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当行不等于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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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又做了那个奇怪的、有关大海的梦。所不同的是，这次，说不清是被巨大的风力所驱使，还是他有意为之，总之，他紧紧跟在那架高大的车轮后面，随着车轮的滚动向前狂奔。到处是险滩陷阱、峻岭荆棘，车轮却照样向前滚动，而他则深一脚浅一脚，时而跌倒在地，爬起来，再继续追赶，气喘吁吁……
不过，这次，高拱远不像第一次做这个梦时感到惊异，反而觉得是某种暗示，虽则梦境中跌跌撞撞的奔跑累得汗水湿透了夹被，醒来后却感到身心清爽了许多。
今年的气候有些怪异，立夏不过半个来月就闷热起来，像是进了三伏天，令人烦躁。高拱进得西苑，就直奔徐阶的直庐。刚到首门，书办姚旷就迎了出来，满脸笑意却甚是为难地说：“高阁老，元翁正在批阅文牍，吩咐下来……”
高拱一扬手：“我到花厅候着。”
姚旷也不敢让堂堂的阁老到茶室等候，只得放行，随高拱进了花厅，轻手轻脚地伺候茶水。
高拱在花厅坐定，闭目梳理自己的思路。
自从接到入阁的诏旨，高拱就一直在想，当拿出实招，改变时下一意维持的局面。南倭北虏乃国朝大患，当国者多年来皆无良策，他很想就此有所作为。但朝廷御虏之策已隐然定型，昨日甫到阁办事就差一点为此和徐阶闹翻，不得不暂且搁置。对南倭，往常他关注相对少些，但也查阅过不少故牍《邸报》，大体知晓来龙去脉，又从邵大侠那里得到不少启发，渐渐有了些新想法。昨天，看到珊娘所赠珊瑚串珠，高拱已会其意；而福建巡抚涂泽民的投书，则坚定了他以此为突破口的信心，也不由生出些许紧迫感。是以今日一大早，就径来谒见徐阶，欲向他陈述己见，以便早日定策。
“来人——”约莫过了一刻钟工夫，里间传来徐阶的声音。
姚旷忙从门外跑过去，徐阶吩咐：“请李阁老来。”
姚旷领命而去，高拱借机起身走进内室：“拜见元翁！”他施礼道。
“喔，是新郑啊！”徐阶起身相迎，“新郑不必多礼，同僚间，怎说拜见？呵呵呵！”说着，走过来拉住高拱的袍袖，与他一同到书案对过隔几并坐，以关切的语气说，“新郑五十开外了，无有子嗣，终是憾事！家事，也是要办妥的嘛，呵呵呵！”
“多谢元翁美意。不瞒元翁说，我与元翁弟子张叔大言，相天下者无己；在谢恩疏里也发誓国而忘家，此皆非虚应故事之言。”高拱诚恳地说，“故子嗣一事，已不挂在心间矣！”说着，从袖中掏出一函，“元翁，此为福建巡抚涂泽民写来的，敢请元翁过目。”
徐阶既没有夸赞高拱，也没有展读书函，而是长叹一声，意味深长地说：“新郑，吾老矣！”
高拱怔住了，良久才道：“元翁何出此言？”
他不知道，适才他所谓“相天下者无己”和“国而忘家”的说辞，自以为是在表达赤心为国的决心，殊不知，在徐阶看来，这分明是摆出一副肩荷社稷、以天下为己任的姿态。而这，正是徐阶所忌惮的。
徐阶一笑，并不解释：“呵呵，老夫二更即起披览文稿，老眼昏花了。”他把书函还于高拱，“新郑，涂巡抚书中说些什么？”
“涂泽民说，所谓倭寇，十之八九为我朝海商，沿海已呈民寇一家之势。”高拱把来书中自己印象最深的话先说出来，作为铺垫，随即概括说出涂泽民的观点，“涂巡抚言，绝倭患，非剿所能奏其效，时下虽经力剿而暂平一时，若无根本之策随即跟进，则所谓倭患不旋踵必再起。根本之策者，开海禁也！他欲上本提此议，因我与他乃同年，故特修书试探朝廷风向如何。”
