是不是在推卸责任啊？”我说。
“是啊，我想了一下。一来市纪委确实很忙，二来他们确实认为这件事太小了，捻不上筷子，让县里自我消化也没什么不妥。我没办法，只好让县纪委和信访局派人调查，果真如此，而且还支付了几年。自家请的清洁工、保姆和花匠的费用还要公家付，这也太不像话了，说出去也丢人啊。”
“是有一点丢人，很有一点丢人。要么不请，要请就应该自家支付费用，怎么会用公款支付呢？难道他们这么一点认识，这么一点觉悟都没有吗？”我问。
“这些清洁工、保姆、花匠是红庙乡主动帮忙请的，费用也是红庙乡主动要支付的，不是这三位县领导主动提出来的，这一点不能冤枉这三人。”董书记说。
“你敢处理吗？”
“当然敢处理，这有什么不敢的。”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呢？”
“我思前想后，考虑到这三人的地位，派谁处理都不合适，只有我亲自去办了。为了不使自己与这‘三巨头’的关系处于‘敌对状态’，减少工作阻力，我决定悄悄地，低调处理此事。”董书记说。
“我在月光县很少串门，但这件事不一样，情况特殊，我得串门了。晚上，我主动到了县长马志家，先拉了拉家常，扯了一些经济工作方面的事，然后‘顺便’提出了家里雇工的费用问题，很虚心很诚恳地征求他的意见。”董书记说。
“马县长怎么说？”我问。
“他气呼呼地说：‘征求什么？我检讨，我付钱。’我妥协说：‘过去的就算了，从下个月开始，能不能不让红庙乡支付费用。’马志似乎心存芥蒂，狐疑地望着我，大概是想看我耍什么把戏。我确信我一脸的真诚，坦坦荡荡等他回答。”董书记说。
“沉默了好一会儿，马志终于开口了：‘别看我是县长，其实家大口阔，穷亲戚又多，日子也不好过。好吧，从现在开始，我辞去花匠、保姆，自己负担清洁工的费用。’不知怎的，我有些感动，问马志能不能委屈自己一下，跟赵程大、孙凌云说说，参照马县长的办法办。”董书记说。
“可马志怎么都不肯去说，坚持要我去说。县城就巴掌那么大一点地方，人很好找。我很快来到赵程大家，他家里聚着一帮人，都是县里各部门的干部，很热闹。见我来后，他们都一一告辞了。我扯了一些如何培养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问题，政法战线如何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问题，如何维护社会稳定问题。”董书记说。
“然后，顺带说起了雇工费用。他说：‘都是老婆搞的，叫她别搞，她偏要搞。你知道，我是全县有名的‘妻管严’，能不能让我跟老婆商量一下？’我自然没说什么。”董书记说。
“还有县人大主任孙凌云呢，他怎么反应？”我问。
“回到宿舍，快十点钟了，我试着跟孙凌云家打了电话，他没睡，我到了他家。刚说起了雇工费用，他就像一只被激怒的狮子，大声说：‘我在红庙干了那么多年的乡长、党委书记，又当了这么多年的常务副县长、县长，公家请个雇工有什么不对？”董书记说。
“孙主任说，你看上头的一些领导，哪家不请清洁工？哪家不请保姆？哪家不请花匠？哪家清洁工、保姆、花匠的费用是自己掏腰包的？我家清洁工、保姆、花匠的费用，红庙乡可以不支付，但县里也要支付。我是看县财政吃紧，才让红庙乡支付的。”董书记说。
“有些人不干正事，就是喜欢一堆屎不臭挑起来臭，搬弄是非，挑起事端。你是县委书记，你要好好处理那些人，尤其是红庙乡的那些人，要狠狠刹住这股歪风，树立人民干部在人民中的良好形象。”董书记说。
我哈哈大笑起来：“这不是强词夺理吗？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哪家的王法啊？”
“狗屁逻辑，你说的强词夺理还轻了，我觉得是蛮横无理。你不知道啊，我当时不停地抽着烟，心情沉重，我觉得干一个县委书记特别窝囊。”董书记说。
“怎么窝囊啊？”我问。
“县委书记，说起来是最大最有实权的官，可做起事来处处像小媳妇，处处求人，讨好，和稀泥；处处为别人着想，给别人台阶，给别人面子；处处妥协，拿原则做交易，玩官场游戏。可他妈的有谁为我想过，为县委书记想过？！”董书记说。
我耐心倾听着，等他慢慢恢复平静后，轻声问：“那后来怎么样，雇工费用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在月光县，哪有那么顺利的事啊。时间一天天过去，三位县领导家里雇请的清洁工、保姆和花匠的费用依然由红庙乡支付。”董书记说。