士林风气，同科进士互称同年。
徐阶悠然地捋着胡须，面无表情地问：“新郑以为，此策可行否？”
“元翁，国朝南北两欺久矣！公帑、兵力消耗甚大，皇上宵旰所忧，天下百姓苦之，”高拱情绪激动地说，“一旦开海禁、绝倭患，则可集中精力对付北虏，南北两欺之局当可解之，此其一。自海瑞上疏，皇上深受刺激，也有振作以新治理之愿，吾辈辅佐皇上，当为之画策促成。而开海禁乃大举措，东南绅民必为之额手称庆，正是新人耳目之举。是故，开海禁，上可遂皇上新治理之愿，下可振绅民新气象之心，此其二。”
“当行，不等于可行！”徐阶笑着说，“祖制煌煌，国策久定，贸然更张，势必人言籍籍，物议腾天，此其一。圣躬违和，务求清静，岂可以此再添纷扰？此其二。”他侧过脸来，看着高拱，语甚和蔼地说，“新郑求治之心，老夫能不体谅？蔽邑松江，倭患尤烈，究根溯源，岂不晓乃海禁所致？开海禁，亦是老夫私愿。然则，我辈在政府，平章天下事，当以皇上为念；便是宜行之政，亦要把握时机，徐图缓进，所谓欲速则不达。请新郑酌之。”
高拱原以为，徐阶家乡在松江，深受海禁之苦，开海禁当能求得他的谅解，没料到徐阶会说出这番话，不觉火起，脖子一梗道：“皇上受海瑞上疏刺激,屡屡表达新治理之愿，政府焉能漫无区处、无所作为？”
昨日御虏之策被徐阶变相否决，今日开海禁之议又被他断然拒绝，而且照徐阶的说辞，时下最好甚事也别做，这让高拱感到难以接受，也顾不得礼貌，顶了他一句。
徐阶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高拱。自当国以来，内阁里还没有人对他如此说话，不意高拱甫入阁，就出言顶撞，这让他深感难堪。但他藏而不露，反而笑着说：“呵呵，老夫尚未来得及与安阳、新郑二公商榷治道，也难怪新郑误会。”顿了顿，又说，“新郑，治国之道，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吾闻新郑颇有移风俗之念，此与老夫甚合！老夫当国，矢志不渝关注者，就是移风俗、正人心。所谓有所为者，即在此也。”
听徐阶如是说，正在气中的高拱释然了。毕竟新入阁，再固执己见，势必与徐阶闹翻，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况移风俗、正人心，确是他希望做的，若以此为突破口，针对官场弊病，次第革除之，也不失为新治理的一个举措。是故他缓和了态度，诚恳地说：“如今官场奔竞成俗，贿赂公行，遇灾变而不忧，非祥瑞而致贺。吹吹拍拍，流为欺罔，士风民心，颓坏极矣。此天下之大忧也。故移风俗……”
高拱尚未说完，徐阶就笑了笑：“呵呵，新郑认同正人心为上，这就好。”但他似乎不想就此深谈下去，而是转移了话题，“今有一事正欲与新郑商榷：翰林院掌院学士空缺待补，吏部尚书杨博来咨商，新郑以为谁可任之？”
“不是政务还诸司吗？用人是吏部职权，内阁何以要过问？”高拱暗忖。转念一想，这是徐阶向自己示好，表达尊重之意，不必苛责了吧，遂脱口而出：“张叔大，乃合适人选。”
话一出口，他就悟出了，张居正恐恰是徐阶心目中的人选，故意让他说出来，既达到用自己欣赏的弟子之目的，又让他觉得受到尊重，真不愧官场老手。
“叔大资历浅，老夫恐有任用私人之议，”徐阶道，“既然新郑以为可用，那老夫不妨向吏部举荐！”说罢，对外间喊了声：“李阁老到否？”
“春芳候谒中！”是李春芳的声音，“听元翁吩咐。”
徐阶喊姚旷：“姚书办，去把案上已览文稿拿与李阁老。”待姚旷拿走厚厚的一摞文稿，徐阶站起身，对高拱说：“新郑，请移步外间稍坐。”
徐阶、李春芳、高拱在花厅坐定，李春芳边翻看文稿，边“啧啧”道：“喔呀！听姚书办说，元翁二更即起，披阅文稿，实在令春芳感动。”他转向一脸茫然的高拱，“数日前灵济宫聚众讲学，凡百数人到场，元翁实主其盟，然因元翁当直不克赴会，就命春芳代为主持。会中散发了元翁所订《明道先生定性书》《为官须先识仁》二篇，与会者讽咏而商榷之，既各出所见，就正于元翁；元翁对所呈文稿一一细心批示。”
高拱从鼻中轻轻发出“哼”声，原以为徐阶是在处理政务，竟是干这等事！
京师讲学之风越来越盛，高拱对此甚为不屑。听罢李春芳所言，高拱无论如何说不出恭维徐阶的话，只是强忍着没有出恶语。
“适才老夫与新郑言及治国之道，”徐阶开言道，“当务之急，在移风俗、正人心，此乃诸公共识。”他扫了李春芳、高拱一眼，见两人点头，继续道，“欲除弊政、移风俗，必先正人心。欲正人心，端在教化；欲善教化，必从讲学始。”
高拱闻言，大失所望！这才明白徐阶的所谓治道，竟然是透过讲学以正人心，而讲学，就是他正人心的抓手；正人心，就是他的治国要领。
既然徐阶把讲学提到如此高度，高拱也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是私下非议一番，于是道：“元翁……”
徐阶伸手做制止状：“新郑，等老夫把话说完。”他呷了口茶，“或许有人会说：居庙堂、处公门者，皆读书登第之人，对名教贤训早已了然于胸，讲学还有何益？其实不然。今士林之病，最是先学作文干禄，为了科考做官，死记硬背，不暇深究义理，焉能掌握名教精髓？而讲学则不同，听讲者已是为官之人，无干禄之诱，纯然为重新研习名教贤训，得其精髓以端正为官理念，审视自己的行为，符合名教贤训者发扬之，不符合者摒弃之。是故，讲学足以收正人心、清政风之效。孟子曰：人心不正，则一膜之外皆胡越。只要人心正，则虽四海五洲、兆民之众，足可治矣！”
“元翁所言，振聋发聩！”李春芳附和道，“所谓世道之隆替系于人心，人心之邪正系于教化。只要所有官员识仁、定性，则人心丕变，士风吏治翕然改图，旋乾转坤，真易如反掌！”
高拱对直接与徐阶争辩有所顾忌，李春芳一插话，倒给了他一个辩驳的机会，遂嘲讽道：“讲学足可旋乾转坤？可我闻科道抨击讲学谈虚论寂，开团团伙伙之门，当禁。”
几个月前，礼科给事中张岳上《辩诚伪以端士习疏》，痛诋官场讲学，建言欲端正士风、杜绝门派，当禁官员开讲坛。旋即，吏部以晋升张岳之职为由，外补为云南参议。
徐阶自然知晓高拱所说言官抨击讲学之事，是以脸色阴沉下来。他听出高拱对他秉持讲学以正人心的治道不认同，甚至嗤之以鼻，这让他感到难堪、愤怒。但徐阶历经宦海沉浮，修炼出足够的涵养和忍耐力。他长叹一声，缓缓开言道：“近来老夫反复研读宋史，读到王荆公变法，每每慨叹不已。想大宋积贫积弱，王荆公以天下为己任，大破常格，兴利除弊，变法图强，何等气概？然则，事与愿违，不仅未能挽救危机，反而自己身败名裂，后人焉能不掩卷叹息！”
李春芳、高拱有些茫然，不知徐阶何以把话题扯到宋史上。自南宋以降，王安石就是误国的代名词，人人口诛笔伐，徐阶以惋惜的口气谈到他，倒是令高拱感到意外。
“是王荆公有私心，无报国之志，乏谋国之才？非也！”徐阶连提三问，自问自答，又问李春芳、高拱，“那何以有此结局？”
高拱低头品味着徐阶的话，隐约感到弦外有音；李春芳则憨厚一笑：“愿闻元翁卓见。”