“我多次想跟市纪委报告说，处理不了，请他们处理，但又觉得这样太丢面子，太丢人，太丢县委书记这个职务的脸，就没有请上面处理，只是消极的等他们‘回心转意’，意识到自己的不妥，然后主动纠正。”董书记说。
“我们回心转意了吗？他们自我纠正了吗？”我问。
“没有。我良好的愿望没有等到理想的结果，直到后来被莫名其妙地召回，九名雇工的费用仍然由红庙乡支付，恐怕现在也是这样。柳顺平的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老弟，我算解放了，该轮到你去做小媳妇了。”董书记说。
他又一连谈了其它各方面的事情，但都是“负面”的。
我勉强笑了笑，问他：“你没打听过调你回来的原因吗？”
“打听过，月光县里一些人总是向省里、市里告状，说我喜欢搞封建县太爷那一套，让老百姓给自己磕头，破坏党的干部是人民公仆的形象，破坏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说我无事生非，小题大做，影响了县党政领导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董书记说。
“说我搞一言堂，唯我独尊，压制不同意见，动辄查这个撤那个，弄得干部人心惶惶，干群关系紧张，干部工作积极性大大下降，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你说，这是哪跟哪啊，这不是十足的扯蛋吗？”董书记说。
停了一下，他似乎有些痛心地说：“苍蝇总是叮有缝的蛋啊！”
“我还是想问你一下，当然，你可以不回答。”我直接了当地问：“你认为这是调你回来的根本原因吗？”
“恐怕不是，这只能算桌面上的原因。”
“那么，桌面下的原因是什么呢？”
“恐怕是我触动了一些人敏感的神经，如果仍让我这个剃头匠、愣头青呆在那里，恐怕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方方面面的一些人有芒刺在背，如坐针毡之虞。说大一点，不利于‘稳定和团结’。”
“何以见得呢？”
“月光县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轻装上阵，必须进行彻底清理。要彻底清理，必然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人和事。你想，这么多年以来，月光县大大小小的事发生了多少啊，不谈月光县内部的干部升迁调动，月光县往市里、省里输送了多少干部啊，还有调这些干部的干部呢，牵一发而动全身，拔出萝卜带出泥啊……。”
我不免深有感触地应和：“是啊，是啊。”
“命运总是喜欢跟我开玩笑，我想调回来，不想干事的时候，偏不让我回来。我不想回来，想大干一番的时候，偏偏让我回来。你说，是谁跟我过不去呢？”董书记长长地叹着气，心头难平。
“那么，到底是谁跟你过不去呢？或者说，是谁对你所从事的工作过不去呢？”我紧追着问。
“算了吧，我不想想这些，想起来就头疼，就害怕，就做噩梦。你自己去慢慢感受吧。”董书记静静地望着湖面，心中有些茫然……
拜访令我尴尬，令我失望。
我真切地感到，即将开始的月光之行，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鸿门宴’就这么结束了？”我问。
“是啊，本来就是聚会喝酒，联络感情啊。”第四任县委书记董正说。
“有什么体会？有什么深意啊？”
“哪有什么体会，什么深意啊。说白了，就是明明白白告诉我，柳顺平是市委副书记王伯年同志另眼相看，看好的人，不要动他吗？柳顺平在市直各部门那里是可以说得上话的人，动他对月光县的工作有影响吗？”董书记说。
“那后来呢？你还打算动柳顺平吗？”我继续问。
董书记说：“柳顺平我肯定会动，关键是要逮住机会，处理时，让他人至少在表明上无话看说。”
“你逮住机会了吗？”我问。
“还没有，但处理柳顺平是一定的，‘为民除害’是一名县委书记义不容辞的责任。”
“盼望你能逮住机会，快刀斩乱麻处理此事。”
“我也一直在寻找机会啊，我们的调查组不仍在调查吗？活该我不得清净安神，柳顺平的事没理清，又发生了一件令人气愤的事。”
“什么事啊？”我问。