“老夫焉敢品评王荆公，”徐阶道，“程、朱、陆三大儒倒是有品评。程朱皆谓荆公不懂儒学精髓，当他说儒学之道时，已经背离了‘道’。陆九渊先生是同情王荆公的，但他也说，王荆公不懂得心是为政之本，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他笑了笑，“兴化、新郑，此为先贤之论，供二公酌之。”
高拱终于明白了，徐阶是拿王安石误宋故事来批评他，心里骤然凉了半截，暗忖：“看来，我与徐阶在治道上有着根本分歧，难怪自己提议每每被他否决。”想到这里，高拱不禁急得额头冒汗，以恳切的语气道：“元翁，王阳明先生为时下士林所崇，但阳明心学与宋之理学，差异很大。由此可见，所谓名教贤训，也是见仁见智。施政，恐还是牢牢把握一个‘实’字为好。”
徐阶一笑：“呵呵，新郑，商榷学问此非其时也，还是分头办事去吧。有暇再向新郑讨教学问！”说着，顾自起身，就要往里间走。
“元翁，说到办事，我欲进一言。”高拱也站起身，很是郑重地说，“所谓朝廷者，内有乾清宫，外有文渊阁，是国朝政本之地；直庐乃为助皇上修玄所设。按例，阁臣有事在直，无事在阁，然刻下阁臣悉数在直庐办事，为便于沟通部院、便于办事，我辈阁臣宜到文渊阁轮直阁务。”
第一天入直到文渊阁的经历，让高拱感到有必要向徐阶提出这个建言。
徐阶愣住了，良久才缓过神来，面带愠色，问：“新郑说甚？
高拱并没有觉察到徐阶的不悦，重复道：“我是说，四阁臣宜到文渊阁轮直阁务，不知元翁尊意如何？”
徐阶不答，故意问：“喔，老夫忘记了，新郑入直几天了？”
高拱觉得徐阶问得好笑，但还是答道：“第二日。”
“喔，刚第二天，老夫恍惚了，以为新郑入直已然甚久了。”徐阶冷笑着说，“如此甚好。轮直与否，老夫不敢妄言，就请高阁老拟个公本，呈请圣裁吧！”言毕，用力一甩袍袖，气呼呼地向内室走去。
高拱正为徐阶采纳自己的建言而欣慰，一眼望见他怒气冲冲的样子，不觉满腹狐疑：都说元翁城府深不可测，此时因何怒形于色？
高拱又做了那个奇怪的、有关大海的梦。所不同的是，这次，说不清是被巨大的风力所驱使，还是他有意为之，总之，他紧紧跟在那架高大的车轮后面，随着车轮的滚动向前狂奔。到处是险滩陷阱、峻岭荆棘，车轮却照样向前滚动，而他则深一脚浅一脚，时而跌倒在地，爬起来，再继续追赶，气喘吁吁……
不过，这次，高拱远不像第一次做这个梦时感到惊异，反而觉得是某种暗示，虽则梦境中跌跌撞撞的奔跑累得汗水湿透了夹被，醒来后却感到身心清爽了许多。
今年的气候有些怪异，立夏不过半个来月就闷热起来，像是进了三伏天，令人烦躁。高拱进得西苑，就直奔徐阶的直庐。刚到首门，书办姚旷就迎了出来，满脸笑意却甚是为难地说：“高阁老，元翁正在批阅文牍，吩咐下来……”
高拱一扬手：“我到花厅候着。”
姚旷也不敢让堂堂的阁老到茶室等候，只得放行，随高拱进了花厅，轻手轻脚地伺候茶水。
高拱在花厅坐定，闭目梳理自己的思路。
自从接到入阁的诏旨，高拱就一直在想，当拿出实招，改变时下一意维持的局面。南倭北虏乃国朝大患，当国者多年来皆无良策，他很想就此有所作为。但朝廷御虏之策已隐然定型，昨日甫到阁办事就差一点为此和徐阶闹翻，不得不暂且搁置。对南倭，往常他关注相对少些，但也查阅过不少故牍《邸报》，大体知晓来龙去脉，又从邵大侠那里得到不少启发，渐渐有了些新想法。昨天，看到珊娘所赠珊瑚串珠，高拱已会其意；而福建巡抚涂泽民的投书，则坚定了他以此为突破口的信心，也不由生出些许紧迫感。是以今日一大早，就径来谒见徐阶，欲向他陈述己见，以便早日定策。
“来人——”约莫过了一刻钟工夫，里间传来徐阶的声音。
姚旷忙从门外跑过去，徐阶吩咐：“请李阁老来。”
姚旷领命而去，高拱借机起身走进内室：“拜见元翁！”他施礼道。
“喔，是新郑啊！”徐阶起身相迎，“新郑不必多礼，同僚间，怎说拜见？呵呵呵！”说着，走过来拉住高拱的袍袖，与他一同到书案对过隔几并坐，以关切的语气说，“新郑五十开外了，无有子嗣，终是憾事！家事，也是要办妥的嘛，呵呵呵！”
“多谢元翁美意。不瞒元翁说，我与元翁弟子张叔大言，相天下者无己；在谢恩疏里也发誓国而忘家，此皆非虚应故事之言。”高拱诚恳地说，“故子嗣一事，已不挂在心间矣！”说着，从袖中掏出一函，“元翁，此为福建巡抚涂泽民写来的，敢请元翁过目。”
徐阶既没有夸赞高拱，也没有展读书函，而是长叹一声，意味深长地说：“新郑，吾老矣！”
高拱怔住了，良久才道：“元翁何出此言？”
他不知道，适才他所谓“相天下者无己”和“国而忘家”的说辞，自以为是在表达赤心为国的决心，殊不知，在徐阶看来，这分明是摆出一副肩荷社稷、以天下为己任的姿态。而这，正是徐阶所忌惮的。
徐阶一笑，并不解释：“呵呵，老夫二更即起披览文稿，老眼昏花了。”他把书函还于高拱，“新郑，涂巡抚书中说些什么？”
“涂泽民说，所谓倭寇，十之八九为我朝海商，沿海已呈民寇一家之势。”高拱把来书中自己印象最深的话先说出来，作为铺垫，随即概括说出涂泽民的观点，“涂巡抚言，绝倭患，非剿所能奏其效，时下虽经力剿而暂平一时，若无根本之策随即跟进，则所谓倭患不旋踵必再起。根本之策者，开海禁也！他欲上本提此议，因我与他乃同年，故特修书试探朝廷风向如何。”
士林风气，同科进士互称同年。
徐阶悠然地捋着胡须，面无表情地问：“新郑以为，此策可行否？”
“元翁，国朝南北两欺久矣！公帑、兵力消耗甚大，皇上宵旰所忧，天下百姓苦之，”高拱情绪激动地说，“一旦开海禁、绝倭患，则可集中精力对付北虏，南北两欺之局当可解之，此其一。自海瑞上疏，皇上深受刺激，也有振作以新治理之愿，吾辈辅佐皇上，当为之画策促成。而开海禁乃大举措，东南绅民必为之额手称庆，正是新人耳目之举。是故，开海禁，上可遂皇上新治理之愿，下可振绅民新气象之心，此其二。”
“当行，不等于可行！”徐阶笑着说，“祖制煌煌，国策久定，贸然更张，势必人言籍籍，物议腾天，此其一。圣躬违和，务求清静，岂可以此再添纷扰？此其二。”他侧过脸来，看着高拱，语甚和蔼地说，“新郑求治之心，老夫能不体谅？蔽邑松江，倭患尤烈，究根溯源，岂不晓乃海禁所致？开海禁，亦是老夫私愿。然则，我辈在政府，平章天下事，当以皇上为念；便是宜行之政，亦要把握时机，徐图缓进，所谓欲速则不达。请新郑酌之。”
高拱原以为，徐阶家乡在松江，深受海禁之苦，开海禁当能求得他的谅解，没料到徐阶会说出这番话，不觉火起，脖子一梗道：“皇上受海瑞上疏刺激,屡屡表达新治理之愿，政府焉能漫无区处、无所作为？”
昨日御虏之策被徐阶变相否决，今日开海禁之议又被他断然拒绝，而且照徐阶的说辞，时下最好甚事也别做，这让高拱感到难以接受，也顾不得礼貌，顶了他一句。
徐阶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高拱。自当国以来，内阁里还没有人对他如此说话，不意高拱甫入阁，就出言顶撞，这让他深感难堪。但他藏而不露，反而笑着说：“呵呵，老夫尚未来得及与安阳、新郑二公商榷治道，也难怪新郑误会。”顿了顿，又说，“新郑，治国之道，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吾闻新郑颇有移风俗之念，此与老夫甚合！老夫当国，矢志不渝关注者，就是移风俗、正人心。所谓有所为者，即在此也。”