“县长马志、县委副书记赵程大和县人大主任孙凌云三家分别雇请的清洁工、保姆和花匠的费用，全部是由红庙乡按季支付的。这件事是因为红庙乡党委书记汤吉祥和乡长居如意发生分歧给捅出来的。全县上下议论纷纷，等着看县里怎么处理。”董书记说。
“月光县真是一切皆有可能啊。”我苦笑着说。
“这件事又转到我这里，我把县纪委书记刘勇刚请到办公室，问怎么办？刘书记马上说，他们是市管干部，由市里调查处理妥当些，我也完全赞成交由市里处理。”董书记说。
“刘书记的这个主意不错啊。”我说。
“是不错，可几天后，市纪委书记杨汉雄同志亲自跟我打电话说，市纪委最近非常忙，正在配合上级查一些大案要案，实在忙不过来，没功夫管这些陈芝麻乱谷子的事情。他跟市委书记翁敏杰同志通了气，希望县委能自行处理此事。”
“是不是又把球给踢回来了？”我问。
“那你觉得呢？”董正反问道。
“我觉得，该县里管的干部，譬如说柳顺平，转回来处理还情有可原。市里管的干部，譬如说，这三名县领导，怎么又转回来了呢？县里怎么有权处理市管干部的事呢？市里是不是在推卸责任啊？”我说。
“是啊，我想了一下。一来市纪委确实很忙，二来他们确实认为这件事太小了，捻不上筷子，让县里自我消化也没什么不妥。我没办法，只好让县纪委和信访局派人调查，果真如此，而且还支付了几年。自家请的清洁工、保姆和花匠的费用还要公家付，这也太不像话了，说出去也丢人啊。”
“是有一点丢人，很有一点丢人。要么不请，要请就应该自家支付费用，怎么会用公款支付呢？难道他们这么一点认识，这么一点觉悟都没有吗？”我问。
“这些清洁工、保姆、花匠是红庙乡主动帮忙请的，费用也是红庙乡主动要支付的，不是这三位县领导主动提出来的，这一点不能冤枉这三人。”董书记说。
“你敢处理吗？”
“当然敢处理，这有什么不敢的。”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呢？”
“我思前想后，考虑到这三人的地位，派谁处理都不合适，只有我亲自去办了。为了不使自己与这‘三巨头’的关系处于‘敌对状态’，减少工作阻力，我决定悄悄地，低调处理此事。”董书记说。
“我在月光县很少串门，但这件事不一样，情况特殊，我得串门了。晚上，我主动到了县长马志家，先拉了拉家常，扯了一些经济工作方面的事，然后‘顺便’提出了家里雇工的费用问题，很虚心很诚恳地征求他的意见。”董书记说。
“马县长怎么说？”我问。
“他气呼呼地说：‘征求什么？我检讨，我付钱。’我妥协说：‘过去的就算了，从下个月开始，能不能不让红庙乡支付费用。’马志似乎心存芥蒂，狐疑地望着我，大概是想看我耍什么把戏。我确信我一脸的真诚，坦坦荡荡等他回答。”董书记说。
“沉默了好一会儿，马志终于开口了：‘别看我是县长，其实家大口阔，穷亲戚又多，日子也不好过。好吧，从现在开始，我辞去花匠、保姆，自己负担清洁工的费用。’不知怎的，我有些感动，问马志能不能委屈自己一下，跟赵程大、孙凌云说说，参照马县长的办法办。”董书记说。
“可马志怎么都不肯去说，坚持要我去说。县城就巴掌那么大一点地方，人很好找。我很快来到赵程大家，他家里聚着一帮人，都是县里各部门的干部，很热闹。见我来后，他们都一一告辞了。我扯了一些如何培养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问题，政法战线如何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问题，如何维护社会稳定问题。”董书记说。
“然后，顺带说起了雇工费用。他说：‘都是老婆搞的，叫她别搞，她偏要搞。你知道，我是全县有名的‘妻管严’，能不能让我跟老婆商量一下？’我自然没说什么。”董书记说。
“还有县人大主任孙凌云呢，他怎么反应？”我问。
“回到宿舍，快十点钟了，我试着跟孙凌云家打了电话，他没睡，我到了他家。刚说起了雇工费用，他就像一只被激怒的狮子，大声说：‘我在红庙干了那么多年的乡长、党委书记，又当了这么多年的常务副县长、县长，公家请个雇工有什么不对？”董书记说。
“孙主任说，你看上头的一些领导，哪家不请清洁工？哪家不请保姆？哪家不请花匠？哪家清洁工、保姆、花匠的费用是自己掏腰包的？我家清洁工、保姆、花匠的费用，红庙乡可以不支付，但县里也要支付。我是看县财政吃紧，才让红庙乡支付的。”董书记说。
“有些人不干正事，就是喜欢一堆屎不臭挑起来臭，搬弄是非，挑起事端。你是县委书记，你要好好处理那些人，尤其是红庙乡的那些人，要狠狠刹住这股歪风，树立人民干部在人民中的良好形象。”董书记说。