听徐阶如是说，正在气中的高拱释然了。毕竟新入阁，再固执己见，势必与徐阶闹翻，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况移风俗、正人心，确是他希望做的，若以此为突破口，针对官场弊病，次第革除之，也不失为新治理的一个举措。是故他缓和了态度，诚恳地说：“如今官场奔竞成俗，贿赂公行，遇灾变而不忧，非祥瑞而致贺。吹吹拍拍，流为欺罔，士风民心，颓坏极矣。此天下之大忧也。故移风俗……”
高拱尚未说完，徐阶就笑了笑：“呵呵，新郑认同正人心为上，这就好。”但他似乎不想就此深谈下去，而是转移了话题，“今有一事正欲与新郑商榷：翰林院掌院学士空缺待补，吏部尚书杨博来咨商，新郑以为谁可任之？”
“不是政务还诸司吗？用人是吏部职权，内阁何以要过问？”高拱暗忖。转念一想，这是徐阶向自己示好，表达尊重之意，不必苛责了吧，遂脱口而出：“张叔大，乃合适人选。”
话一出口，他就悟出了，张居正恐恰是徐阶心目中的人选，故意让他说出来，既达到用自己欣赏的弟子之目的，又让他觉得受到尊重，真不愧官场老手。
“叔大资历浅，老夫恐有任用私人之议，”徐阶道，“既然新郑以为可用，那老夫不妨向吏部举荐！”说罢，对外间喊了声：“李阁老到否？”
“春芳候谒中！”是李春芳的声音，“听元翁吩咐。”
徐阶喊姚旷：“姚书办，去把案上已览文稿拿与李阁老。”待姚旷拿走厚厚的一摞文稿，徐阶站起身，对高拱说：“新郑，请移步外间稍坐。”
徐阶、李春芳、高拱在花厅坐定，李春芳边翻看文稿，边“啧啧”道：“喔呀！听姚书办说，元翁二更即起，披阅文稿，实在令春芳感动。”他转向一脸茫然的高拱，“数日前灵济宫聚众讲学，凡百数人到场，元翁实主其盟，然因元翁当直不克赴会，就命春芳代为主持。会中散发了元翁所订《明道先生定性书》《为官须先识仁》二篇，与会者讽咏而商榷之，既各出所见，就正于元翁；元翁对所呈文稿一一细心批示。”
高拱从鼻中轻轻发出“哼”声，原以为徐阶是在处理政务，竟是干这等事！
京师讲学之风越来越盛，高拱对此甚为不屑。听罢李春芳所言，高拱无论如何说不出恭维徐阶的话，只是强忍着没有出恶语。
“适才老夫与新郑言及治国之道，”徐阶开言道，“当务之急，在移风俗、正人心，此乃诸公共识。”他扫了李春芳、高拱一眼，见两人点头，继续道，“欲除弊政、移风俗，必先正人心。欲正人心，端在教化；欲善教化，必从讲学始。”
高拱闻言，大失所望！这才明白徐阶的所谓治道，竟然是透过讲学以正人心，而讲学，就是他正人心的抓手；正人心，就是他的治国要领。
既然徐阶把讲学提到如此高度，高拱也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是私下非议一番，于是道：“元翁……”
徐阶伸手做制止状：“新郑，等老夫把话说完。”他呷了口茶，“或许有人会说：居庙堂、处公门者，皆读书登第之人，对名教贤训早已了然于胸，讲学还有何益？其实不然。今士林之病，最是先学作文干禄，为了科考做官，死记硬背，不暇深究义理，焉能掌握名教精髓？而讲学则不同，听讲者已是为官之人，无干禄之诱，纯然为重新研习名教贤训，得其精髓以端正为官理念，审视自己的行为，符合名教贤训者发扬之，不符合者摒弃之。是故，讲学足以收正人心、清政风之效。孟子曰：人心不正，则一膜之外皆胡越。只要人心正，则虽四海五洲、兆民之众，足可治矣！”