我哈哈大笑起来：“这不是强词夺理吗？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哪家的王法啊？”
“狗屁逻辑，你说的强词夺理还轻了，我觉得是蛮横无理。你不知道啊，我当时不停地抽着烟，心情沉重，我觉得干一个县委书记特别窝囊。”董书记说。
“怎么窝囊啊？”我问。
“县委书记，说起来是最大最有实权的官，可做起事来处处像小媳妇，处处求人，讨好，和稀泥；处处为别人着想，给别人台阶，给别人面子；处处妥协，拿原则做交易，玩官场游戏。可他妈的有谁为我想过，为县委书记想过？！”董书记说。
我耐心倾听着，等他慢慢恢复平静后，轻声问：“那后来怎么样，雇工费用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在月光县，哪有那么顺利的事啊。时间一天天过去，三位县领导家里雇请的清洁工、保姆和花匠的费用依然由红庙乡支付。”董书记说。
“我多次想跟市纪委报告说，处理不了，请他们处理，但又觉得这样太丢面子，太丢人，太丢县委书记这个职务的脸，就没有请上面处理，只是消极的等他们‘回心转意’，意识到自己的不妥，然后主动纠正。”董书记说。
“我们回心转意了吗？他们自我纠正了吗？”我问。
“没有。我良好的愿望没有等到理想的结果，直到后来被莫名其妙地召回，九名雇工的费用仍然由红庙乡支付，恐怕现在也是这样。柳顺平的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老弟，我算解放了，该轮到你去做小媳妇了。”董书记说。
他又一连谈了其它各方面的事情，但都是“负面”的。
我勉强笑了笑，问他：“你没打听过调你回来的原因吗？”
“打听过，月光县里一些人总是向省里、市里告状，说我喜欢搞封建县太爷那一套，让老百姓给自己磕头，破坏党的干部是人民公仆的形象，破坏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说我无事生非，小题大做，影响了县党政领导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董书记说。
“说我搞一言堂，唯我独尊，压制不同意见，动辄查这个撤那个，弄得干部人心惶惶，干群关系紧张，干部工作积极性大大下降，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你说，这是哪跟哪啊，这不是十足的扯蛋吗？”董书记说。
停了一下，他似乎有些痛心地说：“苍蝇总是叮有缝的蛋啊！”
“我还是想问你一下，当然，你可以不回答。”我直接了当地问：“你认为这是调你回来的根本原因吗？”
“恐怕不是，这只能算桌面上的原因。”
“那么，桌面下的原因是什么呢？”
“恐怕是我触动了一些人敏感的神经，如果仍让我这个剃头匠、愣头青呆在那里，恐怕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方方面面的一些人有芒刺在背，如坐针毡之虞。说大一点，不利于‘稳定和团结’。”
“何以见得呢？”
“月光县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轻装上阵，必须进行彻底清理。要彻底清理，必然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人和事。你想，这么多年以来，月光县大大小小的事发生了多少啊，不谈月光县内部的干部升迁调动，月光县往市里、省里输送了多少干部啊，还有调这些干部的干部呢，牵一发而动全身，拔出萝卜带出泥啊……。”
我不免深有感触地应和：“是啊，是啊。”
“命运总是喜欢跟我开玩笑，我想调回来，不想干事的时候，偏不让我回来。我不想回来，想大干一番的时候，偏偏让我回来。你说，是谁跟我过不去呢？”董书记长长地叹着气，心头难平。
“那么，到底是谁跟你过不去呢？或者说，是谁对你所从事的工作过不去呢？”我紧追着问。
“算了吧，我不想想这些，想起来就头疼，就害怕，就做噩梦。你自己去慢慢感受吧。”董书记静静地望着湖面，心中有些茫然……
拜访令我尴尬，令我失望。
我真切地感到，即将开始的月光之行，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