“元翁所言，振聋发聩！”李春芳附和道，“所谓世道之隆替系于人心，人心之邪正系于教化。只要所有官员识仁、定性，则人心丕变，士风吏治翕然改图，旋乾转坤，真易如反掌！”
高拱对直接与徐阶争辩有所顾忌，李春芳一插话，倒给了他一个辩驳的机会，遂嘲讽道：“讲学足可旋乾转坤？可我闻科道抨击讲学谈虚论寂，开团团伙伙之门，当禁。”
几个月前，礼科给事中张岳上《辩诚伪以端士习疏》，痛诋官场讲学，建言欲端正士风、杜绝门派，当禁官员开讲坛。旋即，吏部以晋升张岳之职为由，外补为云南参议。
徐阶自然知晓高拱所说言官抨击讲学之事，是以脸色阴沉下来。他听出高拱对他秉持讲学以正人心的治道不认同，甚至嗤之以鼻，这让他感到难堪、愤怒。但徐阶历经宦海沉浮，修炼出足够的涵养和忍耐力。他长叹一声，缓缓开言道：“近来老夫反复研读宋史，读到王荆公变法，每每慨叹不已。想大宋积贫积弱，王荆公以天下为己任，大破常格，兴利除弊，变法图强，何等气概？然则，事与愿违，不仅未能挽救危机，反而自己身败名裂，后人焉能不掩卷叹息！”
李春芳、高拱有些茫然，不知徐阶何以把话题扯到宋史上。自南宋以降，王安石就是误国的代名词，人人口诛笔伐，徐阶以惋惜的口气谈到他，倒是令高拱感到意外。
“是王荆公有私心，无报国之志，乏谋国之才？非也！”徐阶连提三问，自问自答，又问李春芳、高拱，“那何以有此结局？”
高拱低头品味着徐阶的话，隐约感到弦外有音；李春芳则憨厚一笑：“愿闻元翁卓见。”
“老夫焉敢品评王荆公，”徐阶道，“程、朱、陆三大儒倒是有品评。程朱皆谓荆公不懂儒学精髓，当他说儒学之道时，已经背离了‘道’。陆九渊先生是同情王荆公的，但他也说，王荆公不懂得心是为政之本，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他笑了笑，“兴化、新郑，此为先贤之论，供二公酌之。”
高拱终于明白了，徐阶是拿王安石误宋故事来批评他，心里骤然凉了半截，暗忖：“看来，我与徐阶在治道上有着根本分歧，难怪自己提议每每被他否决。”想到这里，高拱不禁急得额头冒汗，以恳切的语气道：“元翁，王阳明先生为时下士林所崇，但阳明心学与宋之理学，差异很大。由此可见，所谓名教贤训，也是见仁见智。施政，恐还是牢牢把握一个‘实’字为好。”
徐阶一笑：“呵呵，新郑，商榷学问此非其时也，还是分头办事去吧。有暇再向新郑讨教学问！”说着，顾自起身，就要往里间走。
“元翁，说到办事，我欲进一言。”高拱也站起身，很是郑重地说，“所谓朝廷者，内有乾清宫，外有文渊阁，是国朝政本之地；直庐乃为助皇上修玄所设。按例，阁臣有事在直，无事在阁，然刻下阁臣悉数在直庐办事，为便于沟通部院、便于办事，我辈阁臣宜到文渊阁轮直阁务。”
第一天入直到文渊阁的经历，让高拱感到有必要向徐阶提出这个建言。
徐阶愣住了，良久才缓过神来，面带愠色，问：“新郑说甚？
高拱并没有觉察到徐阶的不悦，重复道：“我是说，四阁臣宜到文渊阁轮直阁务，不知元翁尊意如何？”
徐阶不答，故意问：“喔，老夫忘记了，新郑入直几天了？”
高拱觉得徐阶问得好笑，但还是答道：“第二日。”
“喔，刚第二天，老夫恍惚了，以为新郑入直已然甚久了。”徐阶冷笑着说，“如此甚好。轮直与否，老夫不敢妄言，就请高阁老拟个公本，呈请圣裁吧！”言毕，用力一甩袍袖，气呼呼地向内室走去。
高拱正为徐阶采纳自己的建言而欣慰，一眼望见他怒气冲冲的样子，不觉满腹狐疑：都说元翁城府深不可测，此时因何怒形于色？